钱颖一的清华经管十二年

　　钱颖一把几十年教育经验用2万字写了出来：中国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  作者钱颖一，清华经管院第四任院长 来源：经济学家圈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 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知识掌握上，更体现在学生的思维发展上，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在理念上，批判性思维可分为能力（skillsets）和心智模式（mindsets）两个层次，而创造性思维可看做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决定。在实践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批判性思维教育的9年历程和清华x-lab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5年探索，提供了从理念到行动的两个案例。本文还评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对在中国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提出若干建议。 第一部分：理念 一、教育的价值：从知识到思维 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教育价值的认知是知识获取（从学生角度）和知识传授（从教师角度）。目前的应试教育，更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因为考试的基本目的就是测试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学生的职责是学习知识，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这些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小孩回到家里，家长通常问的问题的是今天你学了什么新知识？具有工作经验的人再回到学校学习，目的是为了更新知识。 知识有各种各样，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前沿知识，即使是在通识教育中，关注的也是通识知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知识主要是人文知识和实用知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后、知识更多体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各类应用知识。在应试教育中，知识被浓缩为“知识点”，就是那些关键概念和公式，那些在考题中会出现，在评卷中评审人会去努力寻找的关键词或关键内容。 事实上，知识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中同，知识又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社会等级制度，而是在科举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就是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样把知识与个人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 在当今中国，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派生出一系列学生学习知识的特点和方法。首先是学生学习知识投入的时间多。研究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平均每天多两个小时。当然，这会产生挤出效应，由于用在学习知识上的时间多了，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时间就少了。 学生投入学习时间多，不仅反映在校内学业负担重，而且也反映在课外辅导多。最近教育部门试图减少学生校内学业负担，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校外辅导班的增多。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教育辅导产业，一些这类公司上市了，并且有很高的市值。这都说明了市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 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下，学生为掌握知识点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于文科题目，“死记硬背”是传统方式。而理科题目，当然可以死记硬背公式和概念，但是解题就不容易了。不过，学生们也开发出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大量做题”来识别题型，记住解题技巧，最终达到解题的目的。俗话说熟能生巧，题目做得足够多，以至于“刷题”把能够找到的题目都做一遍，这样在考试中遇上做过的类似题目或题型的可能性就大。 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一种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通常也是以知识为核心的，表现在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特殊培养，主要体现在“学早一点”、“学多一点”、“学深一点”。这里仍然是对知识而言的。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经历中发现，中国留学生往往在硕士和博士头两年的考试中领先全班。因为他们学得早、学得多、学得深。但是在此之后，当到达了知识前沿时，在需要自己探索新知识的时候，中国学生的通常优势就没有了。这似乎同时印证了“因材施教”方法的长处和短处。 这种对知识点掌握的重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知识就是力量”本身是有道理的。知识确实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而教育就是人力资本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中学生在国际测评PISA中表现优秀，以至于近期一些发达国家聘请中国中学教师去教课。大量中国留学生被发达国家大学接受读硕士和博士。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教育有它的长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在近期被人诟病的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正是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够，这里的知识就是指各种学科的知识。 不过，中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可能正好与美国教育的长处和短处相反。虽然我们重视知识，但是我们存在另外的、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太简单地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教育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呢？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他对教育也有很多深刻见解。我最常引用的爱因斯坦关于教育的一句话是：“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当他到达波士顿后，一个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上找到答案，没有必要记住。随后就讲了上述这句名言。 爱因斯坦这里说的事实就是知识。知识当然重要，但是知识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他在这里提出了有关教育价值的一个新命题，就是教育的价值不是记住很多知识，而是训练大脑的思维。这就提出了教育价值超越知识的另一个维度——思维。而恰恰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中国教育是薄弱的。学生的思维发展正是我们教育中的短板。 思维或思考（thinking）通常被称为能力。能力有别于知识，这样便于区分两者。但是在本文中，思维或思考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所以，本文不局限于讨论思维能力，因为它包含超越能力的部分。 本文将集中讨论两种重要的思维——批判性困维和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交集。但是并不完全相同。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教育是一个目前在世界范围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受到重视的话题，而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教育则是一个在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内更加受到重视的话题。在大学中，致力于本科通识教育的人更加关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中，关注创新的人则更加关注创造性思维教育。我的看法是，这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放在一起讨论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 二、批判性思维教育 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Derek Bok）在2006年出版Q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一书，中文翻译版是《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这本书基于他对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观察和反思，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提出诸多批评和改革建议。在我看来，他在书中对美国大学生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根据对哈佛学生的观察并且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博克在书中把大学本科生的思维模式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Ignorant Certainty”，即“无知的确定性”。这是一个盲目相信的阶段。刚从高中毕业进人大学的新生，往往都处于这个阶段。在中学，学生认为学到的知识是千真万确的，这个确定性来源于学生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是一种无知下的确定性。 第二阶段是“lntelligent Confusion”，即“有知的混乱性”。这是一个相对主义阶段。学生上了大学之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各种对立的学派。虽然学生的知识增加了，但是他们往往感到各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无法判断出哪个说法更有道理。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 博克观察到大多数本科生的思维水平都停留在第二阶段，只有少数学生的思维水平能够进人第三阶段，就是“Critical Thinking”，即“批判性思维”阶段。这是思维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在各种不同说法之间，通过分析、取证、推理等方式，作出判断，论说出哪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高级阶段，它有两个特征①第一，批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第二，批判性思维又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做出判断，而不是同样接受不同解释和判断。这两个特征正是分别针对“无知的确定性”和“有知的混乱性”的，因此批判性思维不同于这两种思维方式。 在这两个特征中，第一条是会质疑即提出疑问。能够提出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据说犹太人小孩回到家里，家长不是问“你今天学了什么新知识”，而是问“你今天提了什么新问题”，甚至还要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中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条是在提出疑问之后，能够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力”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能力（skillsets）。第二个层次是“心智模式”层次，学生应该获取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mindsets）。 首先，批判性思维的第一层次是一种能力，有别于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测试的。比如，美网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就是一种测试。这套考题与ETS的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ETS HEIfhten样品题目中有这样两道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们是如何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题目一：下面是网上论坛中两人的一段对话： Kate：Seti的诗“橡树”比较了橡树周期性脱树皮与作者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经历。这首诗不可能是在1960年之前写的。在1960年之前，作者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故乡阿拉斯加，那里太冷，不可能有橡树生长。在1960年，Seti访问了澳大利亚，那里橡树十分普遍。所以，这首诗一定是在她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或以后写的。 Miriam：但是Seti完全有可能不需要亲自观察到橡树脱树皮的过程，也能够了解橡树的这种现象。所以，她有可能在她职业生涯中的任何时间写这首诗，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60年之前。 问题：下面的哪种情况最准确地刻画了Miriam对Kate的反驳？ （A）它说明了Kate的论据假设了她要试图说明的观点。 （B）它从Kate在论说时提供的证据中推出了相反的结论。 （C）它拒绝了Kate的一个没有说出的假定，从而反驳了Kate的说法。 （D）它对Kate用以支持她的结论的一个论点提出了疑问。 正确的答案是（C）。这是因为支持Kate推理的一个没有说出的假定是一个人只有亲身访问澳大利亚后才能观察到橡树脱树皮这种现象，才能对它有所了解。当然这个假定不一定是对的。 题目二：对Longport镇居民的调查发现在过去的12个月中，在上继续教育的人中，修文学课的人数比修艺术课的人数要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人修了多门艺术课，因为课程注册的数据显示，注册艺术课的人数超过注册文学课的人数。 问题：以上的推理取决于下面的哪一个假定？ （A）非Longport镇的居民中没有很多人注册艺术课。 （B）文学课堂数不多于艺术课堂数。 （C）在过去的12个月中，很少Longport镇的居民既选了艺术课又选了文学课。 （D）在过去的12个月中，多数Longport镇的居民选了至少一门艺术课。 正确的答案是（A）。这是因为在没有太多从Longport镇以外来的人注册艺术课的条件下，从Longport镇上修文学课的人数比修艺术课的人数多这个事实出发，可以推出一些人修了多门艺术课。 以上两道题目旨在发现隐含的未说出的假定和找出推理成立的必要条件，这些逻辑相关问题都是批判性思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测试对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所帮助。但是，这种测试也有问题：因为它是可训练的，所以测试成绩好可能是因为学生会考试。在以往的测试中发现，批判性思维的测试成绩与数学、物理等学科的测试成绩有相关性，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2018年中国高考全国II卷中的作文题，也是一个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题目。 题目：根据以下材料写一篇作文。“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沃德（Abraham Wald）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之前也是经济学教授。他是统计决策理论（startistical decision theory）和序贯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的创始人之一。上面的故事是他在“二战”期间帮助美军分析的一个例子，它说明了统计分析中的“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问题。那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能够飞回来的飞机，而看不到那些被击落而没能飞回来的飞机。所以，只是根据“幸存者”的数据做出的判断是不正确的。这是基于统计推断的思维，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能力。这种测试题超越传统的知识范围，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训练、可测试的。但是如果认为批判性思维只是这些内容，那就错了。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称之为心智模式（mindset）。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和“问为什么”（ask the why question）。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层次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走进思维“盲区”。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是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也可以通过诸如ETS的考题来测试。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Carol Dweck）的畅销书Mindset：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中文版《看见成长的自己》）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成长型心智模式”（growth mindsets）和“不变型心智模式”（fixed mindsets）。所谓不变型心智模式就是用固定的、守旧的思维习惯去思考问题。而成长型心智模式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思维习惯，不断拓宽思维范围，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同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如何）的范畴了，而是进人到“what”（什么）和“why”（为什么）的范畴。 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如何）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如何）的，但很少是关于“why”（为何）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但不求甚解。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人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三、创造性思维教育 批判性思维教育是一个普遍的教育问题，而创造性思维教育更多地为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国家所关注。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经由高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要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即创造性人才。中国教育的优势表现在学生整体水平比较高，但是中国教育的弱点是突出人才太少。我曾经用一个统计学术语刻画这个特征：“均值高”、“方差小”，含义是，学生的平均水平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较少。 这个教育特征对经济发展有双重含义：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模仿追赶阶段，它并不是坏事，至是优势，因为比较整齐、平均水平比较高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执行和管理。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阶段，缺少突出的、有创造力的人才，对经济发展会很不利。这就是为引么培养创造性人才在今日的中国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基本原因。 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的核心是人的创造性思维。人的创造性思维是指新的思维、与众不同的思维，它是产生创造力的源泉。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因为创造力的核心是“新”，发现新规律，发明新产品，运用新方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 2005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一般、更具准确性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不是没有，为什么这么少？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人口的1/5，是美国人口的4.5倍，日本人口的11倍。中国的经济总量（GDP）占全球总量的1/7，是美国GDP的60%，日本GDP的2.5倍。中国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有3600多万，高校在校生2700多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均为全球第一。相对于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受教育者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在中国产生的创新不是没有，确实太少。 近年来，我们也有不小进步。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占全球总量的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间，共有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1个。当然，中国按照人均GDP的发展水平目前还只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不过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况且中国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们的现在与日本的70年代比，并考虑到我们的人口规模，从诺贝尔科学奖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数学的菲尔兹奖是另一个指标。中国内地至今还没有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中国香港、越南、伊朗都产生过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我们当然不能以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为唯一指标，但是它们有标志性。“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创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么？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三因素假说：创造性思维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决定。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而这些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把乔布斯（Steve Jobs）描写为“站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企业家，是指科学与艺术的跨界。马斯克（Elon Musk）的本科专业是商业管理，同时修物理学第二学位，而物理学对他的创新创业有很大影响，这是科学与商业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识层面，我们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狭隘的专业知识的范围，更多地强调跨学科和跨界知识。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人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几年前，清华大学物理系邀请了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在探讨他们为什么取得科学成就时，清华学生提出的词是基础好、数学好、动手能力强、勤奋、努力等。然而，这四个人回答是一样的，不是这几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说好奇心最重要。 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还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只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all we know and understand，while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and all there ever will be to know and understand．）他在这里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识以外的因素，这正是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视的方面。 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经济学家都是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并以此测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不像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那么简单了，非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批评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压制和否定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 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下，情况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长，教师和学生越努力，虽然学生的知识增长了，知识点掌握多了，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被扼杀得越系统、越彻底，结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么，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作为两者乘积的创造性思维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单纯上升的形状，如图1所示。 这就形成了创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力，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力。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造性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不那么确定，但是却能为解释一些辍学大学生很有创造力提供了空间。 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那么我对“饯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当前影响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义，具体表现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态和浮夸环境。个人和社会都想在创新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插个杆子，太阳一照，马上就能看到影子。各种评价机制多奖励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创造性和长远的成果往往难度量、难量化。短期功利主义也是创新中的“同质性”和创业中的“羊群效应”的深层次原因。 讲到创新的动机，还是需要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讲话中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因斯坦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爱因斯坦的信念是“简洁思维”，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简洁的理论解释，并可以用简洁的公式表述。他说过，“如果你无法简单地解释，就说明你知道得还不够多。”（If you can‘t explain something simply，you don’t know enough about it．）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所以，他的创造性的动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来自向往“简洁思维”的激情。 乔布斯的创新也是来自一种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维”。面对IBM这样的大公司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乔布斯相信我要与你不同。长期以来，IBM的座右铭是其创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维），这就是ThinPad名称的来源。1997年，当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正处于低谷。他为苹果公司精心设计了一个划时代的广告“献给疯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在展示出包括爱因斯坦、爱迪生、毕加索等杰出人物（“疯狂的人”）之后，广告推出的主题是苹果公司向这些人致意，与他们为伍，并针对IBM的“Think”推出苹果公司与这些“疯狂的人”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Think diffcrent”，即“不同思维”。正是这个“不同思维”，成就了苹果公司贡献给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产品。 一般来说，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体到当前情况，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这些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的结果。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这些需要长期才能见到成效的结果。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由于一种内在动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是为了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更幸福。这种内在价值是一种心态，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如果创造性思维是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者的乘积：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x价值取向，那么，在这三种价值取向下人的创新动机不同，所产生的创造力也不同，如图2所示。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虽然也能出创新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作出创造性贡献、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还不是创新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普朗克、爱因斯坦、乔布斯这样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具有第三类动机，是最高的境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雄败寇的价值观，导致的是抄袭、复制，而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更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社会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另一个极端是科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产生是最为纯粹地基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在古希腊，求知并非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无知，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正是古希腊的那种对智慧的纯粹的热爱，那种完全的非功利主义、不追求任何有用的回报的价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辉煌的哲学和科学。当然现代社会的情况不同于古希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受到启发。 第二部分：实践 四、批判性思维教育：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改革九年历程 清华经管学院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院，学科覆盖2个学科门类下的4个一级学科：经济学门类下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下的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清华大学每年招收3300名左右本科生，其中经管学院招收200名左右本科生，文理兼招。学院本科共有3个专业：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按照高考成绩衡量，清华经管学院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生源。 在十年前的2008-2009学年，学院针对本科教育改革进行了一年的调研和讨论。清华大学积极支持学院的改革，分管校领导在2009年春季学期把经管学院列为全校本科教育改革试点学院，先行尝试本科教育改革。我在2011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的《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一文对清华经管学院当时的本科教育改革思路有系统介绍。 经管学院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2009级本科生中实施新的本科培养方案。这个方案的突出点就是把本科教育从知识层面扩大到能力层面和价值层面。为此，学院提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的“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清华大学在2014年提出的教育40条中，把这个“三位一体”作为整个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 新的本科培养方案有三项具体改革措施。除了实施作为本科教育基础的通识教育和促进个性发展的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两项之外，就是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贯穿于本科教育的全过程。 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以批判性思维教育为抓手是有深到思考的，本科教育既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个方面，也有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两个维度。如何把这两个方面和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呢？学院的思路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是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粘合剂，批判性思维教育也是连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的桥梁。批判性思维教育具有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发展的一般性特征。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新认识。 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到2018年春季学期结束，新的本科培养方案，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教育，在清华经管学院已经实践9年。在此期间，学院从未停止过总结和反思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进展情况。2014年春季学期，在新的培养方案实施5年之际，学院总结本科教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并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为题申请教育成果奖。该申请在同年秋季学期获得每四年评选一次的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在2016年秋季学期，在新的培养方案实施7年之际，学院组织了若干场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在2018年春季学期，在批判性思维教育实施9年之际，学院再次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期间，我作为清华大学第25次教育研讨会通识教育组联席组长，在讨论会上介绍经管学院的情况，并在学校层面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 在这些总结和反思中很重要的一次是学院在2016年11月25日组织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专场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学院院长、分管副院长、教学办公室老师、授课教师、学生、校友参加，也邀请了来自大学教务处、教育研究院、新雅书院的老师参加。研讨会对相关课程进行评审，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那时正值我的《大学的改革》两卷本出版，所以在这个会上印发了收入其中的我的10次讲话，从2009年8月27日在2009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谈到批判性思维教育，到2015年8月20日在2015级本科生入学导向上的讲话。在研讨会上，我结合这10次讲话系统梳理了经管学院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思路与历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回避问题并直面挑战。 这次研讨会上学院决定与ETS合作，使用ETS 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学院希望通过这个测试来评估各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校期间的变化，特别是用来评估一些核心课程的直接影响，包括比较不同授课教师之间的差别。学院分别在2017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和2018年1月（秋季学期结束）举行了两次测试。第一次测试共有393人参加，主要覆盖学院大一、大二学生。第二次测试共有151人参加，覆盖学院大二学生。从两次测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大二学生在2017年秋季学期学习有关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效果以及不同授课教师的差别。 学院在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方面有两项具体行动，就是重点建设通识教育中的两门课程：《中文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写作课，这是一门目前在国际高校，包括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大一新生必修课。在哈佛，《英文写作》（Expository Writing）是对本科生要求的唯一一门必修课。按照哈佛的要求，写作课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这门课旨在训练学生就一个主题正确地提出问题，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清晰有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能客观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最终培养的是学生的理性思维和书面表达能力。这是从高中阶段的作文写作过渡到大学阶段的论说写作的必要训练。一手研究、文本细读、批判性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教学方式。要达到训练目的，以哈佛大学为例，12人一个小班、一个学期要开设70多个课堂，两个学期方可覆盖每年入校的1600名学生。 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把2学分的《中文写作》列为一年级必修课，学生可在大一的秋季学期或春季学期修。这是学院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落地的第一门课程。《中文写作》课程内容重点是论说文写作，强调写作的说理性，把写作与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写作为什么与批判性思维相关？原因是写不好，是因为想不清。同学们发现，《中文写作》课不单是技术性的写作技巧，而更加是批判性思维的书面呈现。一篇不佳的文章，或者是由于材料搜集不充分，或者是由于逻辑论述不严谨，或者是由于理论应用不恰当。写作的目的是使作者的论说有说服力，最终是要使读者读后信服。 《中文写作》的授课方式采取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和“面批”三种形式。由于受师资所限，课堂在30人左右，与国外大学相比仍然偏大。小组讨论通常是5人左右的小组。“面批”环节是老师与学生一对一，老师当面批改学生写的文章并讲解其中的道理。学生写作的主题方向由老师确定，具体内容学生根据自己兴趣自由选择。实现小班授课，特别是个别指导，是相当花费时间的。仅“面批”一个环节，教师每次与每个学生30分钟沟通，如果每学期“面批”两次，仅一个课堂30人就需要30个小时工作量。 学生对《中文写作》课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效果和同学的投入程度。一位2017级本科生是某省文科状元，她的高考作文获得58分（满分60分），她在《中文写作》课上投入很多，她的期末文章是关于袖子形成中折射出的汉满蒙三族服饰文化的交融。为此她投入很多精力，做了细致的研究，才完成了写作。她感叹道：“高考写作是应试，不是为了探索、为了了解自己，不是自己与天地与古今中外的对话。现在，通过《中文写作》与《中文沟通》的学习，学习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内省的学习，是对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给自己的是一种修养。学到了不同沟通风格没有好坏，而是要认识自己，要将自己风格的发挥与情景进行匹配。无论是从对自己人生审视的角度还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角度，这两门课都是必备的。” 至今《中文写作》课在清华经管学院一直坚持开设了9年。2018年5月17日，在首场“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宣布，清华大学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计划到2020年，该课程将覆盖清华所有本科生。这说明了经管学院坚持9年的《中文写作》（以及《中文沟通》课）获得了学校的认可。由学校开设《写作与沟通》课也将缓解学院聘用相关教师的压力。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是学院批判性思维教育落地的第二门课。它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成为一门3学分的必修课程，作为必修课它已经连续开设8年。在2011年5月18日，学院邀请了哈佛大学讲授《正义》课程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为首次成为必修课的这门课讲了一课。哈佛的《正义》课是单纯的道德推理课程，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则把批判性思维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是考虑到中国学生特点而设计的课程。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对道德相关问题只能做肤浅的判断，无法做有深度的道德推理。开始时这门课安排在大二的春季学期，后来放到大二的秋季学期、从下一学年开始，这门课将放到大二的秋季和春季学期，学生可以选择。这门课程目前有3位教师，平均大约30人左右一个课堂。除了课堂讲授之外，还有小班讨论，大约15人一个小班。小班讨论由高年级曾经上过该课的学生担任“教员”（Teaching Fellow），独立讲授辅助材料并组织讨论。担任该课教员的学生普遍反映，担任教员的过程比之前的被动学习收获更大。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清华经管学院通识教育课程中最具创新，也是同学们评价最高的一门课。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习经典著作，辩论热点问题，从提出疑问到收集证据，从推理论证到考察其他可能的解释。这门课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casoning”，简称为“CTMR”。经管学院学生的一个口头禅是：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意思是你对这个问题是否做过不同的分析思考。CT（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磁共振成像）是两种医疗诊断设备。在清华经管学院，CTMR就是一种思维诊断方法或思维心态。现在，CTMR已经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的一张名片。 在每年的毕业季，我作为院长都会问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生们一个问题：四年中经管学院的哪门课对你们影响最大？我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同学们对这门课有很多正面的评价。比如，2010级的一位同学说：“有的课能授人以知识，让人具备某种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这种课给人的影响，只是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但更有一些课，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提升一个人的思想能力。这样的课程，对人的影响便是一种全方位的提升。而这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便是这样一种课。”2012级的一位同学说：“经管学院很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正如很多人说经管上的最有意思和最难忘的课是CTMR。这课对求职、未来发展看不出什么影响，但对于我却是潜移默化的。它让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比较理性的看法：完善权衡各种事情，做出最好的决定。这种思维和决策方式会帮助我在未来走得更顺和更安心。” 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是这两门通识教育课程，还体现在学院的其他课程中。如果说《中文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是人文类的课程，那么大一必修的《新生研讨课》和《经济学原理》这两门课则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它们也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清华大学，《新生研讨课》是一门大一学生的选修课。而经管学院则把《新生研讨课》列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每年学院开设10多个不同课堂，15个人左右小班上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主题的课堂，课程以批判性讨论为主。这是用批判性思维来连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原理》课是经管学院的一门共同专业基础课，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经济问题以及更一般性的社会问题的导论课。我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与学院其他教师一起讲授《经济学原理》课，至今已经16年。这门课不用数学公式，特别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对现实的观察以及经济学直觉，也就是有意识地用批判性思维来讲授。这是用批判性思维来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一个例子。 批判性思维教育也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类课中。2018年春季学期，学院在通识教育课程的“物质科学”课程组中新增加了《物理学简史》课，在“生命科学”课程组中新增加了《生命科学简史》课。传统的《物理学导论》和《生命科学导论》课的重点是传授知识点，公式和实验细节是知识点的重要内容。知识点是科学发现的结果。但是这两门科学史课程重点介绍重要科学发现的历史脉络，让同学们理解科学发现的过程，而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过程。比如《生命科学简史》课中讲免疫，不仅讲了从接种牛痘到发现青霉素的历史过程，还讲了疫苗引发的副作用，副作引起的疫苗抵制，抵制造成疾病的死灰复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这其中就不乏批判性思维教育。这是学院在自然科学课程中融入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尝试。 批判性思维教育还体现在其他教育环节中。举两个例子。学院在2016年春季学期邀请《从0到1》的作者蒂尔（Peter Thiel）先生讲授一门选修课《创办新企业》。事实上，他在课中并没有讲创办新企业的细节，而是特别强调“逆向思维”（contrarian thinking）在创办新企业中的重要性。他解释说，“逆向思维”并不是在多数人的想法前面加一个“负号”，而是要想别人没有思考过的维度，要思考别人还没有想到的领域。比如，当别人都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他就要提出商业模式问题；而当别人都在商业模式上纠缠的时候，他更多思考技术的可行性。这正是批判性思维。“逆向思维”可以说是蒂尔的心智模式。他的这种““逆向思维”不仅使他在2004年成为facebook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也使他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成为硅谷唯一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 另一个例子是我与特斯拉和SpaceX创始人、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马斯克于2015年10月22日在清华经管学院的一场对话。马斯克在对话中反复强调“反直觉思维”（counter-intuitive thinking）和物理学“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对他的影响。他从量子力学中受到启发，在量子层面的物理规律与我们从宏观层面物理学中形成的直觉往往相反，却是正确的，因而悟出“反直觉思维”有意义。他又进一步推崇物理学“第一性原理思维”，就是一种刨根问底、追究最原始假设和最根本性规律的思维习惯，并以此对比人们通常使用的“类比”式思维习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走捷径”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他的批判性思维，他说这种“反直觉思维”和“第一性原理思维”是他想建造可回收火箭这一想法的起点。 无论是蒂尔的“逆向思维”，还是马斯克的“反直觉思维”。和“第一性原理思维”，都是批判性思维，而且更多体现的是批判性思维的第二层次，即批判性思维的“心智模式”。显然，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层次很难从通常的课程中学到，或用ETS的考题来测试。学院所做的是创造条件，邀请像蒂尔和马斯克这样的人来讲课和对话，让学生有机会从中获得感悟，并尝试去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心智模式。这两个例子还启示我们，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着密切关联。蒂尔的“逆向思维”和马斯克的“反直觉思维”和“第一性原理思维”，既是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也是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由此引发他们的创新创业。所以批判性思维教育与创造性思维教育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 五、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清华x-lab五年探索 在经济管理学科领域，如何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这是所有经济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和商学院）面临的挑战。在学术人才培养上，经济管理学科与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类似。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模式。但是，经济管理学院如何在本科和研究生（包括专业硕上）阶段培养在商界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 2011年5月11日，借中国MBA教育20周年之际，清华经管学院召开了一个由国内200多所管理学院和商学院院长参加的论坛，探讨管理教育的新方向。我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新方向，即“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和“体验式学习”。这三条涵盖了两类问题，一类是教什么（what to teach），一类是如何教（How to teach）。“what”的问题是指教育内容的变化，我提出从过去的“商”（business）和“管理”（Man一agement）向今后的“领导力”Leadership）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curship）的转变。而“How”的问题是指教育方法的变化，即从过去的通过课堂讲授学习、案例教学学习，转变到今后的体验式学习、行动中学习。这两个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在商界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这些年来，这个思路在清华经管学院逐渐变成了教育实践，其中一个标志性举措就是清华x-lab（清华x-空间）。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在2013年4月2日清华经管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十几个院系发起成立清华x-lab----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它服务于清华全校的学生、校友、教师，并以学生的创造力教育为中心。 清华x-lab从一开始就得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有力攴持，在2013年4月25日清华x-lab的启动仪式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到场致辞。在2014年5月25日清华x-Lab，成立一周年暨首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举办之际，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到场点评并为获奖者颁奖。 清华X-lab的五年历程是一个探索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的过程，它打破了传统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育模式。围绕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精心建设了三个平台：学生的教育平台、团队的培育平台、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 作为学生的教育平台，清华x-Lab先做了三件事：一是实施面向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的“优秀创业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录取15人；二是实施面向清华非经管学院本科生管理学第二学位的“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2018年有56人毕业；三是举办面向清华所有研究生的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自2015年1月推出后已有556人参与。5年来，共有近3万人次清华学生和校友参加了清华x-lab组织的各类课程、讲座、训练营、实践活动。 作为团队的培育平台，清华x-lab注重体验式学习和早期创新创业团队的组成和培育，清华大学首个由校长冠名的、面向学生和校友的真实创新项目比赛——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在清华x一lab创建之初启动，到2018年已经举办到了第五届。5年来，在清华x-lab诞生了一批出众的创新创业团队。截至2017年底，共有1212个入驻创新创业团队，其中创办公司的有494家，获得融资的有159个，融资总额达到27亿元人民币。清华x-Lab培育的创新创业团队还在国内外大赛中多次获奖。 作为资源聚集和学科交叉的生态平台，在清华x-Lab创办之初，一批清华校友率先成为驻校天使投贤人（AiR）和驻校创业导师（EiR）。如今，驻校天使投资人有32位，驻校创业导师有24位，驻场服务机构从银行扩展到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知识产权事务所等共有13家，与清华x-lab合作的投资机构有600多个。此外清华x-lab还有创新中心与功能服务中心15个。这些都是清华x-lab利用自身优势搭建的生态平台。 清华x-lab旨在培养创意创新创业的人才，它是如何在创造力教育上融入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这三个要素的呢？ 第一，在知识方面，积极推动学科交叉和跨界资源整合。清华x-lab由经管学院发起，由清华校内15个院系共建，包括理学院、环境学院、机械工程系、建筑学院、材料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航天航空学院、工程物理系、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美术学院。这些学院的学科覆盖理科、工科、文科、医科和艺术。 清华x-lab引导学生把艺术和科学结合起来，把工程和商业结合起来，把技术和生产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习管理思维、创业思维。以及相关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建立复合型知识体系。另外，通过驻校天使投资人和驻校创业导师指导学生的活动，清华x-lab创造一种环境，有利于学生的跨界学习。 举一例说明。清华x-lab在2017年春季学期联合    Facebook开设2学分的全校选修课《创新与创业：硅谷洞察》。在这门课上，Facebook派出7位高管来清华讲课。来自清华21个院系的近200名学生选修该课，其中本科生占23%．硕士研究生占41%，MBA和EMBA学生占23%，博士研究生占13%，国际学生占到1/4，这是清华课程中学生构成最为多元化的一个课堂。这些学生组成了37个实践团队，平均每个团队5-6人。该课责任教师有意识地把不同院系的同学组织到一个团队，使得每个团队中兼具来自多个院系和学科的学生，从而有利于学生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在课程最后的团队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AiHrt，一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心脏疾病影像智能诊断平台，其团队由来自医学院、经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组成。 第二，在好奇心和想象力方面，从创意入手，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从2013年一开始。学院给清华x-lab的定位就是“三创”而不是“双创”。我们执意从创意人手，并把创意放在创新和创业的前面，就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2015年在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之后，我们没有像有些高校那样一窝蜂搞“双创”。因为我们认为，创意是起点，创意取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在教育领域，创意教育应该优先于创新和创业教育。 学院通过多种途径向学生讲述好奇心的重要性，学院举办的“院长对话”系列就是其中的一个渠道。近年来，这个对话多次邀请海内外知名创业者，我每次在与这些创业者的对话中，都有意识地挖掘他们的求学经历并发现他们的共同思维特质，让学生亲耳聆听创业者的心路历程。在这些对话中，无论是马斯克还是马化腾，无论是今日头条的张一鸣还是红杉资本的沈南鹏，当我追问他们哪些是推动自己创新创业最重要的特质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好奇心放在了首位。 事实上，这四人的教育背景很不同。马斯克本科学习商业管理和物理学，马化腾本科专业是计算机，张一鸣本科先学习电子工程后来转到软件工程，而沈南鹏本科毕业于数学专业，研究生学习管理。不管学科专业背景，在创新创业中，如同在科学探索中一样，好奇心都是重要源泉。清华x-]ab学生从这些“院长对话”交流中受到的启迪是：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创新创业重要的推动力，与专业无关。 第三、在价值取向方面，坚持以育人而不是育项目为中心，在育人方面着眼于长远。短期功利主义在学校的一个反映是急于培育项目和产品，急于看到学生的创业成果。但是清华x-lab顶住各种诱惑，坚持把育人放在中心位置。我们不以学生创业为目标，而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认才作为目标。 学院的本科管理学第二学位项目创新创业领导力方向吸引了清华各院系的优秀学生，其中很多学生并不是为了转专业，也不是为了创业。我们的研究生创新力提升证书项目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为了创业而设计的，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在x-1ab学习之后，多数并没有马上要创业的打算，也许他们在10年、20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想创业或想做不同的事。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对那时的他们有所帮助，那就是我们教育的成效。 对学生价值取向的教育来自多个方面。清华经管学院每年借顾问委员会会议之际举行“顾问委员走进课堂”活动。2015年10月24日，Faceboo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学院顾问委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用中文为清华学生上了一课。有趣的是他讲的主题不是“如何创业”，而是“为什么创业”。他结合自己创建Facebook的经历，讲述了关于“使命”、“用心”、“向前看”的三个故事。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很明确，他的使命不是创建公司，而是使人连接。他鼓励清华学生创新，但告诫同学们在做事之前，一定要先问“为什么去做”。扎克伯格的这堂课对学生的启示是想清楚“为什么去做”比学会“如何去做”更重要。这就是价值取向的意义。而这正是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中最为需要的。 从上可以看出，清华x-lab五年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过程。可以说，清华经管学院是用创业者的心态和激情打造清华x-lab这样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但这只是开始，探索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的路还很漫长。 六、技术进步的影响和对教育改革的建议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在经济中的作用将产生重要影响，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人工智能既可以帮助人提高生产力——这是互补关系，也可以代替人的工作——这是替代关系。具体是哪种情况，取决于人的工作特点。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人的工作特点与教育有关，在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虽然我们目前还看不太清楚人工智能的准确影响，但是比较清楚的是，人工智能是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即通过“图像识别”来完成智能化工作的。因此，从逻辑上看，人工智能最有可能替代甚至超越人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获得知识的能力，并且机器在这方面有绝对优势：机器能够学习的知识量超过人，机器的记忆力也超过人。这就是替代作用。苹果公司CEO库克（Tim Cook）在2017年MIT毕业典礼上说，“我不担心机器像人，我更担心人像机器”。他就是在警告，人如果像机器一样思考的话，将来就很容易被替代。 人工智能机器的这种学习能力已经初见端倪。有报道说，2017年6月7日有两合机器参加了全国高考的数学考试，满分是150分，它们分别得134分和105分，而且只用了10分钟和22分钟完成。据说到2020年机器将参加高考的全部科目，不仅是数学。 可是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工智能还不能取代的。在这方面，人工智能却可以辅助人，帮助人提高效率，这就是互补作用。所以，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有调整，努力的方向很明确，就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人要做机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具有创造性的事。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的教育改革增加了紧迫感。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更可能替代那些在我们的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学生的长处，即对已有知识的掌握。我在2017年6月9日举行的国务院参事讲堂首讲中提出了这个警告，受到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用了更加醒目的标题来报道我的这个演讲，比如“仅靠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教育很可能被人工智能拿下”、“人工智能将使中国教育优势荡然无存”。虽然这些标题有些夸张，但是它们说明了大众认同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过去的教育优势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而能够成为与人工智能互补的那些工作，恰恰需要依赖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教育的短板。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有其紧迫性。 在这种压力之下，教育改革应该把推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针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我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大学教育的必要环节。批判性思维教育首先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若干门课程上，比如写作、沟通、逻辑、统计、伦理、道德课程，但也要体现在所有课程和所有培养环节中。 第二，要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心态和习惯即心智模式作为更高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不仅要教学生如何思考，更要启发学生思考什么，并鼓励学生为追究深层次原因多问为什么。 第三，批判性思维教育需要宽松和宽容的氛围。大学和社会都要创造有利于学生自由发展、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要允许学生犯错、失败，允许学生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成长方式。 针对创造性思维教育，我也提出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要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知识，并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鼓励本科生在第一学位之外学习第二学位，鼓励研究生获得不同学科的双硕士或双博士，鼓励学生融合文、理、工、医、艺。 第二，要有意识地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好奇心是比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更强的创新驱动力，要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不要轻易打击不符合当前规范的“胡思乱想”。 第三，全社会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追求。不能低估推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可以驱动经济发展，但不只是为了驱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创造力最终使人更自由、更幸福。 推动以上改革的前提是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要从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重视学生思维发展的观念。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类文明高级阶段的基石。中国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不可或缺。[详情]

　　作者/新浪财经 徐雯 新浪财经讯 8月23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部召开了行政班子换届会，宣布了学院新的人事任命：现任常务副院长白重恩被任命为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不再担任院长职务，正式卸任。 自从2006年9月上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一职，钱颖一迄今已在这个岗位耕耘12载。 12年前，也是在经管学院伟伦楼的报告厅，钱颖一在就职演讲时曾立下承诺，将把院长工作当成“一项事业”，并为此“竭尽全力”。他没有食言。这12年，曾经的知名经济学者，几乎放弃了学术研究，全身心扑在办学上，像写经济学论文一样的严谨和执着做教育改革这件事情，在“最功利”的经济管理学院做“最不功利”的教育改革。这些年他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他说“从不后悔”，“这12年是我人生职业生涯中深感自豪的12年”。 钱颖一正式卸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 23日下午一点，清华经管学院在学院所在的伟伦楼报告厅召开了行政班子换届会。在这次换届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宣读了清华大学关于经管学院行政干部任免决定：任命白重恩为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煜波、徐心、钟笑寒、李纪珍为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颖一不再担任院长职务，钱小军不再担任副院长职务。 在换届会上，钱颖一过去12年在经管学院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官方盖章肯定。 “在钱颖一院长的带领下，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际声誉、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在校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现场表态称。 其实，自从2006年上任院长，钱颖一连任四届，已是属于超期任职。他今年虽然还未到 65岁的教授退休年龄，但已过了60岁的行政职务年龄限制。 早在三年前，钱颖一就曾多次向学校方面表达了退任的意愿，希望不再连任，让位给更年轻的人来承担院长工作。不过，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在综合考虑之后说服了钱颖一，于是他又继续担任了一届院长职务。 将继续为学院顾问委员会效力 在换届会上，钱颖一一走上讲台，台下的学院教职工便报以了持久、热烈的掌声。 钱颖一的讲话简短，但不乏激情。 当时2006年钱颖一在上任讲话中曾说，担任院长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项事业，“我会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事业竭尽全力”。12年后他在卸任讲话中说，这12年来，“一项事业”和“竭尽全力”这两条承诺，成为他这12年在院长岗位上工作动力的源泉。 “过去12年是我人生职业生涯中深感自豪的12年。能够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是荣幸和福分。”他说。 当然，讲到清华经管学院的海内外影响力，就必须要提到学院的顾问委员会。2000年10月，时任院长朱镕基一手创办了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这些年，钱颖一陆续邀请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企业家，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集团创始人马化腾、苹果公司CEO库克（Tim Cook）、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等加入到顾问委员会，邀请他们走进清华经管课堂，与学生近距离交流。 尽管钱颖一已卸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但是关于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发展，钱颖一依然表现了责无旁贷的态度：“我将继续为学院发展贡献我的力量。” 12年来全身心办学鞠躬尽瘁 钱颖一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远渡重洋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 此后，钱颖一辗转美国各大高校，历经6所大学，留学、执教20多年。朋友说他“把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个遍。” 在美国高校任教期间，钱颖一频繁回国讲学。2005年10月，在朱镕基的推荐下，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9月，他开始担任院长。 这12年来，钱颖一以写经济学论文般的严谨和执着，全身心扑在清华经管学院的办学上，在各种制约条件之下仍摸索出了不少亮点，这些年清华经管学院的影响力也是有目共睹的。用“鞠躬尽瘁”来形容他所付出的心血也不为过。 钱颖一一直主张，大学教育要给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至少要“留出缝隙”，毕竟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这就带来一个难题。清华经管学院几乎集中了全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也几乎集中了全中国最优秀的教师。如何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做不功利的改革，钱颖一可谓煞费苦心。 在钱颖一的推动下，清华经管学院大力推动本科通识教育，并在全国首创开设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必修课。这门课程名称的英文缩写是CTMR，经管学院的学生经常会互相问：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足见这门课的影响力。在他的推动下，经管学院还坚持一半以上的本科专业课程用英文授课……。 当然，就像大多数改革一样，钱颖一的改革“看上去很美”，实施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困难。有些改革成功了，有些改革搁浅了，还有不少事干不成。 自称是理想主义者的钱颖一并不气馁，周旋于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之中，他修炼出了他的办事哲学：“做事要循序渐进，逐步推动。目标是理性的、激进的，但执行是人性的、渐进的。”毕竟，“教育不是培养有用的机器，而是培养人。” “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学院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工作当中，勤勉、努力而且发挥了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各方面工作，不断开拓创新，为学院的发展和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讲话中这样夸赞钱颖一。  工作中严谨、严苛的钱颖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风趣、亲和、毫无架子。他一直倡导的理念是“大学为学生”。现在，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下午茶”已经成了一个特定节目，钱颖一会每学期与学院各教学项目的学生通过下午茶活动谈心、交心，迄今已举办了100多场。 新上任的白重恩也感叹，钱颖一对学生教育的重视，体现在每一个深夜的电话，每一封清晨的邮件，每一份学院出版物的每个标点符号的修改上。 白重恩接替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五任院长 钱颖一的接任者白重恩是知名的经济学者，也是钱颖一的师弟，比钱颖一小7岁，二人同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的博士生。 此前，白重恩一直担任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一职。对于接替钱颖一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第五任院长，白重恩在23日的任职演说时感叹，“很荣幸，也感到责任重大”。 白重恩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等等职务。还曾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作为业界卓有影响的学者，白重恩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他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业界眼中，白重恩为人温和、温文尔雅，不过学术观点却不失犀利。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演讲中评价白重恩称，白老师“学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是国内外经济学相关领域知名专家”，他“担任副院长多年，对学院的整体情况非常熟悉。性格稳重，善于沟通，处事稳妥，群众基础非常好。” 对于即将到来的院长工作，白重恩着重谈了学术研究方面的愿景。他坦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中国的经济管理学界从学术上还需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者，他认为，“应该肩负此责任，一方面坚持学术高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大胆创新。为了推动基于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需要推动建立能够更好反映学术创新、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与实践相关性的经济管理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付出更大努力不断改善这方面研究的基础条件，清华经管学院愿与全国同行一起推动此事业。” 当然，对于未来清华经管学院的发展，他也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心，“一定能够在学院过去34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得到更大的发展。”[详情]

　　清华经管学院正式宣布行政换届：白重恩任院长，接棒钱颖一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8年8月23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行政换届宣布会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出席，清华经管学院教职员工300余人参加会议。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高建主持会议。 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在会上宣读了清华大学关于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干部任免通知（清干通[2018]64号）。经济管理学院行政换届经2017-2018学年度第29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任命：白重恩为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煜波、徐心、钟笑寒、李纪珍为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颖一不再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钱小军不再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宣读清华大学关于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干部任免通知。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讲话中表示，清华经管学院上一届行政班子自2015年7月上任至今，在钱颖一院长的带领下，与学院党委密切配合，依靠全院师生，群策群力，积极推进了学院发展。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际声誉、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在校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陈旭书记表示，钱颖一教授自2006年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12年间，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学院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工作当中，勤勉、努力而且发挥了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各方面工作，不断开拓创新，为学院的发展和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使得学院各项事业取得显著进步，国内外影响显著提升。陈旭书记提到，为了学院的长远发展，钱颖一院长曾多次向清华校领导表示，希望不再连任经管学院院长的工作，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来承担院长的工作。她代表清华大学对钱颖一院长多年来为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做出的贡献、付出的努力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陈旭书记指出，清华经管学院新一届行政班子中，新任院长白重恩教授学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是国内外经济学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并担任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多年，对学院的整体情况非常熟悉。陈旭书记对清华经管学院新一届的行政班子以及学院工作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学院工作的第一重要位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时所说的——“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靠教育。” 二是要更好地加强学院文化建设，特别是师德、师风、学风、院风的建设，努力提升学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抓好班子自身的建设，工作中勇于创新，做改革的排头兵，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事公平公正，敢于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做全院师生的表率。陈旭书记期望新一届经管学院行政班子在白重恩院长的领导下，在全体老师们共同努力下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讲话。 前任院长钱颖一在讲话中表示，清华经管学院取得的成绩是在清华大学领导下，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钱颖一说，在2006年自己被宣布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全院大会上他曾说：“担任院长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项事业”，“我会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事业竭尽全力”。正是“一项事业”和“竭尽全力”这两条承诺，成为他这12年在院长岗位上工作动力的源泉。过去这12年是他人生职业生涯中深感自豪的12年。钱颖一表示，清华经管学院承载着清华的百年历史和清华经济学系的源流，更有学院前身经济管理工程系和学院建院34年以来的辉煌，能够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是荣幸和福分。他对由白重恩教授担任院长的学院新的领导班子引领学院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最后，钱颖一表示，学院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学校的领导，离不开朱镕基院长、赵纯均院长、何建坤院长领导学院打下的基础，离不开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也离不开学院同学们、校友们和朋友们的贡献。他相信在大家共同参与和支持下，学院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清华经管学院前任院长钱颖一讲话。 新任院长白重恩在讲话中首先感谢学校领导、学院同事的信任与支持，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他表示，今天的行政换届是一个传承和交接的时刻，回顾学院源流，自1926年成立经济学系，1979年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成立至今，在前面四任院长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努力以及校友和各界友人的帮助，学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指出，在过去12年钱颖一教授担任学院院长期间，他将学院的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为学院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钱颖一院长的领导下，学院确立了使命、愿望和核心价值，为学院的文化建设定了基调；深化了学院的制度建设；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为两架马车的本科教学改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开设了经济学双学位项目，恢复了管理学双学位项目，建立了清华x-lab，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研究生项目改革提高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促成了清华大学经济数据中心的成立，改善了学院教师和学校其他教师研究的基础条件；不断改进顾问委员会工作，使顾问委员会为学院的发展和影响力提升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贡献。随后，白重恩院长对学院前任副院长钱小军教授表达了敬意。他说，钱小军主持的学院教师行为准则委员会工作充分体现了她对学院负责任的态度，她是践行学院核心价值的楷模。 清华经管学院新任院长白重恩讲话。 白重恩院长指出，学院面对非常优质的生源，要付出巨大努力，不辜负学生、学生家长、清华大学和社会的期待，努力将这些学生培养成价值取向正确，知识扎实丰富，能力高超的人才。同时，在创造知识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管理学界从学术上还需讲好中国故事，从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发展出对经济管理学科有突出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作为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者，应该肩负此责任，一方面坚持学术高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大胆创新。为了推动基于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需要推动建立能够更好反映学术创新、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与实践相关性的经济管理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付出更大努力不断改善这方面研究的基础条件，包括数据条件，也希望能够努力促成这方面研究人员共同体的形成。他表示，清华经管学院愿与全国同行一起推动此事业，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贡献，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同时，为更好完成学院使命，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会更加充分发挥教职员工作用，凝心聚力，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一定能够在学院过去34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得到更大的发展。他愿与全院全体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和学院的朋友们一起为此项事业竭尽全力。 前任院长钱颖一与新任院长白重恩握手合影。 最后，在热烈掌声中，前任院长钱颖一与新任院长白重恩握手合影，会议圆满结束。 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简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百人会成员、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非驻会（non-resident）高级研究员。曾挂职担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原标题：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宣布会举行，白重恩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详情]

　　接棒钱颖一 白重恩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 |新京报财讯 宓迪 新京报快讯（记者宓迪）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2018年8月23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行政换届宣布会举行。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在会上宣读了清华大学关于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干部任免通知。经济管理学院行政换届经2017-2018学年度第29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任命：白重恩为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不再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 学院网站显示，白重恩1983年获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学士，并获郭沫若奖学金。分别于198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199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学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公告透露，钱颖一在会上指出，在2006年自己被宣布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全院大会上他曾说：“担任院长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项事业”，“我会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事业竭尽全力”。正是“一项事业”和“竭尽全力”这两条承诺，成为他这12年在院长岗位上工作动力的源泉。过去这12年是他人生职业生涯中深感自豪的12年。 白重恩则指出，学院面对非常优质的生源，要付出巨大努力，不辜负学生、学生家长、清华大学和社会的期待，努力将这些学生培养成价值取向正确，知识扎实丰富，能力高超的人才。同时，在创造知识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管理学界从学术上还需讲好中国故事，从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发展出对经济管理学科有突出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作为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者，应该肩负此责任，一方面坚持学术高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大胆创新。 以下为原文： 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宣布会举行，白重恩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8年8月23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行政换届宣布会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出席，清华经管学院教职员工300余人参加会议。清华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高建主持会议。 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在会上宣读了清华大学关于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干部任免通知（清干通[2018]64号）。经济管理学院行政换届经2017-2018学年度第29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任命：白重恩为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陈煜波、徐心、钟笑寒、李纪珍为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颖一不再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钱小军不再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庆红宣读清华大学关于清华经管学院行政换届干部任免通知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在讲话中表示，清华经管学院上一届行政班子自2015年7月上任至今，在钱颖一院长的带领下，与学院党委密切配合，依靠全院师生，群策群力，积极推进了学院发展。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际声誉、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在校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陈旭书记表示，钱颖一教授自2006年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12年间，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学院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工作当中，勤勉、努力而且发挥了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各方面工作，不断开拓创新，为学院的发展和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使得学院各项事业取得显著进步，国内外影响显著提升。陈旭书记提到，为了学院的长远发展，钱颖一院长曾多次向清华校领导表示，希望不再连任经管学院院长的工作，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来承担院长的工作。她代表清华大学对钱颖一院长多年来为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做出的贡献、付出的努力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陈旭书记指出，清华经管学院新一届行政班子中，新任院长白重恩教授学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是国内外经济学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并担任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多年，对学院的整体情况非常熟悉。陈旭书记对清华经管学院新一届的行政班子以及学院工作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学院工作的第一重要位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时所说的——“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靠教育。” 二是要更好地加强学院文化建设，特别是师德、师风、学风、院风的建设，努力提升学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抓好班子自身的建设，工作中勇于创新，做改革的排头兵，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事公平公正，敢于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做全院师生的表率。陈旭书记期望新一届经管学院行政班子在白重恩院长的领导下，在全体老师们共同努力下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讲话 前任院长钱颖一在讲话中表示，清华经管学院取得的成绩是在清华大学领导下，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钱颖一说，在2006年自己被宣布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全院大会上他曾说：“担任院长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项事业”，“我会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事业竭尽全力”。正是“一项事业”和“竭尽全力”这两条承诺，成为他这12年在院长岗位上工作动力的源泉。过去这12年是他人生职业生涯中深感自豪的12年。钱颖一表示，清华经管学院承载着清华的百年历史和清华经济学系的源流，更有学院前身经济管理工程系和学院建院34年以来的辉煌，能够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是荣幸和福分。他对由白重恩教授担任院长的学院新的领导班子引领学院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最后，钱颖一表示，学院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学校的领导，离不开朱镕基院长、赵纯均院长、何建坤院长领导学院打下的基础，离不开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也离不开学院同学们、校友们和朋友们的贡献。他相信在大家共同参与和支持下，学院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清华经管学院前任院长钱颖一讲话 新任院长白重恩在讲话中首先感谢学校领导、学院同事的信任与支持，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他表示，今天的行政换届是一个传承和交接的时刻，回顾学院源流，自1926年成立经济学系，1979年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成立至今，在前面四任院长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努力以及校友和各界友人的帮助，学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指出，在过去12年钱颖一教授担任学院院长期间，他将学院的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为学院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钱颖一院长的领导下，学院确立了使命、愿望和核心价值，为学院的文化建设定了基调；深化了学院的制度建设；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为两架马车的本科教学改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开设了经济学双学位项目，恢复了管理学双学位项目，建立了清华x-lab，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研究生项目改革提高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促成了清华大学经济数据中心的成立，改善了学院教师和学校其他教师研究的基础条件；不断改进顾问委员会工作，使顾问委员会为学院的发展和影响力提升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贡献。随后，白重恩院长对学院前任副院长钱小军教授表达了敬意。他说，钱小军主持的学院教师行为准则委员会工作充分体现了她对学院负责任的态度，她是践行学院核心价值的楷模。 清华经管学院新任院长白重恩讲话 白重恩院长指出，学院面对非常优质的生源，要付出巨大努力，不辜负学生、学生家长、清华大学和社会的期待，努力将这些学生培养成价值取向正确，知识扎实丰富，能力高超的人才。同时，在创造知识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管理学界从学术上还需讲好中国故事，从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发展出对经济管理学科有突出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作为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者，应该肩负此责任，一方面坚持学术高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大胆创新。为了推动基于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需要推动建立能够更好反映学术创新、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与实践相关性的经济管理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付出更大努力不断改善这方面研究的基础条件，包括数据条件，也希望能够努力促成这方面研究人员共同体的形成。他表示，清华经管学院愿与全国同行一起推动此事业，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贡献，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同时，为更好完成学院使命，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会更加充分发挥教职员工作用，凝心聚力，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一定能够在学院过去34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得到更大的发展。他愿与全院全体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和学院的朋友们一起为此项事业竭尽全力。 前任院长钱颖一与新任院长白重恩握手合影 最后，在热烈掌声中，前任院长钱颖一与新任院长白重恩握手合影，会议圆满结束。 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简介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百人会成员、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非驻会（non-resident）高级研究员。曾挂职担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详情]

　　朱镕基亲自推荐的院长即将离任 作者： 李拓 来源：长安街知事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近12年后，今年62岁的钱颖一即将离任，现任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拟接任院长。据报道，这一任命目前处于公示阶段。 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于1984年，以“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为使命，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 钱颖一在其著作的《大学的改革》中曾回顾：“我做院长的情况有一点特殊：我是由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推荐做院长的。” 钱颖一。（资料图） 1993年6月，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钱颖一走进中南海紫光阁，与另外3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一同，就“如何运用市场手段实行宏观调控”等问题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进行交流。彼时，朱镕基正兼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 后来，朱镕基在为经管学院寻找院长时，便想起了热衷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钱颖一。他曾对钱颖一说，你在美国大学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人“骗”不了你。 于是，钱颖一自2005年10月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2006年9月正式接任院长。 上任至今，钱颖一始终坚持以院长身份为本科生上《经济学原理》基础课，并为经管学院打造了一套阵容超豪华的顾问委员会，这一系列的贡献与成绩都为人所称道。 钱颖一花了大量精力去推动教育改革，并多次批评他眼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他曾说，“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 为此，钱颖一在经管学院的十几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研究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解释起来，钱颖一说“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却会十分巨大”。 2013年起，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会收到钱颖一开出的书单：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何兆武的《上学记》等，除了《魔鬼经济学》，都与经济专业无关。 经管学院的本科课程表更是“不走寻常路”——140个总学分中，专业课只有50个学分，通识课高达70个学分，另20个学分是任选课。 2016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为钱颖一颁发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时说：“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 2017年时，有媒体问钱颖一：10年来，你觉得是否达到朱镕基的期望？ 钱颖一回答：朱镕基院长早在1994年就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那时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我们距“世界一流”还很远。他对学院的工作一贯要求特别高。我每次跟他汇报，学院某些方面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或某项排名为第一时，他总是不满足，屡次对我说，那个不算数，要做公认的第一。后来再去汇报工作，一旦说到排第一，我都会说“距离公认的第一还有很大差距”。 “一方面，他对我们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他就是这样的热爱清华、热爱经管学院。”钱颖一说。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的钱颖一曾在密云插队四年，当时他没有放下书本，并且特别喜欢学习数学和英语两科。他回忆，自己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 1977年，钱颖一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场，成为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的818名学生之一。毕业后，他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的多所著名大学。 白重恩。（资料图） 同样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钱颖一、白重恩两人是“亲师兄弟”，都曾跟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 他们的“同门”还包括李稻葵、王一江、许成钢、邹恒甫等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圈内称他们六人为“哈六”，因为都在哈佛深造过。 经管学院官网显示，白重恩于1983年获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学士，并获郭沫若奖学金。此后，他分别于198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199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是一位“双料博士”。 在接触过白重恩的人眼中，他是个温文尔雅、胸怀大度之人。虽然做事有条不紊，但只要发表其观点来便是犀利无比。今年两会期间，白重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大而快的投资带来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也挤占了市场部门的投资，使得整体效率受到负面影响。[详情]

　　 【推荐阅读】      2007年钱颖一刚刚上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不久后，就接受新浪财经独家专访，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回忆自己二十多年的海外经历以及自己和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渊源。 钱颖一：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的新舵手     十年后（2017年）的同一天，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仍在清华经管学院的同一间办公室，钱颖再次接受新浪财经独家专访，他一手持一杯浓茶，将他担任院长这十年间的经历、感悟一一梳理、娓娓道来。 钱颖一的清华经管十年：教育改革在路上 新浪财经讯 7月12日消息 今日有消息称钱颖一将卸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由现任常务副院长白重恩接任院长职务。新浪财经向相关人士了解到，目前任命仍处于公示阶段。 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显示，钱颖一自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现为常务副院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于1984年，以“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为使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影响、国际交流等方面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并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而努力，首任院长为朱镕基。 2000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由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以及我国政府及财经部门的领导人组成。首任院长朱镕基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高盛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为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2000-2002），英国BP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Lord Browne of Madingley）是顾问委员会的第二任主席（2003-2007），沃尔玛百货公司时任首席执行官李斯阁（H． Lee Scott）是第三任主席（2007-2009），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是第四任主席（2009-2013），凯雷集团共同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是第五任主席（2013-2016），Breyer Capital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为现任主席。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截图。 白重恩。（资料图） 白重恩简历： 白重恩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Mansfield Freeman Chair Professor）、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1983年获中国科技大学数学学士，并获郭沫若奖学金。分别于198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199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学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2006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7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获得第九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16年获得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奖。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关于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成果2008年获首届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关于投资回报率的研究2009年获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方案的研究2010年得到社科重大项目的资助。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2012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关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和对策的研究获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科研究报告二等奖。关于医疗保险与消费的关系的研究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奖二等奖。从生产率的视角研究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成果2016年获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目前担任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巴塞罗那经济研究生院科学委员会成员，《经济学报》副主编，《经济研究》等顶尖国内期刊编委、学术委员或学术顾问。并曾担任国际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2004年至2006年）编委、国际期刊《世界银行经济评论》（2006年至2008年及2011年至2013年）编委。 目前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百人会成员。2011.8-2012.12挂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2006年至2007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 钱颖一。（资料图） 钱颖一简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 中文书著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与李强共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网）[详情]

　　基因和价值——钱颖一清华生命学院2018毕业典礼演讲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基因和价值 ——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8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018年7月5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8届毕业生们： 首先，我衷心祝贺同学们毕业。虽然我也毕业于清华，不过你们能把施一公称为院友，而我，只能称他为校友。 十天前，生命科学的饶毅教授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做毕业典礼演讲。我感谢王宏伟院长邀请经济学的我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毕业典礼讲话，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听到在清华比在北大更热烈的掌声。更重要的是，它也让我可以来展现清华与北大的各自风格：饶毅的讲话，我很难超过他的诗意；我的讲话，只能志在胜出逻辑。不过，我的讲话长度一定会超过他讲的3分钟。 经管学院与生命学院，一个位于校园东南，一个位于校园西北，在清华园里面，都是有趣故事比较多的学院。我们两个学院都很年轻。在我入学进校时，清华园里不但没有这两个学院，甚至连经管系和生物系都没有。如今，这两个学院都已桃李满天下。我和施一公教授先后在美国大学执教多年后回国。两个清华本科毕业生回到母校，分别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这在工科传统见长的清华，成为文科和理科建设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应该就是你们说的“C位出道”吧。我们两个学院都锐意改革，遥相呼应，尤其在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上，都成为学校的试点学院，在清华教育体制改革历史上留下痕迹。 我的生命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因为我是在“文革”中念的中学，那时物理课叫做“工业基础”，化学课叫做“农业基础”，生物课叫做“生理卫生”。今年是我走进清华，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的40周年。我当时读的是数学专业，没有上过一门生物学课。我现在的一点点生命科学知识是被饶毅教授科普的，所以如果讲错了，也是北大教授的问题。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在19世纪，一个神父在修道院里种豌豆，成为了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在20世纪，一个博士生和一个博士后，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写了一篇不到1000个英文单词的论文，用的还是别人的实验数据，做出了生命科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发现。 别小看这点科普，它对我在经管学院推动教育改革富有启迪。这个学期，我推动邀请了你们学院的杨扬老师，为经管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新开设“生命科学简史”课，深受同学欢迎。我去听过她的课。那次她讲免疫，不仅讲了从接种牛痘到发现青霉素的历史，还讲了疫苗引发的副作用，副作引起的疫苗抵制，抵制造成疾病的死灰复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在21世纪此类问题会越来越多，值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学习探讨。除这门课外，这学期经管学院还新开设了“物理学简史”课。三天后是经管学院的毕业典礼，我邀请了物理学家潘建伟教授做毕业典礼演讲。这些都是经管学院通识教育的重要范例。 学科融合是双向的。生命学院也有一些同学，到经管学院学习经济学或管理学本科第二学位，参加清华x-lab的创意创新创业活动。其中有的同学选择了经济、金融或管理作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但更多同学还是继续留在生命科学学科领域探索。在这学期的“院长下午茶”第二学位专场上，我就遇到你们本科毕业生中的一位，他在学习经济学第二学位金融方向后，继续坚定地准备去美国攻读生命科学博士。所以，一公教授，对于两个学院之间的“竞争”，你不必太焦虑。 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是社会科学，两者都是科学，必然有共同性。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学科，追求真理的学者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能力。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批判性思维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有创造性的解答为结果。对这个结果又会提出新的疑问，导致新的发现。这就是科学探索的逻辑，而科学家的批判性思维，则是促成科学发现的基因。 在生命科学领域，你们都熟知，在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探索DNA结构的同时，比他们资深多的鮑林（Linus Pauling）率先提出过DNA的三螺旋结构。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敢于挑战权威，最终发现了双螺旋而非三螺旋才是DNA的真实结构。沃森在后来的自传中大赞他本科就读的芝加哥大学鼓励批判性思维的氛围对他的影响。在经济学领域，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芝加哥大学的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他对传统经济学中人的理性假设提出疑问，并结合心理学研究了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人的行为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获得了在传统假设下无法得出的结果。他对人的理性假说的挑战，在经济学上是离经叛道的，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至今都无法接受。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发现的逻辑是共同的，科学家的批判性思维的基因也是共同的。 这些年来，经管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问经管学院本科毕业生们一个问题：四年中经管学院的哪门课对你们影响最大？我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经管学院在九年前开始推动通识教育时开设的一门课，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同学们把它简称为“CTMR”。现在，CTMR成为了经管学院的一张名片，以至于经管学生会下意识地问：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习经典著作，辩论热点问题，从提出疑问到收集证据，从逻辑推理到考察其他可能的解释，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与你们在实验室里的研究过程是一致的。CT（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核磁共振成像）都是你们常用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物质检验工具，而 CTMR则是经管学生用来探讨社会科学问题的思维检验工具。巧合的是，施一公教授每年在生命学院都开设“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这门课，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管学院和生命学院有着共同的改革理念，也有着相通的改革实践。大学改革的追求，是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大学。一个伟大的大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大学中的学者具有探索真理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提出疑问，并创造性地解答疑问。正是这个基因，成就了大学的价值。所以，批判性思维，是学者的基因，是大学的价值。基因和价值，生命科学和经济学，在我看来是如此连接的。这是我，一个在东西方的七所大学连续学习和工作40年的学长的感悟，一个经济学学者与生命科学毕业生的分享。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 中文书著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与李强共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 责编：时曼琳 审核：张晓雪 编辑：韩小旭[详情]

　　钱颖一：6.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是为经济转型留出空间 澎湃新闻记者 张赛男 来源：澎湃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8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十九大确定了我国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今年中国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5%左右，比去年的实际增长低了0.4个百分点，这是为了给上述转变留出空间。 钱颖一表示，有十几个省份调低了增长目标，可以解读为这是地方政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行为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但在向质量提高方面的倾斜不够，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开始有所转变。 此外，他还表示，高质量的发展很难用一个指标来衡量，所以挑战性更大。[详情]

　　西湖大学即将正式成立：民办研究型高校探路 导读本报记者 姚建莉  实 习 生 刘丹蕾 上海报道 目前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就师资而言，大量的教师在公立学校里，那里经济来源稳且有编制。 西子湖畔又将成为民办尖端高等教育竞逐的舞台。近日有公开报道称，西湖大学将于2018年正式成立，定位为：“小而精、高起点和研究型、有限学科：聚焦科学技术”。 西湖大学将由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升级而成。1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相关部门求证西湖大学负责人拟就任信息，但未得到明确答复。 除了西湖大学，浙江的另一所创新型民办高校——湖畔大学近两年也吸引了全国的关注。湖畔大学由马云、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9人发起创办。 如此此庞大的创始阵容，让这两所跃跃欲试的学校成为全国民办研究型高校建设的重点样本。 受访专家均表示，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民办教育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民办教育如何吸引高端人才是其发展中的核心，这两所学校的模式有很多创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强大的创始阵容 据悉，位于杭州云栖小镇的西湖大学校园建设工作已进入快车道，首期约30万平方米的校舍将于2020年底前完成。西湖大学将于今年进行公示。 这所学校，和已经运行快三年的湖畔大学的创始阵容，正如外界所看到的，都非常强大。 前者的创始团队除中科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外，还有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北京创毅视讯董事长张辉、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 陈十一，北京大学力学系博士，曾在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任非线性研究中心副主任，又曾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终身教授，北大工学院首任院长，2015年任南方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中科院院士。 潘建伟，维也纳大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有“量子之父”之称，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 饶毅，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范伯格医学院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为理学部主任。 钱颖一，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在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学博士，曾就职于美国朗讯贝尔实验室。张辉2006年就回国创立了北京创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现创毅科技集团）。张辉参与创立的中星微电子，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 王坚，杭州大学心理系博士，曾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系访问教授，又曾任杭州大学心理系主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现为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 这些人都拥有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留学及从业背景，并取得相当成就。并且，他们对中国现有科研和高校体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湖畔大学的9名创始人，除马云外，其余8人同样是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明星，包括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银泰百货集团董事长沈国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和阿里巴巴集团秘书长邵晓峰。 湖畔大学第一任校长由马云担任，入学条件包括创业三年以上、团队超过30人，授课老师有马云、冯仑、史玉柱、张维迎、彭凯平、高晓松、黑石集团创始人兼CEO史蒂夫·施瓦茨曼等。 如何吸引高端人才？ 这样的创始团队，令外界对这两所西子湖畔的新兴大学充满了好奇。 湖畔大学已有三届学员，第一届录取学员36人，第二届40人，第三届44人。马云在面试现场表示，所有进入湖畔大学的学员，都是这所学校的建设者，湖畔希望跟前10期学员一起，花10年时间为中国下一代企业家打造一所哈佛、耶鲁级别的伟大大学。 2017年，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与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共同实施“跨学科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首批19名博士研究生已于2017年秋季入学。2018年，浙江大学开始和西湖高研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其目标同样是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各界看来，这两所院校的成功运作将逐渐打破现有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现在中国的教育模式成绩是巨大的，但教育模式较为单一。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民办高校有很多成功的样本。在美国，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在内的私立高校数量占高校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日本，包括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在内的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总数的近80%。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办高校基础还较弱。“现在要么是这种有特殊背景的，或者一些中外合作的民办高校，它们能较容易地吸引知名教授，其他的民办高校对知名学者的吸引力是不大的。”1月10日，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吴华认为，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虽有一定改善，但应该更开放，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去行政化措施等，走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他们的尝试短期之内看不出太大变化，长期一定是影响巨大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真正要想把学校办得好，一定要有做教育的志向。 但他也指出，目前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就师资而言，大量的教师在公立学校里，那里经济来源稳、且有编制，体制外则相对待遇不太稳定，身份也无法得到承认。 在他们看来，这种种因素都导致大多数民办高校无法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浙江的这两所学校的尝试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对整个民办高等教育行业来说，吸引高端人才的路还很长，目前的人才还远远不够。[详情]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全联通 中华工商时报@全联通（cbtqlt）小编刚刚获悉，今天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工商联十二届一次执委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全国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高云龙当选第十二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徐乐江当选常务副主席，樊友山、谢经荣、黄荣、王永庆、叶青、李书福、李东生、李家杰、李湘平、邱达昌、何猷龙、张近东、陈放、郑跃文、南存辉、钱颖一、黄立、常兆华、梁稳根、雷军、黎昌晋当选副主席。 会议同时选举高云龙为中国民间商会会长，徐乐江、樊友山、谢经荣、黄荣、王永庆、王伟、史贵禄、朱建民、刘强东、汤亮、苏志刚、李彦宏、李思廉、张兴海、张宗真、张建宏、冷友斌、沈彬、林龙安、周海江、徐冠巨、魏立华为副会长。 下面是全国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简历： 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 高云龙，男，汉族，1958年12月生，山东莱芜人，民建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民间商会会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民建北京市委会主委。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徐乐江 徐乐江，男，汉族，1959年4月生，山东新泰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常务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樊友山 樊友山，男，汉族，1963年10月生，江西修水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谢经荣 谢经荣，男，汉族，1962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民盟盟员，研究生学历，土壤学博士学位，教授。现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黄荣 黄荣，男，汉族，1960年12月生，广西容县人，九三学社社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副教授。现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王永庆 王永庆，男，汉族，1963年9月生，河南温县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叶青 叶青，男，汉族，1966年6月生，广东江门人，民建会员，大专学历。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李书福 李书福，男，汉族，1963年6月生，浙江台州人，无党派，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沃尔沃轿车公司董事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台州市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李东生 李东生，男，汉族，1957年7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学位。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总商会名誉会长。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李家杰 李家杰，男，汉族，1963年5月生，广东顺德人，大学学历。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副主席。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选举会议成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李湘平 李湘平，男，汉族，1961年8月生，山东东明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高级政工师、高级审计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邱达昌 邱达昌，男，汉族，1954年5月生，上海人，大学学历，工商管理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远东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董事，广东外商公会名誉会长，香港广东社团总会荣誉会长，香港总商会委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信托人，中美交流基金会参事。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何猷龙 何猷龙，男，汉族，1977年1月生，广东宝安人，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濠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理事，澳门国际志愿工作者协会会长，澳门加拿大商会会长，澳门房地产联合商会名誉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理事。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张近东 张近东，男，汉族，1963年3月生，安徽天长人，无党派，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南京市工商联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陈放 陈放，男，汉族，1960年7月生，浙江诸暨人，民盟盟员，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商会会长。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郑跃文 郑跃文，男，汉族，1962年1月生，福建罗源人，无党派，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南存辉 南存辉，男，汉族，1963年7月生，浙江乐清人，无党派，初中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钱颖一 钱颖一，男，汉族，1956年4月生，北京人，无党派，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教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黄立 黄立，男，汉族，1963年6月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武汉市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黎昌晋 黎昌晋，男，汉族，1959年8月生，湖北武汉人，无党派，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工程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席、市商会会长，天津市知联会会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梁稳根 梁稳根，男，汉族，1956年12月生，湖南涟源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雷军 雷军，男，汉族，1969年12月生，湖北仙桃人，无党派，大学学历，理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常兆华 常兆华，男，汉族，1963年7月生，山东淄博人，农工党党员，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常委、浦东新区工商联主席。 其他名单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名单 （共152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佐宏 才旺晋美（藏族） 马  春（回族） 马志成 王  伟 王  填 王光远 王传福 王兆民 王志雄 王建沂 王随莲（女） 王翠凤（女） 巨艾提·伊明（维吾尔族） 左  晖 龙  琳（女，彝族） 史贯中 史贵禄 史思军 冯小华 匡  湧 朱建民 朱献福 向  东（蒙古族） 向远春 刘  亭（女） 刘汉元 刘延云 刘羽桐（女） 刘劲松 刘顺妮（女） 刘道刚 刘强东 闫凯境（蒙古族） 米恩华（回族） 江  云 江  南 汤  亮 安润生 许仲梓 许家印 阮建昆 阮鸿献 孙珩超 远勤山 苏志刚 李  飚 李占通 李汉宇 李庆臣 李志海 李怀珍 李武章 李青华（女） 李法信 李思廉 李彦群 李彦宏 李家荣 李维斗 李黑记 李瑞富 李德才 杨  毅（青海） 杨华勇 杨临生 杨海明 肖向阳 吴  捷（女） 吴少勋 吴亚军（女） 吴光胜 何晓勇（回族） 余渐富 冷友斌 汪力成 沃伟东 沈  涛 沈  彬 宋丰强 张  健 张  新 张发卫 张华荣 张兴海 张志祥 张宗真 张建宏 张荣华（女） 张彦森 张海华（女） 陆  风 阿沛·晋源（藏族） 陈  潇 陈志列 范  红 林龙安 林印孙 林宽海 周海江 周群飞（女） 庞维仁 郑默杰（女） 赵少智 赵延庆 赵福禧 赵德江 郝  远 胡  钢 胡成中 胡克勤 柯希平 钟家霖 俞海明（满族） 姜  明 姜  滨 洪  杰 洪  崎 袁亚非 袁志敏 顾万峰 徐  旭 徐秀芝（女） 徐明非 徐冠巨 郭汉毅 郭全茂 郭翠朵（女） 唐伟年 涂建华 黄少良 黄聿新 黄淑玲（女） 崔根良 阎  志 梁  静（女） 景  柱 喻顶成 鲁伟鼎 温显来 谢  煊 雷元江 蔡井伟 熊春寒（回族） 熊续强 缪学刚 潘  刚 燕  瑛（女） 磨长英（女） 戴  迪 魏  莉（女，满族） 魏立华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48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  冰 丁佐宏 丁明山   才旺晋美（藏族） 万国江   久美彭措（藏族） 马  君（女） 马  虎 马  春（回族） 马永升（回族） 马志成 马春玲（女） 马晓峰 王  平（女） 王  刚 王  伟（贵州） 王  兴 王  兵 王  迪 王  岩 王  剑 王  斌（西藏） 王  填 王  煜 王  磊 王  麒（女） 王力涛 王子华 王仁果 王文胜 王文银 王永庆 王永胜 王召明（蒙古族） 王有德 王光远 王伟波 王传福 王延岭 王兆民 王欢畅 王均金 王均豪 王志雄 王秀娥（女） 王杰士 王尚康 王炎平 王学海 王建沂 王贵东 王彦怀 王炳章 王素荣（女） 王振滔 王健利 王随莲（女） 王锐祥 王翠凤（女） 巨艾提·伊明（维吾尔族） 牛  腾 毛  铁 毛卫华 尹  强 尹成国 尹彦利 尹洪涛 邓亚保 左  晖   龙  琳（女，彝族） 卢朝康（朝鲜族） 卢锦钦 叶  青 叶  茂 叶伟达 叶德林 田全海 史和平 史贯中 史贵禄 史思军 付庆林 代新明 白莲湘（女） 丛培刚 冯小华 冯川建 冯仁强 冯东明 兰  靖   尼玛仓决（女，藏族） 匡  湧 曲春雨 吕子安 吕安民 吕联勤 朱庆添 朱建民 朱献福 任正渠 任红军 任武贤 向  东（蒙古族） 向远春 庄席福 刘  屹 刘  刚 刘  岩 刘  亭（女） 刘  勇 刘长来 刘书英（女） 刘汉元 刘至寻 刘延云 刘庆峰 刘庆瑞（女） 刘羽桐（女） 刘劲松 刘幸偕 刘若鹏 刘春昱 刘持彬 刘思川 刘顺妮（女） 刘俊良 刘振东 刘锋杰 刘道刚 刘强东 齐向东   闫凯境（蒙古族） 米恩华（回族） 江  云 江  南 江  楠 江晓华（女） 汤  亮 汤天鹏 汤朝阳 安润生 许文曲 许仲梓 许家印 许清流 阮建昆 阮鸿献 孙  震 孙士河（满族） 孙珩超 远勤山 严  琦（女） 严立淼 苏志刚 李  青（女） 李  建 李  响 李  健 李  涛（湖南） 李  雄 李  辉（女） 李  鹤 李  燕（女） 李  飚 李万顺 李书福 李东生 李占通 李汉宇 李庆臣 李志海 李利涛 李怀珍 李武章 李青华（女） 李法信 李治辉 李建华 李建明 李春光 李思廉 李彦群 李彦宏 李振国 李积回 李健军 李高斯 李家杰 李家荣 李银祥 李维斗 李景全 李黑记 李湘平 李瑞富 李德才 李德祥 杨  英（女） 杨  勇 杨  毅（女） 杨  毅 杨龙辉 杨四龙（纳西族） 杨永岗 杨华勇 杨利荣 杨茂义（蒙古族） 杨明燕（女） 杨凯山 杨临生 杨海明 杨熔勇（女） 励行根 肖向阳 肖凯旋 吴  捷（女） 吴少勋 吴亚军（女） 吴光胜 吴相君 吴培服 邱  伟 邱达昌 何方洋 何学虎（回族） 何建军 何晓勇（回族） 何猷龙 佟  杰（女，蒙古族） 余  震 余渐富 冷友斌 汪力成 沃伟东 沈  涛 沈  彬 宋丰强 张  力 张  劲 张  勇 张  健 张  竞（女） 张  海 张  雷 张  新 张卫国 张天任 张友启 张兰兰（女） 张发卫 张华荣 张兴海 张纪元 张志祥 张志铭 张近东 张林山 张杰庭 张学武 张宝健 张宗真 张建宏 张荣华（女） 张彦森 张晓辰 张海华（女） 张鸿善 张敬国 张敬奎 张新武 陆  风 陆  标 阿沛·晋源（藏族） 陈  林 陈  放 陈  波 陈  潇 陈义龙 陈向阳 陈志列 陈纯星 陈季敏（女） 陈建瑶 陈素清（女） 陈晓林 陈健文 陈爱莲（女） 陈高志 陈海佳 陈清流 陈雄伟 武玉杰 武正伟 范  红 范  渊 林小茁 林凡儒 林卫慈 林龙安 林印孙 林后辉 林孝波 林秀才 林泽炎 林素妹（女） 林宽海 林家伟 罗  鹏 罗中平（女） 岳建武 周少雄 周桐宇（女） 周海江 周群飞（女） 庞晓民（壮族） 庞维仁 郑永建 郑跃文 郑默杰（女） 宗馥莉（女） 项建忠 赵士权 赵少智 赵心竹（女） 赵延庆 赵国成 赵金霞（女） 赵笠钧 赵瑞海 赵福禧 赵德江 郝  远 郝海标 胡  钢 胡成中 胡克勤 南存辉 柯希平 柯超前 郦海星 钟  飞（女，土家族） 钟宝申 钟春燕（女） 钟家霖 修涞贵 皇甫立志 俞海明（满族） 昝宝石 施卫东 施建锋（白族） 姜  明 姜  滨 姜巧珍（女） 洪  杰 洪  崎 祝庆俊 姚亚妹（女） 姚忠良 贺增林 骆  刚 袁亚非 袁志敏 袁晓丽（女） 热迪力·阿布拉（维吾尔族） 莫宇宁（瑶族） 格桑曲珍（女，藏族） 贾  锋 顾万峰 党彦宝 钱颖一 徐  旭 徐  晓（女） 徐  雯（女） 徐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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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我高考]钱颖一：又见水木清华 央广网北京6月6日消息（记者刘黎）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1977年12月10日、11日、12日，第一天上午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语文。第三天这是加试，可考可不考外语，外语是当时不是必考的。”揣着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13考场的准考证，钱颖一敲开了梦想之门，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首届大学生。 1977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清华求学，哥伦比亚、耶鲁、哈佛深造，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任教，归来执教母校。有人问他，当年，如果没有参加高考，他的人生会是怎样？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说，人生没有假设。“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那年是各省分着考，每个省都不一样，它不是全国统一试卷。当时北京市的作文题叫作《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们的战斗就是干农活。” 钱颖一在家里是老大，他就找其他同学的哥哥姐姐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自学。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队，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我念英语，听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跟着学。” 看着复印纸张发黑的《新概念英语》，钱颖一在知青点坚持自学。“学《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时就难了，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两三个月回城一次，每次都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问这些问题，答疑。梁从诫的太太，我的老师方晶老师，先问她，她不懂了问她丈夫梁从诫，梁从诫英语也挺好的，他们俩都不懂了，说咱们到里屋去问一个人，我们都叫他金爸，他都给我们解答了。金爸就是金岳霖。” 钱颖一1978年3月清华入学 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50天后，钱颖一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久违的高考考场，27万3千人被录取，818名佼佼者来到向往已久的清华园。“那个时候报考，传统观念是数理化、理科，77级和78级很特殊，招生的时候不是所有专业都招，它招的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很突然恢复高考，文革刚刚结束，只是开放了一部分专业。当时就觉得，我说数学，我也不一定将来就做数学，但是我觉得数学对学别的全都有用，很天真的一个想法，事实证明是对的。” 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最高考分的学生。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都在“数七班”。 钱颖一介绍，“我们是个很特殊的班。那时跟现在不一样，什么课难，学什么，因为大家都被耽误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机会都非常珍惜。前面没人指导，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有那些框框。” 清华园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滋养着干涸的青春，钱颖一埋藏心底多年对知识的渴望，尽情地释放，他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我们说怎么申请出国？你就写申请，我们搞点推荐信，那时没有托福，没有GRE，什么都没有，要交20块钱报名费，我们还申请免交。因为没有规章制度，不知道该怎么办。” 1981年秋天，清华学堂前，自行车后座上放着海鸥120照相机，钱颖一和他的五位同班同学自拍留影，他们同时提前毕业，同时申请到了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在美国，钱颖一先后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之后转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在耶鲁，他有了一次特殊的相识。“我那时候认识吴敬琏，他讲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问题。我1983年9月在耶鲁认识他，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听他说的，50年代改革的事，谁叫孙冶方、顾准，计划经济怎么回事，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在农村那么长时间，自然就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好奇、有兴趣。当然如果要是对社会问题，对国家命运很关心的，就会开动脑筋去思考，这跟我后面转学经济学是有关系的。” 钱颖一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中国当代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决定将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清华大学教授），许成钢（长江商学院教授），奖励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2016年，钱颖一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这是我国目前规格最高的经济学奖项，旨在奖励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2006年起，钱颖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从经济研究跨界教育改革。近90万字两卷本的《大学的改革》是钱颖一过去十年教育改革探索的成果。这十年，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 钱颖一说：“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领域。过去人口红利消失了，现在要发挥人才红利。有了1977年的高考改革，才为后来经济改革提供人才。中国很重要的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是靠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重要的交流是进进出出的人。没有高考的改革，不可能有后面人才的出现，也不可能有国际交往。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轮回。”[详情]

　　从经济学者到教育改革者：钱颖一的变与不变 刘玉海 孟静 尽管被视为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最顶尖的经济学者，尽管刚刚获得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钱颖一仍然婉拒谈经济问题，尤其是当下热点经济议题。 他的理由是，这份奖项的荣耀只是对他20多年前经济学研究的肯定，而他从2006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之后，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在经济学教学管理和改革上，已经不再是经济学一线的研究者——他做不到他所尊重的法国经济学家拉丰那样，既投入经济学教育，又不放弃一线研究。 得益于清华经管学院特殊的背景——由前总理朱镕基创立，钱颖一在北京、清华经管学院这一中国最核心、最受瞩目的地方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和院系治理体系改革。2016年年底面试的两卷本《大学的改革》，便是钱颖一这十年经济学教育管理和改革探索的一份总结。 相较于早年张维迎在北大、同时期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万众瞩目，钱颖一的改革堪称低调——因为在他看来，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便是“先做后说”。 而以经济学的思维来推动教育改革，则是他最为自豪的一点；甚至他放弃经济学研究投入经济学教育的转折本身，也颇具经济学意味：边际效益最大化。 一、为什么教育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 经济观察报：就像您在《大学的改革》一书里面讲的，教育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所以好像大家对教育都不满意——群众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那么，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在往前走，但教育改革会落在经济改革后面，制约因素是什么？ 钱颖一：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济发展就成为基本国策，改革开放，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有几个特殊性，是教育不具备的：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从80年代初开始就很快，在10%左右，而中国高等教育比较快速的发展，是在1998年以后。第二，经济的效果是直接的，且容易度量；而教育的效果往往比较长期，且很多，是很难度量的。第三，经济改革主要就是两条：“开放”和“放开”。“开放”就是增加国际贸易、引进外资；“放开”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市场做资源配置。结果，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激发活力。但相对应的这类改革，在高等教育里面没有。中国的研究型高校都是百分之百国有，中外合作的学校很少。 这样一对比就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相对于经济中的企业而言，有特殊的“生产方式”，见效周期特别长，效果很难度量，也有特殊的“产权结构”。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教育体制往往比经济体制更为僵化。另外，在我们国家，由于教育跟意识形态相关，所以教育改革受到更大约束。 经济观察报：这是从整体上来看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滞后。那为什么大家都对教育不满意？ 钱颖一：首先，教育的涉及面大，任何企业、机构都要用人才，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需要的人才说三道四。很多人都很关心教育，如果感觉好的话，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不满意的话，他就会说、会批评。第二，经济发展跟三十年前比，可能涨了20多倍，但是，大家不觉得教育也有同样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反差和对比。第三，企业中百年老店很少，但百年以上的大学就不少。没有人拿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企业与现在的企业对比，但高等教育里可以找到这种例子——人们经常拿老清华、西南联大来同现在的高校对比。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对高等教育不满足、不满意。 二、警惕对高等教育成绩的自满 经济观察报：您在书中明确提出“大学为学生”，相对于中国过去长期强调的教育为国家发展和建设服务，无疑是认识上的飞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和国外的交流应该说很充分，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学的管理者，出国访问的并不少；但另一方面，像您书中有篇文章介绍大学的学科划分，似乎过了十几年，改革也并没有向那个方向进步多少。在您看来，中国今天对大学、对教育的认知，还存在哪些重大的偏差？ 钱颖一：我在海外的大学待了20多年，在中国的大学也待了十几年。现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师，没有一个没出过国的，区别是时间长短：很多是在海外念的博士，至少在海外待了五六年；有一些当过教师，至少待了十年；最少的，也都出去过至少一年、半年；也经常有很多国外的教师来访。所以，中外高校间的交流并不少。 但是，对国外大学的认知可以有多层次。改革开放早期，出国的留学生基本都是研究生或者访问学者，他们基本上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对美国大学的一般情况，尤其是本科教育情况并不了解。特别是，绝大多数出国的是理工科学生，也不需要对整个大学制度有认识。但过去十年，情况开始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出国读本科，大概在五年前，中国到美国留学的本科生第一次超过研究生。而且，现在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对美国大学的了解在进一步增加。 你刚才说的那篇介绍大学学科布局的文章，是我在2003年写的。我2002年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为本科生讲课，跟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谈大学学科布局问题。他觉的有意义，让我给清华领导们讲一次，所以我在2003年1月讲了一次。之后他又建议我把它写成文章，后来发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 到了今天，这篇文章也是我所有有关教育的文章中，被教育管理者引用最多的一篇。为什么它很有影响？特别是对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因为清华原来是工科为主，大家总觉得工科是大学中最基础、最主要的学科。而我那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一张图，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作为最基础的学科，把工科作为应用学科。如此一对照，清华整个的学科结构就显得不平衡了。这就形成很大的冲击。 但是，大学的惯性很大，即使知道了这个学科划分更为科学，但改起来很慢。不过，跟十年前比，还是有不少变化。清华增强了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这些学科，在2016年12月30日，又刚刚成立了地学系——那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还有其他一些改革，比如把人文和社会科学分为两个学院，也是受这个图的影响——原来是一个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我那篇文章讲，尽管都叫文科，其实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都需要科学实证。我那篇文章还讲，美国的一流大学的共同特点，是所有基础学科是完整的，但应用学科，即职业学院，未必是全的，也不必要全。 经济观察报：而且即便知道，做增量改革容易，做存量改革很难。 钱颖一：还是跟企业做比较，企业一条产品线不行了，那就关了，再开一个别的。但大学不行，大学的老师是没办法解雇的。这是大学和企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学要转型，时间上非常之长。这方面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所以，有人说大学是所有机构中最保守的。一方面人们希望大学是最创新的——因为大学是创造新知识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组织结构又决定了它是最保守的。 关于中国教育还有一点要强调：国人的看法和外人的看法会不一样——国人往往更会看到缺点，而外人更会看到优点。比如，在1998年以后的不到20年，中国高校每年录取学生人数是1998年的7倍，达到700万，这是全球最大的规模。从质量上看，也让外国人很吃惊——中国在顶级自然科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目，2005年在全球占比是13%，2015年增加到20%。现在随便打开一本《科学》杂志，每一期上都有中国作者的名字，不管这个中国人在哪儿，可能在大陆，可能在美国，可能在欧洲。其实这并不奇怪。中国的经济总量2005年在全球是5%，2015年是15%。可以看到，科学研究的增长跟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所以，在外人看来，中国这十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数量上没得说，每年录取从100万增加到700万，毛入学率已经是40%；质量上，进步也很快。拿清华经管学院来说，十年前我们没有一个教学项目能排入世界前列，现在我们的EMBA国际项目（TIEMBA）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排名全球第一。在外人看来，这种进步不得了。 那为什么国人觉得教育不够好？部分原因是由于快速扩招，“边际”和“平均”质量都有可能没有提高，甚至下降，尽管精英部分在提高。另外，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也提高了。 不是说中国教育没问题，有很多问题；但是要客观地去分析。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在跟美国一百年前的情况很像，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所有人都在批评教育质量下降，因为原来是精英教育，大规模扩招后教育的平均质量肯定受影响。但是横向比较，这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从海外看还是觉得很震惊。 经济观察报：但是可能我们国人还是比较着急，觉得我们的一流大学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钱颖一：我们对标的标尺总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有这种对标挺好，说明我们高标准，不满足现状。我现在更加担忧的，倒是现在容易产生自满的倾向。觉得自己不够好、有差距，对中国人来讲是好事——知道自己还不行，就可以努力追赶；相反，如果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那就有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这个自满现象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圈很普遍吗？ 钱颖一：不一定普遍，但是有苗头。现在我们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论文发表确实增长很快。但是，与我们的巨大的人口基数和高校教师学生人数相比，我们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都不够好。 三、我的改革经验是“先做后说” 经济观察报：我们看到，2000年之后，中国高校确实有一些改革尝试，但是步履维艰；而您在清华经管学院——这个非常焦点的地方——所做的很多改革，都在稳步向前推进。在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成功？ 钱颖一：过去这些年，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确实都有改革，比如本科层面，北大有元培学院，复旦有复旦学院，浙大有竺可桢学院等；博士培养制度，中国以前跟欧洲比较像，现在逐渐跟美国比较像。另一层面是关于高校治理制度的改革。我们经管学院的改革经验是，先做后说。这也是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验，比如特区建设，如果先争论，这事就办不成了。 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细节非常重要。这比国有企业改革还难，企业职工可以买断下岗，但是高校教师不行。怎么能够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做成改革，就是在有约束条件下的优化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也是清华经管学院改革中一直遵循的原则。改革中常见的有两种错误：一种是没考虑到约束条件，那改革肯定就会失败；还有一种是过多地去迁就约束条件，那改革就会走样。在教育改革中这两者都有，经济改革中也有这两种情况。 课程改革比招生改革要容易；招生改革中，研究生招生改革又比本科招生要容易。所以我们就先做课程改革，先做研究生招生改革。课程改革要考虑约束条件，不能把有些课全部停掉，而是先把一些课的学分减一减。我们在MBA课程改革之后进行MBA招生改革。过去，MBA生源的竞争就跟高考竞争一样，比谁的录取分数线高。本科这么去争可能还可以，但是MBA招生如果这样做显然就不对了，因为MBA更看重人的实践经验和领导潜质，这是不能从考试成绩中发现的。在清华经管学院之前，有的高校先做了MBA招生改革，一部分人采取面试。但教育部不认可，因为国家规定MBA入学必须都要参加MBA入学招生考试，不能一部分人考试，一部分是面试。考试绕不过去——这就是约束条件。在这个约束条件下怎么优化？清华经管学院的做法是，先面试所有人，选取符合要求的人，给予“条件录取”，然后要求申请人参加MBA入学招生考试，但只要考过国家线就可以了。这么做，既满足了教育部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参加入学考试，但又并不是在录取分数线上竞争，因为主要的信息来自面试。这就是满足约束条件改革的一个例子。 经济观察报：您在清华做的这些改革，是不是可推广？ 钱颖一：MBA招生改革的方法已经推广了。因为我们大框子没越过，这就可复制，而且容易复制。 有些容易复制，有些就困难。比方说，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是可复制的，但谁来教、教出什么效果，是没法复制的；学生投入多少时间来学习，也没法控制。 经济观察报：在我看来，您做的非常难的改革是教师聘任和薪酬制度的改革，尤其是薪酬改革？ 钱颖一：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就是改“计件制”为“年薪制”。过去的的薪酬体制是计件制，很容易让教师去追求短期的论文发表和发表的数量。美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是年薪制。但在中国实行年薪制遇到了问题：在国外，教师的年薪是院长说了算，但中国就不行，大家会说凭什么你说了算？中国是人情社会，定多了还是定少了，说不清。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薪酬不是由院长决定，而是由一个薪酬委员会决定，建立大家都认可的规则，薪酬委员会委员一人一票。投票结果，教师可以不同意，都有一次机会复议——在清华经管学院确实有复议的，每年都有。由于我们的规则是公平的、透明的，所以年薪制改革很顺利。 现在很多国内高校在进行海外招聘的时候，是实行年薪制，但是国内教师仍然是计件制，所以是薪酬双轨制。清华经管学院以前也是双轨制，但从2012年起所有教师都变成年薪制，到现在已经实行五年多了。 经济观察报：在清华经管学院，从教育教学到学院治理、聘任薪酬，各个层次的改革，您基本都做了一遍，接下来您还准备做哪些改革？ 钱颖一：教育改革永无止境。比如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好了，但什么人教、怎么教，学生花多少时间学，都大有改进余地。比如写作课，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还需要有很大提高；再比如批判性思维课，是我们特别力攻的，我们也在继续改革。 我们在去年11月举办了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研讨会。批判性思维教育是创新教育里很重要的方面，但要真正做好，很难。我们虽然已经开出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但是如何提高其质量，我们也正在规划，推出改进方案。 经济观察报：我心里始终有个疑问：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生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再好的大学教育，或者说您在主张的理念——比如批判性思维，最终当你回到这个社会环境的时候，效果其实很难讲。 钱颖一：经过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小学、中学的学生，当他们进入到大学时已经18岁了。但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前提条件。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能改，但成本肯定要高一些，这没办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根据我的经验，我们的努力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四、高校创新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经济观察报：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您谈到的“均值”与“方差”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辩证的处理？另外，您在清华很早就开始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而后来随着政府对“双创”的推动，高校也出现了众多创业班，舆论对此则批评甚多，您怎么看？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究竟如何落地？ 钱颖一：经管学院做的创意创新创业的平台清华 x-空间（清华x-lab），是从2012年开始讨论，2013年4月成立的。清华x-空间的定位不是以项目为中心，而是以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为中心。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教育，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孵化器，而是作为一个教育学生创造力的平台来建设。这就避免了后来很多学校出现的问题。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不仅是经管学院一家的，而是联合清华14个院系建设的——即使在哈佛、MIT，也很难把其他的院系联合起来。 因为它是教育平台，所以它和孵化器是对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000个团队进驻清华x-空间：创意阶段的团队超过一半，创新阶段有1/3，创业阶段的不到10%。这是对的——只有很少部分学生愿意在这个阶段创业，其他人未必不创业，但他们可能多年后才创业。不过，在学校可以给他们播下种子，因为我们教育他们怎么去思考创新，教一些基本的商业计划制作的技能。 第二个问题就更深层次了。创新教育最终是为了提高人的创造力，这是最终目标。谈到培养创造力问题就又回到“钱学森之问”。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是，教育是传授知识。传授知识越多，积累的学问就越多，隐含着你的创造力就越多。其实不是。我猜测，创造力可能是两个东西的乘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后者随着教育的越多，有可能是下降的。因此，这两个变量的乘积就可能变成一个“倒U”型：太少知识的时候，好奇心和想象力非常好，但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知识很多的时候，如果限制了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没有创造性了。所以，在“倒U”型的中间，有些人辍学了，倒反很有创造力。当然，这跟环境很有关系。如果环境比较宽松，始终可以保持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创造力可以随知识增长而增长。 如果我的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钱学森之问”就偏颇了。我们在做教育时，不能简单地去想办法把创造力培养出来，而是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刻意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甚至是他们的“胡思乱想”。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我们的教育体制鼓励寻求标准答案，如果你跟别人不一样，就会受到批评和打击，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受到压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体制在扼杀和压制创新，也许并非有意，而是在我们努力教学生的过程中的一种连带效果。 经济观察报：以您对中国的体察，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如何寻找改革突破口和改革路径？在哪些领域有可能形成改革突破？ 钱颖一：不好说。为什么？还是拿企业做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外资的进入。1980年《外资法》出台之后，外资可以百分之百在中国建立企业——外资带来的不光是好的产品，也告诉我们怎么经营，并带来竞争。而这在教育界是没有的——高等教育现在大概只有十来家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而且受很多限制。而目前中国的民办高校还都不是研究型大学，更不要说是高水平研究性大学了。 再比如中国的金融机构改革，最大的突破是重组上市。在90年代末，我们的银行情况很糟糕，后来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成立了汇金公司注入资金，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这个路径很成功。但是大学改革并没有这个机制，完全没有。大学是国有事业单位，比国有企业还难改革。 所以，这么一比，你就知道，高等教育改革的困难比经济改革要大得多。 经济观察报：不能太乐观？ 钱颖一：不管是悲观和乐观，还是要有所作为——从这一点来看，我是行动者。你也可以说我过于乐观，但是所有创业者都是过度乐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是“非理性的”。你去问所有创业的人，他们都会相信自己有高于50%的概率成功。但是，事后去看，他的成功概率可能只有10%。人类需要有这样过于乐观的人，不然社会就很难进步了。[详情]

　　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文/邓庆旭 徐雯 十年前，上任伊始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将上任后首次专访的机会给了新浪财经。十年后的同一天，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仍在清华经管学院的同一间办公室，钱颖一手持一杯浓茶，将他担任院长这十年间的经历、感悟一一梳理、娓娓道来。 钱颖一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在海外留学、执教长达25年。在朱镕基的推荐下，他从2006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至今已满十年。 对一位长期在海外任教的学者来说，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担任一所国内顶尖高校中备受瞩目学院的院长，向教育管理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转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钱颖一的起点很高，清华大学本身名声在外，经管学院又是清华大学举足轻重的学院，拥有几乎全国最优秀的生源和师资；但难的是，大学始终脱离不开行政的掣肘，作为院长亦如是。更难的是，外界给你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做得好，那是应该的；但是做不好，是你没有能力。 难得的是，这十年，钱颖一用写经济学论文般的严谨和执着，在教育领域不懈耕耘，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办学上，在各种制约条件之下仍摸索出了不少亮点，清华经管学院这些年的影响力有目共睹。遗憾的是，曾经的经济学者，担任院长这十年，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方面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他说“从不后悔”。 执掌清华经管学院 钱颖一生于北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因文革间断了12年的高考重新恢复，尽管录取率低得可怜，但钱颖一以拔尖的成绩，成功挤上这座独木桥，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 当时，国家对于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极其重视，钱颖一所在的“数七班”曾接受过多位著名数学家的教导，他也与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上过美籍数学大师陈省身来北京开设的微分几何课程。而这一届学生也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奋发图强只争朝夕。斑斓充实的大学时光，与同学间的深厚情谊，虽过去40年，钱颖一仍记忆犹新。 在钱颖一毕业之前，迎来了人生的又一大转折。80年代初，在普通人眼里出国就像做梦一般。钱颖一自然不例外，对海外著名的高等学府充满向往。没想到机缘巧合下，钱颖一竟幸运地获得了留学的机会，并远渡重洋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这段经历至今仍为他所津津乐道。 此后，钱颖一辗转美国各大高校，历经6所大学，留学、执教20多年。朋友说他“把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个遍。” 在钱颖一离开清华去美国留学的三年后，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由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出任第一任院长。同一年，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全面展开。 出国前，钱颖一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修习了部分经济学课程。在耶鲁，他遇到了当时受邀前往做高级访问学者的吴敬琏，极受启迪。之后，钱颖一对经济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并转学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钱颖一何其幸运。美国大学的经济系一般会为每个博士生组成一个论文委员会，由三位教授当导师。当时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拥有三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包括博弈论大师马斯金（Eric Maskin，后来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马斯科莱尔（Andreu Mas-Colell，最权威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以及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权威科尔奈（Janos Kornai，匈牙利人，《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这段学习奠定了钱颖一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学术研究能力。 当时哈佛经济系除了钱颖一以外，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那时正值中国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虽然这些学生在中国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留学期间，他们间的活跃讨论，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们还发起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国内青年经济学者展开学术交流。 从1990年起，钱颖一开始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在任教期间，钱颖一更是频繁回国讲学。以他为代表的海外学子承担起了桥梁的作用，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带回国内，为改革献言献策。 1993年，中国因宏观经济过热，开始实行宏观调控。那年夏天，正在美国教书的钱颖一与其他三位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在中南海与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交谈了三个多小时。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钱颖一回国讲学的大部分时间活跃在北大、人大的讲台上，与清华大学还没有太多联系。改变发生在2001年。 清华经济学系建立于1926年。在1928-1952年间，清华经济学系一直由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担任系主任，实力强大。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经济学系并入其他院校。直至1979年，清华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恢复后的经济学科实力仍然较弱。 2001年夏，时任经管学院第二任院长的赵纯均邀请钱颖一牵头邀请一些海外华人经济学者来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共同建设经济学科。钱颖一答应了，开始风风火火地牵头招揽合适的人选。他们从2002年秋季学期起，每人每年来清华开设一门完整的课程。他本人是为本科一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一课。 自成立之初，打造“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就一直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愿望，而坚定不移地国际化是实现这一愿望的不二选择。在选择学院新的领路人时，朱镕基推荐了有着多年海外教学研究经验的钱颖一。彼时，钱颖一已经获得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的职位，但他毅然回国。 对于钱颖一的选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明智。但在他的这一代人中，大部分人都有过在农村插队、在工厂做工、在部队当兵的经历，有着强烈的改革情结和使命感，时刻在等待时代的召唤。钱颖一自然也是一腔热血、毫不犹豫。 2005年10月，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9月，他开始担任院长，成为继朱镕基、赵纯均、何建坤之后，清华经管学院的第四任“掌门人”。 办学理念：大学为学生 不同于北京大学将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分开，清华经管学院则包含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又是由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清华经管学院自然是万众瞩目。钱颖一上任前，经管学院在清华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学院，学科跨度大，教学项目多，国际化程度高，学生人数多，就读学生占全校学生的将近十分之一。 虽然钱颖一的起点很高，但是压力并不小。首先，对于一个长期在海外执教的学者来说，承担院长之责，由学者向教育管理者的角色转换，面对扑面而来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是一个巨大挑战。 另外，清华大学作为国内顶尖高校，而经管学院拥有几乎全国最优秀的生源和师资力量，拥有的资源是其他学校不可比拟的。作为一名改革者，社会自然也对他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对他有更高的期望。做得好，别人会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做不好，别人就会怪你没有能力。 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学仍然脱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甚至是掣肘，别说院长，甚至是校长，在不少事情面前同样为难。用钱颖一的话来总结，在中国，学校和学院领导们的工作之难在于：“政治上需要‘维稳’，学术上需要‘评优’，经济上需要‘创收’”，缺一不可。 而从宏观角度来看，早在清华经管学院创立之初，就把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作为自己的愿望，经管学院对标的竞争对手，已不局限在国内其他院校，而是把海外的知名院校也纳入视野之内。 种种压力之下，钱颖一的内心那根弦是绷得很紧的。他坦诚地说，当时的学校领导也担心过他中途干不下去，拍屁股回美国了。 “让我深受鼓励的是朱镕基的支持，”钱颖一坦言：“他经常鼓励我和学院，要敢于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办学经验，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 而这时候，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也派上了用场。虽然教育与经济不同，但两者在改革逻辑上有相通之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在约束条件下，去优化，即使做不到最优，也可以做次优。”“我就像做经济学论文一样做教育改革这件事情。” 而帮助他调整心态、度过难关的，是他高中毕业之后下乡插队四年的那段经历：“干各种农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应对复杂的‘阶级斗争‘”。虽然出国多年，他仍然从年轻时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受益。 钱颖一执掌下的清华经管学院作为中国高校中的一个样本，它的处境，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 特殊性在于，这里集中了几乎全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也集中了几乎全中国最优秀的教师。一般性在于，清华经管学院面临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困扰。那就是，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全球最大，但教育的质量常常被诟病。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过去十余年，仍然振聋发聩。 而钱颖一就任经管学院院长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声也愈发铺天盖地。 钱颖一并不赞同一味地批评中国教育，在这一点上他显得十分温和：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中国教育的成绩。从经济学角度看，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GDP总值赶超日本，而GDP是由资源的投入，包括教育因素，驱动的，因此，如果中国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预算显著增加，比如清华大学今年的预算已经超过MIT（麻省理工学院）。与此同时，中国高校的科研实力也快速增长，比如在《自然》、《科学》等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猛涨。 但他不得不直面这个困境：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欠缺创造力的境况，十多年来在整体上改变不大。就拿诺贝尔奖这个指标看，直至去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才填补了中国大陆在自然科学领域诺奖获得者的空白。“如果说新加坡没出太多杰出人才，这不奇怪，因为人口太少。但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没有出一批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那就一定说明其中有问题了。” 钱颖一用了统计学中的“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来形象地刻画中国教育中的成绩与不足：“在育才上，均值高、方差小，即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在育人上，正好相反，均值低、方差大，即整体素质不够高，且一些人素质太差。” 在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中，这一点也获得了共识。杨振宁曾对他说，中国能培养90分以下的学生，但培养不出90分以上的学生。顾明远也曾说：“中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有高原，但没有高峰。” 但诚如钱学森所问，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颖一并不以为然：不是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学校扼杀了杰出人才。在他看来，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但是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可能变得越少。所以，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抹杀了，具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也就自然出不来了。 “我们的教育方式，在让所有人的平均知识水平都提升的同时，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给压缩了，大家都变得同质了。” 正因如此，钱颖一一直主张，大学教育要给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至少要“留出缝隙”。用他的话说，教育就是要培育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人才“自己冒出来。” 而由于中国一直对培养不出人才有紧迫感，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特别重视‘才’，急功近利的结果是轻视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中国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钱颖一在海外执教多年，也深受美国大学的影响。他一直猛批中国教育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他认为，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他提出的办学理念中，一直倡导的理念是“大学为学生”。在他的新书《大学的改革》中，“大学为学生”这一理念是绝对的主角。两年前《新清华》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的专刊首页上，抛却了传统的领导题词，在正中间印了几个大字：“经管学院为学生”。 “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容易被忽略。”钱颖一感叹：“所有激励都是为了发论文、做项目、升官，但没有什么激励是真正奖励为学生的。” 钱颖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对大学来说，论文发表数、学校排名是容易度量的，也可以直接带来声誉、公众认可度以及资源。但教学和教育的成果却并不容易度量，所以也很难带来好处。而在大学和院系排名这样的零和游戏面前，没有哪个校长和院长是不紧张的。 推动教育改革的行动者 厘清了钱颖一对教育本质和使命的看法，也就能理解他主导下的清华经管学院的改革路径。 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它当然算不上是一所一流大学；但是如果在教学上失败，它甚至都不配称作是大学”。 钱颖一极为赞同。在他全部的改革中，教学改革是重中之重。其中，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本科教育。他的新书中，对于本科教育的笔墨也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根据钱颖一的观察，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优点是严谨、踏实，但在沟通能力、多样化等方面有欠缺。 作为学院走向国际化的一部分，2006年10月，在钱颖一担任院长刚刚一个月，朱镕基就亲自鼓励和督促学院加强用英语为本科生授课。在钱颖一的推动下，用了一年时间，学院在英文授课上就初见成效，一半以上的本科生专业课程改用英文授课并坚持至今。 在钱颖一执掌经管学院的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清华大学把经管学院确定为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学院。钱颖一抓住了这一机遇，积极探索对经管学院本科教育体系的改革，具体落实在三项内容上：通识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在通识教育方面，钱颖一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并结合中国情况，新开设《中文写作》、《中文沟通》、《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中国与世界》等多门人文社科类的基础课程。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新开设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全国首创。这门课程名称的英文缩写是CTMR，以至于经管学院的学生见面时经常会互相问：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足见这门课的影响力。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是学院专为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开设的，包括学术、创业、领导力三个方向。通过这个计划，学院希望发现学生的个性特点，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唤醒他们的潜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中文写作课，的确戳中了中国教育的痛点。钱颖一深刻记得，2007年拜访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时，对方曾问，为什么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写作？连一个会议纪要、一份报告都写不好。因此写作课推行之初，大学中几乎所有教师都赞成。 但就像大多数改革一样，钱颖一的改革“看上去很美”，实施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困难。 过去，我们在比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差异时，有句俗话“北大有想法，清华有办法”，指的是北大更务虚、仰望星空，清华更务实、脚踏实地，这也是多年来办学理念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在钱颖一看来，要想干成事，就必须要把这两所学校的优点结合起来，既要有想法，又要有办法。 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清华经管学院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在一向务实、重视理工科的清华大学，尤其是一向以就业为荣，被戏称是有“钱”途的经管学院，钱颖一推行通识教育比在其他学院要难得多。 困难来自多方面。一来，授课的教师不好找，不少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忙于发表论文，搞学科建设，没有人愿意教通识课；二来，学生不理解，总是会问，我们学这些课程有什么用？它们对面试和求职有帮助吗？ 学生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大学就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竞争激烈，大学里的学生也早早面临就业、工作的巨大压力。这一点，钱颖一也早有心理准备：“不少学生报经管是因为高考分数考高了，家长会说，考分那么高，不报经管就亏了。”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找老师只是第一步。这些年来，钱颖一深切体会：“推动通识教育，有两个因素是很难掌控的，一个是教师个人的教学效果，一个是学生个人的时间分配。” 有一点让钱颖一没有想到的是，清华经管学院大一、大二不分专业上课，不设置专业课，这本是从海外高校借鉴的经验。但是其他大学的管理学院却从大一就开设了会计等专业课程，导致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抱怨在大二找暑期实习工作的过程中缺乏竞争力。 更让钱颖一痛心的还有学生对学分看得太重。钱颖一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大学时期简直是抓住一切机会，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对学习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但并不那么在乎考试成绩。而如今大学生的有些行为在钱颖一看来简直是“极度扭曲”、甚至是“自残”，让他很有挫败感。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学生考试前将精力集中在“刷题”上，即把过去十几年的考题和答案全部学习一遍，希望尽可能猜中考试题目。再比如，清华经管学院根据学生不同的背景，把数学课设计成理科加强组、理科组、文科组三档，供学生选择。但没想到，一些背景很强的学生却去选择内容相对简单的课程，因为容易得高分。有的学生在期中考试后因为成绩不理想，就干脆把课给退了。还有一些学生则把难学的课程放到大四上，希望这样就不会影响前三年的学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有利于申请海外交换和推荐上研究生。 尽管钱颖一一番苦心吃力不讨好，但他坚信这条路没有错：“教育不是培养有用的机器，而是培养人。特别是在清华，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当中要出能够影响世界、影响未来的人。” 钱颖一的坚持是有依据的。这些年，钱颖一与毕业多年的校友交谈时，发现他们最遗憾的，就是当时学的有用的课程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后悔没有更多去学习一些看上去无用的课程。“有一些课程看上去是无用的，对你找实习和找工作没有什么用，但它们可以帮你提高品位，帮你理解人生，还可能在未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他在很多公开场合也反复说，评价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不应该只看学生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而是要放眼看，学生在毕业20年甚至40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钱颖一的“另类”思考和行动，深深影响了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少“非典型”的经管人。黄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今年，四位中国籍学生获得了具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美誉的罗德奖学金，其中一位是201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经管学院会计专业的黄钦。 黄钦从贵州山区考上清华，刚开始“挺不喜欢清华的”，觉得“清华的每个人都太忙了，有时候很焦虑”。但经管学院的通识课程，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而大二上学期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思想和社会问题最深刻的关联，意识到不能粗暴地通过个人好恶来思考。他对钱颖一说，“钱老师，我进经管是个’美丽的错误’。”“错误”是说，他对会计专业一点兴趣也没有，而“美丽”则指的是，经管学院给了他成长、发挥的空间。 “经管学院是真心为我们的”，“经管学院改变了我”，“因为经管学院，我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和价值”，别的压力钱颖一可以淡然置之，但学生的评价是他极为重视的，每当获得学生的认可，钱颖一总是深感欣慰。 除了教学改革，钱颖一作为院长，还承担着人事、行政的管理工作。而行政管理上的难题，钱颖一与其他高校的院长的处境没有太大差别，突出的是中国教育体制长期积累的一系列老问题，包括教师治学得不到落实，教师又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和大学内部的官僚体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 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师又有其特殊性。他们通常不需要大量的研究经费，也不需要实验室。因此薪酬往往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虽然经管学院教师们的平均薪酬在清华大学的各学院中排在前列，但是与国外院校的教师相比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另外，教师职称评定中的名额限制这一弊端，在清华经管学院这样学科跨度很大的学院中更加明显。 从钱颖一任职至今，十年过去了，在他的持续推动下，学院制度改革取得一系列的突破：经管学院率先改革了教师人事制度，实行了国际接轨的年薪制，学术休假制，准聘长聘制（tenure track），同时，在职称评定中不再做学院内部的横向比较，而是与同一学术领域，同一学术资历的同行比较。也是在这十年中，学院引进了近百名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 “我在担任院长的实践中发现，管理一个学院比管理一个企业难得多，原因是我们在商学院教给学生的管理招数，在学校基本上都用不上，比如，学校不能给股份、给期权，也不能发奖金，更不能指挥和命令教师做事。”遇到摆不平的事情用什么招？钱颖一十分坦率：“耐心说服、到处求人。”院长这份工作有时候还必须得能屈能伸。 困难虽大，成绩也是显著的。在钱颖一持之以恒地推动下，清华经管学院的影响力斐然：连续十年本科招生都名列清华各院系前列，每年录取的不到200名本科生中，近一半是各省前十名，20名左右是各省第一名；MBA项目始终保持全国领先；EMBA国际排名全球第一…… 讲到清华经管学院的海内外影响力，就必须要提到学院的顾问委员会。2000年10月，时任院长朱镕基一手创办了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个顾问委员会更加星光熠熠。在成立之初，中方与外方全部委员人数加起来是42人，而到2016年10月，这个数字变成了73人。不仅是人数的壮大，更重要的是委员们所处的行业跨度、企业体量、知名度，在全球范围看都是属于顶级，影响力非凡。 特别是近年来，钱颖一邀请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标志性企业家，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集团创始人马化腾、苹果公司CEO库克（Tim Cook）、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和斯宾塞（Michael Spence）等加入到顾问委员会，邀请他们走进清华经管课堂，与学生近距离交流。 不少全球知名企业家愿意加入顾问委员会，不能不说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经济和清华大学，但他们长期与清华经管学院保持密切合作，那肯定与钱颖一的努力密不可分。 著名企业家平时都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为了邀请这些人到学院来，钱颖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比如，为了邀请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来学院作毕业典礼演讲，钱颖一提前一年就持续给她写信。没想到就在毕业典礼之前不到两个月，桑德伯格经历丧夫之痛。钱颖一原本以为她不会来了，但桑德伯格不仅来了，还带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为经管学院毕业生们做了感人肺腑的演讲。这也是桑德伯格在丈夫去世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钱颖一成功邀请到扎克伯格加入顾问委员会后，希望他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讲课。小扎曾经学过一年中文。在小扎同意来清华给学生讲课后，钱颖一突发奇想，如果小扎能够用中文授课，那该多么精彩。明知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钱颖一还是硬着头皮，提出了这个请求，并成功说服了小扎：“我知道你是一个鼓励年轻人敢于冒风险，勇于接受挑战的人，就凭你敢于在中国北京、在中国学生面前用中文讲课的勇气，同学们就不会失望。”结果小扎这场“为什么要创业”的中文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其视频在国内外的网络上“病毒式”传播。 与这些商界领袖打交道，人脉、情商、真诚，缺一不可。谈到这里，钱颖一又苦口婆心地感叹：“我们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带来了这么多资源，但是我感觉到学生们利用的还不够。” 全身心办学事必躬亲 早在2006年，在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任命宣布大会上，钱颖一曾在致辞时做出一个承诺：“我个人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清华经管学院的工作中。我会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事业竭尽全力。” 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不少大学和学院的领导平时兢兢业业，工作忙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当多的人主要心思却很难集中在办学上。 但钱颖一没有食言，他拿出了写经济学论文般的严谨，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办学。这十年来，钱颖一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这些学院院长该有的“福利”，他一样也没有争取。 “这份工作即使全时也忙不过来。做一流的院长和做一流的学者一样，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他说。 有些事情，其实难的不是花时间，难的是十年如一日。就拿经管学院定期举办的院长下午茶活动来说，媒体下午茶活动从2009年发起，至今已经是第8年；与学生的下午茶活动，每个学期大约4、5场，至今累计已举办了90场。 除了坚韧的个性，钱颖一的严谨、严苛也是出了名的。清华经管学院的工作人员吴姝谈起钱颖一时，感慨道：“平时钱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工作上如果出错了，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她笑道：“不过钱老师对自己更严格，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想挑挑钱老师犯错的时候，但基本上一年也没有一次。” 对于钱颖一的严以律己、事必躬亲，我们也有所体会。就在采访钱院长的当天，他告诉我们凌晨不到五点就醒了，然后花3个小时修改一篇演讲稿。“讲稿必须有新意，必须得扣题，必须要准确，不能重复，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做事的认真态度让年轻人汗颜。 钱颖一坦言，严谨的作风是当年被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瞪着眼睛“看”出来的。同时，他也深受朱镕基的影响，常把“我们不能让老院长失望“挂在嘴边。自从担任院长以来，钱颖一每年都要向朱镕基汇报工作数次。他回忆道：“我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只听实话，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他不听空话，如果工作汇报没有数据和事实，汇报就会被他打断。”“而且，他的要求标准很高。比如，当我汇报说我们学院在某些方面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或根据某项排名为第一时，他总是不满足，屡次对我说，那个不算数，要做‘公认的第一’。” 工作上追求严谨，平时生活中，钱颖一则一向是风趣、亲和的。某网站的一位科技频道主编，曾参加过清华经管学院主办的“媒体下午茶”，感叹钱院长能放下身段，没有架子，跟媒体打成一片。 更为难得的一点是，作为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钱颖一一向淡泊名利，对物质并没有太多的追求，日子过得十分简单。清华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跟我说，有一次，他在校园中偶遇钱院长，看到他下班后只身一人，踩着一辆自行车匆匆而过，心里是很触动的。 在外人眼里，钱颖一投身教育的同时，其实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和代价。在他就任院长之前的20多年里，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上。但上任院长后，他一心扑在学院工作上，只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了若干篇有关大学教育的学术论文。平心而论，如果钱颖一继续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那么这十年来，他能够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何等研究成果，未尝可知。 对此，吴敬琏教授也公开感叹过：“这些年来，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也减少了我们从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享受，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 说钱颖一心中不遗憾，那是假的。细数当年他交往的老师、身边的同事，哪一个不是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但是我问他，后悔吗？他几乎没有犹豫：从来没后悔过。 “如果我继续研究经济学，不好说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但肯定比现在多。”钱颖一说：“我跟国外的多位顶级经济学家聊过，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我的选择不对，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的教育改革特别重要。” 就在此次采访前，2016年12月4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刚刚将首次颁发的“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注：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为首次颁发；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和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共同获奖），以表彰他“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消息传来，他意外之余深感欣喜。这个奖表彰的内容是他十几年前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拿到这个大奖，的确实至名归。 在颁奖仪式上，钱颖一仍不忘用自己的经验，告诫研究者在学术探寻的道路上应该有更高的境界：“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而科学殿堂的根基是由没有功利，只为探索世界奥秘，追求真理的人搭建的。”他在此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 到2016年底已是钱颖一担任院长的第四个任期的一半。在教育行业耕耘十余载，回顾钱颖一实践现代教育理念的过程中，有些改革成功了，有些改革搁浅了，还有不少事干不成。钱颖一抱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但这方面他很看得开。他感到欣慰的是，经过这么多年，自己还仍然是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尽管改革之路颇多艰辛，这么多年来，周旋于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之中，钱颖一也修炼出了他的处世哲学：“做事要循序渐进，逐步推动，而且要始终如一地推动。目标是理性的、激进的，但是执行是要人性的、渐进的。方法是温和的，但是累计的结果是要显著的。” 让人敬佩的一点是，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钱颖一总是怀抱一腔热情。在采访中，他跟我们说，此前，经管学院领先推出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一课很快将在清华大学全校范围内开出，在全国也具有可复制性，这让他很兴奋。但是他并不满足，就在一个月之前，学院又召开了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研讨会，“我们的这门课还要提升，要搞出更高水平来。”推动教育改革，钱颖一永远在路上。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十年前在2007年1月1日刊出的题为“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的新舵手”的新浪财经专访。钱颖一说：“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不提‘国际化’了，因为我们早就实现了英文授课、率先获得了AACSB和EUQIS这两大国际顶尖的商学院认证，又在去年国际EMBA项目获得全球排名全球第一等等。所以，我们已经超越‘国际化’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学院的教育改革与学院的全球战略融为一体。” 的确，清华经管学院的这十年变化很大。不过，谈起经管学院的未来，钱颖一仍然同十年前一样，兴致勃勃，意气风发，充满希望。（注：十年前钱颖一院长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文章《钱颖一：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的新舵手》） （部分内容参考《大学的改革》，钱颖一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详情]

　　新浪财经讯“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出席并演讲。 钱颖一强调，当下，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提倡企业家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时候，同时也必须要减少官僚主义——简政放权。[详情]

　　 新浪财经讯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昨日在北京参加“北京市浙江商会会员大会”时称，企业家不能只听信经济学家对未来的判断，企业家最能感受经济的变化，要相信自己对于未来市场的变化。 在今日举行的“上海市浙江商会会员大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被问及此事时回应称，马云的讲话有他的道理，因为经济学者的长项是解释过去，而预测未来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其称，“我们个人不太愿意预测未来，因为这件事确实不太好做，但是仍然会有不少的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为什么呢？我想他们的思维逻辑和马云非常类似，预测还是要做的，万一对了呢？”[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