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边英一郎 新浪财经讯 4月26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于4月25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日本金融厅综合政策局参事官川边英一郎出席论坛并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你好！大家好！我是日本金融厅的川边英一朗，今天给大家讲的课题是日本在普惠金融上所做的国际性努力，今天的国际性论坛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要感谢李扬理事长以及桑津 浩太郎理事，以及胡滨主任。中日两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我们金融厅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的银保监会、证监会进行国际合作。比如说在北京，我们在召开“中日高层经济对话”，金融厅的田中金融担当副大臣也参加了会议，就强化中日证券市场以及扩大金融厅和中国的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的交流合作等等进行了意见交换。这个礼拜上海还召开了中日资本市场论坛，金融厅的远藤长官同样来到中国参会。所以说我们中日两国是一个互学互鉴的关系，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论坛能够取得丰硕的国际交流成果。 今天讲的是日本在普惠金融上所做的一些国际性的努力。首先，正如大家所知的，现在世界有三大潮流，在考虑普惠金融的时候，我们协调要基于这三大世界潮流来进行思考。 第一就是数字化，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解释数字化了，比如像AI、像物联网，我们已经非常频繁的用于商用。像金融科技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非常熟悉的词汇。数字化对比30之年前有一个很大的进展，30年前几乎没有金融的数字化。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刚上班的时候没有PC，没有Excel、Word、PPT，当然也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数字银行，当然也不可能像有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非常先进的手段，比特币也是遥不可及的一个话题。但是过这了30年，我们的数字化进展的非常快。 第二个潮流全球化，人、物、钱、信息这四大要素不断的交互，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的情形它在发生了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北京有很多外国人住在这里，在这里工作、生活，我是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来北京是34年之前，当时我还在上大学，当时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外国人，但是真的是非常稀少的，大家都用非常新奇的眼睛看着我。但是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有了非常大的进展。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重点--老龄化，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已经是全球知名了。在中国我也了解到年龄化进展的也非常之快。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普惠金融和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日本面临老龄化做了一些怎样的工作。首先进入这个课题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普惠金融的定义，第一所有人都可以以合适的价格，并且是用确实的手段或渠道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我们能够实际去使用这个服务。不是说它遥不可及，而是就在我们身边，随手可及，非常便捷的可以接续到这样的金融服务。现在有一些人没有银行账户，这在全世界领域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人都有银行账户，从这点来说日本可能就不存在普惠金融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他没有银行账户，所以他没有享受这些支付、汇款、存款、借款等这些基础服务的权利，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自己的贷款融资也存在着一些困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为什么需要普惠金融呢？也就是说，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来。能参与到经济中就可以参与到社会中，其实这是一个扩大的说法。还有一个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接触正规的金融服务也可以促进金融的稳定发展。这在宏观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GPFI是G20下面的一个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性平台。今年G20峰会在日本召开，题目是《老龄化和普惠金融》。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到目前所取得的成果，2016年在中国致力于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前一年是土耳其召开了中小企业的金融论坛；还有德国2017年，针对难民开展的普惠性的金融；2018年的东道主是阿根廷，他是与《非正规经济和数字化》有关的指导性方针，也就是说有一些无法享受金融服务的人是如何让他们享受到金融。G20所有的项目时间线我们捋了一遍，除了会员国之外还有其他的非会员国OECD等也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和行动。 为什么普惠金融要考虑老龄化问题呢？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几年进程还在加快，特别是2010年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有一个直线上升的情况。发达国家的问题并没有独特的，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人数增加，并且老龄化还在加速中。我每次说到这个话题都会说“老龄化”这个问题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早的到来，日本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中国的朋友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感受，但是我们日本确实是这样的，比我们想象的还到快。以前我们的人口结构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大城市，可能年轻人口结构多一些，但是其他的地方，农村、乡村的老龄化发展非常快。我想中国也是这样，北京、上海可能年轻一些，到了农村地区的话，老龄化进程应该还要再快一点。所以说比我们看到的表象老龄化发展得更快一些，特别是地方。 老龄化的问题我们要具体考虑哪些？比如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的下降。我们所设定的问题是这样的，现在即使能够使用金融服务，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能力以及身体机能的下降，不能准确地做出判断。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接受普惠金融的人将来也可能会变得难以利用金融服务，所以这部分人群也需要考虑。 比较困难的一点是在这。身体或者精神变得迟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十年前、十五年前，他轻度的痴呆或者认知能力的下降就已经开始了，要提前看到这些人，如果他们在认知下降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如何针对这些人群提供合理的金融服务，并且要尊重这些人，保护这些人的权益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日本有一个很可怕的估算。2030年日本患有老年成带的人将保有2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占个人资产总额的10%。也就是说，10%的金融资产，掌握在了一群可能无法判断如何使用的人手里。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一生当中他的资产管理。有很多国家面对着老龄化，他的准备还没有做好，或者说还没有做一个比较万全的准备。针对老龄化的发展，还不能提供所需的金融产品以及服务。没有银行账户的话连钱都存不了。下面这个表也可以看到，中国、日本、美国等退休储蓄缺口的数额是相当庞大的。也就是保障生活所需的资金是不足的。有一个原因是长寿。比如日本，1995年 的时候60岁的人活到90岁的概率是30%，2005年该概率则是45%，活到100岁的概率则有10%，也就是说现在日本10个60岁的人里面，平均有一个人能活到100岁。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的估算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测。这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方面要下大力气才可以达到满足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还要考虑第三个问题。数字技术是普惠金融的关键，而数字技术和金融是非常契合的两个元素，而组织实施的应该是银行或金融机构，最早使用电脑的可能就是金融行业，因此数字技术和金融是非常契合的两件事情，这也是正确的。 但是，老年人却有一种避开普惠金融的趋势。我们看一下在APP中是否同意使用个人信息，左边是美国，很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否”的比例越来越高。右边是日本60岁以上人群网络使用率也在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数字使用率就越低。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即使老了，他们也会继续使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我的父亲80多岁，他不会使手机银行，基本上都用的现金。但是40几年前，他是一位程序员。因此，即使现在使用这些技术服务，今后也可能慢慢地就不使用了。反过来说，随着这样的老龄的发展，怎么样才能使这些人能够享受普通的金融服务，也就是我们普惠金融呢。比如说有人使用手机，但是现在文字已经看不清楚了，只能使用语音等等功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数字金融的发展，这些老龄人口也可以享受普惠金融的服务。普惠金融本身就是针对每一个人不具备数字金融以及科技方面的能力也能够使用，比如说智能终端的支付等等，还有相关的一些技术，盲人等等。对于老龄人非常容易的技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些盲人等身体有障碍的人也能够享受金融技术。 我举一个日本的案例，在中国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再过15年左右，70%的资产掌握在老年人的手里，蓝色的是资产的分布，大概有10%左右的人未持有资产，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我们如何使这些人群能够享受到普通的金融服务，比如考虑个人的的金融知识水平差异，还有考虑他家族的构成，他是一个人居住还是跟家属一起居住，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每一个人个性化的发展特点要考虑进去，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右边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年龄逐渐增加，20年前年龄峰值是47岁，现在是66岁，今后中国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可能也会碰到这个问题。这些经营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什么时候就不得不停止他们的事业了，从供应链角度来说，这对地方经济是一大损失。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传统金融的接受能力也逐渐下降，因此也需要将他们列入普惠金融的范围。日本就是这样的，针对金融机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让这些人现在经营的企业让合适的人去继承，腾出他的一部分精力，使他老了以后的资产管理更加容易一些。企业并不是一个人的，可能是因为他要有一个供应链，他要买进东西、卖出东西，所以供应链周围上下游的关系也要考虑进去，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龄的企业家如何能够选拔年轻的接班人，这也是我们普惠金融里面一个附属的作用。 总结一下我刚才说的内容，普惠金融是今年6月份在GPFI会议上审议通过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的内容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使用数据和证据，提升数位素养和金融素养，首先要优先哪些普惠金融。针对老龄人口进行终身的资产管理计划制定很重要，还有针对不同的老年人群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比如说自营企业的人以及独居的老人等等各种模式的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还有包容性的技术，还有其他的弱势群体要考虑进去。 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问题，现在能够享受金融服务的人今后也有可能被金融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潜在享受普惠金融的人。因此，开发包容性的技术，也就是普惠金融技术是其中的关键。包括老龄人口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金融服务，也就是依据数字时代来解决这一问题。 以上是我的讲话，谢谢大家！[详情]

　　李智慧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野村综研未来创发中心资深高级顾问李智慧出席论坛并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智慧：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李智慧，首先非常感谢社科院还有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我们共同举办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我主要介绍一下日本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动向。早上会议的时候，我邀请的金融厅川边参事官还有日本的央行北京首席代表东先生也作了相关介绍，我简单再过一遍。 首先，和中国相比，日本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的网点和ATM的覆盖率也相对的比较高，尤其是金融机构的网点，每10万人的覆盖率来比较，中国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国有金融科技的发展空间。另外，由于日本在90年代就有一个鼓励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改革，所以银行和非金融企业已经提供了面向个人的非常便利的金融服务，他们提供包括电子钱包，还有预付卡形式的电子货币的服务，这些服务都是基于银行帐户或现金的服务。当时互联网还不是十分发达，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并不是特别紧密，从这一点来讲，日本的这些服务并没有形成类似国内这样的大数据，制约了他们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 在中小企业金融这个领域，日本的合作社金融，政策金融公库，信用保证协会等，面向中小企业的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机构遍布城乡，中小微企业贷款门槛较低。这也是日本和中国不同的的一个特点，政府和区域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机制，包括风险管理，信用保障，限制性法定，还有信用的信息注册担保制度，以这种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非常便捷的融资服务。 在这个完善的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数字普惠金融，只是对现有金融服务的一个补充，包括类似P2P的模式，在日本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日本现在的利率非常低，基本上接近零，或者负利率，此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要做类似的服务，他们是需要有牌照的，而且他们对利率的上限都有严格的限制，没有逐利的空间。 为了应对数字化的浪潮，日本制订了金融数字化的转型战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一点，开放创新，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和银行的合作。其中包含修改了《银行法》，推动开放银行，第二点，他们还推动技术创新的应用，为此金融厅设置了金融科技的咨询窗口，也就是说很多金融科技服务是跨行业、跨功能的，很难判断是否合规，他们设置了服务窗口应对社会各界的咨询，以更高效的形式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还设定了一些类似先行先试的实验性的重点项目。第三点，他们推动了支付清算的升级。 这是日本的整个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框架，左边是金融的功能，右边是目前日本所制订的金融相关的各项法律。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对P2P这类新型的服务的监管的定义。顺便提一下虚拟货币的监管，日本是比较快的作了相关规定。从这一点来讲，日本是一个制度先行的国家。 我们先从第一点开放创新来看，他们是迅速的修改了《银行法》，从执行层面大力推动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日本的金融机构处于强势的地位，金融科技企业没有像我们有很大的平台，从头到尾可以一连贯的提供服务，他们的金融科技企业还是提供比较部分的功能，他们需要跟银行进行合作。日本的《银行法》在推动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是十分注重信息安全，还有个人的隐私保护，还有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银行法修订之前，如果消费者通过金融科技企业去应用金融服务的时候，他们需要把他们的个人信息，或者是银行的密码交给金融科技企业，但是银行法修订之后，首先这个金融科技企业是需要注册登记，他们是需要经过审核，有一定资质的。另外，用户不必把他们相关的个人信息交给金融科技企业，而是金融科技企业通过API认证授权金融科技企业，为用户做一些金融科技的服务，以这种形式来保护用户的隐私。此外，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由银行协会为主体，详细规定了银行开放API的标准，如果要进行合作，合同签订的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在系统层面，API报文的规范标准，各方面都有协会等相关团体，做了很周到的准备。 这是银行跟金融科技企业在合作的时候，他们要签的合同典型的条文，大家可以看到对用户的补偿这一条，如果出现非法挪用存款，即使双方没有过失，企业也应该对用户补偿。日本是非常注重对各方权利义务做详细的界定，对用户的信息保护和消费者权益是非常重视的。 再有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应用，这是去年金融厅在金融科技中心牵头，实施了五个试点项目，例如，他们用区块链尝试进行认证手续的共同化，就是用户不必在每个机构都去认证的。另外，他们也开始引进人脸识别和身份证的验证，尝试在合规过程中投入AI。我刚才也提到了，日本由于移动支付发展滞后，并不像国内有数据沉淀，从技术角度，包括远程开户，这方面也因为之前的法制法规的限制，所以他们走得比较慢，现在刚刚在进行尝试。从这点来讲，中国的人脸验证，金融科技的发展是远远走在日本的前端。 这个试点项目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叫“现金零钱投资”，这可能跟今天的普惠金融有一点关联，所以我作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现金零钱投资”是日本的几家机构，各个业态的企业共同合作，在现有的支付系统的基础上去挖掘新的业务模式和市场，其社会意义就是发掘潜在的投资群体。大家也知道日本社会上还是现金为主流，大家在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零钱，现金的零钱对于消费者来讲，携带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三家企业，一家叫“7银行”，这是日本最大流通集团属下的银行，它在在便利店里面设置了ATM，这个便利店ATM可以连接日本的几百家银行，同一台ATM可以取款，也可以存款。他们实验的内容是，客户往“7银行”设置投币箱里可以投入零钱，通过资金转移业者，将资金汇入一个金融科技企业“Toranotec”的户头，然后由这个金融科技企业进行投资理财的相关服务。为什么他们搞这么复杂的机制呢？大家也知道，日本的各个企业都是非常遵守业务范围的，在现有不跨界的前提下，如何和其他业界相结合，如何形成新的业务模式，这是他们关注的地方。如果他们其中某一家要去做整个服务，那么要取得各种各样的牌照，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 有关推动支付的升级，他们最近在推金融EDI，在支付的过程中，将商流信息跟银行的信息相关联。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可以将全流程交易信息做一个大数据化，将来他们的愿景是做到企业信息的跨界共享，利用信息进行融资还有税务方面效率的提升，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生产性和效率的提高。 最后是今后的展望。日本的数字普惠金融的所呈现特点是，在完善制度的前提下，正处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应用的过程中。像2C的这一端，零售、通讯、服务业，这些非金融企业纷纷进入金融科技领域，寻求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而2B这端，类似于我们讲的产业互联网化，比如推动MaaS的制造业，利用IOT的物流业，这些企业也在积极寻求进入金融科技领域。 底层的金融基础设施，通过金融EDI，完善法制法规，开放API，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开放和共享，推动大数据化。在此基础上，金融相关的功能，包括金融机构，他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金融科技和产业领域的深度结合，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这些融合现在才刚刚起步，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详细介绍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东善明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所长东善明出席论坛并演讲。 东善明表示，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并不是只依赖高科技来实现的，跟移动技术的例子不一样，即使把高科技利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也不能期待Leap frogging发展，为了推动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还是需要加强传统的应对。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东善明：各位嘉宾，各位领导，上午好！普惠金融，刚才胡滨主任已经介绍了，是以可负担成本，对未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今天我要重点谈一谈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同时也列举一些日本的例子进行说明。 资本市场也是很重要的融资渠道，尤其是对拥有引人注目的技术和良好的财务报表的小微企业来说，比如发行公司债或者股票上市。我理解中国的金融市场现在为止还是像日本、德国那样，就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我今天主要讨论银行融资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简单看一下高科技和普惠金融的关系，高科技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推动普惠金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动支付。在没有银行、现金也不容易流通的地方，人们原来很难进行传统的清算支付，不过现在都亏无线通讯和金融手机，人们能利用非常高水平的金融服务，这叫作Leap frogging，就是跳跃式发展，是高科技才能实现的。我觉得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跟Leap frogging还是不一样的，不是只靠高科技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想要明确一下为什么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很重要，小微企业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是世界共通的难题，都想参加上市公司的银团贷款，但是向默默无闻的小微企业贷款，谁都会踌躇的，一般来说小微企业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信用风险比较大，小微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还取决于企业的老板和客户老板的关系是否牢靠等等，这些是看不见的元素，所以外行不能评估实际风险的大小。在这样的情况下，连那些有技术，有市场的优良企业，也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就是要通过普惠金融的框架来解决。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小微企业通常是实体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日本跟中国的状况差不多，中小企业占整个市场主体的99%以上，总体就业的70%以上，还有GDP的90%以上，所以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就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的问题，从高科技的应用和传统措施这两个角度讲一下。 第一个观点，高科技的应用。比方说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的那样，我们能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评估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贷款审查，跟原来的主要利用财务信息的评分审查或者Scoring model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通过Scoring model提供融资的企业开始陆续倒闭，人们开始认为这些评分审查基本上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就是Scoring model最大的特征是通过减少核心信息来实现审查过程的单纯化，这样也许没有利用的信息中，也许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工智能通过利用庞大的信息，来高效率的找到人们不能发现的客观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期待人工智能计算出来的结果比以前Scoring model的结果更可靠。除了贷款审查以外，我们还能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跟踪，按照最近研究的结果，通过贷款企业的资金出入账信息，来把握信用状况变化，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技术从跟传统的方法不一样的角度，会扩大我们进行贷款的对象企业的范围，这可以说高科技弥补，或者扩充人类的力量，非常有利于推进普惠金融。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即使人工智能不是评估个别企业的信用风险，准确的说，它是按照过去的客观数据进行一种归纳推理，这意味着万一发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新危机，那些推理可能会出现错误。还有一些采取完全性的商业模式的企业，即使他们很有未来，普惠金融也可以判断他们的发展。 总之，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传统的贷款审查一样的，能判断风险大小，但并不能减轻风险本身，我们应该注意以人工智能的利用为理由盲目的增加贷款。所以，可以说人工智能在小微企业融资领域并不能实现Leap frogging的魔法。人工智能就是一个黑匣子，就是很负责的暗箱操作，我们不能明确的说明为什么那家企业可以进行贷款，为什么这家企业不行，所以银行不能建议这家企业为了得到贷款该做什么，限制现金流好吗，或者压缩债务好吗，人工智能的判断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接受计算出来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局限不能作为银行和企业间双方向的沟通工具。 今天我最想强调的是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并不是只依赖高科技来实现的，跟移动技术的例子不一样，即使把高科技利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也不能期待Leap frogging发展，为了推动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还是需要加强传统的应对。 下面我举日本的例子来说三点，首先，因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也算是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很重要，日本政府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专门支持小微企业的总体系统，就是指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专门的法律，还有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是专门扶持小微企业的。日本政府还起到了主导作用，建立信用保证制度，多亏这些专门的政策框架，使得日本政府能实现具体政府的协调和高效率的资金分配。换句话说，专门支持小微企业的制度，有利于提早建立“几家抬”机制，同时也需要回避道德风险，日本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工具，基本上限制在现金面临流动性困难的企业，或者因自然灾害而陷入困难的企业，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日本的银行系统衰落的时候，政府展开全面支援小微企业，但是为了这些应对，制订了特定的法律，还是限期废除了。 第二个传统措施是推动金融机构的贷款，首先可以培养以支持小微企业为己任的金融机构，日本民间融资叫作“无尽公司”，贷方和借方如果互相很熟，几乎没有信息不对称，日本制订专门法律，无尽公司直接改为正规金融机构，使其阳光化。现在业务范围，还有地理上的限制，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客户必然是当地的小微企业。还可以妥协拥有数量目标的行政手段或者下降存在准备金率等优惠的激励机制，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向小微企业进行贷款。不过这个方式必然伴随着增加不良贷款的风险，比方说在日本80年代，虽然金融的自由化，大企业开始发生公司债，减少银行的贷款，很多银行开始很积极的增加小微企业的贷款。在盲目的贷款竞争中，部分资金流到房地产行业，这也是形成泡沫的原因之一。对推动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方式，应该需要同时加强对他们的风险管理，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我觉得政策的协调很重要。 第三个传统的措施是提高小微企业的经营水平，这个应该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最有针对性，最有效的方法，重点是银行自由发挥经营咨询的作用，培养优良企业，因为优良企业很容易按照市场原理获得融资。日本的银行以培养小微企业而闻名，就是主力银行制度，还有关联银行业务的概念。日本小微企业的主力银行，往往是立法性银行，企业的老板向主力银行说明自己经营的状况，然后面临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了什么担心，他们马上就跟主力银行商量。小微企业的老板基本上相信主力银行是合作伙伴，一定会照顾小微企业的，按照2011年调查分析，日本八成以上的小微企业都有自己的主力银行。对银行来说，频繁的访问小微企业，通过与老板保持长期密切的关系，不但能缩小信息不对称，而且能得到未来发展的信息，这是按照过去的大数据来判断人工智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人工智能比起来，培养各个企业的效率很低，不过银行可以选择有未来的一部分小微企业，通过加强关系来实现双赢。银行培养企业的目的，就是给银行带来的利益，银行应该认为跟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最后，我想讲一下以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的意义，这个目的是促进有竞争力的小微企业享受金融服务，这个对象并不是所有的小微企业，也不是像移动支付那样利用的对象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以增加向所有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目标，当然会导致不良贷款的问题，普惠金融的最终目的是向小微企业持续提供金融服务，提高这些企业的存续率，让小微企业稳定的对经济做出贡献。 这个图表所表示的是从员工规模和创业实际角度来看的日本企业的数量，这样的统计结果我也很震惊，员工规模，5个人以下，但是有30年以上历史的小微企业，现在占到30%以上，我觉得这背后可以看到他们培养小微企业的历史。[详情]

　　罗曼·沃迪拉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沃迪拉出席论坛并演讲。 罗曼·沃迪拉表示，消费金融是对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 以下为发言实录： 罗曼·沃迪拉：大家上午好！我叫罗曼，我是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信”）的总经理。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和在座的各位一起探讨如何更好的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 首先我要向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表达感谢，你们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我相信这份报告会给我们带来很宝贵的指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发展普惠金融，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捷信集团，捷信集团是22年前在捷克成立的。经过22年的发展，捷信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金融提供者之一，目前我们在全球10个市场有业务，覆盖亚洲、欧洲和北美。我们是于2010年年末在天津获得了消费金融牌照，自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提供普惠性质的金融服务。我们主要是针对那些被传统机构忽视的人群，而这群人他们的的确确是有金融需求的，我也是非常荣幸看到捷信作为一个消费金融实践案例被收录到报告当中。 如各位所知，“普惠金融”现在是一个全球热点话题。在中国，中国政府也是专注于拉动内需，去刺激消费。消费也成为促进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可以促进我们经济实现健康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普惠金融呢？概括而言有四点，容易获取，可负担得起，方便快捷和普惠包容。事实上，普惠金融这四个要点和消费金融的服务，和我们提供的金融服务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容易获取性而言，我们提供的贷款额度都是比较低的，而且期限较短，而且我们的贷款非常方便，申请和审批流程都非常快捷。可负担得起，意味着我们提供的贷款服务是定价合理，而且无需抵押。方便快捷是指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渠道的销售网络，我们走到客户身边，走到POS点（销售服务网点）给他们提供服务，出现在他们身边。 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金融其实是对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如果大家看一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可以享受银行服务的潜在人群是8亿人。事实上，这8亿人当中只有1/3的人群是可以从银行获得金融服务的，剩下的2/3他们要么不能从银行获得服务，或者说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获得服务。所以我们需要有消费金融公司的存在，去给这些人提供金融服务。这背后的原因很容易去解释的，如果你要想给这群人提供金融服务，就意味这你要在贷款审批这个环节要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之前是从来没有贷款记录，所以对传统银行来说，去服务这群人的动力不是很足。所以消费金融公司就出现了，可以进入这个细分市场，给他们提供金融服务，也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信用记录，未来他们可以凭借着这个信用记录从传统银行机构去获得服务。 在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客户故事，我们在辽宁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父亲工作很努力，而且在他们居住的城市之外工作。这位母亲就需要在家照看孩子，每天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这位母亲她没有驾照，只能骑电动车完成接送。可能在天气好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冬天天气严寒的时候再用电动车去接送就会有很大的困难。虽然他们家里面有一辆车，但是这位母亲是没有驾照的，如果要想获得驾照，她需要花几千块钱去报一个班。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鉴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拿出几千块钱学一个驾照其实是挺大的一笔负担。因为捷信是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而且跟驾校有合作，她只要付几百块钱的首付就可以正常上驾校培训班了。今天她拿到驾照之后，就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天气情况下送她孩子上学。 这个客户故事其实是捷信数千万客户的一个缩影，当然如果没有消费金融长期的存在，没有普惠金融的意识作为指导，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 前面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被更多的人去享用，所以我们这边打造了一个全渠道的分销结构、分销体系。我们都知道，在今天大家都在说线上业务，我们除了线上渠道之外还有线下业务，可以在pos点给客户提供服务。截至2018年9月，我们的业务点覆盖了312座城市，29个省份和直辖市，您可以到超过25万个分销点去享受捷信的消费金融服务。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简单、快捷和透明，而且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和消费场景紧密相关，客户可以去购买3C产品、家用电器、装修等等。我们的产品定价非常合理，客户人群当中大多数之前没有贷款记录，属于首次借款人，所以我们在帮助这群人去建立信用记录。因为我们是一家持牌机构，也是受监管的机构，所以会把客户数据上传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这也有助于帮助中国打造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是一家持牌机构，所以我们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是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去执行的。 此外，捷信还和很多的电器生产商、手机生产商合作，向消费者提供零息或者低息产品，真正做到普惠金融。我们产品设计当中还有很多创新的特色，更好的去保护客户的权益。也获得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信心。其中一个特色就是15天犹豫期服务，15天内，消费者无论任何原因希望单方面终止合同，只需按时归还本金，即可免付利息和其他服务费用。 我们在IT方面也做了非常大的投资，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的贷款审批做到更加有效率，可以向更多人提供贷款服务。我们不仅仅是提供金融服务或金融产品，也非常注重普及金融知识。我们从国际经验当中收获了很多，我们认识到推广金融知识、开展金融教育是我们的立足之本。而且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这边发布了一个计划，叫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计划书，我们也知道这个计划书当中也提到我们要深入推进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提高金融消费者威权意识和能力。此外还要引导公众关心、支持、参与普惠金融实践活动。 得益于我们的经验和在政府的大力指导下，我们在中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金融支持普及活动，我们走进了中小学、大学，也来到了乡村地区去开展金融支持普及活动。我们向客户传递知识，告诉他们如何安全的去使用金融产品。这也是捷信所遵循的价值观之一，就是要做一个安全负责的消费金融服务商。我们的初衷是避免客户陷入较重的债务负担，使他们每期可以按时还款，使他们真正享受到金融服务对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改变。在中国，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已经惠及225万中国居民，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末，将这个数字提高到600万。 当然，要想完成这份工作仅仅依靠捷信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和业内非常有经验的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比如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复旦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在这些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启动了多个项目。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捷信所提供的普惠性质的金融服务不仅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还得到了行业与社科院的认可。 我们知道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希望我们通过与在座所有人齐心协力，我们可以早日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也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健康、更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谢谢各位！[详情]

　　杨农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出席论坛并演讲。 杨农表示，发挥我国互联网规模优势和应用的优势，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着力探索商业可持续的服务模式。第二，注重提供负责任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机构要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注重保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第三，精准地匹配服务对象的有效金融需求。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杨农：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普惠金融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的手段都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也同样呈现出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以及服务覆盖面广等等特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正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共性的难题依然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越来越多创造性和适应性的新型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服务模式渗透到普惠金融的领域，一个以数字化为驱动的普惠金融的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我国互联网规模优势和应用的优势，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和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过程当中，不能够仅仅靠技术来单边突进，把技术过度的神化和泛化，而应该研究推动包含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风险治理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消费者保护体系。 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的普惠化、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和工作的部署，下面我就以下三个方面谈一点意见： 第一，着力探索商业可持续的服务模式。商业可持续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原则，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指出，普惠金融应该立足商业可持续的原则，20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也明确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因此有必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商业可持续的数字普惠金融的模式，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标杆做法，探索数字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模式应该提升数字化风险的管控能力，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建设大数据的信用评估、信用风险动态监测等系统，从风险成本和运营成本两个方面降低综合服务成本。建立有效的业务模式，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优势，将普惠金融产品进入各类服务场景，依托生态闭环打造高效的金融价值链。目前我们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综合服务的平台模式、电商模式、供应链金融模式等多样化的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注重提供负责任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所谓的“负责任”是数字普惠金融关键的理念。金融服务机构要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注重保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在普惠金融领域信用和信任的基础较为薄弱，客户的金融素养和风险意识不足，倡导“负责任金融”的理念非常的必要，并且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回顾世界金融史，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卡债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印度小贷危机的发生都与相关的市场主体没有能够充分的履责有很大的关系。当前要提倡践行负责任的数字普惠金融应该注意全面的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透明度，通过信息披露、产品登记、风险提示等措施切实地保障数字普惠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通盘地考虑普惠金融服务的经济账和社会账、短期账和长期账，一视同仁地公平对待，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农户等群体在内的各类服务对象。同时，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提升数据治理、安全管理的能力，不能够以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为理由，过度采集客户数据，更不能够开展数据倒卖、“一次授权、重复使用”等违法违规活动。 第三，精准地匹配服务对象的有效金融需求。有效的金融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根本，数字普惠金融需要准确的识别服务对象的有效金融需求，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金融服务供给。比如就小微企业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准确地识别哪些小微企业存在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准确地识别小微企业存在哪些方面的金融需求。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已经注意到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逐步从存贷汇等基本需求发展到资金融通、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综合性的需求；从小额分散的单户需求已经发展到了基于产业链和商圈的批量需求；从不同发展期的分段式的融资需求发展到覆盖了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匹配服务对象的有效需求，应该加强服务对象的金融需求调查摸底，分析判断服务对象金融需求的合理必要性，筛查其中的有效金融需求。同时要丰富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供给，面向服务对象提供包括存贷款、支付、结算、保险、投资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精准服务，根据机构资源禀赋和目标客户群体，找准市场定位，基于客户需求特点设计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够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提高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数字化是核心的工作手段和推动的力量。 未来已来，未来可期，最后祝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详情]

　　胡滨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出席论坛并演讲。 胡滨表示，当前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的局面，解决了一些世界性的难题，也使得我们的金融业有了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弯道超车，显示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全球竞争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胡滨：刚才大家看到的VCR，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课题组，在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支持下，做的一个“普惠金融万里行”的调研活动。今天发布的报告主要基于理论研究和此次调研活动。我想结合这个报告，以及我本人的一些研究体会，谈一谈关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看法。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报告发布的主要内容，各位手上可能看到了这个报告的书面版本，报告包括了一个总报告和五个分报告。总报告主要是理清了普惠金融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也借鉴了国际经验，来总结中国普惠金融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除了主报告以外，后面有五个分报告，这五个分报告从不同的维度来分析中国的普惠金融的现状，包括了从量化的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和国际比较；中国农村金融的普惠金融；传统的金融市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普惠金融发展的状况；金融科技催生下普惠金融的问题；根据调研走访的普惠金融的机构作了一些案例分析，有蚂蚁金服、京东数科、捷信消费金融、乐信集团、开鑫金融等等。 报告内容就不详细阐述了，我想结合报告的主要观点来谈谈未来中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一些看法，首先我们看看现有的普惠金融的一些概念梳理，请大家注意，有几个关健词，无论是世行的定义还是我们中国关于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规定，都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关健词。第一是可负担的成本，有效适当的金融服务，特殊的金融服务的对象和人群，比如说小微企业，农民，三农，低收入群体等等。还有一个关健词是商业可持续。也就是说，我们所称的“普惠金融”，最核心的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 这张表是来自于世行的表格，我标出了有关中国的情况。根据世行的统计数据，中国2014年在普惠金融的方面属于稍微中等向上的领先地位，但是手机支付比例是0.48，世界水平是1.38，也就是说在2014年来说，按照世行的统计，中国的移动支付低于全球水平，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2019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移动支付发展水平是什么样的。 从普惠金融到数字普惠金融，未来借用数字技术，借用大数据，借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将在整个普惠金融有广泛的应用，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中国参加的G20会议上，我们作为主导国提出了G20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这样一个生态体系包括了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情况，普惠金融服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这张图我梳理了中国政府在整个普惠金融当中出台的一系列支持、鼓励和发展的政策，最早在2013年“十八大”的时候提到普惠金融这样一个提法，也催生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出台。之后有一系列关于金融扶贫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等政策文件。请大家注意，G20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这个原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确立了数字普惠型的主导思想，设立了八条高级原则，之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以及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普惠金融措施，比如说定向降准，融资税收优惠等等。直到最近，我们看到有201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以及今年中办出台的《关于促进小微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些构成了我们中国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报告，列出了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第一，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可以看出机构网点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崛起，机构的数量开始停滞，因此我们应当转入数字普惠金融的领域，促使薄弱的金融环节的可持续性持续提高。小微企业的可得性也在不断提高，贷款的可得性不断提升，这里有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小微企业贷款的情况。 大家看一看，我刚才说的2014年的时候，我国移动支付情况是低于全球水平的，但是到去年，移动用户超过了9亿人，渗透率达到了92%，交易的金额超过了200万亿元，这些数据都是位居全球第一。我们对比一下，PayPal的用户是2.67亿，占全球总交易笔数的53%，交易规模是5780亿，但是它和中国相比只占到了中国交易规模的2%，从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可以看出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第二个是数字货币市场基金，依托于数字技术，特别是余额宝、财富通等等移动互联的技术，使得我们的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目前位居全球第二了，还有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普惠金融的排名表现，都提到了我们在数字普惠金融，在电子支付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根据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水平2015年是2011年的5.5倍，快速增长。 左边这张图，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一个省级差距倍数，我们普惠金融最好的省份上海和最差的省份西藏，省级差距是2.8倍，但是我们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差距倍数是1.9，也就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省级之间的差距。下面这张图反映出了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这样一种区域的差异值，从0.5降到了0.1，而我们整个数字普惠金融的水平直线上升。 以上是关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问题是今天需要重点阐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问题，中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机构监管部门采取了很多支持政策，定向标准，信贷政策等等，来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去做普惠金融，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和很多金融科技企业也在从事普惠金融业务，今天李扬理事长说到数字普惠金融解决了很多传统金融机构没有触达的地方，比如说覆盖面的问题，比如说传播的速度问题，交易的速度问题，方便快捷的问题，但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技术的普及，随着我们普惠金融水平的发展，未来我们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速度问题，交易的频率问题，更多关注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问题，如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问题。相对于传统的金融机构从事普惠金融业务来说，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融资成本远高于传统金融机构。最核心的原因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不是传统的银行，它获得资金的渠道不一样，所以获取成本比较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采取了数字技术，所以运营成本在下降，下一步如何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服务成本，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我们客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和信息安全方面，前期我们忽略了这些方面的保护，现在各界都意识到了信息的安全，客户隐私权的保护问题极其重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会制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当前的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我们通过了这样一些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解决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急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商户，他们需要的资金不仅仅是要及时的融资，同时还需要低廉的融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仍然很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消除了一部分，但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当前的金融监管和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严重的不匹配、不对应，我们在顶层设计上还没有关于国家的数字普惠金融这样一些长远的规划研究，现有的监管仍然是在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如何推动具有混业性质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是摆在监管当局所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在当前技术较为薄弱情况下，监管机构如何去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这是监管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由于现在市场充斥了各类所谓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良莠不齐，真伪难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如何正确区分真伪的普惠金融机构，怎么去大力的支持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加强对于伪普惠金融机构的监管，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回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中国要重视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当前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的局面，解决了一些世界性的难题，也使得我们的金融业有了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弯道超车，显示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全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如何保持住？现在是不是有危机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作为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比如说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引导、鼓励这些金融科技企业在本国的金融市场生根发芽。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我们恐怕已经取得的暂时的优势都会丧失。 我们商业上可能会领先，交易规模可能领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全球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另外，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制订并没有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即使中国相关金融科技企业是领先的。 现有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已经走出去了，也得到了国际认可，下一步就是如何进一步的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 为此，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它来提升中国金融业全球竞争力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当其冲就应该有一些关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发展路径，支持政策，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今天李扬理事长也说到了要构建多层次的政策体系。我们现有的政策性的支持体系，商业可持续的政策支持体系，还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体系等等，这样就能够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大家面临的关于互联网金融整治的阶段，要尽快转化为长期、长效的监管机制，如何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呢？最现实、最迫切的就是推出中国版的监管沙盒，为各国的监管机构监管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示范。无论是中国现有的监管当局，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等，还是现有的市场主体金融科技企业，还是我们在座的学者和学术机构，都需要在这个领域广泛参与，广泛讨论，加强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强调一定要淡化国家的意志和政治因素，要强调实实在在造福当地的老百姓，避免因为上述原因受到一些干扰和限制。 融入国际社会，提高竞争力的核心是标准问题，中国的商业规模的领先怎么转化为技术标准的引领？我们应该积极制订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数据和技术标准，健全监督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当体系标准成熟以后向全球推广，通过商业的领先来带动标准的推广。 未来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大有可为，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发展农村金融，农村的数字普惠金融。 所有的基础都是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我们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石。我们的技术安全问题，我们的支付清算体系问题，我们的法律制度问题，中介机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加强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以上是关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思考，谢谢各位！[详情]

　　桑津浩太郎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理事桑津浩太郎出席论坛并演讲。 桑津浩太郎表示，日本的普惠金融的体制不能原原本本的照搬到中国来，中国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国家，而且中国的数字化已经远胜日本的发展程度，中国大数据、AI、区块链，这样的新技术开拓了新的金融手段，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日本的发展情况。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好，我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综合研究理事桑津 浩太郎，尊敬的李扬理事长，尊敬的日本金融厅综合政策局川边参事官，尊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胡滨副所长，以及各位参加会议的金融界人士。今天盛开的举办这次国际论坛，我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喜悦，另外也对中日双方的研究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我们从2010年开始有对于金融领域进行多种多样的共同研究，双方的政府机构企业等等非常积极参与了这次研究，我们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的各个重要课题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以及政策方面的建议。我们今天这个研究，这次会议的研究题目是普惠金融，也是对于中国今后新常态下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我们实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日本经济的急速发展不全靠国际化的大企业，其实我们的日本经济，我们的附加价值一半，甚至我们就业机会的70%都是中小企业创造出来的。我们金融的成本，金融的获得路径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的时候，这个中小企业的金融机制对经济恢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毋庸置疑，日本的普惠金融的体制不能原原本本的照搬到中国来，中国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国家，而且中国的数字化已经远胜日本的发展程度，大数据、AI、区块链，这样的新技术开拓了我们新的金融手段，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日本的发展情况。所以，我相信在中国可以进行一个更新、更先进的数字普惠金融。比如京东数科、蚂蚁金服就是非常优秀的代表。在这些领域，可以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所以，中日关系在不断的改善，而且我们的经济关系也是不断的提高，我们互相依存的程度，野村综合研究所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日本，把日本的经验介绍给中国，进一步深化中日的友好以及两个国家金融经济的关系，希望我们为此进一步努力。 以上就是我的致辞，感谢大家！谢谢！[详情]

　　李扬 新浪财经讯 4月25日消息，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围绕普惠金融理论、实践及未来展开深入研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出席论坛并演讲。 李扬表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金融改革，下一步的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点： 首先，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大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第二，金融产品结构的调整；第三，只有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才能解决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比如信息的获取问题、金融服务触达成本问题等；第四，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帜下，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竞争中性”的市场原则；第五，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李扬在演讲中提到，考虑整体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从实体经济出发，提出实体经济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返回头来，再从金融回到实体经济，想一想我们的金融如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此相互应照，我们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下为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主办方，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特别要感谢我们长期的、友好的合作方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各位嘉宾以及来自日本的朋友，感谢你们参与这个会议。 大家知道，近年来全球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就是，“遇到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在经历着40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始终存在，而且未有稍缓。在这样一个实体经济大变化的背景下，金融当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金融的改革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关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几个主要的金融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一直在研究，应当说，到了今年的2月份，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稳定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提法，首先是把我们金融改革放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把它视为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对于金融改革来说，这不是一个套话，因为它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大致上说来，下一步的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点或者是方向： 首先，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大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所谓金融体系结构改革的方向就是，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这四种类型的金融要合理分工、协调共进。这个目标，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第一次提出的，从那之后，应该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在商业性金融之外还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已经不是纯商业了。大家都知道，下一步中国经济要稳定成长，还需要发挥投资的积极作用，而经过长达70年的高强度投资，现在留下的投资机会中的相当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都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城际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比如说市政基础设施，比如说国土整治等等，这些都是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明确罗列出的投资领域。做金融的人都知道，这些项目中的多数，具有公共性或准公共性，都没有完备的商业可持续性，而且它们的现金流不稳定，投资回收期很长，风险很大。面对这样一些投资对象，仅仅依靠商业性金融予以支持显然是不够的，因而就有了这样四类金融并举的发展战略。 我们也注意到，在商业金融之外，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这是当今一个世界趋势。今天日本的朋友在，我们最近在研究日本的情况，我们注意到，甚至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近20多年来，日本整个金融体系都政策化了。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至少揭示了一个现象，现在，相当多的投资任务不只是商业性的。我最近访问日本，我注意看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水道、教育设施及各种各样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或者是政府发起机构来做的，而他们的资金来源，则主要靠的是发行国债或者发行地方债，也就是发行公共部门债。应当说，这样一种运行机制是一个新现象，是全球经济进入长期衰退、遇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所发生的新的金融发展现象。作为长期做金融的研究者，我觉得我们的金融研究也遇到了一个挑战，也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金融是很复杂的，而且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集体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可能会很深的、很广泛的介入到传统的商业性领域，金融也不再只是商业性一种类别，金融发展也不再只是商业化、市场化一个方向。这是中国下一步要做的。 第二，金融产品结构的调整。刚刚说的是金融机构体系，现在说产品体系。最近，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以市场化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这几个“化”说的非常专业，从金融上说，就是大力开发“非标”的产品和服务。由此我们就想到，最近这几年来，由于中国的金融风险凸现，监管部门推行了一系列监管举措，就是要把这样一些非标的产品标准化，场外的金融活动拉回场内，表外的金融活动拉回表内。应当说，针对过去及当下的金融风险频发以及监管没有到位的情况而言，这样一些举措是对的。但是，作为长期发展来说，正如习主席说的，我们还是要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毕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金融需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我们必须创造与之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去满足这些需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应当说，多年来，中国的金融机构满足于那几种标准化的存款和贷款，现在，随着实体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变化，仅仅依靠那几款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远远是不够的。 第三个方向与今天的讨论直接相关，但是，我愿意用更上位的概念，即金融科技，将今天的议题，即“数字普惠金融”，概括在内。会前交谈时得知，日本朋友对于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深刻的印象。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能够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我们引进新技术，没有老技术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发现，新技术支持下的新金融和原有体制的契合问题也还是有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的互联网金融前几年发展的曲折波动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要发展金融科技来解决普惠的问题，解决科技产业化的问题，解决金融的绿色问题。这几个概念大家都知道提出很久了，所谓普惠，无非就是要让所有有合理金融需求的人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基础上，体面地获得金融服务。但是，如果基于传统的金融结构，提供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需求就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必须开新路，这个路就是“金融科技”。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概念，可以覆盖我们今后金融发展的好几方面内容，我们只有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才能解决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比如，信息的获取问题，普惠金融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金融服务提供者得不到服务对象的信息，得不到准确、全面、及时的信息，而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又如服务对象的信用状况，通过传统手段，我们根本无法得到反映服务对象信用状况的信息，更谈不上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形成对服务对象信用状况的评定；再如，金融服务触达成本问题，因为普惠金融面对的或者是小企业，或者是一个个的个体，其中很多是弱势群体，这些机构和人员想要触达传统的金融业是很困难的。我们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沟通，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还如，我们可以通过金融科技，让客户留下他们所有活动的印记，通过对这些印记的收集、整理、分析、分配，来满足金融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前几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首先宣布“数字普惠金融”，宣布了一个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这意味着，我们认为，要想使普惠金融真正发展，首先必须有金融科技的扎实发展。 其他领域也一样，比如绿色金融。我们都知道，绿色金融也是近年来大家议论较多的话题。但是说实话，到目前为止，绿色金融也还基本停留在“说”的阶段。有很多自称自诩的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等，其实并不是真绿色，或者，他们用绿色之名获得了金融的服务或者金融的支持，但很难保证一定会用在绿色上或者始终保持其绿色。余下的事情还要不断地监督它们是不是“变色”了。这种状况严重存在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绿色和金融之间的关系，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存贷关系上，那是找不到出路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真正解决绿色的识别问题、绿色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等。 再有，科技金融，金融的FinTech，TechFin，翻来覆去，组来组去，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很明白，一方面，我们要用现代的科技改造传统金融，反过来，我们要用这样一些新的金融手段支持科技的发展。科技金融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而且我也注意到，创新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首倡之策。怎么创新呢？要用科技来武装，要用科技来改造。但是，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企业，从企业到产业，从产业到就业、到产出，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仅靠传统的金融手段，我们很难顺畅地走过这个充满“惊险跳跃”的创新链条。 第四个方向就是，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旗帜下，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竞争中性”的市场原则。大家知道，在中国官方，“竞争中性”原则最早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首次阐述的。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强调了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我们知道，“竞争中性”原则是一套市场经济理论，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鉴于时间有限，在此我不展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各色人等采用同样的标准，不搞任何的歧视和特别支持。毫无疑问，“竞争中性”原则如果在中国认真贯彻执行下去的话，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如中小微企业的问题，民营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和成本问题等等，都应当迎刃而解。 第五个方向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涉及到至少两个方面。 首先涉及到对金融体系运行最重要的几个变量，即利率、汇率和无差异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做金融的都知道，利率作为信用的价格，如果不能反映风险和信用，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便会引导资源的扭曲配置。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行之多年，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大家请注意，在党的十九大阐述金融改革任务的时候，用的表述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的5年内，我们还难以做到使利率市场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任务非常重要、非常复杂、非常繁重，我们必须花气力持续推进这项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也一样，十九大的提法也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说明这项改革远未到位。如所周知，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要想在世界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就必须要准确知道国内外市场中要素、产品、资源的相对价格，要相对准确知晓国内外经济的相对比较优势，这就需要有一个市场化的汇率水平，否则，这些价格就可能是扭曲的，依据这些扭曲的价格进行资源配置，当然不可能有效率。做金融的都知道，收益率曲线是所有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能反映各种金融活动、各类金融主体风险/收益状况的收益率曲线，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价很可能都是扭曲的，这就会引导我们有限的资源向一些无效率的领域、无效率的机构去倾斜。总体来说，这样就会损失金融效率，最终损失我们的经济效率。 其次涉及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保护这些制度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其他如信用评级体制、整个金融信息的收集整理和集中发布机制等等，都是我们在下一步需要完成的。 总之，在这样一个致辞里，我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今天会议的题目，即“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正切中我们当前的实际。我们考虑整体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从实体经济出发，提出实体经济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返回头来，再从金融回到实体经济，想一想我们的金融如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此相互应照，我们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就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沿着这样一条路，反反复复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来想金融，然后再根据金融发展的特征来想实体经济，那么我们整个经济就会和谐发展。恰如习主席最近精辟概括的那样：“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牢牢把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会克服困难，较快使得中国经济重新获得稳定成长的动力。事实上，中国经济稳定了、发展了，全球经济也就稳定了、发展了。所以我希望，今天这样一个研讨，在国内外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取得实质性成果。 最后，我还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即，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特别需要同日本合作。所以我建议，中日双方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经常性交流、合作的平台，为中日两国的经济金融增长做贡献，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做贡献。谢谢各位！[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