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长楼继伟的44个月：我不是技术官员，是宏观经济管理者 杜涛 就这样，楼继伟卸任了任职不到4年的财政部部长职位，离开他工作了接近13年的财政部。 2016年11月10日上午，财政部机关礼堂，楼继伟坐在前来宣布任命的中组部副部长的左边，右边是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现场坐着的是财政部各个司的司长、各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当楼继伟短暂的讲话完毕，下面响起了长久的掌声。 三天前，11月7日下午，刚刚回国的楼继伟在财政部的南楼六层主持召开了财政部内控委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财政部副部长、部长助理，财政部各司的司长。 就在7日的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是中国的第十一任财政部长。2014年10月30日，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成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兼任内控委主任。 这只是楼继伟任职财政部部长44个月中的改革之一。从2013年3月到2016年11月，一共44个月，楼继伟主导了这一轮的财税改革，建立了财税改革的整体框架——从2014年出台的十项改革措施到之后的税制改革以及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 在这轮改革中，楼继伟用“43号文”给无限膨胀的地方债务套上了缰绳，用“45号文”来使预算适应现代财政制度的发展，用“62号文”来清理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市场公平，楼继伟的这一系列财税改革，是让财政努力站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让财税改革能够带动中国这一轮的制度改革。 在44个月内，从上任部长的精细化管理到现在的大国财政，楼继伟带给财政部的不仅仅是各种改革，更是将财政安放到了该有的地位和位置，重塑财政。 不到4年，不是一个完整的任期，但是楼继伟已经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有形的财税改革框架，无论是预算改革还是税制改革，又或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他一直在做的是将财政摆脱技术官员的身份，回归到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角色。一位财政部官员表示，这四年，楼继伟延续了当初9年副部长的一贯理念，当年分税制改革、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改革楼继伟全程参与。 合适的人 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12月，浙江义乌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之前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楼继伟于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全程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其后楼继伟出任贵州省副省长三年，切身感受到1994年改革的成效，以及继续改革的艰巨。1998年至2007年转到财政部工作9年，继续推进改革。 在此之前召开的十八大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财政改革的位置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 而在楼继伟接任财政部部长之前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楼继伟提出财政处于结构调整和福利最大化承接点的位置，财政体制改革处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向文明社会过渡承接点的位置。 2013年3月，楼继伟担任中国第十一任财政部长。刚刚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几个月后召开了他进入财政部的第一次大会。 在会上，楼继伟认为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很多难题。首先，财政干部职工日常工作大量陷入事务性工作，无暇主动抓大事，谋长远，一些重大问题迟迟不能破解，导致财政职能弱化，地位下降。其次，财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尽完善，一些政策只注重当前问题而忽略了长远发展，给经济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单项政策间缺乏有效衔接，部分政策甚至出现效应互抵的现象，造成资金使用率低下。还有就是财政部内部政策研究力量分散，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在重大政策的研究不够、水平不高，难以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过程中掌握话语权，与财政部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身份地位不符。 对于当时中国的财政现状，楼继伟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财政收入形势严峻，赤字率不断攀升，财政可持续性堪忧。另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专项转移支付繁琐且规模过大，不利于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还款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就是财政支出刚性强，而且结构僵化，支出政策设计不尽合理，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2013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1.2万亿元，赤字率为2.1%。但是在当年前五个月的中央财政收入同期增长仅为0.1%。当时，楼继伟就判断，2014年—2017年的财政收支面临的困难就是：收入降速而支出增长，赤字率可能会达到3%。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方案中提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到了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楼继伟2014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横在楼继伟面前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分税制虽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部分问题，但对政府事权的划分没做多少考虑，主要是财权方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这一轮财税改革，是国家治理改革，目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在改，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保所面临的风险在政府、企业、个人家庭之间如何均衡分担的问题。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占比越来越高，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在民生方面担当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带来刚性支出的问题，反过来影响财政。 更大的问题是将要操刀财税改革的部门——财政部的一系列问题，楼继伟认为当时的财政部一些司局的分工不尽合理，存在职责交叉、多头管理或推诿扯皮的现象，工作合力不足。财政部内部部门信息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有一些干部上升交流的问题。 改革 从2014年6月至2016年11月，两年半时间，楼继伟操刀了这一轮的中国财税改革。 在2014年开始，国务院与财税部门连续发出了十份关于财税改革的文件，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清理税收优惠、推广PPP模式，剑指改革之前旧的发展方式。 通过加强债务管理、让政府债务更加透明化，通过预算约束，通过推广PPP，楼继伟希望通过一整套的财税改革体系，让中国努力向建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经济靠拢，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方式。 楼继伟对财政部内部操起了手术刀，这也是财政部自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职能和干部调整。 2014年9月，财政部一次性公布了大量司局长职位的调整，同时还对财政部的内部业务机构、职能进行了调整，总计涉及14个司局。其中新成立政策研究室、资产管理司、国际关系合作司、国际财金合作司四个司局。此外，预算司、税政司等核心司局的职能得到加强，分管权限也得到扩充。 从2014年9月开始到楼继伟离开财政部，人员的调整一直在继续，财政部所有的司局位置已经全部换过一次。 楼继伟没有将眼光局限于财政之中，如同在他的书中所言，财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所以楼继伟并没有站在财政去看财税改革，经常看到楼继伟在谈论其他的改革，比如职工保护、社保改革、户籍改革等。 2015年4月24日，身为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回母校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然而全文很快被网络改为“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四处传播，各方更是争相解读，以窥探这位掌控中国政府“钱袋”的高官，内心真实的想法。 在这次演讲中，楼继伟对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前景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悲观的判断，他觉得两者是“五五开”。支持者赞许他揭示了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反对者则认为，他身为高官，不应随意发表悲观言论。 其实这些内容早在2015年的中国财政学会会议中讲过，2015年4月，在被当选为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时，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因此，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而这种介入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在这场会议中，楼继伟还表达过财政收入增速应该略超过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2014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略超过GDP的增速，“但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况下实现的”；而且，导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在2015年还将持续。 就在楼继伟离开财政部的前一天，2016年的11月9日，财政部新成立了文化司，将教科文司改名科教司，并且税征司内的流转税处改名增值税处，所得税处改为企业所得税处和个人所得税处。 这些改革的背后，是财政体系这四年改革思路的继续，营改增的完成，个人所得税改革重要性的凸显。 遗憾 楼继伟在这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税制改革只有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还没有出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变成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2016年将会选取几个试点进行。 一位财政官员认为，楼继伟于公推进了很多打基础利长远的改革，提升财政的地位和话语权，财政开始深度参与到各个领域的改革，楼继伟关注财政系统年轻干部成长。 楼继伟对于自己或许有一份总结，在2016年11月4日的“财政与国家治理暨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表述，以改进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相继推动出台了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曾是楼继伟在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制定的三项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税制改革重要内容，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之一。其他两项改革则分别是预算改革和央地财政关系改革。 在这个大背景下，时间相当紧迫。于是，“62号文”早在2014年年底紧锣密鼓地出台了，这份文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核心内容是清理各地没有法规依据的税收优惠，制定各种税收优惠的退出期限。 然而，究竟哪些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以及由谁来认定这些政策的性质，成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和财政部当然都希望由自己来认定，结果可想而知。在很多财税人士看来，当时对于62号文，有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2015年4月，“62号文”被口头通知暂停执行了。 接下来，便是“25号文”的出台，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于2015年5月11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差别，新文件已经悄然抹去了“清理”二字。在敏感的政商两界看来，这意味着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放缓了。 楼继伟曾在财政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释，“25号文”出台是出于稳增长的需要，也是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妥协，另外，清理税收优惠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信用问题。 一位财政官员对于楼继伟更多的是惋惜、可惜，在GDP的大棒下，楼继伟的很多想法都没有得到落实，楼继伟有着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有着对中国改革的一整套思考。供给侧改革要有效果，财政要担当大量才能物有所值。但是楼继伟在具体落实抓的不够，部门协调、内部政策协同需要完善。 如同2015年在清华的演讲中，楼继伟提出的众多解决方案和路径，诸如释放农业人口、户籍改革、城镇化以及社保改革等，很少直接关乎财政。他认为财政应该更多的去参与各项改革，而不是闭门造车，要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地位相匹配，而不是去简单的分配资金。 他离开了这个工作了13年的地方，或许还有许多遗憾。无论是他关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的改革，还是最低工资制度，还是公务员医疗保险，社保的可持续性等。[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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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捷接棒楼继伟：中国财税改革未竟事 中国财税改革进入新阶段，挑战之多、压力之大，尚需上下共识、协力推进。 《财经》记者王延春、周哲 /文 性情直率、被称为 “市场派”的新中国第11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卸任；为人低调、在财税系统工作长达29年的“老财税人”肖捷接棒第12任财政部长。 这是11月7日新华社播发的消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有关两人履历和中国财税政策及体制改革的讨论，随即成为许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重点之一。 今年66岁的楼继伟，人生阅历可谓丰富。 他18岁到南海舰队当兵，退役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总控室、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当工人五年。1977年恢复高考，楼继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随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此前他曾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在财政部副部长任上九年。随后，楼继伟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3年3月起担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按照正部级65岁退休的年限规定，楼继伟在2015年12月即到退休年纪，但他继续担任财长至2016年11月，延期近一年，算是正部级人事安排上的一个特例。 今年59岁的肖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25岁进入财政部，此后23年一直在财政部工作，历任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2001年9月成为当时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2005年，肖捷 “空降地方”，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2007年肖捷回京，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2013年3月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从其履历表看，肖捷在财税系统工作长达29年，业界称其为“老财税人”。和楼继伟一样，中国历次重大的财税改革措施，肖捷都参与其中。 楼继伟任财长三年，熟悉他的业界人士称其“言谈直率、个性鲜明”。其公开场合的发言有时会引起较高关注或争论。 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针对穆迪公司对中国主权债评级下调，他回应：“我们并不是特别care（在意）那个评级”； 4月，作为清华校友和该校兼职教授参加清华经管学院的一个论坛时，楼继伟指出：如果中国下大力气进行结构改革和调整，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同时中国也面临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这一表述亦在互联网上引发争议。他还在2016 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提出要“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又一次引起舆论热评。 2013至今这三年，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步入双转型的关键期，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从两位数滑减至一位数，而步入福利社会的中国所需的医疗、养老、民生工程等各项支出则从一位数增长攀升为两位数增长，收支矛盾尖锐；在经济下滑和税收缩减的夹击下，积极财政政策被呼唤前台，在逼仄的空间下转寰腾挪。 与此同时，堪称自1994年税改之后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大幕开启，财税改革被赋予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启动的核心之重，亦是民众期盼改革突围的突破口。这三年间，在国务院部署下，财政部推进了PPP、地方政府债券、营改增、资源税改革、环境税立法等多项改革。 财政部财科院副院长白景明告诉《财经》记者，本轮财税改革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全面推进。预算、税制和财政体制同时展开。以往财税改革主要围绕一二个方面进行，比如1994年的财税改革是财政体制和税制两方面推进。2001—2007年的财税改革，重点是构建符合公共财政特征的预算制度。二是本轮改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过去已经完成的财税改革向深水区挺进。 财税改革这三年 2013年3月，楼继伟重回他熟悉的北京三里河财政部大楼。七个月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其中针对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勾画出了新的蓝图。随即他以财政部长身份参加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称：未来七年，要实现全会确定的财税改革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以及财政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 2013年他上任伊始，地方试点发债，小微企业减税，营改增试点扩围等诸项改革渐次推开。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定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一年，被视为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突破口”和“重头戏”的财税改革正式启动。这一年也被称为“新一轮财税改革元年”。 作为财税改革中税制改革的第一步，“营改增”2013年8月在全国试行，计划2015年结束。由于财政收入压力过大，2014年中国营改增已减税1918亿元，减税效果明显，因此“营改增”进度缓慢。2015年3月6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坦言，“营改增是最伤脑筋的一个问题”。 舆论对此也充满争议：一方面认为，财政收支紧张，“营改增”步子可以慢点；另一方面的观点认为，“营改增”不仅事关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战术，而且在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通过减负可为经济释放新动力，此时正是全面推开营改增特殊的时间窗。2015年底，按原计划应该完成的“营改增”改革并未实现。国务院为此发出“速决令”，明确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纳入试点范围，将最后的“堡垒”攻破。 为此，财政部在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今年5月初，财政部力促最大的税制改革—“营改增”全面推行。此后，“营改增”步伐明显加快。这项目前中国最大的税制改革完成了历史性的一步，营业税也告别了历史。 业界同时关注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时，“营改增”加大了地方财政的缺口，因此，如何加强地方债务防控，是财政部必须应对的另外一个挑战。财政部采取“开前门、堵后门”之策，一方面，清查地方债务，将隐患重重的地方隐形债务公开化。 为防止地方利用各种方式变相发债，财政部力推规范PPP项目。防治隐形负债膨胀。另一方面财政部开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并明确了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细节。对于舆论关注的地方债务风险问题，楼继伟说，关键在于规范债务管理。2015年全国人大核准了地方债务余额16万亿，其中15.4万亿是2014年底以前的地方债务存量。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中国在预算管理改革方面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了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明确了地方政府可以举债和怎么举债，实行了自发自还、公开透明的债务发行机制；二是建立了过往没有改革的政府预算公开制度。2014年新修改的《预算法》明确要求四本预算全部公开，同时规定了预算公开的时限、内容和法律责任。这意味着预算公开步入法治化轨道。也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的推进；三是在公务支出管理上进行了深度改革。根据八项规定精神，建立了新的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出台了会议费、因公临时出国费、公车运营和维护费、培训费、接待费、差旅费等等管理办法。同时，快刀斩乱麻推出了公车改革、办公用房改革。 目前，这些改革目前都已落地。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有利于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社会普遍关注的“个税起征点是否还会上调”的问题，在过去三年里也被涉及。据悉，新的个税改革方案已提交国务院，今年也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楼继伟曾表示：推进个税改革很复杂，首先税政比较复杂，执行也很复杂，需要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对于社会关注的扣除标准问题，他透露总的方向是把11个分项综合起来再分类扣除，而不是简单按统一标准做工薪项下的扣除，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下一步将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部分，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完善改革。 是否形成公平透明高效的财税制度，直接决定着一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高低。在此大背景下，财政事权划分改革，成为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攻克难度最大的“堡垒”。这项改革直接关系中央职能部门的核心权力，关系央地事权财权的再厘清。今年8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施工图”已经公布，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问题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在未来四年多的时间内，这场改革有望精准聚焦，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 楼继伟2012年曾给《财经》撰文时表示，如果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不激励相容、不协调，政治改革将激化矛盾。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就是“政”。经过30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有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到“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已经步入深水区，果敢而又慎重、坚定而又持续地推进财政改革，在管理国家的方式上采用现代国家的做法，将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打下基础。 这三年，中国财政收支矛盾尖锐，支出刚性增长与收入缩减让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腾挪空间有限。 一边是“钱袋子”吃紧，另一边民生需求保障亟待到位。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采取从增发赤字和减税双边发力。在进行财税改革的同时，把宏观调控因素考虑进来，把反周期政策调控和制度变革结合起来，正是这三年来高层财税改革的主要思路。 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改革融在一起，会放大政策和改革的效应。2013年至今，中国的财政赤字逐年攀升，财政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升至2015年的2.3%，2016年达到3%。楼继伟说，扩大赤字，就是政府“加杠杆”，从而支持全社会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降杠杆”。 总体来看，多数意见认为，中国要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仍有诸多未竟的改革。楼继伟也曾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部分进度确实比原计划“慢了一些”，“我们非常努力，但有些没有达到。” 财税改革下一步 按照规划，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在专家学者看来，为此中国还面临三大任务：新预算法的落实；六大税种的立法和修法，还有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立法和具体落实 。楼继伟卸任，留给肖捷的时间并不多。 当前，中国财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诸多开题启幕德改革需要具体落实和细化。而各种利益有“切肤之痛”的改革，诸如个人所得税改革、房产税改革等，仍有待落地。 更值得关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转寰余地相比过去更为窄小。过去两年中国央行六次降息、五次降准，但货币传导机制受阻，部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货币宽松所释放的流动性并未充分带动实体经济回升。 由此，托底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相当一部分重担，就需要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身上。一些专家甚至主张，未来中国政策性的稳增长，需要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踩油门”，专家们因此预计，2017 年中国继续实施已经八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是大概率。而在目前财政吃紧的状态下，积极财政政策落地的切点是什么？收支如何腾挪？财政赤字要不要继续扩大？一系列挑战和难题，有待肖捷上任后去面对。 更棘手的是，业界热议的债务风险。防范区域性债务风险坍塌引爆全局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但是隐性负债，局部地区偿债能力趋弱、个别地区风险超警戒线等问题令业界担忧。 对民众关注的房地产税，有产者畏之，无产者盼之，课多少，怎么征？如何拿捏？按明理征收房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房地产投机，并倒逼存量房流入市场，改变市场供需，但目前阻力颇大。目前房地产税全国铺开正在过立法这一关。 各界一直热议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是一大难题：从哪个收入阶层拿税、拿多少？是增加纳税人，还是减少纳税人？目前来看，中国个税除了存在免征额过低、一些重要支出未做扣除等系列不足外，同时还存在明显的设计缺陷，导致了工薪阶层贡献了个税总额的70%，工薪阶层实际上成为了税收负担最重的群体。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告诉《财经》记者，央地关系，财政体制和税制改革等仍有诸多待完善的空间。比如，预算管理制度如何进一步构建公开透明、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需要继续细化；在税收制度方面，规划一个有利于社会公平的税制环境，也有许多工作等待开展；进一步理顺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目前只是确定了一个文件，怎么落实文件仍然有不少工作要做。 同时，根据十八大要求，中国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稳定宏观税负，也意味着要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多位受访者向《财经》表示，在整个税制结构改革中如何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肖捷接棒，中国财税改革进入新阶段，挑战之多、压力之大，尚需上下共识、协力推进。[详情]

　　据彭博报道，中国新任财政部长肖捷从他的改革派前任那里接手一个计划，在不导致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脱离正轨的情况下，遏制地方政府的挥霍花钱。 根据新华社周一的报道，今年59岁、曾任李克强高级助手的肖捷将接替65岁、已经在任三年多的楼继伟。新闻没有透露对楼继伟的工作安排。花旗集团认为，这一人事变动对中国财政政策不会有大影响。 楼继伟对地方政府的金融财政进行了重组，降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省累积的创纪录债务的成本负担。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降至20多年来最低水平，他控制地方政府花销的计划遇到了阻力。如今肖捷接班之际，正值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中性，导致经济更加依赖财政方面的支持。 “肖捷接任正值中国财政改革的关键时刻，”曾在国税总局下属一个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靳东升说。“有些人可能担心他能否推进前任留下的改革任务。我觉得他能。” 楼继伟尚未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国务院8月份批准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改革。 这份文件与楼继伟在2013年的著作《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提出的想法一致，认为中央政府应该从地方政府手中接过医保、养老金等责任。这将会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从根本上帮助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 “最大的挑战依然是如何扩大地方政府狭窄的收入基础，”澳新银行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表示。“土地财政是地产热等很多问题背后的罪魁祸首。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哪位财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肖捷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可以通过财政改革实现地区之间更好的均衡，改革的优先领域应该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今年，中国推出了对增值税和消费税进行改革的计划。 在面对国内挑战的同时，他还需要在全球保护主义倾向升温的情况下跟下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建立好工作关系。 对肖捷的任命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为“核心”。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主管、现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的Eswar Prasad说，将改革派楼继伟替换掉，令人担心中国在财政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方面可能放慢势头。 “楼继伟努力推进了一些重要的财政改革，包括限制地方政府举债，但还有很多、很重要的改革任务尚未完成，”Prasad说。“肖捷在财政政策方面经验丰富，但他是否有必要的头脑和影响力来推进这些改革，仍要拭目以待。” 花旗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楼继伟的退休在广泛预料之中，对财政政策不会有什么影响。他说，财政政策往往是国务院决定的，一般认为财政部只是政策执行者；肖捷更不可能去改变这一状态。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批准了另外两项人事任命，陈文清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长。当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岗位会有变动。周小川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期间财政部长已经多次易人。 肖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82年以来，肖捷在财政部系统工作超过20年，从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一直做到2001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随后他出任湖南省副省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 作为前总理朱镕基的爱将，楼继伟在90年代帮助制定了中国的财政架构，支持了20年里年均10%的经济增长。1998年至2007年任财政部副部长，负责经济结构改革，帮助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他2007年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3年，楼继伟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详情]

　　书生壮志意难酬——记一位特立独行的部长 来源：东小口煮酒 那年，东小口君还是个财政记者。看到楼继伟部长讲话，觉得这个人好傲慢，老摆着副臭脸，讲话语速很慢，多数时候像在自言自语。久了，越发觉得这个人和其他部长是这样这样的不同。记得有一次，几家央媒联合就亚投行采访他。说是“联合”，其实就是央视记者拿着事前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其它媒体记者在旁边听。采访开始时，他耷拉着眼，照着提起给他准备好的回答念。念了一会儿，央视记者急了，说楼部长，您得看着镜头。可对着镜头的话，他又没法低头看稿了。他索性把稿子扔到一旁，脱稿讲起来。那一刻，他脸上露出如释重负，又带着点得意的笑，像个孩子。 楼部长是少有的公开场合脱稿讲的部长，他讲的洒脱，底下的工作人员却时时捏着把冷汗。而对我们记者，那真是莫大的福分，因为他总有金句，总给你惊喜，总给你做标题的料——也许只有真正在中国官场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文山会海里浸泡过的记者，才能理解楼部长是怎样一股沙漠中的清流。记得今年年初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正在一个个虽重磅，但极其无聊的高官讲话中两眼放空，并着急今天该拿点什么给编辑交差时，楼登场了。面对金立群抛出的穆迪标普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展望的问题，楼“谈笑风生”：“我们不care！”，“我们不用拜码头”。那一刻——你要理解一个记者抓到“关键词”的激动。也许有人会看不惯他这句话中对国际机构的轻蔑，但对于我，一个跟了中国债务问题这么久的，并对国际评级机构也还算比较了解的人，真的打心眼里要给楼一个thumb up（参见旧文《标普惠誉调低中国评级展望 怎么看》）。只有对自己的领域真正了解、足够自信的人，才有底气这么讲。 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惊喜”，让我不仅仅是从新闻报道的角度，也从学术的角度打心眼佩服楼老爷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对中国经济有深刻见解的学者虽多，但这样的人在部长圈子里却委实不多。绝大部分的官员，别看位高权重，公开场合就是个官方政策语汇的复读机，也许肚子里真有货，但至少面子上看不出来。楼是个异类。他在很多场合的讲话，都远远超出了一个“财长”的范畴，而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家在发表意见。也正是因此，给他惹了不少本不必要的麻烦（东小口君常常想，他care吗？） 比如劳动合同法问题，比如医疗保险问题，比如农业补贴问题，一个得罪了劳动者，一个得罪了退休和临退休人员，一个得罪了农民（和靠农业补贴自肥的既得利益者），经媒体报道后（常常是断章取义的）引起轩然大波，网络上各种声音骂得很难听。这些问题细究都非常复杂，非一句简单的对与错可以决断。但我想楼明明清楚他这些观点是不讨好的，还是说，说明这是他通过长期思考、并且真心相信的东西。也许在细节上还有些值得斟酌之处（比如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过程中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但楼绝非人们在阅读一句话的“标题党”后得出的那种站在资方、站在政府一面傲慢地问“何不食肉糜”的昏官。相反，他的一切的一切的思考，都是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如果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出发的。 其实，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劳方/资方，医保社保缴纳者/退休享受者，本国农民/开放贸易都是棘手的、不可能一次性解决的问题，有时钟摆偏向左边多一些，有时偏向右边多一些，来回博弈是正常的事。东小口君真正觉得可怕的是，以一种民粹主义的姿态，以为劳方、退休者、本国农民是天然的弱者/正义方，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把为另一方讲话的人批倒批臭。改革开放这么多年，public discourse还是停留在这么一种为情绪左右的水平，真不知楼部长该作何感想。 图为楼继伟 楼不仅仅是一个坐而论道者。我看到一些评论说他任财长3年多成绩寥寥，非常为他感到不公。这些人真的有在关注中国的财政吗？你们对财政的了解，除了偶尔被媒体用“标题党”、快餐式新闻制造出来的“事件”，还有什么？东小口君私以为，他任内两件事情特别重要，可谓他的“遗产”：一是重建地方政府举债机制，一是营改增。 没见识过楼上台之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有多混乱的人，无法理解楼的贡献。楼上任时接了一个烂摊子，卸任时，业内人都知道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危机了（至少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了。国企债务问题仍然是个大麻烦，但应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切开来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几步：堵后门，开前门。2014年的43号文犹如一长空霹雳，惊醒了那些还认为地方融资平台享受刚兑、可高枕无忧的人。楼的意图就是做一个切割，“政府的债归政府，企业的债归企业”，政府不再为融资平台的债承诺任何义务。同时，修改立法为地方政府透明地、正规地在债务资本市场融资开道，债务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增量的部分好办，存量呢？高悬在地方政府头顶那巨大的每年利息开支怎么办？楼想出了置换这个办法，简单地说就是一道“特赦”，旧罪从宽，新罪不赦。对于“置换”中不合乎市场原则的部分，我也撰文批评过，但批评者亦知道，对于十几万亿的巨额债务，除了用时间换空间的办法，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这点上至少说明了楼不全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 这以外的其它事情上，楼不是没有推动进步，更不是没有想法，而是很多事情牵涉到利益太过巨大和复杂，非其一己之力可为。比如房地产税问题，楼是鲜明地支持对存量征税对人，但A 滋事确是体大，牵涉利益（特别是有钱有权者利益）太大，B牵动整个经济，投鼠忌器，c需要立法，而立法权不在他这儿，所以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再比如个税改革问题。还没有落地，但楼的顶层思考已经相当清楚（相信也会被他继任者沿袭）那就是一套“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合理抵扣”的体系（详见旧文《当你在谈个税时，你真的懂你在说什么吗》）。房产税和个税，一个针对存量，一个对付流量，若真正按他计划实施，当属中国经济大幸。 楼其实还推进了些，但因为一些他无法左右的力量而搁置、或进展缓慢的改革，从侧面也说明改革之艰：比如PPP， 牵涉到PPP立法，行政诉讼法无法落地（民告官难行）等基础设施层面的问题，非行政层面一厢努力可行；比如他去年推动的清理地方税费优惠的问题，因为遭遇地方的强烈反弹不了了之。 总之，在财政的3个层面：预算管理、税务体系、央地关系，楼都有非常清晰的、完全现代化的路线图。他试图推动一些改革，但可恨给他的时间太少，不足以面面开花。但他是如此的清楚，财政财政，看似枯燥乏味，但确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根本。它影响政府的行事模式，官员的行动逻辑，把每个平凡的公民与抽象的“想像共同体”捆系在一起。没有财政体系的现代化，中国就无法逾越前现代化阶段，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路还很长。没了楼的财政部，还会“小楼昨夜又东风”吗？ 是以此文献给小楼，以及我的财政口岁月。[详情]

　　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 三年来财政改革扎实推进 记者 祝嫣然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7日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自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后，三年任期，楼继伟一直致力于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消息公布之前的11月4日，楼继伟在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如今楼继伟谢幕，财税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多位专家表示，财税改革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财税改革不仅要改好财税制度自身，还需要为其他改革提供支撑。需要站在时代和中国发展阶段的高度，对中国的财税体制进行一次重构。 财税改革全面启动 楼继伟和财政改革之间颇有渊源，他亲自参与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在出任财政部部长前，楼继伟历任上海体改办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楼继伟推动了多项财税制度改革，包括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探索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加强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 在税制改革方面，楼继伟推动了全面开展营改增试点、推进资源税改革试点、环境税改革立法；探索建立地方税体系，推动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推出综合和分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等。 楼继伟在2014年对媒体表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楼继伟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记者会上，楼继伟表情丰富，时而严肃，时而活泼，随后他的表情包在网上广为流传。他的率直和随性，不同于一些公开场合辞令娴熟的官员——楼继伟的一些公开言论会引发外界争议。 三年来财税改革 在楼继伟任财政部长的这三年里，“财政”的定位从财政本身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财政部的具体执行下，一批颇受社会关注的财税改革方案陆续出台。 2014年6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财税改革三大主要任务明确：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改革方案逐步落地。 2015年起，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建立三年滚动预算编制制度，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健全透明预算制度，全面推进预算公开；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在税制改革方面，楼继伟曾公开表示，税制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三大任务中最模糊的一个——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总体方案终于浮出水面。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7月1日起，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2016年7月，楼继伟在成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将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所得税制和房地产税制。11月4日，楼继伟在北京表示，环境保护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改革也正在积极推进。 此外，楼继伟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还完善了中央和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全面推动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促进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完善财政投入及管理方式。 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年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些方面的改革比预期的要早要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都按照既定的目标有序推进，尤其是全面推开营改增，实施大规模地减轻税负，也是我国现代税制的进一步完善。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近两年在预算公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财政透明有很大进步。新修订的《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建立了预决算公开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而中央政府层面不断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 杨志勇认为，下一步改革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需要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其他改革也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 “也有些人说改革比较慢，但是改革是有规律的，如果条件不成熟，贸然推进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既有利益的关系，也有纯粹技术上的因素。”杨志勇说。 新财税主义理论提出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表示，改革效果虽然明显，但总体来说目前的财税体制仅局限在一个点、一个税种的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次顶层设计层面的财税改革，这样才可以让大多数人受益。 关于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庞凤喜表示，我国实体经济领域仍然需要减税减费和减负。因此，在税制建设上，应通过着眼于面向自然人的税收征管体系建设，加强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建设，努力提升直接税比重，优化税制结构。在财政支出管理上，应通过明确基础养老金的中央财政责任，尽快推出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杨志勇表示，如果财税改革举步维艰，那么其他改革同样会裹足不前。财税改革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财税改革不仅仅要改好财税制度自身，还需要为其他改革提供支撑。财税改革需要有全面的、更接地气的一揽子方案，分期分步实施，让短期与中长期改革方案实现有机结合。 楼继伟在其新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的序言这样写道，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详情]

　　楼继伟 肖捷 肖捷调任财政部部长 “个性部长”楼继伟离任 本报记者 周潇枭特约撰稿 王雷生 北京报道 导读 在楼继伟执掌财政部的这三年多时间里，“财政”定位从财政本身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此次任命宣告了楼继伟三年多财长生涯的谢幕，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收获了外界对其颇高的评价。国家发改委某司长表示，“楼部长是一位难得的财政部长，在任时推动的部门预算、PPP、地方政府债券、营改增等改革，影响深远。” 新任财政部长肖捷在财税部门任职多年，对财税领域问题也有成体系的认识，风格务实沉稳。有财税系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部长的水平也很高，财税改革会继续推进，新时代开启，未来值得期待。 楼继伟的这三年 过去20多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亦迈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 十八大后，各界呼吁改革的声音很高，财税改革曾被认为是推动全面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时，1994年分税制改革过去了22个年头，央地财政分配格局站在新的路口。分税制改革不甚彻底，政府干预市场过多，地方政府“事权重，财力轻”格局，地方乱收费、“土地财政”等顽疾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楼继伟曾参与设计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财政体制改革在理论上有前瞻性，被视为市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1998年到2007年这长达九年的时间里，楼继伟任职财政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对财政体制改革实务操作也颇为熟悉。 2013年3月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一职，财政部门大将落定，释放强烈改革信号。在楼继伟执掌财政部的这三年多时间里，“财政”定位从财政本身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财政地位全面提升，“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改革方向基本确定。 2014年6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财税改革三大主要任务明确，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央地关系调整推进路线图和时间表出台。 随后，财税改革渐次展开。2014年8月份，颇多曲折的《预算法》终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预算公开透明、加强程序管理等写入预算法，地方政府如何举债等首次得以明确，地方债纳入规范管理。 2014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首次提出推广PPP模式，这一旨在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效率的方式，在各地风行。经过一年多时间，PPP模式已经为更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熟知，各方参与热情进一步提高。 还有，营改增的推进，成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有望减税5000亿元规模；营改增后序带来打通产业链抵扣链条，也将助推产业链升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 今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央地事权改革时间表出台，央地关系调整也将迈出实质性步伐。 同时，财政外交活动明显增多。楼继伟作为中国财长，频频出席世界重要财金领域会议，代表中国财长发声。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财金领域作为G20双轨道之一，如何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代表更广泛发展中国家利益，都需要财政务实工作的推进。 由中国政府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专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于今年年初正式运营。中国政府作为最大股东，楼继伟出任亚投行理事会主席。 家国情怀的个性部长 财政领域，类似公司财务部门，人员多低调务实，但财政、税改等涉及大量人群利益调整，任何政策的风吹草动都能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焦点。 楼继伟以敢言、直言著称，任部长这几年，他不少时候都直接担任新闻发言人一职，无论国内“两会”、高层论坛，还是国际场合，被媒体界评为“敢脱稿答问从不怕‘点炮’的部长”。 但财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部门，又绝不仅是“财务部门”职责。楼继伟学者出身，理论修为较高，对财税、养老等诸多改革均有自己成熟的思考。 如个税改革，楼继伟在今年3月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个税改革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房贷利息支出、家庭赡养、教育等费用将逐步纳入抵扣，改革将逐步推进；再如，今年7月份，G20成都财长行长会议上，楼继伟表示将义无反顾地推动房地产税改革，虽然改革很艰难。 不同于官员们公开场合的谨慎言辞，楼继伟的一些公开言论会引发外界争议。 楼继伟曾在高校内部论坛、内部经济论坛上，以学者身份谈论劳动合同法，他直言当前劳动合同法有问题，劳动者工资上涨过快，影响投资积极性，最后伤害的仍是劳动者利益。 如，今年年初，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有两家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楼继伟在回应外界问题时，直言国际评级机构未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前，起到应有预警作用，他们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与中国经济较高增速现状不符，“不care他们的评级”，直言无需拜他们的码头。 楼继伟本人鲜明的个性，在整个财政系统也颇受关注，大家普遍反映其思路清晰、能力强。 他曾在其新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的序言这样写道，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 几位地方财政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楼继伟离任消息公布时，他们立马想到楼继伟在序言中所言，“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多位财政系统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楼部长说话办事都是出于公心，这样拥有家国情怀的官员非常难得。 新时代开启 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系财税系统科班出身，也是一个老财政人，主要任职经历都在财税部门。 肖捷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属于恢复高考后的老三届。1981年本科毕业后进入财政部，历任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2001年9月份成为当时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调任地方锻炼之前，在财政部任职时间长达23年。 肖捷2005年调任地方，任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副省长一职，两年后回归中央部委，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我国历任财政部部长，不少都是直接从国税总局局长或副局长调任，此前的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都是如此。不过，肖捷调回财政部任部长之前，2013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 肖捷多年同事姚峰（时任证监会会计部巡视员副主任）2008年曾在媒体上载文《我所认识的肖捷》，表示肖捷升任副处长、处长、副部长等，都创造了同期最年轻的记录。这背后在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是默默耕耘、泼洒汗水带来的累累硕果。 肖捷在一些财税人士看来，同样属于锐意改革的人物。东部某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时地方申请试点离境退税，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均已同意，上报到国务院，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肖捷表示，要试点，大家一块试。 此前，很多地区谋求地方发展，希望国家能有税收优惠政策倾斜。在这轮财税改革中，为了统一国内市场，减少各自为政的税收洼地，2015年底国务院曾发文要求清理地方优惠税收政策，但5个月后，该政策暂缓执行，因为地方政府可能遭遇大面积违约毁约、信用受损的问题。 新老部长肖捷和楼继伟之间，也有过合作。在1987年，楼继伟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经组副组长时，就会同肖捷、刘立群，发表《新旧体制转换中改革思路的选择——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 如今，新任财政部长已就位，财税改革蓝图绘就，财政地位上升，改革正在有序推进。虽然财税改革中的曲折反复不少，推动改革切实落地压力不小。但正如财政部一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时代开启，未来值得期待。[详情]

　　三新部长两人曾任中纪委副书记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经表决免去耿惠昌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李立国的民政部部长职务、黄树贤的监察部部长职务、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肖捷为财政部部长。其中，陈文清和黄树贤都曾担任过中纪委副书记。 京华时报记者张然卫张宁沙雪良综合报道 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 22年前就接触国安工作 1980年至1984年，来自四川仁寿的陈文清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法学教育，大学本科毕业。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32岁任乐山公安局长 大学毕业后，陈文清从基层派出所民警干起，32岁升任乐山市公安局局长。1994年，34岁的陈文清转战国安系统，出任四川省国安厅副厅长，4年后转正。2002年，陈文清升任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跻身副省级高官行列。 2006年，陈文清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级纪委书记，并于次年当选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 2011年，51岁的陈文清当选福建省委副书记，继续兼任省纪委书记。2012年11月任中纪委副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纪委副书记。 去年9月，陈文清以国安部党委书记身份公开亮相。 四川国安工作获肯定 早在20多年前，陈文清就与国安结下了缘分。据媒体报道，1994年，四川省国家安全厅成立，陈文清升任省国安厅副厅长，分管情报、对外联络、行政装备等工作。 4年后的1998年1月，38岁的陈文清出任四川省国安厅厅长，同年9月兼任省政府副秘书长。 由于工作性质，这段时期关于陈文清的报道很少，有报道指出：“他提出了‘两手抓’战略，并亲自带队到各市地州搞调查研究，迅速协调了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调整、充实部分业务骨干到第一线。四川的安全工作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受到省委和国家安全部的充分肯定。” 强调预防腐败重要性 陈文清的反腐观可以在2008年他接受《检察日报》专访时体现。那篇访谈中，他着重谈了“预防腐败”的意义。 “我体会，反腐倡廉必须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坚决惩治的同时实施有效预防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由之路。国际上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北欧国家、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廉洁程度较高，一条公认的经验就是高度重视预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预防腐败作为基本宗旨和重要措施，强调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基础上做好预防腐败工作。”陈文清如是说。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 曾是最年轻县委书记之一 在纪检系统工作20多年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如今有了新的任务。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树贤的监察部部长职务，任命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 不满30岁即任县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黄树贤出生于1954年，江苏扬中市人。按照官方发布的简历，黄树贤的学历是“大学普通班”，上世纪70年代曾在南京大学文科班文史哲专业学习（后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从南京大学毕业后，1977年，23岁的黄树贤回到老家江苏省扬中县，成为长旺公社文化站的代理站长。由此起步，黄树贤在扬中县工作了8年，历任县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代县长，县委书记等职。1984年，不满30岁的黄树贤在家乡担任县委书记，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 1985年，黄树贤离开扬中县，出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时年31岁。在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任上干了4年后，于1989年调任江苏省农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自此进入纪检监察系统。 多举措监督奥运工程建设 2000年底，黄树贤升任监察部副部长。2002年后兼任中纪委常委，2007年起兼任中纪委副书记。2012年十八大后，已当选中央委员的黄树贤留任中央纪委副书记。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任免名单，黄树贤接替马馼出任监察部部长；同月底，国务院任命黄树贤为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 在担任监察部副部长期间，黄树贤曾兼任北京 奥运监督委员会主任。2003年至2008年5年间，北京奥运监督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专设工程监督室，监督奥运场馆工程建设，以及奥运人才招聘引入公示制度、奥运门票销售引入公证监督机制等等。 2015年，他在中央纪委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在民政部讲话时提“四风” 今年10月31日，在民政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中组部副部长周祖翼在会议上宣布了关于民政部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中央决定黄树贤同志任民政部党组书记，免去李立国同志的民政部党组书记职务。 在会上发表讲话时，黄树贤表示，要坚决贯彻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不懈地抓好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纠正四风的工作，全面加强民政部机关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大力弘扬民政系统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着力构建民政部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财政部部长肖捷： 离开11年后重返财政部 肖捷是辽宁开原人。出生于1957年6月的他曾在北京做过近两年工人。1978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金融专业，毕业后进入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工作。在财政部工作19年后，肖捷升任财政部副部长。 曾是国税总局最年轻局长 2005年，在财政部工作长达23年的肖捷“空降”地方，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两年后的2007年8月，肖捷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晋升正部级，时年50岁。他也是国税总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局长。 肖捷主政国税总局期间曾力主推动增值税改革，其间国税总局还成立了纳税服务司。 2013年3月，在担任了近6年国税总局局长后，肖捷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同年9月，肖捷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5名成员之一。 早在1987年，肖捷曾与楼继伟等人合著论文《新旧体制转换中改革思路的选择——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提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思、原则设想以及经济体制配套改革方略。 2010年10月初，肖捷曾在杂志发表《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反驳国外某杂志“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行第二”的说法。 朋友评价其努力超乎常人 2008年底，时任证监会会计部副主任姚峰发表《我所认识的肖捷》一文，从中可以窥见肖捷的从政和行事风格。 “作为他20多年的同事、朋友，我可以见证他的成功来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他的勤奋、刻苦、自律、博学、敬业，来源于他对很多物质享受的放弃。”姚峰在文中自述道。 文中，姚峰讲述了肖捷在湖南工作期间的一些往事。 在湖南工作时，湖南省按照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对辖内四家证券公司进行清理。一次，一家证券公司就重组方案给肖捷汇报，又是投影，又是书面材料，厚厚一沓。他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就打断了汇报人的发言，说：“材料我事前已看过了，你简洁点，就直说，现在问题在哪？需要省政府怎么支持你们？重组成功后对省里有何实际意义？” “当时的湖南证监局局长参加汇报，事后对我感慨许久，说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样短小而又高效率的会议了。”姚峰说。 2006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到湖南考察工作，肖捷以地方首长又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的身份陪同。他专门推荐尚福林去长沙的贾谊故居参观。 “后来，我去长沙公干，专程瞻仰贾谊故居，凭吊完毕，才明白肖捷为什么安排尚主席去贾谊故居参观，也更了解了肖捷的志向和为人。”姚峰写道，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今天读来，仍令人警醒和感佩。[详情]

　　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 肖捷接棒财税改革 分析指出，完善税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将是肖捷需要直面的“硬骨头” ◎每经记者 胡健 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新一任财政部部长。 作为中国财政的大管家，财政部掌舵者的更换，迅速就占据了各大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不过，业内对楼继伟的继任者肖捷也并不陌生，他们的身上都有财税“老兵”的标签。 资料显示，肖捷今年59岁，1982年9月毕业后就进入财政部，历任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2001年9月成为当时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2005年7月赴地方任职两年，2007年8月再次回归其熟悉的财税部门，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直至2013年3月，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 对于此次财政部长的更替，外界最关心的无疑还是今后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如何推进。《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多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给予了楼继伟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其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推动了多项财税制度改革，包括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营改增以及建立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等。 眼下的财税改革正处在攻坚克难期，地方税体系尚未真正意义建立，央地财政关系重构也还只是刚刚起步……面对已行至中盘的改革棋局，新任财政部长肖捷如何落子，业界十分期待。 卸任者：直率楼继伟 2013年3月，楼继伟履新财政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作了题为《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的演讲。他当时给了自己一个评价——“我讲话比较直率”。 此言非虚，楼继伟这三年多来果真有几次就因为讲话直率而广获关注。 比如，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出过我国的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并建议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虽然这与楼继伟主管的领域并不直接相关，但因为观点大胆且有新意，引来诸多讨论。 在财税本行上，楼继伟这种直率体现得更为充分，办起事情毫不含糊。比如，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在其任内经过四次审议之后，终于完成了20年来的首次大修。 在财税体制改革中，预算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财税就是政府的收支，收入是一个基本要素，而支出就是第二个基本要素。收入与支出要纳入一个制度体系加以管理，然后就是预算，预算是财政体制的第三个要素。 伴随预算法改革的尘埃落定，化解地方债问题也就有了基本思路。在确认预算法大修后，楼继伟在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分类管理和规模控制，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接受地方人大监督，还要接受上级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监督。 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累计发行置换债券7.2万亿元。这进一步规范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化解了许多因举债不规范形成的矛盾，减缓了地方政府集中偿债压力和利息负担。初步匡算，2015年和2016年累计，地方节约利息支出6000亿元。 除了这些，楼继伟任内的其他工作也可圈可点，包括全面推进“营改增”以及推广PPP模式等。 对于财税改革的整体进度，在今年全国两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抛给了楼继伟一个尖锐的问题——“有学者担心，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对此您怎么看待？另外，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财税改革的落地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发现，自评很直率的楼继伟略作停顿后，便诚恳回答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用了一章讲财税改革，确实我们非常努力，但有些没有达到，或者说比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适当地慢了一点。” “有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楼继伟说，一方面是因为在转换过程中，大家观念需要转化，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也是干扰改革实施的阻碍。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之下坚决地推进、要啃硬骨头。同时，还要增强各方面的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 继任者：财税老兵肖捷 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调整难度大……这是业内评价财税改革时最常说的话。按照既定的财税改革时间表：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如今，距离2020年的大限还有四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接棒财税改革的新任财政部长肖捷，也是财税领域的一名“老兵”。 时间追溯至1987年，当时年仅30岁的肖捷就曾和楼继伟等人合著《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思、原则设想以及经济体制配套改革方略。该文后被收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 2005年是肖捷在财政部工作的第23个年头，在当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肖捷洋洋洒洒谈起他对财税改革的思考，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已经落实，或者正循其当时谈到的方向在推进。 比如，他在那次演讲中指出：“推进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更加全面和直观地反映政府履行各项职能的预算安排情况。”而这正是2014年预算法改革的靶点之一。 从某种程度来看，肖捷在财税系统的履历比楼继伟还要完整。在2007年8月从地方回归财税部门后，肖捷没有回到熟悉的财政部，而是接替当时改任财政部长的谢旭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在此期间，他关于中国税负问题的一篇文章，由于立场鲜明，专业度高，在当时颇得赞誉。 此事背景为国外某杂志发布了一份所谓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按其方法测算，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欧洲某国。对此，肖捷撰文直言，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如果不加甄别，把戏说当作正史来解读，甚至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产生的误导将贻害各方。 重回财政部并掌舵，在预算法改革已经有所进展的基础上，有业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指出，完善税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将是肖捷需要直面的“硬骨头”。 值得一提的是，楼继伟此前就此轮税制改革曾指出，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围绕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和个税，记者发现，肖捷在前述提到的2005年的演讲中都有涉及。 个税方面，肖捷表达的观点是，今后将逐步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房地产税上，他当时表示，中国目前在房地产转让交易环节问题严重，有必要研究实施物业税改革。[详情]

　　卸任财政部长后，楼继伟要去哪？ 来源：微信公众号 金水河观澜 撰文丨金水河记者晓妍 今日最博人眼球的人事消息，莫过于国务院新换三部长了。 而在这些正部级官员里，楼继伟绝对算是“异类”。这位李克强“内阁”中的财政部长，外界瞩目的财税改革主将，个性突出，坦诚开放。有人说他“大嘴巴”，有人赞他“讲真话”。他的记者会也总是关注度很高，他的尖锐语录，更是时而被“炮轰”，时而被称道。 其性也率真，其语更惊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乃是常事，是非功过更引众说纷纭。因此，今天的人事变动虽然密集，但小金最关注的便是这位前财政部长。 “表情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记者会，楼继伟又“火”了。这次不只是因其语出惊人，主要是表情过于丰富而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 在记者会略显严肃的蓝色背景下，已过耳顺之年的楼继伟，表情变化多端——时而卖萌，笑得像个孩子，时而撇嘴，就跟被谁欠了钱似的。有自媒体人感叹：在这么多部长里，像他这么活泼可爱的人不多。 官方简历显示，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12月，浙江义乌人。楼继伟2013年3月起担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此前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去年初，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在研究以何种方式推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退休年龄，以让其继续在地方政府债重组中发挥重要作用。 原则上，部长的退休年龄为65岁，考虑到5年一个任期，一般新部长的人选都尽量控制在60岁以下。但楼继伟2013年被任命为财长之时已63岁。 而正部级干部“超期服役”已有先例。2013年，央行行长周小川本已达到正部级干部的退休红线。但周小川在全国两会上成功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序列，突破正部级干部65岁退休红线的限制。 彭博新闻称，此次高层研究留任楼继伟是为了让他在地方政府债重组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2015年预算报告，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需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 如今楼继伟卸任消息传来，后续去向不明。但小金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闲着。 11月2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召开，本月5日起开赴全国各地宣讲。同时，官方也公布了一个由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等25人组成的中央宣讲团名单，楼继伟赫然在列。且据小金查阅公开报道，其至少参加了两次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江湖气” 其实今年两会期间，楼继伟不只是推出了自己的表情包。他还“炮轰”了劳动合同法，让一堆看新闻的群众大跌眼镜，也变成了“表情包”。 平心而论，楼继伟的话说得确实很直接：“《劳动合同法》使得这些企业都非常为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谁了呢？低技能的劳动者工作机会就少了。从产业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去了。那么最终损害是谁呢？损害的是劳动者，减少了就业机会。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 当天，社交媒体上的批评就铺天盖地。 其实，楼继伟只不过重复了二月份G20财长会上的原话，甚至只是说了企业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初就有的牢骚，只是全国两会上，以一个国家财政部要员的口气说出来，就非同一般了。 这也不是楼继伟首次让舆论哗然。 今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对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穆迪（美国著名债券评级机构，编者注）针对中国的主权债下调了评级，问楼部长准备怎么沟通。 楼部长很不客气：“我们并不是特别care他那个评级，希腊出这么大问题的时候，他的评级当时高于中国。”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很江湖的话：“所以不必一个一个去拜他们的码头，这些情况已经摆在那里了，市场的反映和中国政府的承诺、和我们下一步的动作的工作将说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实现信心的能力。” 后来有财经自媒体补充后续说，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爷，中国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爷也还是得罪不起。于是在3月30日，财政部金融司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布官方回答，大意未变，但语气要缓和许多。 当然，最让舆论沸腾的一次，还是楼继伟去年4月下旬在清华大学一场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那时候，他一句“中国有50%几率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楼继伟似乎表达了一些容易被人们理解成“悲观的”看法，但他的核心意思更像是想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让听他发言的人支持三中、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因为他紧接着就总结道：“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只是，“唱空中国”的言论竟直接出自一位正部级高官之口，这实在是让所有人意外。 中国官员总体上都很低调、谨慎，公众对一些官员的“照本宣科”通常不喜欢。但实际上，舆论对官员“张开嘴巴”也相当不适应。楼继伟的这些有点“江湖气”的话，称许者有之，斥责者亦有之，也不算奇怪。 同样不奇怪的是，楼继伟“得罪”了一大票人。 他主张大幅减少对农民的补贴，扩大农产品进口，“得罪”了农民。他考虑的是现在中国面临最头疼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内外粮价倒挂，财政不堪重负，粮仓也永远不够； 他“炮轰”劳动合同法，“得罪”了工人，但也有人提出，他一针见血，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学术话题。 他还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要“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又“得罪”了老年人，各种批评文章潮水一般涌来…… 不知道彼时的楼继伟有没有很委屈，也可能，他根本不care。 “大梦想” 争议不能抹杀贡献。 楼继伟在财政部长任上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讲话，是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他表示，财政是“国之命脉、万世之本”。 翻阅楼继伟的简历，在其出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曾参与设计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对理顺央地关系，调动地方积极性，以及形成中国特色的地区“锦标式竞争格局”都极为重要。 在财政部部长一职任期3年内，包括营改增全面推开、资源税试点、环境税立法以及个人所得税综合计证等多项财税改革方案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今年5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以后，在中国实行了66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对多项税制改革的大力推动，楼继伟被称为“富于市场意识和改革精神的实干型官员”，外界对其评价颇高。发改委一位司长曾对媒体表示，这三年里，财税改革的重要性全面上升，“财政”定位从财政本身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而对于一些改革中的争议，楼继伟在其《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序言中写道：“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然而年龄到点，他的梦想却还没有开始。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几年，楼继伟都在处理一些相对急迫的事情。 先是“拆弹”，将隐患重重的地方隐形债务公开化，搞了置换债务，去年换了3.8万亿，今年上半年置换债3.5万亿，狂飙突进。这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至少扎了口袋，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时间窗口，不至于让隐形负债胡乱膨胀，这大概是楼部长不得不做的事。 另外一件事便是上文所述属于税制改革领域的营改增。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转移支付的改革等等。 但这都不是楼继伟终极目标。他的大梦想早已公之于众，就是这本名叫《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的书中提到的，在中国建立一套稳健的财税体系。他有自己的著作，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清晰的判断。虽然有时候某些改革会有些书生气，比如清理地方税费优惠问题，遭遇强大的反弹最后不了了之，但这也代表了试图建立规范统一的财税体系的努力方向。 现在，债务置换和营改增都轻舟已过万重山，有媒体认为，楼继伟真正施展抱负的时候到了。可是尴尬也恰恰在此——他的职位，到底是往上走一步，还是退居二线，仅仅成为一个过渡财长呢？ 结果不得而知，尚需拭目以待。但是，我们永远不能苛责一个有梦想的人，不是吗？ 资料来源丨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凤凰财经、观察者[详情]

　　新财政部长面临的几门“大考” 来源：微信公众号 国是直通车 赵建华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部长易人。59岁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从66岁的楼继伟手中接过接力棒，执掌财政部。 与楼继伟以及前几任财政部部长的履历相似，肖捷既拥有在财税系统长期工作的经验，也出任过地方大员。1957年出生的肖捷，籍贯辽宁，1982年进入财政部工作，至2001年累计升迁至财政部副部长，2005年出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2007年调回北京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2013年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是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肖捷从楼继伟手中接过的是一份厚实的“家底”。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普通百姓所说的财政收入15.2万多亿元、支出近17.6万亿元，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支出以及个税征缴，都囊括其中。另外，还有4.2万多亿元的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4.2万多亿元的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肖捷接手的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甚至遗产税等税制改革动向，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事权关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每一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外，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机制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财政也都无法置身事外。 财税改革需暖人心 古今中外，财政向来都是一国之命脉。政府运作、百姓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经营，整个社会的运转都离不开财政。 肖捷接任财政部部长之时，中国正在推行两大税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两者关乎企业切身利益，甚至关系整个经济运行。截至目前的实施情况看，两项改革让企业减轻了税费负担，促进资源节约利用等政策效果正在显现。两项改革仍需持续推进。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个人所得税以及房地产税改革。最近几年，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教育、医疗、养老尤其是住房负担也同样上涨。有人担心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会超过支付能力。 今年3月，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说，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已提交国务院。就在三天前，楼继伟以财政部部长身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讲话说，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改革正在积极推进。 国务院的最终方案尚未公布，不少财税专家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个税起征点上调、是否以家庭为单位征缴个税以及房地产税、养老保险改革等热点问题，或许都要等到肖捷担任财政部长后才能揭晓。 解地方难题需智慧耐心 除了企业、居民，各地也在关注财政部部长人选。担任财政部长后，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督促地方政府管控债务风险，都将是肖捷面临的考验。 最近几年，随着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实施，我国已基本搭建起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主体框架，也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总体制度框架。 截至2015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如果以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平，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是局部地区偿债能力有所弱化、个别地区风险超过警戒线、违法违规融资担保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存在不规范现象。 既要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制止地方政府违规违法行为，又要满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资需求，支持地方稳增长、补短板。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将考验包括肖捷在内的财政官员们的管理智慧。 与地方政府债务相比，更为复杂艰难的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牵扯到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这更将考验肖捷等人的耐心和智慧。 凡事过去，皆为序章。国力日增，家底更加殷实，肖捷出任部长后，相信国家财政担任的责任只会更重。[详情]

　　你好，新财长①楼继伟给肖捷留下了什么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 楼继伟。视觉中国 图 2016年11月7日，中国财长易人。楼继伟结束三年多的财长任职，肖捷成为共和国新的财长。楼在记者会上关于三公经费质疑“胡扯”的个性化表达，关于农业补贴和劳动合同法的直率表达，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与延续，成品油消费税的连续上调……财税话题一直处于风头浪尖上。 2013年，楼继伟回归财政部以来，财政定位有了很大提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直接赋予财政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新的定位。现实中的财政与此定位有不小差距。按此新定位，楼直接领导下的财政部一直在为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而努力。楼在担任之前出版专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焦点虽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但其中也涉及大量一般财政问题。这部著作很容易被解读为楼的财政“施政纲领”。楼从法治和现代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财政问题，令社会各界对大国财政建设充满了期待。财税改革是楼担任财长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外界怎么看，财税改革有了重大进展是毫无疑义的。 肖捷。资料图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财税改革的三项中心任务均有重要进展。预算法修正通过，“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目标有了更加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地方债正式启动，更加适应中国地方财政的现实。预算收入转为预测性指标，支出审批的重点更多地与政策目标挂钩，实质是理财思维的转变。一些具体的社会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有了回音。知识界较为关心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也有了一定的进展。财政支出不是为花钱而花钱，脱贫攻坚工程就是典型一例。财政部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也不遗余力，但关于PPP怎么做以及进行到什么程度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营改增”全面试点表明税制改革已有重大进展。增值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0%以上，对这样的税种进行全面改革，充分说明税制改革绝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进展缓慢。“营改增”之后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如何发挥似乎还不够明确。最近的企业购买住房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似乎在说明企业可以成为最终消费者。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都是高难度的。改革需要适当的条件。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答案是清楚的。良好的准备比贸然的推进更加重要。各种具体税制改革都在积极准备之中，但人民希望个税征收能够更多地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情况，希望间接税负能够适当下调等愿望尚未得到满足。税收法治化有一定进展。环保税法、烟叶税法等立法已在积极推进之中，但提供更多税收收入的税种的税收立法还只是在路上。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难度超大，但在楼担任财长的最后一年——2016年，有了重大进展。《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后续的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提供了方向，标志着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未来，财政支出和收入如何匹配，转移支付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楼继伟担任财长的三年多时间里，财政收入增速从快到慢，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养老金支付面临极大压力，财政形势的严峻都会转化为财政工作的压力。财政政策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势，为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财政正常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这三年多时间里，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设，在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以及其他国际财政领域均留下了印记，但国际财政之路探索仍然旅途漫漫。 作为全国财政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楼继伟已给中国财政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外界对财税改革的殷切期待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理解财政改革、财政政策、具体的财政管理工作并不容易。这些工作既会受到不同既得利益者的不同干扰，也有相当复杂的专业技术难度，推进的难度都很大。这些难题不仅仅只有楼遇到，新财长同样也必须面对。[详情]

　　据新华社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7日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肖捷接任财政部长。 肖捷：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 作者：肖捷（作者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2010年10月），来源：《求是》 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 阶段，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财政预算安排增加对居民的各种补助性支出，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实现的途径不同；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在现代社会，除了有意仿效鲁滨逊式的生存方式之外，要试图寻找一个脱离税收影响的空间是徒劳无益的。18世纪末，美国著名发明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说过一句在西方国家广为流传的话：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征税是确定无疑的。 现实生活中，税收负担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微观税负的轻重，影响着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的规模，以及消费、投资和储蓄的能力；宏观税负的高低，则关系着社 会资源和财富收入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分配的格局，乃至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的状况。税收负担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要务。在收入分配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矛盾焦点 之一的情况下，对宏观税负水平的认识和把握，是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1、税负痛苦指数的谬误 关于目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认识和分析，除了基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讨论外，也有出于商业或其他方面的需要，由一些传媒或咨询机构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其中， 国外某杂志发布的所谓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一度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按其方法测算，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列第二，仅次于欧洲某国。 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如果不加甄别，把戏说当作正史来解读，甚至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产生的误导将贻害各方。 ——评价方法的常识性错误 税负痛苦指数的评价方法，是确定六个税（费）种，包括公司和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金、销售税、财产税，并将其法定最高税率相加后进行比较， 数值高低与所谓痛苦指数成正比（中国税负痛苦指数159，是由增值税最高税率17%、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25%、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企业交纳的社 会保险金最高费率49%、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金最高费率23%相加得出）。 虽然这六种税（费）涵盖了收益所得、货物劳务和财产类税收，在各国税制安排上具有普遍性，但其评价和比较方法极不科学，其谬误主要是将各税种最高边际税率简单相加，将税率等同于税负。 税率是税制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决定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税率与税负不能等同。确定税收负担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计税依据，即税基。税基与税 率的乘积等于应纳税额。不同种类的税收，税基不尽相同，即便是相近的税种，税基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在货物劳务类税收中，销售税（营业税）的税基是销 售额（营业额），而增值税的税基是增值额，前者的税基要明显大于后者。 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销售税的国家的一般税率普遍低于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的标准税率，但由于税基不同，不能简单地得出增值税税负高于销售税税负的结论。所以，用税率直接代表税负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计算依据存在明显偏差 将 税率等同于税负的评价方法，也没有客观反映税率的真实状况。比如，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11项应税所得，对不同类型所得确定了不同税率。工资、薪金 所得实行5%-45%累进税率，个体工商者生产经营所得等实行5%-35%累进税率，其他所得名义上统一实行20%的比例税率。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笼而统 之地按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45%计算，在所谓痛苦指数（159）中占28.3%，显然有失公平。 社会保险金虽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税收，但具有强制性，属于准税收收入，作为计算宏观税负水平的要素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将中国企业和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金的最高边际费率按72%计算，并占到所谓痛苦指数（159）的45.3%，明显与事实相悖。 根据有关制度规定，中国现行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五种法定社会保险金的企业和个人缴费率，最高的是养老保险，企业和个人分别按工资总额交纳20%和8%，其他几个险种费率都不高。几项费率加在一起，最高值也达不到72%。 将税率简单相加并以税率等同于税负的评价方法，既缺乏科学意义，也没有实际价值，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受此影响。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 -2009年，外商在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分别为：630.2亿美元、747.7亿美元、924.0亿美元、900.3亿美元，其中，2009年外商在 华投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与将税收负担冠之以“痛苦”之名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那些税制不透明、对有关所得没有或仅有名义上课税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这些被视 为“避税天堂”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为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和个人等避税乃至洗钱提供方便，破坏了税制的公平与公正，影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因而广遭 诟病。 2006年6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曾提出了一份包括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避税天堂”名单。2009年4月，20国集团（G20）伦 敦峰会期间，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对8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国际公认税务标准的调查评价清单，在G20伦敦峰会发表的声明中，就此问题明确提出，对不合作的国 家和地区，包括“避税天堂”采取行动。同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表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准备对“避税天堂”采取反制措施。 如果说，有关税负痛苦指数的排行，是个别传媒制造的噱头或恶搞，那么，有关“避税天堂”问题则为国际社会所不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税收负担和税务透明度问题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也要有国际判断标准并接受国际社会监督。 2、宏观税负的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一般是用一定时期（比如一年）政府集中的税收总量或税收和非税收入总量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测 算。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通常用此方法测算不同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并公布这方面的数 据。 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所列的数据相对齐全的47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资料（该年鉴在有关条目下列出了1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59个国家和地区基本数据缺失，2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未及时更新，年份不可比），按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下： 23 个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冰岛、以 色列、挪威、新加坡、瑞典、马耳他、英国、美国，以下简称发达国家）平均为27.7%，最高为47.1%，最低为14.6%； 24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毛里求斯、摩洛哥、南非、马尔代夫、泰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 亚、斯洛伐克、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蒙古、俄罗斯、乌克兰、智利、洪都拉斯、秘鲁、澳门，以下简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22.7%，最高为 37.7%，最低为16%。 按包含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等在内计算的宏观税负，发达国家平均为43.3%（其中，社会保险缴款占10.4%），最高为58.7%，最低为2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35.6%（其中，社会保险缴款占6.9%），最高为52%，最低为21%。 相比之下，在这47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按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平均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出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履行职能范围决 定的；按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发达国家平均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出7.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缴款等规模要超过发展中国 家。 在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中，中国的数据为2007年。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有 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别测算或估算中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比30%要略高一些。笔者以为，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或者没有完全剔除关 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用政府集中的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入占同期实现的GDP比例来衡量宏观税负水平，虽然是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常用的比较方法，但仍然有其局限性。 首先，国家间财政制度安排上的差异，会不同程度影响税负比较的公正性。由于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分别体现了本国执政当局的治国策略和管理思想，即使是方向一致的政策主张，也可能会在操作层面做出不同的规定，并影响到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 此类情况并非罕见。例如，基于某种政策意图，政府对企业或公民的财政支持，既可以实行税收减免方式，也可以采取资金补助形式。实行前一种方式，政府集中的税 收减少；采取后一种形式，并不影响政府集中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会相应高于前者。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为减少税收漏洞，一般都控制实施减免税政策，采 用由预算安排资金补助。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为吸引资本流入，鼓励某些行业或区域发展，对企业实施不同形式的税收优惠。如果是采取税收减免方式，将直接减 少收入；如果是实行税收先征后返，即将税收先缴入国库，再通过预算支出安排，将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收返还给纳税人，名义上统计入库的税收没有减少，但这部 分收入并没有实际形成公共财政资源。 其次，统计数据的非一致性，也会或多或少影响税负比较的合理性。尽管IMF对政府收入的构成及分类做了界定和说明，然而，囿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区分不同国家在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统计上的具体差别。 根据IMF的分类，政府各类收入中，包括税收、社会保险缴款、捐赠收入、其它收入。税收虽然是各国收入中共有的项目，但是，存在着上述不同制度安排出现的迥 异结果的影响，进行项目间的调整，也难以保证各国数据口径完全一致。社会保险缴款反映了不同国家养老等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差别，以税收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 国家，这项收入很少或不存在，而以非税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国家，这项收入规模较大。譬如，欧盟一些国家虽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30%，但社会 保险缴款一般都超过10%。这也表明，尽管税收是构成宏观税负的主体，非税收入负担也同样需要关注。 捐赠收入所占比重不大，尤其来自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赠与收入，与本国创造的GDP并无关联。其它收入，包括各种财产性收入、出售商品和服务收入，以及罚金 和罚没收入等，各个国家多寡不一，有的国家财产性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也有一些国家这项收入缺失。另外，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政府提供的某些服务（如办理 证照等），由受益者负担成本费用，并不增加非受益者负担。 财政制度安排存在的差异和统计数据的非一致性，难免会给比较分析研究带来一些困难，使宏观税负问题的讨论出现不同认识，甚至陷入罗生门。由此产生的纠结实属 正常，无需渲染。或许只有在国际间普遍建立政府会计制度后，对政府的各项收支和资产负债等情况进行全面记录和核算，才能得出更加合理的诠释。遗憾的是，受 制于多方因素，目前能够建立政府会计制度的国家微乎其微。 虽然用政府集中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测算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局限性，但仍具有参考意义，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税负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宏观税负 既有总体水平问题，也有结构性差异，不能忽略具体项目和负担对象。宏观税负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统筹支配的财力资源一定就多，非税收入的许多项目具 有特定用途，政府无法转移使用（比如，社会保险缴款只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中国土地出让收入等也属于这类情况）。宏观税负水平低，也并不表示政府使用的财 力资源一定就少，政府可能还有其它融资方式（比如，政府发行公债等）。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各国的具体 国情不同，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 3、中国宏观税负的趋势判断 宏观税负的经济内涵，显示了一国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占用的财力资源在该国当年实现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它不仅体现了政府履行职能与所需财力资源的关系，也反映了政府集中的各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纵观世界现代化历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社会成员期望享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质量与水平也愈来愈高。今后1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如何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平稳过渡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关系到兑现已向世人宣告的庄严承诺，又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不够。收入再分配面临着平衡分配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必须着力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加快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扩大公共产品 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尤其是增加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这不仅是服务型政府应尽的职责和公共财政的应有之 义，也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举措。 进 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在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理念下，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与改善民生有关的支出迅速增长。2009年与2000年 相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年均增长19.6%，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年均增长20.8%，预算安排的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25.4%。尽管如此，仍难以满足社 会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对民生改善的迫切需要。 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加快健全和完善，要逐步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各类群体，并积极创造条件统一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加，相应提高保障水平。 按照有关部门的数据，目前中国财政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约占GDP的5%以上，还适应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要求。 前不久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包括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逐步实 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目前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3.5%，实现纲要提出的到2012年达到4%的目标，尚需继续努力。要进入人 力资源强国的行列，2012年以后，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应保持合理规模。 正在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要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 化。虽然近几年各级财政明显加大了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力度，2007年至2009年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经费支出年均增长39%，但要全面完成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的各项任务，这方面的支出还有待继续增加。 保障性住房建设属于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的迫切性愈来愈强，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今年各级 财政安排的保障性住房支出约830亿元，到2012年末要实现基本解决1540万户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必须保证支出稳定增长。如果要逐步达到发达国 家保障性住房的水平，还应付出更大的努力。 上述几个方面的公共需求，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供给数量不足、质量有待改善、水平需要提高等问题。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显然无力通过市场化商业运作方式，根 本改变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基本住房等方面的弱势状况，只能依靠政府的援助增进自身的福祉。这就需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在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的同时，一方面努力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改善民生，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参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财力资源保障。目前，政府 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 世 界银行及美国学者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大体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水平会相应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 将趋于基本稳定。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2009年与2000年相比，GDP年均增长10.3%，人均GDP年均增长 9.6%；与此同时，宏观税负水平也相应提升，按税收收入测算的宏观税负由12.7%上升到17.5%（平均每年上升0.53个百分点），按税收和政府非 税收入测算的宏观税负由17.8%上升到约30%（平均每年约上升1.3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上升了4.1个百分点，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税收增长的 基础更加稳固。同时，随着税制改革逐步深化，税制安排趋向合理，税收筹集收入和调节分配的功能将进一步增强。在综合考虑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后，下一个十年， 中国税收增长的弹性系数总体上仍可能继续保持大于1的态势，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目前17.5%的水平上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和条件。 近一段时间，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规模不宜再扩大，应让利于民，增加居民收入比重。这种意见并不完全客 观。税收在筹集收入的同时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财政在预算资金的安排中可以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既要靠初次 分配，也需要再分配。通过合理扩大政府税收收入规模，适度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财政预算安排增加对居民的各种补助性支出，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 的比重，只是实现的途径不同。 面对目前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凸显的社会矛盾，在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的社会价值理念仍居主导的情况下，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出发，不仅需要逐步提高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要高度重视再分配调节的积极效应，保持一定力度的再分配，有助于缩小最终分配差距。否则，收入分配状况很难得到合理改善，提 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意愿也会部分落空。 从这个意义上讲，税负水平的合理提升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行不悖。这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调整分配政策校正市场分配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在 税负合理增加的情况下，如果社会民众能够感受到政府明显扩大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大多数人的福利状况得到了改善，纳税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普遍感到满 意，通常会理解和支持政府的税收政策。 上述分析旨在阐明，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 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必需的支出，或者税收收入增长无法保证公共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政府只能要么通过发债等方式 筹措资金，要么削减预算开支。 实践证明，过度发债极易导致通货膨胀，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民众，经济体也会受到侵害。目前，有些国家虽然宏观税负水平并不显高，但政府债务依存度却很高， 有的甚至超过100%。IMF最近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国债每增长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会影响0.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一味削减预算开支也非长久之 策，尤其是福利性支出具有刚性，直接关系社会成员切身利益，连续削减不利于稳固执政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伴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如果税负水平上升过快、过高，不仅容易产生超额税收负担，挫伤纳税人的 积极性，也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通过 优化税制安排，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合理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贡献，以此体现收入能力强的群体关心和帮助收入能力弱的群体。 针对近几年政府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的局面，要统筹考虑税收负担与非税收入负担的关系问题，通过实行费改税等措施，进一步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规范非税收入秩序，在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稳步合理上升的同时，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肖捷简历 图为肖捷。 肖捷，男，汉族，1957年6月出生，辽宁开原人，博士研究生，1976年3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03月至1978年10月，北京市机械局机械研究所、机电研究所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09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 1982年09月至1987年01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 1987年01月至1991年12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长期计划预测处）副处长（其间：1987年11月至1989年04月，赴联邦德国进修）； 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预测处处长（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挂职任辽宁省阜新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11月至1994年07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 1994年07月至1998年07月，财政部综合与改革司副司长（1992年09月至1995年07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09月至1995年07月，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年07月至2000年06月，财政部综合司司长； 2000年06月至2001年09月，财政部国库司司长； 2001年09月至2005年07月，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2004年10月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2002年7月任）； 2005年07月至2007年08月，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7年08月至2013年03月，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3年03月至2016年11月，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 2016年11月至今，财政部部长。 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详情]

　　只抽“中南海”，新任财长肖捷的三段往事 来源：政事儿公众号 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三年后，59岁的肖捷重回财政部。 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资深“财税学人” “政事儿”注意到，生于1957年、现年59岁的肖捷，是财经专业科班出身，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就进入财政部工作，成为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此后沿着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副处长、处长，综合计划司副司长，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的轨迹，2001年44岁升任财政部副部长，成为当时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 在财政部副部长岗位，肖捷干了四年，其间还曾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2005年，肖捷离开工作了23年的财政部，“空降地方”，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 在湖南工作两年后，2007年肖捷回京任职，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当了6年国税总局局长后，于2013年3月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上述仕途履历表明，除了在湖南的2年任职经历、3年国务院副秘书长经历，肖捷一直在财税系统工作，前后共计达29年，是名“老财税人”，财税系统的资深官员。 “政事儿”发现，早在1987年，年仅30岁的肖捷就和楼继伟等人合著《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思、原则设想以及经济体制配套改革方略。该文后被收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 2010年10月初，肖捷还曾发表《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文章，反驳国外某杂志发布的所谓“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行第二”的说法，并对中国宏观税负的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 其在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工作时，我国财税系统多次推出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分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个税改革等等。肖捷是这些重大改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目前，增值税改革已在全国展开。“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肖捷曾力主推动这项改革。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开始试点，肖捷带领税务总局相关人员前往广东、福建、湖北、天津等地，调研试点准备情况。 防有人送烟，只抽“中南海” “政事儿”注意到，肖捷素来低调，很少接受采访，可查询到的多为政务活动信息。2008年，曾任证监会会计部巡视员副主任的姚峰发表《我所认识的肖捷》一文，从中可以了解肖捷的性格特点与执政风格。 姚峰自述，他1983年进入财政部综合计划司，此后跟肖捷共事20年多年。“在很多人看来，从他25岁进入财政部，30岁任处级，36岁任司级，44岁任副部级，50岁担任正部长、中央委员，他的仕途堪称顺利。但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些光环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姚峰写道，“作为他20多年的同事、朋友，我可以见证他的成功来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他的勤奋、刻苦、自律、博学、敬业，来源于他对很多物质享受的放弃。如果说他的成功有七分努力，三分运气，那这三分运气也是上苍对他‘放弃’的补偿。他为每个机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文中，姚峰讲述了肖捷的三段往事。 第一件往事，与有人想托姚峰找肖捷跑官有关。 姚峰讲述：他到我家乡做“父母官”时，有个别人知道我和他曾是同事，想通过我“跑个官”，我就把我观察到的一件事讲给这人听。肖捷到湖南工作后，只抽一种北京出的“中南海”牌子的香烟，对外宣称其他品牌的烟他抽不惯。我是知道他为人处事之道的，他这么说是因为湖南出一种“芙蓉王”牌的香烟，质量高，口感好，在湖南官场很流行，迎来送往，送几条烟也很普遍。他本来抽烟很杂，但为了防止有人给他送烟，而采取了这么一种策略。既不伤感情、伤面子，又巧妙地拒绝了别人的送礼。那人听后，仔细一回味，恍然大悟，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也理解了我不能陷朋友于不义的境地、所以不能给他“帮忙”的难处。 第二件往事，是肖捷开过的一个短会。 姚峰讲述：在湖南工作时，湖南省按照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对辖内四家证券公司进行清理。一次一家证券公司就重组方案给他（肖捷）汇报，作了精心的准备，又是投影，又是书面材料，厚厚一沓。他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就打断了汇报人的发言，说，材料我事前已看过了，你简洁点，就直说，现在问题在哪？需要省政府怎么支持你们？重组成功后对省里有何实际意义？当时的湖南证监局局长参加汇报，事后对我感慨许久，说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样短小而又高效率的会议了。 第三件往事，是陪同尚福林视察，肖捷专门推荐到贾谊故居参观。 姚峰讲述：2006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到湖南考察工作，肖捷以地方首长又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的身份陪同。他专门推荐尚福林去长沙的贾谊故居参观。说来惭愧，我生为长沙人，却不知贾谊其人，更不知其故居在何处。湖南局的同事跟我谈到此事时，我不甚了了。后来，我去长沙公干，专程瞻仰贾谊故居，凭吊完毕，才明白肖捷为什么安排尚主席去贾谊故居参观，也更了解了肖捷的志向和为人。 “回想起来，贾谊其名虽然不熟，但其《过秦论》还是略有所闻的”，姚峰写到，贾谊故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肖捷的心境。[详情]

　　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肖捷接任财政部长。 2013年3月份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一职，任上3年多时间，外界对其评价颇高。 国家发改委一司长表示，“楼部长是一位难得的财政部长，在任时推动的部门预算、PPP、地方政府债券、营改增等改革，影响深远。” 财税改革再启幕 楼继伟曾参与设计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财政体制改革在理论上有前瞻性的完整描绘；1998年到2007年，长达九年时间，楼继伟任职财政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实务操作层面、财政政策运用方面，也颇为熟悉。 过去20多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如今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财政收入亦迈入中低速增新常态。 2012年十八大之后，各界呼吁改革的声音很高，对本届政府推动改革寄予很高的期待，财税改革曾被认为是推动全面改革的重要抓手。 同时，94年分税制改革过去了22个年头，央地财政分配格局站在新的路口。分税制改革不甚彻底，政府干预市场过多，地方政府“事权重，财力轻”格局，地方乱收费、“土地财政”顽疾等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2013年3月份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一职，财政部门大将落定，释放强烈改革信号。而这三年里，“财政”定位从财政本身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财政地位全面提升，“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改革方向基本确定。 2014年6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财税改革三大主要任务明确，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央地关系调整推进路线图和时间表出台。 随后，财税改革渐次展开。2014年8月份，颇多曲折的《预算法》终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预算公开透明、加强程序管理等写入预算法，地方政府如何举债等首次得以明确，地方债纳入规范管理。 2014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首次提出推广PPP模式，这一旨在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销量的方式，逐渐席卷神州大地。经过一年多时间，PPP模式已经为更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熟知，各方参与热情进一步提高。 还有，营改增改革的推进，今年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有望减税5000亿元规模；营改增后序带来打通产业链抵扣链条，也将助推产业链升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 同时，财政外交活动明显增多。楼继伟作为中国财长，随同领导人出席国际场合，介绍中国国内改革、经济运行状况的活动颇多。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财金领域作为G20双轨道之一，如何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代表更广泛发展中国家利益，都需要财政务实工作的推进。 由中国政府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专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由于需求缺口大，迅速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今年年初正式运营。中国政府作为最大股东，楼继伟任职亚投行理事会主席。 这三年里，“财政”定位从财政本身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个性鲜明 财政领域，某种程度类似公司财务部门，比较低调务实；财政、税改等事涉大量人群利益调整，稍微风吹草动，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焦点。 楼继伟以敢言、直言著称，有媒体称其为“直男部长”。区别于中国官员整体风格较为周正、沉稳，楼继伟显得洒脱、随性。 任部长这几年，他不少时候都直接担任“新闻发言人”一职，无论国内两会、高层论坛，还是国际场合。 一位央媒长期跟踪财税领域的记者表示，“敢脱稿答问从不怕‘点炮’的部长都特别值得尊敬”。 财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部门，绝不仅是“财务部门”职责。楼继伟学者出身，理论修为较高，对财税、养老等诸多改革均有自己成熟思考。 如个税改革，楼继伟在今年3月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个税改革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房贷利息支出、家庭赡养、教育等费用将逐步纳入抵扣，改革将逐步推进；再如，今年7月份，G20成都财长行长会议上，楼继伟表示将义无反顾地推动房地产税改革，虽然改革很艰难。 不同于一些官员公开场合的外交辞令、滴水不漏的言论，楼继伟的一些公开言论会引发外界争议。 楼继伟曾在高校内部论坛、内部经济论坛上，以学者身份谈论劳动合同法，他直言当前劳动合同法有问题，劳动者工资上涨过快，影响投资积极性，最后伤害的仍是劳动者利益。 如，今年年初，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有两家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楼继伟在回应外界问题时，直言国际评级机构未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前，起到应有预警作用，他们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与中国经济较高增速现状不符，“不car他们的评级”，直言无需拜他们的码头。 楼继伟本人鲜明的个性，在整个财政系统也颇受关注，大家普遍反映其思路清晰、能力强。 有地方财政厅处长11月7日感慨楼继伟是“壮志未酬天不憗，空馀草木识威名”。 楼继伟曾在其新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的序言这样写到，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 楼继伟新著，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财税系统、专业人士都希望借此理解楼继伟财税改革思路。 11月7日，几位地方财政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楼继伟离任消息落地时，他们立马想到楼继伟在序言所言，“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按照有关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就到了退休年龄，去年底已经到点。 楼继伟这任财政部部长，财税改革蓝图绘就，改革正在有序推进。 有接近继任部长肖捷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部长为人沉稳，财税改革会继续，新时代开启，值得期待。 新老部长曾有过不少合作。在1987年，楼继伟时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经组副组长，会同肖捷、刘立群，发表《新旧体制转换中改革思路的选择--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 至于楼继伟离任之后去处安排，官方尚未公布。参照前几任财政部部长离任后，多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任理事长。[详情]

　　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 肖捷接任 作者：杜涛 新中国的第十一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卸任，肖捷成为了新中国的第十二任财政部长。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涛  据新华社消息，2016年11月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新中国的第十一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卸任，肖捷成为了新中国的第十二任财政部长。 2013年3月，楼继伟从中投董事长专任财政部部长，回到了他离开了六年的财政部，在此之前，楼继伟在1998年到2007年之间，担任了9年的财政部副部长。 在十八大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楼继伟在2016年11月4日的“财政与国家治理暨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上书面讲话中透露，环境保护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改革正在积极推进。 楼继伟表示，以改进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相继推动出台了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以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颁布实施为标志，基本搭建起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主体框架。积极推进预算公开，中央本级支出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基本支出细化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分项目、分地区公开转移支付预算。完善政府预算体系，财政对教育、科技等重点支出一般不再采取挂钩方式，而是统筹安排，优先予以重点保障。同时，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提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扎实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推动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总体制度框架。 二是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妥善设计相关政策方案，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同时，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调整完善消费税政策。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在调节生产、引导消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同步清理规范相关收费基金。 三是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务院已经出台《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如何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如何划分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相关要求，并制定了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这项改革异常复杂艰难，但改革没有回头路，还需持续推进。 楼继伟并未担任满五年部长，肖捷接过来财政部部长的位置，也接过了财税改革的接力棒，肖捷同以往的财政部部长一样，在财政部起身，历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处长、综合司、国库司司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财税改革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年都，地方债务管理的何去何从、预算如何更加科学、绩效如何更加有效、决算公开如何推进、PPP下一步该如何操作等等都是新任财政部部长的问题。 更难的是税制改革中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的改革，更为期望的是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如何有效落地。[详情]

　　图为楼继伟。 楼继伟卸任财长，国货医保劳动法房产税改革……曾放过哪些炮？ 楼继伟每次发表言论后都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去年有媒体评价“楼继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部长”。 新华社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肖捷接任为财政部部长。 此前，楼继伟每次发表言论后，都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去年有媒体评价“楼继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部长”。 早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全体会议上，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发问楼部长，“如何看待多年以来，一直是财政收入增长快过GDP增长，而百姓收入增长最低”，楼继伟的回复就直接秒杀柳传志“如果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没那回事儿”。 去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楼继伟，“许多省份政府报告中都涉及削减三公经费，那么削减的三公经费都去哪了？是否应该公开接受监督？”楼继伟也直言不讳，全国的情况自己不清楚，细节不在汇总范围……另外，他还说，“有人说三公经费有3000多亿是胡扯”。 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楼继伟还回应了相关质疑。一是有关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长的质疑（2015年财政收入增8.4%、GDP增 6.9%）。楼继伟称，税收占比是下降的，并没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靠采取了特殊措施，主要看国家企业上缴利润。二是针对性减税问题，楼继伟提到， 中国在加大研发的投入，实验区的政策推广到全国，特别是正对小微企业减税。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月26召开的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中表示中国人“买断”全世界，不是产品不能国产，而是监管不完善，大家对国货不放心。 楼继伟还表示，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特别关注改革顺序和配套政策。在经济比较萧条阶段，如果有空间，要先选择带有扩张性、见效快的措施，如简化行政审批、针对性减税、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中国目前还有财政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 此前，楼继伟还提出退休人员缴医保、企业减负改劳动法等建议，次次引爆大争论。 退休人员要缴医保 2015年12月31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撰写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文章提出“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此观点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纷纷发表赞同或反对观点，甚至还有不少人表达了非常情绪化的批评意见。 企业减负改劳动法 继“退休人员缴医保”的建议后，楼继伟在2月19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又提出“企业减负应改劳动法”的提议。楼继伟称，当前我国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不适应我国外向型、代工型企业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 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国竞争力。不过楼继伟此前在清华演讲时也坦言，“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 在 26日上午举行的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楼继伟再次提到动法的缺陷，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这样，最大的损害者是那些劳动者。劳动法保护了一部分在职的既得利益者，而损害了一部分劳动者，如果我们进 行制度改革，会有额外的经济增长。” 楼继伟建议结构性改革应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去劳动力供给市场正在发生变化，G20鼓励劳动力可流动性，一些国家应该防止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 中国或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5 年4月2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 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在农业、户籍、劳动关系、土地改革、社会保险五个方面的措 施。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放眼全球，楼继伟在26日举行的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指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等。低增长困难是表象，失业问题突出等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全球经济中长期结构问题。 他表示，破解这个问题、恢复经济活力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现时成员国改革进展落后于预期，应减少市场准入限制，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同时必须留意潜在的产出放缓，深化结构改革以促进增长。强调在全球经济面对艰巨挑战，各成员国需要加强政策协调。 曾义无反顾推动房地产税改革 在任期间，2014年，楼继伟在《求是》撰文提到房地产税构想。他称，总的方向是，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对城乡个人住房和工商业房地产统筹考虑税收 与收费等因素，合理设置建设、交易、保有环节税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财政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房地产税立法因此得到空前重 视。 不久前，楼继伟一番“义无反顾开征房产税”的言论 再次让房地产税立法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他在今年7月23日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称，遗憾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还没推出 来，原因是信息收集能力弱，而且涉及利益调整而受到阻碍。他坦言，“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这是个难题”，但推进这两项改革是官方 下一步的工作任务，“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做。”谈及如何使税收政策更好激励创新，楼继伟称，支持创新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减税，而是要保证税制公平。在他看来， 对数字经济“应该征税”，但从技术角度实施难度较大。 目 前房地产税立法草案仍在起草过程中，困难重重。不过，对自然人征收房地产税所需的信息收集工作正在加快，国土部力推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客观上有利于摸清房地 产家底，为房地产税的出台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在全国所有省份推行的金税三期工程，对自然人进行全员建档，包含个人房产信息，也为房地产 税改革铺路。 与以往只对城镇经营性物业课税的房产税不同，一字之差的“房地产税”课税对象将可能涉及所有房产，这包括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这使得房地产税备受关注。 以下为楼继伟的简历： 1968年至1978年南海舰队4009部队战士，首钢总控室、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人。 1978年至1984年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1984年至1988年历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副组长（副处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正处级）。 1988年至1995年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贵州省副省长。 1998年3月至2007年2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07年2月至2007年9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机关党组成员兼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8年7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3年3月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6年1月任亚投行理事会主席。 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中国企业家杂志综合新华社、新浪网、中国经济网、人民网等）[详情]

　　历史会如何评价楼部长？ 来源：前沿观察微信公众号 谭翊飞 大家一定记得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记者会，楼继伟表情丰富，网上流传他的表情包。 看，他有时笑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有时候又像在卖萌，有时候看起来像人家欠他的债似的。说句实在话，在这么多部长中，像他这么活泼可爱的不多。 1 语出惊人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表情，而是他率直的个性，往往语出惊人，和官场的标准话语和风气实在不符。 最近一次惊人之语是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笔者在现场。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对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也就是穆迪针对中国的主权债下调了评级，问楼部长准备怎么沟通。 楼部长很不客气。“我们并不是特别care他那个评级，希腊出这么大问题的时候，他的评级当时高于中国。“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很江湖的话，“所以不必一个一个去拜他们的码头，这些情况已经摆在那里了，市场的反映和中国政府的承诺、和我们下一步的动作的工作将说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实现信心的能力。” 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爷，中国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爷也还是得罪不起。后来，3月30日，财政部金融司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布官方回答，大意未变，但语气当然要缓和许多。 同样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去年的会议上，提问阶段，一位来自名牌大学教授的提问，楼继伟反问人家：“那么三中全会作了规定了，这些教育机构首先要去行政化，我不知道北大、清华的你们都在这里，你们是不是还都是行政化的？去行政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推动，但是我做不了主。” 接着他还进一步说，“特别是你们叫作‘要准备创造国际一流的那些大学’，国家给你们资源也太多了，国家希望把这些资源更多的转为奖学金、助学金，让一些品学兼优的贫苦的人能够上学，而你们自己更多的自主的能够提高你们自己的融资能力。” 可见，楼部长也不是一般人。 2 把工人和农民都得罪了 更让他不是一般人的是他的观点，屡屡引起巨大的争议，甚至是很多人的攻击。 笔者归纳起来，近年来有三大观点。 第一个观点，楼部长把农民都得罪了。 楼部长主张大幅减少对农民的补贴，扩大农产品进口。他说，“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 这句话可不得了，把农民都得罪了。中国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自给率也非常非常高。习近平早就说了，“中国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但正因为过于重视，中国粮食安全已经连续十多年增产。在温家宝时代为了稳定粮食，出台了临时收储制度，政府保底收购三大主粮。后来逐渐成了惯例，财政不堪重负，粮仓也永远不够。外面的粮价低，中越边境曾一度走私猖獗，但官方严厉打击。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也一度主张多进口粮食，废除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制度，遭到一片批判。 但是，楼继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显然清楚反对他的人的意见。但是，现在中国面临最头疼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内外粮价倒挂。 陈锡文应该就是反对者之一。在2015年《财经》杂志年会上，笔者当时在现场，他特别提到社会上留下“国内粮食价格没有竞争力，又要给农民补贴，能不能少种一点到国际上多买一点”的观点，并进行驳斥。 陈锡文反驳称，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仅仅出现在WTO规定的关税配额制度内——配额内，关税仅有1%，超出配额，关税将提高至65%，超出关税配额的部分，国外粮食价格完全没有竞争力。 现在，粮食价格保护的堡垒真的要打破了。小麦和水稻地位没有变化，但是玉米已经变了，官方不保护了。但农民损失惨重。 粮食价格要有一定灵活性是对的，中国可以适度扩大进口也是对的，但国家政策一会保，一会放，来得这么突然，农民苦啊。 第二个观点，楼部长则把工人得罪了。 在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他把这个问题说得很严重，“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我们老讲工资上涨，但是退的太早了。” 此前他也讲过这个问题。这次又讲。结果，在两会上他又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先作解释，“我是在两次的学术活动中，以学术的角度讲过。” 然后他再次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几年薪酬的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回答这个问题结束时，他再次强调了，这是从学术角度讲，不是财政部的职权：“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之前我在社会上学术活动中说了，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回答问题，是部长身份，既然问到了，我也给你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从学术上是值得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贡献率最近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起色，也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速在前些年还可以，更之前则一大糊涂，工人权益几乎得不到保护，工资水平非常低。这也导致经济转型艰难，因为工人无法在城里有稳定的居所，无法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支出，进而拖累经济转型——工人像候鸟一样来来去去，而不是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 再者，劳动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供需觉得的，法律的真正执行情况不可高估。这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已经连续多年数百万的下降。人少了，人自然值钱了。这也是这些年经济增速下行，就业却保持基本平稳的主要原因。 企业成本加重确实是事实，但首先要减少的是应该是政府的税费负担、各种审批造成的额外成本，以及胡乱的对企业补贴，导致大量寻租行为且扰乱市场秩序。这些砍掉了，税收也可以减少一些。 《劳动合同法》很敏感，一旦成型，要改很难。楼部长向堂吉诃德一样呼吁，吃力却不讨好。他退之后，要改估计更难了。 第三个观点，楼部长把所有的退休人员都得罪了。 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楼继伟发表了名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一文中称，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 对于这个观点，我不展开分析。反正，楼部长这下把所有的老年人都得罪了。各种批评文章又是如潮水般地涌来。 楼部长，你是不是很委屈？ 3 他的梦想还没有开始 虽然楼部长的观点总是引来满城风雨，他口无遮拦的性格实在是官员中的异类。 但是，在他内心，他是具有治国安邦的大理想。他不仅仅在思考一个财长应该怎样理财，而是在思考一个国家应该怎么运行。 在不长的任期内，他做了几件大事： 1，地方债置换改革，实现债务的乾坤大挪移，帮地方大幅降低了融资成本，规范了地方财经纪律。 2，进行了税制改革，尤其是营改增。这项改革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但遗留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 3，大幅减少、合并专项补贴。 在本公号之前一篇文章《黄粱一梦，还是改革号角：一文读懂央地财税关系改革》中我进行了分析： 年龄到点，但他的梦想却没有开始——这几年，他都在处理一些相对急迫的事情。先是拆弹，将隐患重重的地方隐形债务公开化，搞了置换债务，去年换了3.8万亿，今年上半年置换债3.5万亿，狂飙突进。 这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至少扎了口袋，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时间窗口，不至于让隐形负债胡乱膨胀。这大概是楼部长不得不做的事。另外一件事是属于税制改革领域的营改增。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转移支付的改革等等。 但这都不是楼继伟终极梦想，他的野心是在中国建立一套稳健的财税体系。他有自己的著作，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清晰的判断。虽然有时候某些改革会有些书生气，比如清理地方税费优惠问题，遭遇强大的反弹最后不了了之。但这也代表了试图建立规范统一的财税体系的努力方向。 现在，债务置换和营改增都轻舟已过万重山，楼继伟真正施展抱负的时候到了。可是尴尬也恰恰在此——他的职位，到底是往上走一步，还是退居二线，仅仅成为一个过渡财长呢？ 上任之前，他的理想就公之于众了。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迈过去的槛，迈不过去，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无本之木。而现在，这个体系仍相当的脆弱。 楼部长这本书真真正正讲的是大问题，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说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好几年前，我读得热血沸腾，于是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财税改革红宝书》。 我希望楼继伟能大刀阔斧地推动财税改革，重建中国的财税体制。结尾的时候，我这样写：如果未来的改革能按照此路线图推进，十年之后，再拿出此书重读，或许别有感悟。 现在看来，显然要失望了。楼部长没那么幸运，没有像小川那样，可以升个副国级继续干。他的任期结束了。 （本文写于2015年，今天稍作修改发出。）[详情]

　　国务院“第一副秘”肖捷任财政部部长 肖捷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11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3月， 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肖捷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成为2000年以来继马凯、汪洋等之后又一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第一副秘”），主要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保障李克强总理的日常工作。 另附肖捷履历： 1976年03月至1978年10月，北京市机械局机械研究所、机电研究所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09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 1982年09月至1987年01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 1987年01月至1991年12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长期计划预测处）副处长（其间：1987年11月至1989年4月赴联邦德国进修）； 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预测处处长（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挂职任辽宁省阜新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11月至1994年07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 1994年07月至1998年07月，财政部综合与改革司副司长（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9月至1995年7月，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年07月至2000年06月，财政部综合司司长； 2000年06月至2001年09月，财政部国库司司长； 2001年09月至2005年07月，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2004年10月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2002年7月任）； 2005年07月至2007年08月，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7年08月至2013年03月，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3年03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 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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