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各方需要加大 政策协调力度 各国不应采取单边行动 王琳 [印度财政部助理部长迪内希·夏尔马在出席于2月26~27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G20各方同意加大政策协调力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印度为全球2015年增速较高的主要经济体，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中均扮演重要角色。虽然和多数经济体一样都面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外需萎缩的挑战，但印度的压力相对较小。 印度财政部助理部长迪内希·夏尔马（DineshSharma）在出席于2月26~27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数据上来看，南亚地区的增长仍然相对较好，特别是与欧洲和美国相比。” 夏尔马强调，作为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动荡和面临的挑战，主要由于缺乏政策协调。G20各方需要加大政策协调力度，任何国家不应采取单边行动。 G20要加大政策协调力度 由于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利（ShriArunJaitley）需要在2月29日发布印度2016财年预算案，他无法出席此次财长会。夏尔马作为助理财长全权代表贾伊特利参加。同行的还有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Rajan）。 2月27日发布的G20公报称，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同意将分别并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增长目标。 基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状况与需求，夏尔马对此表示认同。他向本报记者强调，在货币政策协调方面，不是所有经济体都应采取同样的政策。只要确保我的政策不要伤害邻国，邻国的政策也不要伤害我，就是协调。 夏尔马指出，G20成员现在也存在政策协调，但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加强政策协调，而不是对别国政策指手画脚，仅仅要求他国。 基础设施投资为资本提供安全去处 除了担任助理财长外，夏尔马还担任勒克瑙市市长和印度人民党副主席。他非常赞赏G20成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议题。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是此次上海G20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共识。会议肯定了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决定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以增进现有各国基础设施计划的合作和协同效应。 此外，会议期间，金砖银行总部协定在上海签署，并宣布今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一批项目单，其中有不少基础设施项目。 夏尔马告诉本报记者，基础设施投资在议题中被优先讨论。他认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成为G20各成员的目标，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也应该得到很好的执行。 促进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初衷。印度同时是两机构的股东。此外，印度以及整体人口数量巨大的南亚地区一直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也成为南亚地区经济潜力释放的关键瓶颈。 因此，在夏尔马看来，印度要深入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他同时期待两新开发银行尽快行动起来，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应当尽快行动起来。”他称。 夏尔马表示，传统上，南亚的增长依赖全球的增长，这通常意味着旺盛的需求。但当下由于全球需求萎缩，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速都有所放缓。但除了外部需求，如果我们着眼内需，南亚地区如果能够覆盖基础设施，就会有足够的需求。南亚地区本土的需求也会给印度的增长带来动力。 他介绍，印度会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也会适当开放印度国内基础设施的准入。 他同时指出，目前资本外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应当有所作为。资本应当被运用、流动起来，但不应该在天上飞。基础设施投资能给资本一个安全稳定的去处。 夏尔马并且认为，投资于印度和中国的基础设施，对于资本而言是很好的选择。中印也可以联合支持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这样各方都能够获益。[详情]

　　G20强调运用政策工具稳增长 缓解动荡无“特效药” 参考消息网2月29日报道 境外媒体称，G20央行行长和财长27日在上海举行会议后说，应该调动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支持世界经济。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28日报道，这次为期两天的世界重要经济体的聚会结束时未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会议期间G20成员一致同意利用所有政策工具来推动经济增长，并承诺加强合作，打消有关货币和市场动荡的疑虑。 报道称，中泰证券经济学家罗文波说：“在G20会议上，关键决策者似乎一致同意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以支持全球增长。尽管这次会议缺乏实质性的行动计划，但它提供了构建信任的良好机遇。” 据《日本经济新闻》2月28日报道，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议通过的公报呼吁动用所有政策工具，对金融市场的稳定表现出强烈危机感。然而，通过放宽金融政策支撑经济的难度增加，各国的财政空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具体政策将交由各国，走钢丝的国际协调仍将继续。 报道称，公报罕见地采用了牵制市场激烈动向的表述。公报表示，最近的市场波动并没有反映出已经好转的世界经济指标。在此基础上，公报呼吁，各国探讨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采取行动维持经济增长。 不过，政策协调的具体政策尚不明朗。有关人士说，这是因为G20“并没有意识到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各国一齐干预外汇，或像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那样一齐采取财政政策，对于这样的“狭义的政策协调”，公报并没有进行设定。具体政策还是交由各国决定。 报道称，有关市场混乱的原因，在直面资本外流问题的中国等新兴国家看来，去年年底美国上调利率是导火索。对于公报提出的灵活采取财政政策，各国在理解上也存在差异。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会议闭幕后对记者表示“世界经济比市场变动反映的状态要好”，对动用财政政策表现出谨慎姿态。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2月28日报道，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公报中强调团结一致共同促进经济稳定，但没有就如何对日美欧方向不同的金融政策进行协调出台具体对策，仍给人留下了没有深入解决问题的印象。美国上调利率，日欧正实施金融宽松政策，难以采取一致步调。缓解市场动荡的“特效药”难以找到。 报道称，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本次G20会议上表示，负利率政策有利于物价稳定。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黑田也不无自信地表示：“并没有遭到指责或反驳。” 然而，美国出现了反驳的声音，称“这是为保护出口产业而采取的诱导货币贬值政策”。 报道称，公报表示，为维护市场稳定，将综合利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之所以作出如此细化的阐述，是因为日美欧未能在金融政策上统一步调。[详情]

　　证券时报网02月28日讯 财政部网站发布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其中指出，G20重申此前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将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我们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公告全文如下： 1． 我们在上海会晤，回顾并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推进政策议程，为杭州峰会进行准备。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且未达到我们对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雄心水平。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在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判断，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但是，我们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 2． 过去几年，G20在促进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我们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我们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我们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为了提高我们对于潜在风险的应对能力，我们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来支持增长和稳定。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我们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3． 我们重申，增加实际产出非常重要，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在考虑国情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这一强化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将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的现有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将合并投资战略和投资战略，并继续致力于及时、有效地加以落实，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将审议合并的战略，包括通过强化的同行审议，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以确保迈向我们的共同增长目标及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考虑到投资和贸易对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其近期的疲软态势，我们将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研究上述领域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增强包容性，并减少过度的全球失衡。 4． 我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我们期待多边开发银行根据安塔利亚峰会共识在今年7月前报告优化其资产负债表的具体行动。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及其在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减贫方面的使命，如同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的呼吁，我们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以展示其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包括：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并支持项目准备相关工作。加强互联互通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国别基础设施的正面溢出效应并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并将特别关注股权融资，包括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机构投资者参与，鼓励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原则，以及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5． 稳定、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对于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我们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旨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和有序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我们欢迎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我们支持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表，包括新份额公式，并重申我们承诺支持一个强劲、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IMF。我们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我们将继续推动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有序性和可预期性，并加强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资本流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鉴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形势，我们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适时审议政策工具和框架，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我们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期待在今年4月讨论IMF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分析。我们欢迎IMF完成了2015年特别提款权（SDR）定值方法审查，支持就研究可能扩大SDR的使用以及本币债券市场开展进一步工作。 6． 我们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金融部门改革措施，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标准。为此，我们鼓励各国当局加强跨境合作，包括落实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和场外衍生品改革，在恰当的时候予以互认，并与圣彼得堡宣言保持一致。我们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完善巴塞尔协议III的工作，以保证一致性，并实现效果的最大化，避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银行业的总体资本金要求。我们将继续监测和评估改革的落实及其影响，包括应对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重大后果，包括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改善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方法的工作，以及根据达成共识的时间表在制定保险资本标准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强烈鼓励落实已议定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并继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我们期待在识别和应对中央对手抗风险能力、恢复计划和可处置性方面存在的差距方面，包括在多个区域存在系统性的中央对手合作安排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我们欢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IOSCO在制定甄别简单、透明和可比较的证券化标准方面的工作。我们将整体考虑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对市场稳定的影响。我们欢迎国际组织正在进行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工作计划中列出的关于代理行业务减少的工作，期待视情在评估和应对该问题上加快取得进展。我们欢迎FSB、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经验和潜在教训，并在7月会议前向我们报告。我们承诺继续加强普惠金融议程。我们要求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落实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的框架，研究制定一套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以及改善数据的收集和指标。 7． 广泛、持续、有效地落实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对于促进国际税收体系的公平和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重申致力于按时落实BEPS项目，继续监测并应对BEPS相关问题，确保税收公平和平等竞争。为确保全球统一行动，我们核准OECD提议的关于全球落实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并鼓励所有承诺落实BEPS项目的感兴趣的相关非G20成员和辖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该框架。我们支持在该框架下妥善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落实BEPS中面临的特殊挑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落实专项税收情报交换标准和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全球标准（AEOI），并号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在2017年或2018年底前加以落实。我们重申，号召所有国家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并期待全球税收论坛的进展报告。我们欢迎旨在帮助发展中经济体需求帮助其加强税收能力建设的各种现有倡议，包括亚的斯税收倡议、税收征管诊断评估工具和无国界税收稽查员倡议。在此情况下，中国将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做出自身贡献，目的是进行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设计，并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技术援助。我们也欢迎IMF、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的成立税收平台的新建议，呼吁这些机构就建立有助于确保技术援助项目有效实施的机制提出建议，并就各国如何资助税收项目及直接技术援助提出建议，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我们认识到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在今年7月召开的G20国际税收高层研讨会上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我们认识到，非法资金流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并将继续推进G20在这方面的工作。 8． 我们决心坚决打击恐怖融资。我们将加倍努力，应对各种恐怖融资的所有来源、技术和渠道，并将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一道努力开展工作，包括在所有司法辖区快速落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准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253号决议相关规定。我们要求FATF与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加强其在识别和应对金融体系漏洞和缺陷方面的工作，确保FATF标准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且得到全面落实。我们呼吁FATF加强其在恐怖融资威胁、资金来源和方法以及资金使用方面的识别、分析和应对工作。 9． 认识到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和动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我们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我们要求研究小组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根据各国经验，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研究小组将与其他G20工作组、其他外部倡议、以及私人部门加强协作。我们期待研究小组在7月份提交一份综合报告。 10． 我们对通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表示欢迎，并欢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气候资金所做的承诺及其他国家就气候资金所做的声明，并呼吁及时实施和落实。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继续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已有义务，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和减缓，包括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支持。我们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11． 我们重申致力于在中期规范并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并认识到有必要为贫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们鼓励所有G20成员考虑参与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自愿同行审议。 附件 已收到的报告： 1． IMF为2月26-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提供的经济监测报告 2． 2016年2月，FSB主席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函 3． OECD中期经济评估 4． OECD秘书长的税收报告 5． OECD《力争增长》报告 6． FATF就FATF反恐融资倡议提交给G20的报告 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事项： 1． 我们要求增长框架工作组继续就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建议提出的结构性指标体系进一步开展工作，确保增长战略付诸实施，目标是在我们今年4月的会议上，就这两项工作分别提交政策文件供我们审议，并视情核准通过。我们呼吁IMF和OECD继续为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提供技术支持并进一步开展工作，包括根据中国建议以及IMF、OECD和其他成员的反馈更新政策文件。 2． 我们要求OECD、IMF和世界银行对增长战略关键承诺的实施情况以及布里斯班共同增长目标实现进展进行更新评估，为我们开展同行审议提供技术支持，并向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 3． 我们期待在今年7月收到关于多边开发银行优化资产负债表行动方案实施情况的报告。 4． 我们期待世界银行会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就展示多边开发银行对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承诺提出共同行动建议。 5． 我们期待今年4月在新加坡就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富有成效的讨论。 6． 我们期待在今年4月的会议上收到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提供的知识分享报告，并期待GIH与其他国际组织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展协调，建立知识分享平台，帮助改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可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机构能力。 7． 我们期待结合OECD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建议，就促进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和吸引私人投资等新的长期资金来源提出政策措施建议指南。 8． 我们欢迎并支持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相关原则，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并期待在我们下次会议上听取最新进展情况，包括公司治理原则的评估方法。 9． 我们期待IMF和FSB在2016年秋天关于数据缺口倡议第二阶段的报告，包括最终确定行动计划。 10． 我们期待IMF、BIS、OECD和其他国际机构关于资本流动进一步的工作，并期待他们的研究和报告。 11． 我们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关于分析和研究可能扩大SDR使用的报告。 12． 我们期待IMF与其他相关机构协商，完成关于实施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和同权条款以及进一步探索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快在存量国际主权债中纳入上述条款的进展报告。 13． 我们期待FSB就监管改革的实施进展及成效完成第二份年度报告。 14． 我们要求FATF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全球各司法辖区实施其标准以及FATF反恐融资新战略的进展，并报告那些被识别出存在不足的司法辖区为加快执行而采取的后续措施。 15． 我们要求FSB气候资金信息披露工作小组就其第一阶段的工作向我们下一次的会议提交报告。 16． 我们要求气候资金研究小组（CFSG）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1届缔约方会议的成果和目标，并根据UNFCCC的原则、规定和目标，依照其2016年工作计划所列出的领域继续开展工作，并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进展。[详情]

　　专家解读G20上海公报：四大亮点凸显中国因素 本报记者陶冶备受关注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月27日在上海闭幕。会议发布了长达11页共计5000余字的上海公报，从全球经济现况、面临的挑战、未来全球治理优先选项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等方面通报了G20成员国所达成的共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从会议期间各种讨论活动（如结构性改革研讨会）和新闻活动（周小川行长记者会）的安排，还是从最终发布的会议公报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明显的中国印记。”陈凤英认为，就会议公报而言，至少有四方面带有显著的中国印记，将中国的治理理念转化为G20成员国的共识。 亮点一：客观定调全球经济 G20上海会议公报开宗明义，首段即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定调。公报称，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然而，“在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判断，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公报强调。 公报对于全球经济的定调与中美两国的立场一致，即确认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之中，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实体经济基本面尚好，包括资本流向和金融市场动荡等问题的关键仍然出在虚拟经济领域。陈凤英认为，公报对全球经济的上述判断意义重大，这决定着未来各国政策制定的重点不应是反危机的干预措施，而应是着力于防范虚拟经济风险。“如果采取反危机措施，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这不仅不现实，更会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威胁。”陈凤英表示。 亮点二：重心重回结构性改革 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健康增长的三大支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理应协同推进。但现实情况却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几无空间，结构性改革也进展曲折。对此，公报指出，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因而呼吁各国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增加实际产出非常重要，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公报称。“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在考虑国情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这一强化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将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的现有工作。” 事实上，结构性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治理的重点，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屡次强调，经济治理不能只治标，更要治本，即使这种改革要承担短期成本与阵痛。正是中国的高度重视，促使本次会议围绕结构性改革发出鲜见强烈的呼吁。“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寻找需求侧破解之道，却忽视了供给侧因素在阻碍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陈凤英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推进供给侧改革在本次会议中得到高度重视，公报中也特别强调了增加实际产出的作用，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正在影响世界。 亮点三：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与绿色金融 公报还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强调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加强互联互通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国别基础设施的正面溢出效应并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公报称。“我们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此外，公报还认识到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和动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并在本次会议上决定建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需要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根据各国经验，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 陈凤英认为，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和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这两方面工作都是中国目前在国内、周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力推的重点。无论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还是亚投行的创立，拓展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加强互联互通、倡导绿色金融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次G20上海会议同样体现了东道国的这种导向，并在公报中作了重点反映。 亮点四：加强全球层面宏观政策协调 G20一直视强化全球层面宏观政策协调为己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目前，外汇市场波动剧烈，存在竞争性贬值风险。各方能否围绕汇率政策深入讨论，探寻解决之道，这是外界聚焦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本次会议各方的表态来看，G20成员国高度重视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领域宏观政策的协调。公报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并表示各方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公报称。 陈凤英认为，加强宏观政策沟通是G20平台存在的最重要意义所在。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与之相关的汇率政策，各自为战都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下，正确认识本国政策产生的外溢影响，特别是负面外溢影响对本国经济的反弹其实是对本国国民负责任的表现。”陈凤英说，各国在全球层面有效且有诚意的沟通有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透明度，进而减少负面溢出效应。[详情]

　　楼继伟：目前最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本报记者 倪铭娅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金渠道把促进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领域之一。谈及中国在这方面的措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7日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席国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结构性改革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各国也不太一样。中国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较大。因为中国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比较大，矫正这些扭曲带来的增长效果也比较大。中国要分析当前形势，采取措施，注重结构性改革长短措施的搭配。 楼继伟表示，中国这两年大幅度解除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联动，使得居民和企业办事越来越方便，极大地推动了创业和创新。除价格改革、户籍改革外，在税收政策上，中国针对小微企业的创新给予了支持；对社会上支持创新的投资基金，给予政策鼓励；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准备的改革措施，以后要逐步推出。 现在国际上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全球经济对货币政策依赖过多，财政政策方面似乎发力不够。对此，楼继伟表示，G20各国已经形成共识，即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大家一致同意，货币政策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可能还要继续保持适度的宽松，尽管大家也认识到，它的作用还是代替不了财政政策。 楼继伟表示，关于财政政策，大家同意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各国情况不一样，有的国家因过度福利承诺，造成当前财政不可持续。所以，大家要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实施结构性改革。对于没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大家的共识是，这样的国家一定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有一定空间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也要保持警惕，要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详情]

　　推动中长期增长 G20促结构性改革 周艾琳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与此前舆论的焦点略微不同，本次会议没有推出所谓的“新广场协议”，汇率问题也不再被置于聚光灯下，取而代之的是，结构性改革被推到了舞台中央，持续多年的量化宽松（QE）成了各界的反思对象。 究其原因，各国早已意识到，如果再不以改革来激发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经济下行风险甚至危机都将可能无限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强调，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是——低增长、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不断积聚的下行风险，G20成员强烈表达了采取政策行动来进行风险防控和推动增长的迫切性，“必须结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增长目标。”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28日就本次上海G20会议达成的共识表示，会后各方发表的联合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同时着重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动推动，并得到G20国家广泛支持的倡议。会议上，多数G20国家指出，仅靠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中长期的增长，而且结构性改革还能使短期的需求侧政策更加有效。 结构性改革推动长期增长 “如果QE真是这个镇上唯一的节目，我宁可选择不要留在这个镇上。”摩根大通国际主席弗伦克尔（JacobFrenkel）在“国际金融协会（IFF）G20会议：中国主席国G20议程”期间表示。 这一席话看似玩笑，但绝不乏真意。事实上，QE也成了本次G20会议上受到较多反思的政策之一。因为尽管全球央行“火力全开”，日本、美国、英国和欧洲央行先后祭出过QE，并定下通胀目标，但全球经济增速近年来却被多次下调。 “QE的初衷只是希望通过压低债券利率，让资金流向股市，从而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上海G20会议期间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尽管效力有限，但这样的政策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已经无路可走了。” 不过余永定也表示，QE短期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长期而言，这种纯粹的印钞对于金融稳定埋下了很多定时炸弹，例如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无助于实体经济。” 在本次上海G20会议上，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因此拉加德再三呼吁，必须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同步推进”。 “在发达经济体，这就需要采取相互促进和强化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组合，包括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尽可能更好地利用财政空间（比如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就新兴市场而言，这就需要减少脆弱性和重新构建经济韧性，比如初级产品出口国需要强化财政缓冲空间和推动增长模式的多元化。”拉加德称。 上海G20会议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G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几年G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易纲说。 “三者之中，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ElviraNabiullina）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俄罗斯为例，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这主要由于俄罗斯通胀处于高位，“我们需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此外，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也多取决于油价，而在油价暴跌格局下，我们也必须要实行财政整顿。可见，结构性改革是俄罗斯的第一优先选择，这也是G20各成员在此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在上海G20会议期间反复强调，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 他表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等，“虽然短期下行和转型密切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性问题。一国的发展早期主要靠要素投入，但在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 “近几年来，G20国家对于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不断做出努力。”但楼继伟说，G20改革进展整体看仍落后于预期，仍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 “新广场协议”只是舆论噱头 相较之下，此前频频“抢镜头”的汇率问题，在本次上海G20会议期间受到的关注度有限，此前被媒体热炒的“新广场协议”话题也被证实并未付诸探讨。 IMF于27日晚举行新闻发布会，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新广场协议’只是媒体、评论家、观察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本次G20央行行长和财长真的没有提及诸如此类的协议，因为讨论‘新广场协议’的条件并不存在……” 此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金融市场大幅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不乏有声音开始呼吁，各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签订“新广场协议”，共同加强外汇市场干预，促使人民币再度升值、防止美元过度升值。更有观点称，本次的上海G20会议或将讨论协调全球协调汇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应无疑正式打消了此类疑虑。 此次G20公报称，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而涉及汇率问题的最重要表述，则是各方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承诺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期间明确表示，中国历来反对通过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 易纲28日解读称，G20公报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G20成员自身的一个约束，也对非G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此外，“就外汇市场密切沟通讨论”是G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体现了G20对近期汇率波动的高度重视，并突出了G20成员间相互通气的重要性。 绿色金融崛起 除了结构性改革和汇率问题，绿色金融也成了本次上海G20会议的议题。事实上，该议题在去年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后，便被中国确定为新的全球治理议题，有望在中国乃至全球打开一个全新的、规模庞大的环境商品及服务市场。 “当然，绿色金融在中国仍存一定阻碍，主要是技术创新成本较高，在长期才会获得回报，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融资模式，来吸引大批社会资本，为清洁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政府并没有足够资金来做到这一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G20会议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中国推动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是有益之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非常严峻，未来5年，中国绿色发展的投资需求为每年2.9万亿元人民币，而过去融资渠道有限，主要依靠绿色信贷。 “金融系统的改革绝非易事，需要G20成员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占据领导地位，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作为今年的主席国再合适不过了。”保尔森称。 周小川在上海G20会议期间称，为促进更加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中国任主席国后推动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以鼓励各方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深入研究如何通过绿色金融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提出进行金融系统改革、促进低碳增长的目标；呼吁成立新的贷款机构并设定具体环境目标，以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中国还制定了金融系统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推出绿色债券、编制绿色指数、制定信息披露的各项要求等；还准备在2017年成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为碳排放定价。[详情]

　　扩大SDR使用 助力全球金融稳定 2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的G20（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世瞩目。会议不仅重启了一度停滞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以期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确保其充足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应对系统性风险；同时，增强SDR（特别提款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等议题，亦在讨论之列。 会后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亦提出，欢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了2015年SDR定值方法审查，支持就研究扩大SDR使用的可能以及本币债券市场开展进一步工作。公报附件更明确提到，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关于分析和研究扩大SDR使用可能的报告。 SDR由IMF创设。随着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将形成以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五种货币综合成的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SDR没有充足和真实的价值后盾，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货币”资产，这不仅限制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导致实际发行规模不高，截至2015年4月，IMF仅仅发行了约2041亿（约合2800亿美元）。 G20成员国之所以一致要求扩大SDR使用，乃缘于当前SDR缺乏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础职能，用途有限。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呈现新格局，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而被众多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用作避险储备货币的美元，在处于加息周期叠加背景下强势上涨，进而引发新兴市场货币外流加剧，以及不少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因此，扩大SDR使用，甚至将SDR发展成一个新的基础国际储备，打造成超主权货币，如此，部分国家就可以通过SDR份额充实外汇储备，可缓解美元强势上涨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溢出效应。 至于如何扩大SDR的使用，历来官员、学者建议颇多，如各国央行投资SDR金融资产、主权基金或养老基金借此使其所持资产更多样化、以SDR计价发行绿色债券等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曾撰文从四个方面阐述如何拓宽SDR的使用范围，分别为：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这是央行对于SDR的期望。今年3月31日，IMF将在巴黎举行会议评估如何扩大SDR作为稳定货币的工具，期盼此次会议能够让SDR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详情]

　　周小川：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处于研究阶段 李德尚玉 2016年开年，中国金融信贷数据创下历史新高，经济学家预警金融杠杆风险突出，宏观审慎改革启动在即，诸多问题引发市场的关注，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也接受了来自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回应市场关心的焦点问题。 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曾说，中国央行缺乏与市场沟通，请读者跟随《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脚步，回顾2月26日的周小川记者见面会。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考虑各国国情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推进了以宏观审慎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央行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明显加强，大多数央行都承担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中国即将启动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早已是业界讨论的焦点。而对此，周小川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各国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考虑各国国情，包括体制、法律。所以各个国家是按照此框架执行，但情况不一样。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题目。” 周小川介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国家共同努力借助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G20领导人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应对危机。这既包括加强监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逆周期进行调节。与此同时，G20也根据对危机的研究和新的体会在规则方面修订了一部分过去的金融监管和评价指标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使宏观调控更加审慎，这已经达成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监管体制有些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或者某些问题的潜在的发展，因此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有的是渐变，有的动作较大，全球实践不同。有一些倾向性的意见，但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模式。”周小川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当然，除此以外，还应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去杠杆和加杠杆的权衡 不久前，央行与银监会颁布房地产新政，再次下调二套房个贷首付比例，这被业内认为是在加杠杆。今年1月份，我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多亿元，一些市场评论认为这也是加杠杆。同时，一些评级公司最近对中国公司的负债率表示了担忧。 在这些背后，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是不争的事实，监管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权衡？针对金融杠杆问题，周小川认为有几方面考虑：首先，中国作为改革转轨国家，按理说住房贷款应该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住房贷款可能有比较快速的发展。 但快速发展风险是不是很大呢？在周小川看来，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所以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产品，有发展的机会。 但是房地产市场时冷时热，周小川认为这也需要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过去定的30%，现在适当下调，因为实际上这个审慎的空间还是够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坏账比例仍旧明显小于其他领域（比如企业的贷款和对开发商的贷款），所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仍旧是银行比较偏爱的一个产品，他们有意愿发展。”周小川说。 其次，周小川认为，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将来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较大的自主权来决定它们对不同客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有的银行认为这个客户风险小，它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决定价格怎么定，首付比怎么定。但这个银行总体的质量应有监管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综合平衡监管，这可能是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的一个体系。”周小川说，中国各个省份情况不一样，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线城市情况不一样，每个城市都不一样，而银行没有灵活性，贷款条件都是统一定的，这有缺点。“所以现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权。总体来讲这样不会影响整体风险可控的程度。” 周小川表示，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详情]

　　人民币短期波动 终将回归经济基本面 薛皎 [与会国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保持对于“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这一措辞出现在近年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尚属首次。] 迈入2016年以来，汇率剧烈波动已成为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一大干扰，触动着市场最敏感的神经，这使得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将汇率问题的关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次G20会议上，与会国表示已充分意识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各国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保持对于“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这一措辞出现在近年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尚属首次。 值得注意的是，除一如既往地承诺不会利用人民币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外，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此次会议期间，多次强调经济基本面健康对于减少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稳定外汇储备、缓解资本外流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 美元仍是最主要的篮子货币 自去年8月11日“新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加大有目共睹，人民币一改多年常态，表现出的贬值预期也让市场格外担忧人民币未来走势，对此，周小川在此次G20会议期间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以此来打消市场顾虑。 早在2005年汇改时，中国已经明确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去年8月11日，央行完善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强调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银行间市场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力量的变化。去年12月，央行再次通过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进一步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 经过市场参与者一定时间的适应和磨合，周小川认为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种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比较好地兼顾了市场供求指向、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 但他同时坦言，虽然随着全球经济多元化，多种货币的重要性的权重变化，一篮子货币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但是实际上在一篮子货币中，美元仍旧是最主要的货币。 “我们有三种主要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在这些指数里，美元都还是起主导性的作用。但是欧元、日元、英镑和其他货币，甚至包括新兴市场的货币，也都有一定的适当的权重。”周小川说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市场仍无法避免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为衡量人民币标准的主要原因。 即使面临着美元升值的压力，周小川认为，从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目前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较高，通胀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仍很强，从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中长期来看供求关系等规律性因素还是会发挥主导作用，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将反映经济基本面。”周小川如此表示。 汇率改革需等待合适时间窗口 对于人民币近期出现的明显波动，周小川认为：“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一个很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使价格在均衡水平附近，这里面不仅包括外汇市场也包括其他金融市场，要防止泡沫的出现和积累，特别是如果严重偏离了均衡水平，它就必然有调整的压力。” 周小川提出，即使是中央银行也无法对所有的事情事先都能够预见，但在今后政策制定和事先对政策效果进行模拟的时候会更加小心。但他亦坚定地提出：“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缩手缩脚，要做的改革、要对中国经济做出实际性的改善，特别是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要果断地推行的，出了一定的问题还可以进行适当的弥补。” 对于未来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周小川认为，在改革方向明确的前提下，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还要讲究时机和条件，把握合适的时间窗口。“由于合适的时间窗口并不总是存在，改革不可避免会呈现出一种有快有慢的局面，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改革或者改变了改革的方向。”[详情]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 中国“经济大管家”们说 了些啥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并发布公报。这是中国首次担任G20主席国，也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在华举办。会议上，全球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话题成为焦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均在会议期间发表了讲话，他们如何回应上述这些焦点话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 【资本市场】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汇率】中国一直反对竞争性贬值。不会通过竞争性贬值来增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债务】中国债务比GDP是偏高的，需保持高度警惕。 【房贷】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子，所以住房贷款按理说应该是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偏低，占比才百分之十几，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比较安全的产品，有发展的机会。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赤字】中国目前推动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 【去产能】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中国财政有预算给予下岗工人足够的支持。 公报要点 【采取更多行动】 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会议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 【不仅是货币政策】 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会议称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会议称，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结构性改革】 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会议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基础设施投资】 会议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会议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鼓励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原则，以及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强化风险管控】 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 以应 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会议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金融部门改革措施，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标准。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详情]

　　作别以邻为壑货币政策显露一线曙光 □乔新生 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达成协议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防止各国金融风险迅速外溢形成世界性金融危机。所以，尽管这次会议气氛平淡，但是，达成的共识却意义重大。这次会议没有相互指责，也没有相互分配义务，而是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预防性的解决方案，不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特别美国都尽可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成果，期待在20国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能最终确认并且巩固这一重要成果。 20个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上海会议达成重要共识，决定彻底摒弃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政策，以支持各国经济稳定增长。根据《20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公报》，所有与会国将充分运用各自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提振市场信心。 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达成协议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防止各国金融风险迅速外溢形成世界性金融危机。上海会议公报所说的“竞争性贬值”，不单单是指发展中国家，也是指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以，尽管这次会议气氛平淡，但达成的共识却意义重大。G20是因金融危机而生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华尔街金融危机后，G7机制失效，不得不组建涵盖新兴市场的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协调平台。但一年一度的G20峰会，大多时候也依然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很难形成统一协调的政策。即使峰会每年都会有会议公报，也难以实施。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个不平衡的利益系统，不同的成员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而且这一机制也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实力原则。这次会议没有相互指责，也没有相互分配义务，而是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预防性的解决方案，尽可能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免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成果，期待在20国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能最终确认并且巩固这一重要成果。 此前曾有学者分析认为，面对国际经济形势，西方国家很可能会迫使中国签订第二个“广场协议”，仿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做法，让中国改变货币政策。但是，上海会议并没有签订“广场协议”，中国也没有做出有损国家经济利益的承诺。 上世纪80年代签订的“广场协议”一直被视为日本经济衰落的起点。当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面对日本强大的出口能力，竭力抑制日本咄咄逼人的贸易态势。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就在于，要求日本政府不再使用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政策扩大出口，迫使日本尽可能保持日元稳定。由于日本货币政策受到限制，大量资金回流日本，进入房地产等重要基础性行业，导致日本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为了遏制通胀，日本政府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措施，结果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降，日本进入长期停滞时代。 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签订广场协议只是日本经济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主因。当时日本政府之所以签订广场协议，除了政治压力，与日本调整产业结构也有着直接关系。日本政府原指望签订广场协议，能让大量资金回到日本，从而促使本土经济发展。但是，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大量回到日本的日元，迅速进入房地产等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使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迅速增加，重要资源能源价格不断上升。可以这样说，当年的货币政策是导致日本经济走弱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日本政府并非没有看到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单方面采取通货紧缩政策，致使许多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分析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高度重视货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我国之所以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影响整个经济走势的变化。 货币市场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向标。当前中国经济之所以平稳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的价格相对稳定，货币价格与价值之间的波动始终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其次，货币政策调整产生的关联效应十分有限，不会由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而导致国家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第三，实行一篮子的货币定价策略，没有直接与美元挂钩，这就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随着美元价格的波动而出现大幅度波动。现在看来，从整体上说中国的人民币政策是正确的。由于人民币发行量处在可控的范围，且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防止通货膨胀，因此，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接受“广场协议”。 西方一些国家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政策，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操纵货币汇率，促进中国贸易发展。这种指责是缺乏常识的表现。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表现。中国政府有权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情况调整汇率政策。中国只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更有必要提示的是，中国当前的贸易顺差不是由于调整货币政策造成的，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产品竞争力提高的表现，是中国制造行业发展的突出成果。假如企图迫使中国改变汇率政策，进而调整人民币政策，减少中国产品出口规模，那么，有可能会引发国际贸易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 世界上主要经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共同发表的会议公报，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预测，并且承诺共同努力，发出了确保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明确信号。但是，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样，一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经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发出的倡议更具有实际意义。那些面临货币贬值压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会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或者区域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多帮助，这就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金融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一些区域性金融机构在投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政治风险，确保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把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当作自己的提款机。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可以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这样做，至少比世界主要经济国家货币竞相贬值更有价值。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详情]

　　三大国际组织督促G20：加快结构性改革 ⊙本报G20报道组 ○编辑 谷子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周六在上海闭幕。在这次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世界银行的官员，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复苏脆弱表示担忧，呼吁并支持G20成员加快结构性改革，采取大胆、全方位、迅速的共同行动。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高 IMF总裁拉加德认为，当前不确定性和下行压力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风险，全球目前面临诸多挑战。 在拉加德看来，地缘政治风险是面临的风险之一，其中包括欧洲难民问题。而且，地缘政治风险难以预测，也很难统计衡量，但它的确对经济有溢出效应。 信贷周期风险、资本外流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包括油价）下跌是经济领域出现的风险。拉加德称，信贷的风险与过去多时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美联储已经加息0.25个点，但何时加息、加息路径等均不得而知。国际油价在过去18个月暴跌70%，这对于新兴经济体中的大宗商品制造国、出口国的货币汇率估值影响巨大，其中一些国家货币在过去12个月贬值幅度达到60%至70%。 拉加德坦言，IMF1月份把今明两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期均下调了0.2%，这是因为这些下行风险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比预期的高，全球经济放缓的速度也比此前预期的高。尽管经济增长还是切实存在的，市场有些反应过度了，但是现在市场的恐慌情绪也高于应该有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G20上海会议前夕，IMF发布报告警告全球经济复苏有脱轨的风险。对此，拉加德呼吁，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局势，政策制定者们在此次G20会议上不需要发明新戏法、给出新处方，他们只需要落实好此前的承诺。 她认为，G20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推行相互加强的一系列政策，他们应该大胆行动、全方位行动、共同行动。 加快改革注意政策协调 针对可以采取的行动，国际组织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OECD秘书长古里亚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笼罩阴霾，新兴市场经济体失去动能，全球贸易活动减慢，发达经济体的回升脚步因投资持续疲弱而受到牵绊。因此，实施结构性改革，并辅以支撑需求的政策十分重要。 他建议，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优化城镇化设计，改善生产要素，监管系统升级等都是可以实施的办法。结构性改革是互利互惠的循环，因此OECD会进一步督促G20加快改革步伐，以促进经济增长。 IMF副总裁立普顿认为，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有时候不是立马就能显现的，要搞清楚改革的优先顺序，而且辅以配套措施。 OECD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部门负责人凯瑟琳·曼也表示，实施改革要注意政策的连贯性，要注意政策的结构性，同时也要注意改革会面临的困难。只有找准需要实施的政策，清楚回报，才能更好地建立改革的动力。 她充分赞扬中国政府的改革工作。她认为中国政府十分了解他们工作的重点，例如在基础设施促进增长方面一向做得不错。她呼吁G20各国，在制定政策时注意政策协调，注意政策的外溢性。 拉加德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也表达了赞赏之情。她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如刺激消费、城镇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施资本市场和银行领域的改革等，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次转型的重要性。 她还说，IMF预计中国经济在2016年和2017年的GDP增速分别为6.3%和6%，整体而言将处于6%至6.5%的区间内。设定这一“舒适区间”，这是为了让市场能够预期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中国的改革本身上。[详情]

　　一位迪拜金融高官的中国G20之旅 ⊙记者 王宙洁 ○编辑 谷子 经过不算太漫长的飞行，萨尔曼·杰弗里（Salmaan Jaffery）从迪拜来到中国上海。虽然只是第四次来到中国，但萨尔曼·杰弗里觉得，中国人民已经像是“老朋友”。 在上周末由国际金融协会主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论坛的会场外，上证报记者见到了这位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管理局首席业务发展官。 “迪拜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有大概30万中国人活跃于阿联酋，其中有20万在迪拜。中国也是迪拜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超过600亿美元。” 一上来，他便感叹于中国和迪拜间紧密的贸易关系。“除了参加G20会议，这次的行程还包括接触中国地区的客户。” 作为一个在岸国际金融中心，DIFC也吸引到诸多中国企业的驻足。杰弗里介绍称，目前，中国已经有四大银行在DIFC设立了分支机构。50年免征企业所得和利润税，以及阿联酋与50多个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还吸引到其他各类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 在杰弗里眼中，中国地区的经济极具活力。 经济的下行压力和国际油价的大跌成为此次G20会议的热议话题，但他表示，虽然油价下行的情况对全球很多公司都有影响，但由于DIFC关注多样性发展，所以还是获得比较强劲的业务增长。比较2014年，新加入公司数量在去年实现28%的增长。 “我们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中国市场对于我们来说，是长期增长的一个很大推动力。因为这个原因，在今年前三个月，我们已经到中国来了三次了。” 而当记者问起，是否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时，他说“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这一战略很熟悉，还因为这是DIFC未来发展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去年6月，DIFC制定了未来10年发展战略，目标在2024年将规模提升至当前的3倍，这一战略便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接轨。 这种合作关系并非这几年才形成，而是顺应历史。杰弗里说，中国不仅仅是迪拜现在的贸易伙伴，这种关系是历史悠久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跟中国都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将来DIFC将会有超过一半的增长都来自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南南走廊’地区。” 在中东地区工作了超过7年，在DIFC的第一年，“向东看”的杰弗里看到了更多的新机遇。杰弗里表示，自己被中国市场的人们所吸引。“我很钦佩他们，并为这里快速的增长和创新感到兴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客户都非常谦虚，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客人一样，我非常感谢他们，感谢每次来中国的经历。” 采访接近尾声时，他还不忘再补充一句，感谢中国人民的热情！[详情]

　　G20中国年始发：把结构性改革贡献给世界 ⊙本报G20报道组 ○编辑 谷子 “我来过上海很多很多次，多得都记不清了。”站在上海陆家嘴香格里拉酒店的窗边，遥望黄浦江对岸鳞次栉比的建筑，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柯恩（Gary Cohn）对上证报记者感叹道，第一次来的时候，对面还没有这么多高楼，“你看现在，有这么多。” 而当记者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的代表——首席业务发展官萨尔曼·杰弗里（Salmaan Jaffery）对话时，他两次强调，非常荣幸来到中国，“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柯恩和杰弗里都是“中国速度”的见证者，当他们和其他大约700位代表一起，现身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现场，这不仅是一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成为一场为世界经济前景谋略，并且不仅仅只是政府决策层参与的多边“头脑风暴”。 这是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主办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各方代表热议世界经济前景、商议协调各自的政策立场，为今年稍晚即将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预热。 而各国财金首脑也在此次上海会议上回应了世界需求，27日发布的公报指出：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 可以看见，G20的“中国年”，正让这个多边组织从各自独立的危机处理模式，渐渐迈向一个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的平台。 以结构性改革促产出增长 2016年的开局，全球经济看起来极不稳定，无论是石油等大宗商品，还是多个国家的股市及新兴市场汇率都发生了显著波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而货币战争的“魅影”若隐若现。此前曾使用过的“药方”似乎不再奏效。 根据G20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不过，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 作为重要的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G20被寄予厚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晚发表视频讲话指出，希望各方充分发挥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优势，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不懈的努力。 而与会代表正在回应人们的期待。G20指出，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 彭博社分析指出，这次会议旨在让政府起到更大的作用，让中央银行行动少一些。 公报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 其中，结构性改革成为此次上海会议的关键词之一。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矫正各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简政放权及放松管制、价格改革、鼓励创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他表示，目前看，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2015年，中国经济中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6%，服务业超过55%，投资占比大幅减少，但社会投资特别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较快。这些改革措施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支撑了全年6.9%的增长。 野村亚洲（除日本外）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市场研究主管苏博文（Rob Subbaraman）指出，“一方面要推进艰巨的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又要确保GDP增速不会过度下滑，两者的动态权衡绝非易事。”他进一步预计，中国决策层会继续采取折衷做法。也就是说，中国会择机逐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同时在必要情况下进一步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有序贬值以及实施一些量化限制措施来缓解国际收支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27日则表示，更有活力的结构改革是必要的一揽子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 对于世界领导人而言，结构性改革或许可以被称作是一种“B计划”。由于经济增长显露疲态，不少经济体都选择强力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负利率等，这引发外界对“货币战争”的担忧。 G20公报指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眼下不是把全球增长视为理所当然、把重心放在财政整固上的时候。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一直在试图以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手段放宽货币政策。如果这些货币政策有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而不是在孤身作战，或许会起到更大作用。退一万步说，就算各国政策制定者做不到步调一致，他们至少也需要正确理解彼此的意图。 “如果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带来更高增长和更多贸易，而不只是通过货币贬值从全球需求中攫取更大份额，那么这种政策就未必非得是零和游戏——财政刺激更是如此。” 而在两天的讨论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受到关注。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协会总裁亚当斯称，周小川无疑是参与这次会议的最重要人物。 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周小川指出，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他还表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 而野村的苏博文认为，如果供给侧改革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从而提振对未来经济的信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有序贬值也可能会引发人民币加速贬值的预期；如果中国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资产开始加速增加，这或将引发恶性循环。 “最终，避免中国外汇储备大幅萎缩的关键在于成功推进供给侧改革，不然中国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资产可能会加速增加。”苏博文称。 目前看境外资产配置型投资者可交易现金产品，但还需观察他们能否获准进入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及利率衍生品市场。考虑到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关注，缺乏流动性高的可交易工具来对冲人民币汇率利率风险可能会降低境外投资者近期的投资兴趣。因此德银预测，今年境外资产配置型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市的规模约在人民币3000亿元。 把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 G20为世界经济顽疾谋方案的努力令人期待。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7日表示，与会各方强调要进一步增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在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他表示，G20成员之间开展讨论沟通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报政策考量是我们的一种交流方式，就各自市场形势发展情况交换信息、相互通报各自的政策意图以及就全球经济前景交换看法，避免发生意外。 而这种国际合作也引领着一个多边合作的时代。根据G20的公报，与会各方期待世界银行会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就展示多边开发银行对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承诺提出共同行动建议。“我们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关于分析和研究可能扩大SDR使用的报告。”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要采取大胆的多边行动。这就要求，实施过去在G20框架下做出的承诺，特别是今年要有新的势头从而有助于实现到2018 年经济增长提升2个百分点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还涉及具有东道主国特色的议题，包括如何提升多边开发银行的融资能力，促进互联互通，推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和稳定作用正在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亚投行成立开业，为很多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的代表-首席业务发展官萨尔曼·杰弗里（Salmaan Jaffery）便对上证报表示，中国历来便是迪拜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同样是该机构的发展重点之一。 G20“中国年”刚刚启程，作为东道主，如何继续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值得各方期待。[详情]

　　中新社北京2月28日电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28日就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专访时表示，这次会议对全球经济形成了三点重要共识。他再度强调：不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过度反应。 为期两天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后各方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易纲表示，从会议讨论的情况看，这次会议对全球经济形成了三点重要共识。 第一个共识是全球经济风险有所上升。易纲认为，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在于G20承认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正是有了这一判断，才为这次会议决定G20将在更大力度上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经济复苏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共识是不应过度悲观。G20在认识到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的同时，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金融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反应，有些过于悲观了。 第三个共识就是G20需要共同采取行动，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谈及汇率问题时易纲表示，汇率问题确实是此次G20上海会议的讨论重点之一。其中有了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即“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 易纲表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是G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G20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平台，一直也都在对汇率问题进行讨论沟通。但这次明确指出外汇市场，体现了G20对近期汇率波动的高度重视，并突出了G20成员间相互通气的重要性。 此外，这次会议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句话对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G20成员自身的一个行为约束，也对非G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 谈及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这两个焦点问题时，易纲表示，尽管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有所提高，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其波动幅度相比其他货币仍然要低得多，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货币，更要远低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所以，不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产生过度反应。” 易纲说，近期外汇储备的下降有很大比例是外汇资金从官方向企业和个人的转移，是中国企业和居民增加了外汇资产和减少了外汇负债，结果就是藏汇于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有人看到中国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外汇储备下降较多，便推算外汇储备将始终按这一速度下降，从而很快降至一个较低水平。这种推算不一定合理。”他强调，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汇资产和减少外汇负债，这个过程是有限度的，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逐渐降下来；另一方面，中国每年仍有很高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进项，资本流入速度仍然较快。 易纲说，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了一些短期投机力量的影响。“我们对人民币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币汇率会由更多地受短期预期影响向基本面回归。在这方面，我们有的是耐心。”(完)[详情]

　　易纲：G20从未有“新广场协议”计划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李延霞、刘铮）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有不少关于“新广场协议”的猜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G20从来没有过出台类似协议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也不现实。 易纲就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与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当前各方对汇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广场协议时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历史资料显示，1985年日本同主要西方大国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 27日在上海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称：“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易纲表示，汇率问题是此次G20会议的讨论重点之一，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G20成员自身的一个行为约束，也对非G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 他认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是G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这其实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协调方式，对于消除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详情]

　　【周小川行长会见英格兰银行行长兼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2月28日，周小川行长在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英格兰银行行长兼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马克·卡尼，双方主要就全球经济金融形势、FSB与中国在G20框架下的合作、绿色金融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详情]

　　G20上海“进行时” 关注短期金融风险，结构性改革成共识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视频发言中重申，中国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周潇枭 上海报道 2月26日晚上7点，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开幕。 全球金融危机八年之后，经济运行震荡依旧，各国竞争性货币政策有愈演愈烈之势。新兴市场饱受其苦，欧元区、日本等发达国家恢复道路仍然漫长，问题扎堆，使得此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颇受外界关注。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这次会议将聚焦四方面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积极应对短期金融风险。 中国汇率政策的走向，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视频发言中重申，中国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长期结构性改革，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程。OECD秘书长古里亚指出，金融危机后，各国普遍使用短期需求端调控，但效果不彰。同时，长期改革却陷入停滞，各国应加大国内结构性改革步伐，帮助经济恢复增长。 作为此次G20峰会主席国，中国倡议将结构性改革作为此次G20财金渠道重要议题，并希望通过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指导各国改革实践，促进改革切实落地。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各界期待G20平台解决什么问题？ 印度财政部部长助理Dinesh Sharma指出，各国宏观政策缺乏协调，使得新兴市场出现很多问题，也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大震荡和波动。 Dinesh进一步表示，各国应加大政策协调力度。这无疑道出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心声。美元加息、大宗商品价格大跌，使得许多依靠资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国，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增长陷入困境。 依靠G20平台，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各方都乐见其成。OECD首席经济学家曼林（Catherine L. Man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全球经济连成一体，各国货币政策都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因为各国习惯站在本国角度出台政策，他国政策溢出效用又会反作用于本国政策。这样一种局面，要求各国加大政策协调力度。 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在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济增长是他们此行最为关注的话题。他指出，欧元区正逐步走出危机，经济增速有所提升，但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很严峻。他们期待G20能协调各国政策，包括央行货币政策在内，来确保各地区经济保持增长。 欧洲委员会经济金融、税务及海关事务委员莫斯科维奇则列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推动G20达成更有约束力的承诺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还有加强BEPS执行力、促进国际税收格局规则的改变，另外还有共同抗击恐怖主义，如切断恐怖分子融资渠道。 楼继伟在开幕仪式上表示，此次会议将聚焦四方面问题，分别是关注并积极应对短期金融风险、协同一致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通过G20平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还要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及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广阔，会加强结构性改革，也会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 迪塞尔布洛姆对记者们表示，坚持汇率市场化机制是欧元集团一贯的要求，汇率价格应该是市场供需决定的，应减少政府干预。 至于中国后续汇率的走向，李克强重申，中国将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26日晚、27日一整天，各国财长和行长将就上述诸多问题交换彼此意见。 26日上午，中国财政部联合IMF和OECD主办了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包括中国、德国、西班牙、印度、墨西哥多国财长在会上分享各自结构性改革的经验。 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倡导的重要议题，中国希望推动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来指导各国改革实践。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世界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其中，投资贸易、劳动力市场、创新、财政可持续性这四方面结构性改革，应为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西班牙作为较早陷入困局的欧元区国家，近几年恢复较快。2015年西班牙GDP增长3.2%，为2007年以来最高增幅，3.2%的经济增速领跑发达国家，高于美国的2.4%、德国的1.7%、法国的1.1%。 西班牙财政部部长Luis de Guindos Jurado在会上表示，结构性改革产生的效果比想象中要快。实施结构性改革面临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欧洲现在面临各种问题，一些蔓延的公众情绪很危险；如果结构性改革滞后，长期的收益难以实现。 Luis进一步表示，当改革政策达成一致后，结构性改革要尽早实施，因为改革要经历12-18个月的时间来产生影响。 OECD通过研究各国实践得出，从2011年以来，各国结构性改革进程在不断趋缓。OECD秘书长古里亚表示，大家都知道改革很有必要，但实际落地的非常少。 结构性改革会产生一定意义上的紧缩效应，是其中阻碍之一。如债务高企、福利高企的欧洲国家，要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削减相应开支，都会造成相应领域的紧缩。 楼继伟表示，在整个经济萧条阶段，如果有选择余地，要优先选择带有扩张效应的项目。“中国虽然面对很多问题，但在结构性改革领域，有选择的余地。”一方面，中国拥有不少能带来扩张效应的改革项目；另一方面，中国财力允许，可适当扩大赤字率，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可以适当扩大总需求。 墨西哥经济同样从结构性改革中有所受益。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Fernando Aportela在会上表示，2015年墨西哥GDP增长2.5%，通过改革获得了一些收益。 相比大部分遭遇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国内货币贬值严重的拉美国家，墨西哥经济逆势回升。墨西哥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墨西哥GDP增长2.5%，高于2014年的2.3%和2013年1.3%。 Fernando直言，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造成墨西哥财政收入下降，在此压力下，国内决策层意识到必须通过推动国内财政改革，来缓解减收的压力。目前，国内决策层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国内处于保护改革的阶段，也形成共识要快速推动一些改革的落地。[详情]

　　周小川回应五大疑问： 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 个人住房贷款杠杆率不高 杨晓宴 本报记者 杨晓宴 上海报道 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举行记者会，就近期热点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重现江湖。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对1月和2月货币政策的解释，而不代表方向，并不足以构成“全面放水”的信号。 另外，就个人住房贷款是否“加杠杆”，以及和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去杠杆”为何关系，周小川表示，中国的个人住房贷款比重整体偏低。从宏观层面，要掌握好整体的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应对企业和政府杠杆过高的问题。 1月天量信贷后：央行将适度引导 央行数据统计显示，1月信贷新增2.51万亿元，远超2015年1月的1.47万亿元和“四万亿”后首年的1.62万亿元，为单月历史最高位。 央行对此表示，一月份部分数据确实比较高，但人民银行一般不对一月份的数据做过分反应，主要是传统中国新年因素。商业银行也往往倾向于年初多放贷款。 中金债券团队陈建恒和樊阳阳在其报告中指出，以往银行一般遵循3322的季度节奏放贷，但如果可以将贷款投放节奏提前，变为4321或者5221，那么同样的贷款量下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此外，银行担心货币政策放松趋势会导致贷款利率进一步走低，也是促使银行提早放贷的重要原因。 有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1季度信贷投放预计占全年的4成以上。 央行表示倾向于节后稳定一段后适度引导。还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表示，会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和杠杆率的变化。 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显宽松”状态 央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文件显示，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本身正在从过去比较偏重数量，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价格调控。目前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市场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样一种变化。 一名不愿具名的银行分析师解读称，“略偏宽松”主要是对1月和2月货币政策的解释，而不代表方向，并不足以构成“全面放水”的信号。 不过，周小川表示，不要过高寄予期望（货币政策），还要使用另外两项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 他说：“个人觉得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确实做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缓解了危机，对度过危机、加快复苏，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别的政策应该跟上，光用货币政策有可能过度。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应就有可能出现递减。” 央行文件也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 外汇储备下降：不必担忧对外支付能力 2015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下降1079亿美元，创下历史最大单月降幅。今年1月，外汇储备继续下降994亿美元，降至3.23万亿美元。 央行承认，2015年有明显的资本流出，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也不应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 比如，汇率、价格等变动会减少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千余亿元，这不同于实际的外汇流出。企业等主体增持外汇存款、提前偿还外汇贷款，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也都会减少外汇储备，这些变动属于正常现象。 当然，也有部分外汇储备变动是由市场预期所致，如出口商延迟结汇、进口商提前购汇，投资者提前离场，消费者提前消费，民营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等等。“我们相信只要经济基本面健康且汇率接近均衡，预期会回归理性。”央行表示。 周小川在记者会现场也表示，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不必担忧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 加杠杆VS去杠杆：个人住房贷款杠杆率不高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是否在加杠杆，如何把握“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周小川的回答是：降低贷款条件（如降低首付比例），贷款增多，从这个角度，个人住房的杠杆会有所提高，这个逻辑没错。 但是，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周小川认为，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相对偏低，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相对比较安全，有发展的机会。央行在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之外，将会给予银行更大的自主权，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具体政策。 前述银行分析师解读称，房贷的口径放松从去年二季度就开始了，这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银行是在收益率、安全性和资本占用之间做平衡。央行对安全资产不做限制，但是结构上，并不会因为这个（房贷）需求而放松总量。央行的债务置换思路不是一天两天了。” 外汇占款科目调整：已不是资金流动真实反映 2016年初，央行对常规金融数据报表中做了两处调整。一是不再公布《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表》中“外汇买卖”一项；二是将《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外汇买卖”改为“中央银行外汇占款”。 对此，市场此前有猜测称，可能是为了隐藏资本外流，以及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流向，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举是让容易混淆的两个口径（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外汇占款更加清晰。 央行回应称，将“外汇买卖”调整成“中央银行外汇占款”，是为了使指标反映的信息纯净，指向明确，避免市场误读。 央行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主要是用人民币买来的，占用人民币，因此可从外汇占款数量估出商业银行手中的外汇数量。后来，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来源越来越丰富，不再局限于购汇渠道。发展到今天，外汇占款不再是对资金流动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商业银行自营的外汇市场交易不必然影响央行外汇占款，也不必然反映资本流动。[详情]

　　专访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中国央行与市场沟通的程度正在加强  央视财经（记者：张馨月 王允彤 张含晓 布日德） 在这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全球应对金融市场波动的沟通机制，也是各国讨论的焦点话题。而自从人民币加入SDR，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央行能更多地与市场沟通，那么在会场，记者独家采访到了世行行长金墉，一起来听听他对人民币的看法。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最关心的问题，是希望了解中国汇率政策的制定思路。此前周小川行长向外界表示，现在人民币正在转向盯住一揽子货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和市场沟通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中国货币政策在与市场沟通方面正在加强，我注意到周小川行长也在积极回应各界关切，有关货币政策制定的想法，甚至还使用中英文传播，这非常重要。 金墉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个小时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刚刚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回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热点问题，而在不久之后的两会上，周小川行长还会再次召开记者会。世行行长金墉也表示，中央银行与市场沟通需要逐步开展，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现在人民币获准加入SDR，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货币政策更多的改革和央行透明度的增强，我们非常期待能看到这样的变化。[详情]

　　新华社上海2月27日电（记者 韩洁 李延霞 王慧慧）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后各方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作为聚焦全球经济的重要财金平台，此次会议成果将为9月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行奠定基础。全球关注，二十国集团聚首中国，为依旧疲弱的世界经济开出了什么药方 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多轮驱动” 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会议认为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但近期市场的过度波动与全球经济基本面温和复苏的状况并不相符。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各方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全球经济复苏。强调将各自以及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实现这些目标。 根据公报，各国货币政策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公共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 结构性改革将建指标体系 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矫正各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这一政策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空前关注。 近年来，G20推出约800项结构性改革政策。此次会议上，各方承诺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各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以及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会议还同意研究应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疲软的政策措施。 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会议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 各方重申将继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包括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推动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等，并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此次会议还核准了关于全球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BEPS是G20领导人启动实施的国际税收改革项目，旨在遏制跨国企业规避全球纳税义务、侵蚀各国税基的行为，促进国际税收体系的公平和现代化。 根据公报，中国将建立一个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目的是进行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设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承诺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汇率波动加剧，成为扰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加强沟通与协调，避免出现全球货币竞相贬值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 各方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承诺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 楼继伟说，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会议重申以往关于汇率的承诺尤为重要。G20成员间将就各自市场的情况交流信息、相互沟通政策意图，同时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平台加强讨论和沟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历来反对通过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 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挑战 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资本流动加剧……如何更好监测和应对资本流动、防范金融风险，关系全球经济前景。 会议承诺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适时审议政策工具和框架，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 会议还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欢迎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生效，支持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并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逐步实现平等投票权。 会议重申将继续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有共识的各项金融部门改革，继续密切监测并应对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脆弱性，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经验教训，继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并继续加强普惠金融议程。 周小川表示，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不可或缺。G20可通过重点讨论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国际主权债务重组体系和债务可持续性、跨境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作用等议题，共同塑造更加平稳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 建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能源消耗的大幅增加，全球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挑战，创新金融模式，助推全球经济实现绿色增长在当下十分必要和紧迫。 此次会议关注了绿色金融的新议题。各方表示认识到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和动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并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各方要求研究小组识别绿色金融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并根据国别经验就如何增强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提出方案建议。会议还呼吁及时实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周小川指出，为促进更加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中国任主席国后推动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以鼓励各方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深入研究如何通过绿色金融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对于另一新议题反恐融资，各方承诺坚决打击恐怖融资，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详情]

　　新华社上海2月27日电（记者有之炘、王慧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及不确定性增大，迫切需要各国采取多重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应对风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2016年2月26至27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拉加德称，此次会议卓有成效，二十国集团成员都意识到采取政策行动来进行风险防控和增加增长的迫切性。 IMF于今年1月份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4%，仅仅略高于去年的3.1%。拉加德表示，当前全球市场面临低增长、波动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下行压力加大等挑战。“二十国集团需要采取更大胆、更广泛、更快速的改革举措，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来应对上述挑战。”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拉加德表示了赞赏。“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如刺激消费、城镇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资本市场和银行领域的改革等，G20成员国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结构性改革。” 谈及人民币汇率会否贬值，拉加德向记者表示，正如中国多位高层官员所言，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中方无意让人民币贬值。“对于汇率的问题，各国需要更好地沟通。在此次G20财长会上，各国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等情况进行沟通。” 另外，拉加德明确表示，本次G20财长会并未讨论所谓的“新广场协议”，讨论“新广场协议”的条件并不存在。 据悉，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详情]

　　中新社上海2月27日电 (记者 李晓喻)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会后举行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货币政策可能还要继续保持适度宽松。 根据当天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G20成员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维护和增进复苏。其中，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可能还要继续保持适度的宽松”，楼继伟坦言，“尽管大家也认识到，它的作用还是代替不了财政政策。” 针对财政政策，公报明确G20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对此楼继伟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他也提醒说，各国情况不一样，有些国家因过度的福利承诺，造成当前财政不可持续。 他表示，没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要加快结构性改革；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上有一定空间的国家也要保持警惕，确保债务率可持续。 楼继伟称，在G20各方共同努力下，“本次会议取得了成功”，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非常坦率和建设性的讨论，展示了G20成员团结一致、加强协调、共同应对挑战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为今年G20峰会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做了很好的准备。(完)[详情]

　　新浪财经讯 2月27日消息，瑞士央行行长乔丹（Thomas Jordan）今天呼吁，避免竞争性贬值，不能打货币战。他表示，对人民币汇率非常有信心，因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强大的经济为汇率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G20峰会期间，乔丹指出，受油价暴跌、股市下降、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比预期还要弱，未来前景也不乐观，但这不是危机，只是经济发展步入了缓慢增长的阶段。 他表示，对未来经济的评估很难确定，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将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欧洲现在面临的难民潮、英国的公投等。“对目前经济形势的评估中，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比较乐观，而欧洲本土及新兴国家则比较负面。”乔丹说道。 他呼吁避免竞争性贬值。“可以肯定的是，单一的货币政策是无法解决现在的经济困境的，但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国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货币政策，关键的是千万不能打货币战，竞相贬值本国货币。” 他还表示，虽然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很有限，但不意味中央银行没有行动空间，未来将会采取更多措施来助力经济复苏。 不过，避免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还只是本次G20会议达成的共识。瑞士代表瑞士财政部长、国务委员毛利尔（Ueli Maurer）在接受新浪财经采访时透露，本次会议不进行协议的签署，虽然各方都认为货币战有害，但汇率的实际情况还是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新浪财经 彭苏平 发自上海）[详情]

　　新华社上海2月27日电（记者韩洁、李延霞）为期两天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议围绕八大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各方同意需采取更多行动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此次会议是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主办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会议发表视频讲话，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主持了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各方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反恐融资、绿色金融及气候资金等议题，并形成了广泛共识。 楼继伟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与会各方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并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 周小川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上升的背景下，G20迫切需要改善和加强政策协调，包括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稳步复苏，在必要时就相关经济金融事务进行讨论沟通，并运用各自政策工具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楼继伟表示，本次会议围绕G20杭州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在财金领域为G20杭州峰会进行必要的准备。中方愿与G20各方一起，携手同行推进G20财金渠道尽早锁定各项成果，为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基础，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贡献。 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详情]

　　(图为，2月27日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拉加德第一个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 2016年2月26日至27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主办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月27日晚举行新闻发布会，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新广场协议’(New Plaza Accord)只是媒体、评论家、观察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本次G20国家的央行行长和财长真的没有提及诸如此类协议，因为讨论‘新广场协议’的条件并不存在。”拉加德并称：“这需要各个国家拥有一致的政策目标，并采取整体行动才能实现这一汇率干预的目标，而我们真的没有谈论相关问题。” 此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市场大幅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不乏有声音开始呼吁，各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签订“新广场协议”，共同来加强外汇市场干预，促使人民币再度升值、防止美元过度升值。更有观点指出，本月26日~27日在上海召开的G20会议，或将讨论协调全球汇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应无疑正式打消了此类疑虑。 也不乏权威专家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由于当前美元的上行动力已似乎见顶(peak)，且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贬值并不是中国央行希望看到的，维持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才是是当前的核心要义。此外，当前的全球外汇市场规模相较当年要大得多，因此进行有效干预并非易事。 拉加德强调：“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二十国集团需要采取大胆、广泛和加速实施的政策行动，来应对不确定性和进一步增加的下行压力，这一切都使得全球经济复苏面临风险。” 拉加德称，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是——低增长、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不断积聚的下行风险，二十国集团成员强烈表达了采取政策行动来进行风险防控和增加增长的迫切性，“必须结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增长目标。”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尽管全球央行开足火力实行多年量化宽松(QE)政策，并动用通胀目标，美国、日本、英国和欧洲央行无一不例外，但几乎没有一家央行能实现最初定下的使命。因此，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在G20国家中达成了一致共识。 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详情]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答记者问 徐程摄 东方网记者方翔、徐程2月27日消息：今天，G20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行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据楼继伟介绍，在上海会议之后，下一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华盛顿举行。 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待货币竞争性的问题。对此，楼继伟表示，近期外汇市场市场波动，我们一致认为要避免竞争性贬值，同时考虑通过IMF开展沟通。 在关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中，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在中国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比较大的，矫正扭曲带来的效果会比较大，结构性改革有短期见效、中长期见效，我们要分析当前的形势，注重长短趋势的搭配。最快见效的是解除付管制，减少审批，让居民和企业办事越来越方便。价格改革是见效最快的。 有记者提问，现在全球经济对于货币经济依赖过多，对于财政性政策依赖过少，如何看待？楼继伟表示，各方一致认为货币政策还要保持适度宽松，确实代替不了财政政策。各国实施灵活的财政政策，最好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各方的情况还是不一样，大家要用各种手段，包括结构性改革，也包括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详情]

　　中新社上海2月27日电 (记者 李晓喻 缪璐)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议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并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经过讨论认为，近期市场的过度波动与全球经济基本面温和复苏的状况并不相符。他们强调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 会议提出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 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之际，会议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 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承诺，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及时识别风险，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波动挑战，并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会议同意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以及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 针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疲软问题，会议同意研究应对政策措施。 为继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会议称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同时，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合作。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目前看这些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 楼继伟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也需要通过适宜的总需求管理和推进改革来实现。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健，增长的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新的增长动力不断涌现，未来增长空间“仍然可观”，并将继续为全球增长做出突出贡献。 周小川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上升的背景下，G20迫切需要改善和加强政策协调，在必要时就相关经济金融事务进行讨论沟通，并运用各自政策工具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完)[详情]

　　【相关报道】 周小川：G20必须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楼继伟：G20应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拉加德：G20未讨论新广场协议 促增长是核心 楼继伟出席主席国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 2016年2月26-27日，中国上海 1．我们在上海会晤，回顾并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推进政策议程，为杭州峰会进行准备。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且未达到我们对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雄心水平。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在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判断，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但是，我们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 2．过去几年，G20在促进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我们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我们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我们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为了提高我们对于潜在风险的应对能力，我们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来支持增长和稳定。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我们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3．  我们重申，增加实际产出非常重要，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16年，我们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在各成员现有国别承诺的基础上，我们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为G20各成员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并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在考虑国情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这一强化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将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的现有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将合并投资战略和投资战略，并继续致力于及时、有效地加以落实，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将审议合并的战略，包括通过强化的同行审议，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以确保迈向我们的共同增长目标及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考虑到投资和贸易对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其近期的疲软态势，我们将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研究上述领域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增强包容性，并减少过度的全球失衡。 4．我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我们期待多边开发银行根据安塔利亚峰会共识在今年7月前报告优化其资产负债表的具体行动。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及其在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减贫方面的使命，如同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的呼吁，我们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以展示其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包括：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并支持项目准备相关工作。加强互联互通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国别基础设施的正面溢出效应并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并将特别关注股权融资，包括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机构投资者参与，鼓励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原则，以及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5．  稳定、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对于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我们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旨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运行和有序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我们欢迎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我们支持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表，包括新份额公式，并重申我们承诺支持一个强劲、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IMF。我们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我们将继续推动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有序性和可预期性，并加强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资本流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鉴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形势，我们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适时审议政策工具和框架，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我们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期待在今年4月讨论IMF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分析。我们欢迎IMF完成了2015年特别提款权（SDR）定值方法审查，支持就研究可能扩大SDR的使用以及本币债券市场开展进一步工作。 6． 我们继续承诺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金融部门改革措施，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标准。为此，我们鼓励各国当局加强跨境合作，包括落实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和场外衍生品改革，在恰当的时候予以互认，并与圣彼得堡宣言保持一致。我们支持巴塞尔委员会完善巴塞尔协议III的工作，以保证一致性，并实现效果的最大化，避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银行业的总体资本金要求。我们将继续监测和评估改革的落实及其影响，包括应对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重大后果，包括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改善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方法的工作，以及根据达成共识的时间表在制定保险资本标准方面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强烈鼓励落实已议定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并继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我们期待在识别和应对中央对手抗风险能力、恢复计划和可处置性方面存在的差距方面，包括在多个区域存在系统性的中央对手合作安排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我们欢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IOSCO在制定甄别简单、透明和可比较的证券化标准方面的工作。我们将整体考虑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对市场稳定的影响。我们欢迎国际组织正在进行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工作计划中列出的关于代理行业务减少的工作，期待视情在评估和应对该问题上加快取得进展。我们欢迎FSB、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经验和潜在教训，并在7月会议前向我们报告。我们承诺继续加强普惠金融议程。我们要求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落实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的框架，研究制定一套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以及改善数据的收集和指标。 7．  广泛、持续、有效地落实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对于促进国际税收体系的公平和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重申致力于按时落实BEPS项目，继续监测并应对BEPS相关问题，确保税收公平和平等竞争。为确保全球统一行动，我们核准OECD提议的关于全球落实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并鼓励所有承诺落实BEPS项目的感兴趣的相关非G20成员和辖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该框架。我们支持在该框架下妥善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落实BEPS中面临的特殊挑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落实专项税收情报交换标准和税收情报自动交换全球标准（AEOI），并号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在2017年或2018年底前加以落实。我们重申，号召所有国家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并期待全球税收论坛的进展报告。我们欢迎旨在帮助发展中经济体需求帮助其加强税收能力建设的各种现有倡议，包括亚的斯税收倡议、税收征管诊断评估工具和无国界税收稽查员倡议。在此情况下，中国将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做出自身贡献，目的是进行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设计，并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技术援助。我们也欢迎IMF、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的成立税收平台的新建议，呼吁这些机构就建立有助于确保技术援助项目有效实施的机制提出建议，并就各国如何资助税收项目及直接技术援助提出建议，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我们认识到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在今年7月召开的G20国际税收高层研讨会上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我们认识到，非法资金流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并将继续推进G20在这方面的工作。 8．  我们决心坚决打击恐怖融资。我们将加倍努力，应对各种恐怖融资的所有来源、技术和渠道，并将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一道努力开展工作，包括在所有司法辖区快速落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准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253号决议相关规定。我们要求FATF与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加强其在识别和应对金融体系漏洞和缺陷方面的工作，确保FATF标准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且得到全面落实。我们呼吁FATF加强其在恐怖融资威胁、资金来源和方法以及资金使用方面的识别、分析和应对工作。 9．  认识到环境挑战的紧迫性和动员绿色金融的重要性，我们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我们要求研究小组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根据各国经验，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研究小组将与其他G20工作组、其他外部倡议、以及私人部门加强协作。我们期待研究小组在7月份提交一份综合报告。 10． 我们对通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表示欢迎，并欢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气候资金所做的承诺及其他国家就气候资金所做的声明，并呼吁及时实施和落实。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继续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已有义务，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和减缓，包括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支持。我们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11． 我们重申致力于在中期规范并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并认识到有必要为贫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们鼓励所有G20成员考虑参与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自愿同行审议。 附件 已收到的报告： 1．  IMF为2月26-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提供的经济监测报告 2．  2016年2月，FSB主席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函 3．  OECD中期经济评估 4．  OECD秘书长的税收报告 5．  OECD《力争增长》报告 6．  FATF就FATF反恐融资倡议提交给G20的报告 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事项： 1．  我们要求增长框架工作组继续就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建议提出的结构性指标体系进一步开展工作，确保增长战略付诸实施，目标是在我们今年4月的会议上，就这两项工作分别提交政策文件供我们审议，并视情核准通过。我们呼吁IMF和OECD继续为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提供技术支持并进一步开展工作，包括根据中国建议以及IMF、OECD和其他成员的反馈更新政策文件。 2．  我们要求OECD、IMF和世界银行对增长战略关键承诺的实施情况以及布里斯班共同增长目标实现进展进行更新评估，为我们开展同行审议提供技术支持，并向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 3．  我们期待在今年7月收到关于多边开发银行优化资产负债表行动方案实施情况的报告。 4．  我们期待世界银行会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就展示多边开发银行对促进基础设施发展的承诺提出共同行动建议。 5． 我们期待今年4月在新加坡就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富有成效的讨论。 6． 我们期待在今年4月的会议上收到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提供的知识分享报告，并期待GIH与其他国际组织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展协调，建立知识分享平台，帮助改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可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机构能力。 7． 我们期待结合OECD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建议，就促进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和吸引私人投资等新的长期资金来源提出政策措施建议指南。 8． 我们欢迎并支持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和中小企业融资相关原则，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并期待在我们下次会议上听取最新进展情况，包括公司治理原则的评估方法。 9． 我们期待IMF和FSB在2016年秋天关于数据缺口倡议第二阶段的报告，包括最终确定行动计划。 10． 我们期待IMF、BIS、OECD和其他国际机构关于资本流动进一步的工作，并期待他们的研究和报告。 11． 我们期待IMF在7月前完成关于分析和研究可能扩大SDR使用的报告。 12． 我们期待IMF与其他相关机构协商，完成关于实施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和同权条款以及进一步探索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快在存量国际主权债中纳入上述条款的进展报告。 13． 我们期待FSB就监管改革的实施进展及成效完成第二份年度报告。 14． 我们要求FATF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全球各司法辖区实施其标准以及FATF反恐融资新战略的进展，并报告那些被识别出存在不足的司法辖区为加快执行而采取的后续措施。 15． 我们要求FSB气候资金信息披露工作小组就其第一阶段的工作向我们下一次的会议提交报告。 16． 我们要求气候资金研究小组（CFSG）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1届缔约方会议的成果和目标，并根据UNFCCC的原则、规定和目标，依照其2016年工作计划所列出的领域继续开展工作，并向我们今年7月的会议报告进展。 [详情]

　　2016年首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 2016年2月26至27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主办的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会议发表视频讲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反恐融资、绿色金融及气候资金等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在认识到这些挑战的同时，会议认为近期市场的过度波动与全球经济基本面温和复苏的状况并不相符。会议强调将各自和共同采取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来应对风险、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会议提出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确保债务率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货币政策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会议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会议同意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和稳定。会议同意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以及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会议同意研究应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疲软的政策措施。 会议重申继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并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会议欢迎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生效，支持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并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逐步实现平等投票权。会议承诺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及时识别风险，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波动挑战，并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会议支持就研究可能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开展进一步工作。会议重申将继续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有共识的各项金融改革，按计划推进其余标准制定工作，继续密切监测并应对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脆弱性，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经验教训，继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并继续加强普惠金融议程。会议核准了关于全球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中国将建立一个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目的是进行国际税收政策研究和设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会议承诺坚决打击恐怖融资，加强合作和信息交流。会议同意研究识别绿色金融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并根据国别经验就如何增强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提出方案建议，呼吁及时实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楼继伟部长表示，本次会议围绕G20杭州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在财金领域为G20杭州峰会进行必要的准备。中方愿与G20各方一起，携手同行推进G20财金渠道尽早锁定各项成果，为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基础，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贡献。 楼继伟部长表示，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矫正各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目前中央政府已精简几百项行政审批事项，所有城市都设有行政服务大厅，加快了相关审批事项的办理，极大地鼓励了创业和创新。二是价格改革，如对工商业十分复杂的天然气多轨价格实施并轨。三是鼓励创新，包括通过税收政策或设立社会资金参与的投资基金支持企业创新。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削减低效支出，包括减少不利于环保的相关支出、解决支出的碎片化问题等。同时加大对“去产能、去库存”的支持力度。五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包括推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可携带、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支持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已取得较好成效，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当然，我们也在积极推动更为困难的改革任务。目前看，改革总的效果是好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2015年，中国经济中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6%，服务业超过55%，投资占比大幅减少，但社会投资特别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较快。这些改革措施使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支撑了全年6.9%的增长。今年，我们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也需要通过适宜的总需求管理和推进改革来实现。 楼继伟部长指出，基础设施投资是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并可提升潜在增长率，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 G20各国应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楼继伟部长强调应对BEPS的重要性，呼吁G20尽快建立公平和高效的包容性框架，有效落实BEPS相关成果。 周小川行长介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健，增长的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新的增长动力不断涌现，未来增长空间仍然可观，并将继续为全球增长做出突出贡献。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上升的背景下，G20迫切需要改善和加强政策协调，包括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稳步复苏，在必要时就相关经济金融事务进行讨论沟通，并运用各自政策工具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G20应继续强化结构改革议程，保持改革动力，为全球经济中长期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周小川行长表示，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不可或缺。中国作为G20主席推动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G20可通过重点讨论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国际主权债务重组体系和债务可持续性、跨境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作用等议题，共同塑造更加平稳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 周小川行长建议，G20应继续推动全球金融部门改革。G20可重点讨论如何全面、一致和及时地落实危机以来的改革措施，包括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历次向G20报告并经批准的各项改革，并按计划推进新监管框架的其余标准制定工作。G20还可探讨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在执行中的经验教训，关注市场化融资领域的潜在风险和防控手段，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为使金融发展惠及所有人群，G20还可加强普惠金融议题讨论，重点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和指标与数据。 周小川行长指出，为促进更加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中方任主席国后推动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以鼓励各方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深入研究如何通过绿色金融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按照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4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详情]

　　央行首提“稳健略偏宽松”货币政策 □ 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信贷合理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 中国历来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而外汇储备的变化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不应把这当成趋势。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 □ 中国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也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但也不能拔苗助长，它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 ⊙本报G20报道组 ○编辑 枫林 26日上午，上海陆家嘴央行上海总部会议室被挤得满满当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健步走入会场，近200名中外记者的镁光灯一阵闪烁。 这是周小川自去年两会以来首次公开出席新闻记者会。借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召开之际，中国央行就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等诸多焦点问题，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和市场各方深度交流。 在向媒体提供的新闻统稿中，央行首提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 反对竞争性贬值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今年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对于各界关心中国经济的当前形势和前景，央行昨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范围内仍属较高水平。 央行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仍具备较强的增长动力。 对于此前市场关注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央行昨日重申，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市场往往对短期因素反应比较充分，而央行作为宏观部门，主要从长期视角观察人民币汇率走势，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 周小川昨日对记者指出，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 对于市场关注的近期外汇储备波动，周小川对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储备量是一个固定的数，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外汇储备有点像流水的水库，上游不断地有水进来，下游也有不断地流出，中间部分是外汇储备。 央行称，总的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也不应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外汇储备的波动终将回归理性，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 货币政策 首提“稳健略偏宽松” 对于中国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稳增长和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周小川昨日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信贷合理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 “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这是央行首度对当下货币政策状态提出“稳健略偏宽松”的表述。的确，今年以来央行未全面降准，而是选择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障了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平稳，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可以看出，今年的流动性管理更多关注了汇率因素和新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利率走廊建设进行了有益尝试。 对此，周小川昨日特别强调了利率走廊建设。他指出，货币政策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于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利率信号比较清晰，也不要有过大的偏离，所以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 “现在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大家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样一种变化。”周小川指出，过去走廊中间值是依赖于基准利率，现在更多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利率偏离中间值过多的时候，央行的货币市场操作会给予关注，使得它处于合理区间。 对于此前热议的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的问题，周小川对记者强调，这是国际上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在应对危机中确实也做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缓解了危机，对渡过危机、加快复苏，都起了重要作用。但别的政策应该跟上，光用货币政策就有可能过度。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应就有可能出现递减。 周小川昨日表示，货币政策前一段时间用得不少，现在一个时点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应用。对中国而言，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调节总需求的，未来除了总需求政策继续做好以外，将更加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有强烈愿望 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发展” 近年来，中国债务问题也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周小川指出，在精心进行国际比较后发现，中国债务比GDP较高，同时债务比GDP还在继续增长，需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加以警惕。 对此原因，他指出，一是由于中国的储蓄率较高，接近50%，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都是百分之十几。加之我国资本市场尚在发育的过程，故大量储蓄选择了银行系统，部分选择了债券市场。 “这部分的金融媒介把这些储蓄转变为债务，所以债务就会显得比别的国家高一些。”周小川特别指出，做横向比较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因素。 “虽然中国也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我们也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确实也不能拔苗助长，它是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周小川进一步解释原因时表示，这个过程中，仍旧是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的渠道还是相当主要的渠道，该因素也导致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和继续增长。 对于解决之道，周小川表示，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出现和造成的问题，充分吸取国际经验，同时也要审慎分析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一现象。 2015年房地产贷款稳步上升，今年2月央行又出台房贷新政，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原则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5%，各地可向下浮动5个百分点。 对此，昨日周小川表示，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银行系统也认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产品，还有发展的机会。 他指出，房地产市场时冷时热，也需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行逆周期调节，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例，过去一度定为30%，现在适当下调，实际上这个审慎空间还是够的。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将来应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更大自主权来决定对不同客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详情]

　　周小川：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运用 □本报记者 任晓 央行26日称，在宏观政策方面，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信贷合理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鉴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当前形势的看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同时，央行行长周小川26日在上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货币政策前段用得不少了，现在这个时点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的应用，强调结构性政策的应用。在中国，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调节总需求。除总需求的政策继续做好以外，更加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供给侧需要做哪些事情。 央行并称，对于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目前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中国正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中国政府还将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三者间关系，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对于今年以来汇市波动引发其他金融市场共振，周小川称，金融市场各个不同板块之间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有时候产生共振，因此每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变动，从理论上讲，应该事先考虑好对其他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是否有相互增强的共振。 周小川说，可能在今后政策制定和事先对政策的效果进行模拟的时候需要更加小心。与此同时，不能缩手缩脚，有的要做的改革、要对中国经济做出实际性的改善，特别是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果断推行，出了一定的问题可以进行适当弥补。关键还是看经济基本面，如果经济总体是健康的、可持续的，那么一些小的金融市场波动，以后会回归正常。 周小川称，中国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发展，也确实下了很大力气。但是不能拔苗助长，它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 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周小川表示，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题目。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促使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 周小川表示，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相对偏低，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至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高。 此外，央行称，1月部分数据确实比较高，但央行一般对1月数字不作过分反应，主要是传统中国新年因素。许多公司、机构集中发奖金，补发所欠工资；居民大量旅行、购物和家庭团聚，现金的需求量会多出2万亿元；商业银行也往往倾向于年初多放贷款。央行倾向于节后稳定一段后再适度引导，会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和杠杆率变化。 2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详情]

　　李克强：培育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晚向在上海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视频讲话。他重申，我们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李克强表示，年内在杭州举办的G20领导人峰会将围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凝聚共识，推进合作，采取行动。G20成员一是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制定本国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促进自身增长，也要考虑外溢性影响，共同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二是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三是要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李克强指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特别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这其中包括数百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就业稳定，而且有所增加。这表明中国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李克强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将坚定信心，正视困难，综合施策，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广阔的优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壮大新的发展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详情]

　　周小川：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 昨天，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新闻发布会上解读货币政策、外汇储备、竞争性贬值、房地产加杠杆等热点问题，并首度对货币政策状态提出“稳健略偏宽松”的看法。 谈货币政策 “稳健略偏宽松” 昨天上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这是央行首度对货币政策状态提出“稳健略偏宽松”的看法。 备受关注的利率走廊方面，周小川指出，货币政策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于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利率信号要清晰，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现在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大家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样一种变化。在他看来，过去走廊中间值是依赖于基准利率，现在更多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 谈外汇储备 会保持合理水平 对于市场关注的近期外汇储备问题，周小川称，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储备量是一个固定的数，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外汇储备像水库，上游不断有水进来，下游也不断有水流出，中间部分是外汇储备。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从2014年中3.99万亿美元的峰值，降至1月末的3.23万亿美元。对于外汇储备什么水平合适，周小川说，学术上有各种观点，可以参考的一点是，目前外汇储备对保持国家对外支付能力没有值得太担心的地方。 总体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时候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也不应该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外汇储备的波动终将回归理性，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 谈人民币汇率 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 对于是否存在竞争性贬值，周小川指出，多个国家采用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的这种方式。 周小川表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 谈房地产市场 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偏低 房地产市场方面，周小川表示，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他认为，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房地产市场时冷时热，需逆周期调节，首付比例原来是30%，现在降低是有空间的。今后可能会考虑给银行更多自主权。 周小川强调，现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权。 周小川还表示，中国有强烈的愿望，要使股本融资市场有更好的发展。中国股本融资市场还不够成熟，虽有强烈发展愿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他表示，如果国家股本融资市场成熟，很多资金可以通过股市转化为企业股本资金。 京华时报记者 余雪菲[详情]

　　李克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晚向在上海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视频讲话。 李克强表示，年内在杭州举办的G20领导人峰会将围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凝聚共识，推进合作，采取行动。G20成员一是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制定本国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促进自身增长，也要考虑外溢性影响，共同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二是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三是要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李克强指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特别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这其中包括数百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就业稳定，而且有所增加。这表明中国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李克强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将坚定信心，正视困难，综合施策，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广阔的优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壮大新的发展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 李克强重申，我们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李克强最后希望各方充分发挥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优势，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今年首次担任G20主席国，将于9月在杭州主办领导人峰会。此系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在华举办，来自G20成员国、嘉宾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约700名代表出席会议。[详情]

　　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有强烈愿望促股本融资更好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召开之际，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本次G20会议讨论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对当前货币政策表述时，央行首次提出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并表示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 周小川表示，央行正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在价格调控中，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考虑到利率信号需要较为清晰，且不能有过大的偏离，因此正逐渐建立利率走廊。 “利率走廊还在建设当中，过去走廊的中间值是基准利率，现在更多地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利率偏离中间值过多的时候，央行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给予关注，使它处于合理区间。”周小川说。 在经济可能面临的下行风险中，中国高企的债务率水平是不容忽视的一大风险。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整体的债务水平，通过与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债务比GDP的比重偏高，同时债务比GDP的比重还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要掌握好整体杠杆率，关键还是看如何应对企业债务过高的问题。在居民债务方面，从总量上看杠杆率并不高。 不过，近期公布的1月份信贷数据超预期增长，以及多部委出台的房地产刺激新政，仍让市场认为中国在进一步“加杠杆”。对此，周小川表示，1月份的部分数据确实比较高，但央行一般不对1月份的数据作过分反应，主要是考虑传统中国新年因素。央行倾向于节后稳定一段时间再适度引导，会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和杠杆率的变化。在个人住房贷款杠杆率方面，由于中国居民购房起步较晚，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体贷款比例偏低，加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坏账率明显较低，银行有意愿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未来会增加银行在具体业务上的裁量权，但会更加注重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总体来讲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的风险可控。 虽然周小川并不否认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偏高，但他认为，在中国，高企的债务水平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以下三个因素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中国储蓄率较高，接近50%，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都在百分之十几，有的国家低至个位数。 “这么多的储蓄，并且都是自愿的储蓄，必然会谋求储蓄资金的投资使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在发育过程中，所以大量储蓄是通过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投资。这部分金融媒介就会把储蓄转变为债务，所以债务会显得比别的国家高一些。因此，中国的债务率与其他国家作横向比较时，需要注意这个因素。”周小川说。 二是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股票市场发育得比较成熟，就会有很多资金通过股本融资变为对企业的股权，这就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 周小川强调，中国也是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政府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但也确实不能拔苗助长，所以股本融资市场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仍旧是以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的渠道作为主要融资渠道，所以也导致债务比GDP的比重偏高和继续增长。 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较为贫困，导致人均财富非常少，没有过多的财富积累，而一些发达国家经历过几百年的财富积累，财富存量较大，所以投资时不需要借钱。“中国白手起家，过去底子薄，但改革开放后办企业、做投资的机会又很好，只能靠借钱发展。”周小川说。 周小川表示，相信随着中国财富的积累，尤其是企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依靠借债谋求发展的做法会逐渐减少。因此，看待债务率高企的问题还需耐心，既要防止债务率过高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要审慎分析国情，寻找适合的道路逐步缓解这一现象。[详情]

　　楼继伟：今年财政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中国目前还有财政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在26日举办的“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如此表示。 楼继伟表示，在经济比较萧条阶段，如果有空间，要先选择带有扩张性、见效快的措施，如简化行政审批、针对性减税、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 以中国2015年GDP测算，财政赤字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政府多拥有6700多亿元的可用财力。2015年，中国提高财政赤字率0.2个百分点至2.3%，赤字规模为1.62万亿元，离3%的警戒线依然有较大差距，而从负债率看则差距更大。 此前，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发表的《可较大幅度提高我国财政赤字率》一文就称，经对我国政府负债率测算研究表明，未来一段时期，可将我国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3%赤字率和60%负债率设为警戒线。 对此，盛松成在文中表示质疑，财政赤字率并不存在确定的统一的警戒线，其高低应根据一国的债务余额和结构情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利率水平等进行综合考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的警戒线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来一段时期，即使将我国的赤字率扩大到4%的水平，仍可以将2025年末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控制在70%以内，并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盛松成的文章说明中国的财政政策依然有较大空间，但今年的赤字率究竟确定为多少，是否会直接突破3%依然有待验证。 此外，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IMF全球经济增长率从3.6%下调到3.4%，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普遍下调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在此背景下，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仍然是G20的首要任务，面对低迷的全球经济G20国家加强政策协调与应对至关重要。全球低增长困境是表象，总体为贸易投资低迷。虽然周期性因素和短期的下行风险密切相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全球中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劲增长的根本性问题。 楼继伟指出，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强G20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在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差异的情况下，G20可以就一些最基本的改革领域和原则寻找最大公约数，制定G20结构性的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这将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结合全球主要结构性挑战，以及G20现有的重点改革承诺，楼继伟认为以下几个领域值得探讨： 一是促进贸易投资。G20通过努力减少市场准入的障碍，消除跨境贸易合投资的税收壁垒，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途径，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促进贸易发展，恢复传统增长动力。二是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部分国家应对社保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通过增强竞争，激励劳动者就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三是鼓励创新，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支持。四是提高财政可持续性。G20需要确保债务可持续性，逐步恢复财政政策空间，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详情]

　　央行：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 分析认为，目前依然存在降准和降息空间，随着政策宽松，资金流入楼市或刺激房价上涨 新京报讯 （记者陈杨）昨日，G20（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同时，作为东道主国，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罕见地破例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直面近百名中外记者，回答了涉及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多个问题。 货币政策首提稳健偏宽松 新京报记者在会前材料里发现，央行相关方面提出，保证稳增长与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同时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这是央行首次提出“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字眼。 同时，材料中显示，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并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 记者会上，周小川再次肯定了货币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灵活性与有效性。但他同时表示，光使用货币政策则有可能过度，效应可能会出现递减。 除了货币政策外，周小川认为财政政策虽然更灵活，但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一些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相对政策空间更小。另外财政政策一般程序是需要国会批准，约束更多；而结构性政策很多要中期才能见效，市场则要求立即见效，而一些结构性政策如劳动力市场问题、医疗养老等问题，执行起来会有阵痛，实施起来没有那么顺利。 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前段时间用得不少，而现在应更强调供应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货币政策也在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未来利率会起到更重要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曾多次转向 我国的货币政策曾经历多次转向，而这些转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货币政策进入了宽松区间。其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9月份开始的下调法定准备率。 第二阶段则是从全面宽松向中性货币政策的逐渐回归。 华创证券宏观分析主管牛播坤曾表示，中性货币政策工具意味着价格和数量工具均保持中性。价格方面，名义利率下调主要为适应物价水平走势，保持实际利率中性；数量方面，央行流动性投放依货币缺口“量体裁衣”，一点都不会多，但也不会太少。 这次调整的拐点自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标志着货币政策的再次转向。当年，央行多次上调存准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 而第三阶段，则是由稳健的中性货币政策向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转变。 自2014年上半年，央行为支持“三农”及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对部分银行定向地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其后，又通过PSL向国开行提供了廉价资金。下半年，央行又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向部分金融机构投放了基础货币。 2015年6月至今，央行已经实施了三次“双降”，有分析认为，这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全面宽松。然而，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依然是稳健，并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而本次央行的表态，则被认为是对货币政策的“松口”。特别是周小川还在记者会上表示，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仍然很大。 Q1 为什么此时转为略偏宽松？ 2015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多次宣布降准、降息。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从“稳健”转为“稳健略偏宽松”，有比较强的现实意义，就是消除市场可能会出现的误解。“去年四季度央行几次降准、降息，都是由于受汇率和股市波动的影响，但其实下半年CPI的走势已经不支持‘双降’了，现在更不支持。” 邓海清表示，央行此前一直强调在执行“中性货币政策”，但现在如果继续维持这个说法，会给市场带来不好的预期，即央行要收紧货币政策。但从目前的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在通胀可能见底的情况下，这种预期的出现会令中国经济承受不起。 邓海清表示，现在的表述也是央行对过去货币政策的确认。“略偏宽松是综合整个2015年下半年来货币政策的一种表述，资产荒、处于低位的国债收益率水平、较低企业社会融资成本，都是宽松的一些表现。” 中信国际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廖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将表述改为稳健略偏宽松，是向实际情况靠拢，也表明今年可能继续进一步进行货币宽松。据其预计，今年还将降准4次、降息1次，主要目的在于稳增长。 周小川表示，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利率以及货币政策数量方面的考虑，主要还是要使国内经济更加健康发展，在新常态下确实使得经济发展转向新的增长模式，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结构更加优化。 新京报记者 陈鹏 Q2 可能采取哪些宽松政策？ 关于目前“稳健略偏宽松”货币政策的言论一出，市场上开始预测今年将会出台哪些“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有分析称还会有几次降准、降息要来临。 “2016年基本上没有更进一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理由，这种说法是央行对历史货币政策的确认，而不是对未来货币政策的承诺。”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现在央行需要把目前的资金价格、利率水平和货币市场紧张程度维持住，保证既不会出现“钱荒”，也不会出现“钱泛滥”，直到经济有明确回暖信号的出现。另外，从汇率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大幅贬值与升值都是央行不愿看到的。在此背景下，央行也希望货币环境要支持人民币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 对是否会有新的降准政策，邓海清认为，降准确实有必要。出于银行对自身流动性消耗的考虑，央行有进行降准以补充银行流动性的内在需求，但这与货币政策上的宽松没有关系。 “在整个2016年，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财政政策替代货币政策成为‘稳增长、促投资’调控政策主角的功能会更明显。现在的货币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需求，即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政策预期。”邓海清说。 黄金钱包首席研究员肖磊认为，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主要还是加大利率走廊管控，引导社会融资利率继续下滑，另外用各种短期工具释放流动性，结构性刺激信贷等，防止外汇占款下滑等带来的影响。由于考虑到跟美元的息差问题，降息空间不是很大，但人民币贬值预期目前看依然存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从目前来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还比较高，依然存在着降准和降息的空间。 “但具体会不会降准、降息，还要看央行的下一步导向。”郭田勇表示，在总体维持宽松的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双降”，可操作的还有定向流动性工具。 新京报记者 陈鹏 赵毅波 Q3 资金宽松利好股市？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表示，这是周小川首次在公开场合表态中国有强烈的愿望让股市有很好的发展，肯定了股市的作用，是对股市的重大利好。 大摩投资在分析中认为，周小川提到鼓励个人住房贷款，有可能再次启动房地产，一线房地产市场会出现明显赚钱效应，在资金跷跷板的作用下，股市增量资金就变得匮乏，市场可能会维持弱势震荡寻底走势。 杨德龙并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表示，中国股市的资金规模与M2相比体量很小，证监会新任主席也明确表示引导资金进入股市，在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未来可能会有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对股市是强烈的支撑作用，所以2月26日股市结束单边下跌，出现反弹，也是对周小川表态的反应。 杨德龙预计在稳健略偏宽松的政策下，央行未来还会通过常规手段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也不排除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令人期待，这对股市也是利好，从货币政策上支持股市。 “市场震荡反弹的格局已经形成，不过反弹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一波三折，投资者目前信心还是不足，反弹后也有获利回吐的压力。”杨德龙说。 湖南金证顾问分析认为，资金面趋紧势头短期难改观，预计央行将重新净投放资金。预期今年中国将有3次降准，1次降息，对于中期的市场不应太过悲观。 新京报记者 李蕾 Q4 房价将再迎上涨？ 昨日，周小川表示，降低贷款条件后个人住房会加杠杆的逻辑是对的。逆周期调节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过去一度定的30%，现在适当下调，因为实际上这个审慎度空间还是够的。 亚太城市房地产发展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央行政策转向将对房价产生直接影响。房价与货币政策的相关性高达八成，去年楼市的复苏就是因此。随着未来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数量会增加，房价将出现上涨，房价货币化的趋势将加强。 他认为，未来，随着央行对住房贷款的支持度增加，银行有望可以自行决定房贷首付比例，各地也有望自行决定房地产贷款比例。对于民众来说，买房预期将被点燃，改善型购房者将增加。但买不起房的可能面临更大的购房压力。 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 Q5 汇率会受影响吗？ 汇誉财经首席分析师华雪峰表示，之前一段时间，供给侧改革是业界热议的话题，市场对降息降准的预期也逐步下降，从目前央行态度来看，适度宽松可取，但可能使用非常规工具，尽量采取一种对汇率和资本流动影响小的方式。不过，资金面需要稳，汇率也需要稳，双降这种大规模动作的可能性不高。 对于未来人民币走势，华雪峰称，央行也会关注美元周期，强势美元对于央行政策也构成制约，美元弱势将令央行操作空间更大。 黄金钱包首席研究员肖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预计将以双边波动为主，中期看还是一个贬值的方向。 不过，肖磊表示，目前看资本流出可能反而会放缓，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上涨，债券市场的走牛和开放等，都会吸引一些热钱，但持续性不好说。 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 其他热点 谈楼市 房贷首付比有下调空间 2月初央行、银监会发布房贷新政，降低非限购城市首套房和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 昨日，周小川在回应新政降低贷款条件后是否会提高杠杆率的问题时表示，降低贷款条件后个人住房会加杠杆的逻辑是对的，但中国作为改革转轨中的国家，过去绝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后来才逐步有了房子，住房贷款本来就应该是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住房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偏低，同时住房贷款还是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产品，产生的坏账也明显小于其他领域，仍是银行比较偏爱的一个产品，相对会有很多机会。 周小川强调，逆周期调节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有足够空间适当下调。 清华和北大相关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成都、大连、武汉和西安八个典型城市，这些城市近十年房价涨幅惊人。其中：深圳房价总体上涨508.5%、年均上涨20.4%；上海房价总体上涨384.6%、年均上涨17.6%；北京房价总体上涨380%、年均上涨17.5%。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月份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涨幅继续扩大，大多数三线城市房价仍在下降，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依然延续。从同比涨幅看，无论是新建商品住宅还是二手住宅，一线城市同比平均涨幅都高于20%，远高于二线城市1%左右的同比平均涨幅。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排名前三位的为深圳、上海和北京，分别上涨52.7%、21.4%和11.3%。二手房方面，深圳和北京同比上涨明显，深圳上涨49.7%，北京上涨23.7%，是唯一两个涨幅超过两成的城市。（陈杨 沙璐） 谈股市 中国有强烈愿望让股市发展好 周小川也谈到了中国债务和股市的问题。 他表示，债务问题是中国政府和央行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债务比GDP确实是偏高的，同时债务比GDP还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 此前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发表的一份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公司债与GDP之比为160%，2008年为98%。美国的水平为70%。 周小川分析认为，中国的高债务率是由三个特殊国情导致：首先，中国个人、政府与企业三部分的总储蓄率很高，接近5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在发育过程中，大部分资金在银行系统，金融媒介将这部分资金转变为债务，导致债务数据较高；其次，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发育成熟，资金将通过股本融资变为企业股权，债务会相应减少。目前，中国有强烈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但仍需要自然的发展成熟过程。这个过程中，间接融资即债务融资不可少，这也导致债务水平高；最后，中国过去人均财富较少，没有过多积累。在底子薄、机遇好的情况下，通过债务发展了一种选择。未来企业、个人财富有所积累后，债务将会降低，这需要有耐心。（陈杨） 谈汇市 中国反对竞争性贬值 在央行提供的会前材料中，央行有关方面再次强调了“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基础”。 而在上海记者会上谈及外汇储备均衡问题时，周小川再次强调，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变动之中，这个不是固定的数。他给出一个比喻：“外汇储备像水库，上面不断流入，外面也有流出，中间就是外汇储备。” 周小川认为，资本流动多数情况是正常。而外汇储备合适区间的确定，可以参考几种主流的说法，但无法确定一种固定观点占主导优势。可以放心的是，目前，我国保持国家对外支付的能力没有值得担心的地方。 对于汇率的持续变动，周小川表示，从政策上来说，未来保持外汇处于合理水平，则需要宏观政策保持正确，不平衡因素需走向平衡。 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健康也非常重要，这其中包含汇率政策要保持正确，否则将导致资本流动。 周小川表示，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的这种方式。去年我国货物贸易净出口接近6000亿美元顺差，我国没有必要通过竞争性贬值来促进出口。（陈杨）[详情]

　　周小川解读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历来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 昨日上午，在上海召开的G20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给予了充分的解读。周小川认为，中国对外支付能力是没什么可担心的；虽然1月份贷款数据偏高值得警惕，但因有春节因素，不值得过度关注；中国的个人消费贷款杠杆率并不太高，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中国不会参与竞争性货币贬值。 外汇储备骤降暗藏危机？ “中国对外支付能力没什么可担心的” 自去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多数时间处于负增长。截至去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2014年底该数值近4万亿美元。市场由此担心，中国的外汇储备骤降后，是否意味着危机将随之而来。 “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没什么可担心的。”周小川非常自信地表示，“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始终变动的，不像石油储备量是固定数量，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外汇储备有点像水库里的水，上游不断有水进来，下游不断有水流出，中间剩下的部分就是外汇储备。” 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处于较为短缺的阶段。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提高，直至2014年接近4万亿美元。但是过快的外汇储备增长也开始令国内外学者忧虑，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会出现不平衡。 “外汇储备过多，就应该相应减少。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进入拐点，往下走。应该说，资本流动多数情况是正常的。”周小川表示，从政策上讲，为了保持外汇储备处于合理正常水平，主要是确保宏观经济政策正确，使不平衡因素走向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维护宏观经济的健康性是非常重要的，汇率政策也应该是较正确的。如果汇率政策不正确，也会导致资本流动。” 债务偏高或致断崖危机？ “值得警惕但不会过分反应” 1月份，中国的新增贷款高达2.51万亿元，中国信贷所形成的债务比例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不断上升。市场因此质疑，偏高的债务水平是否将引发中国经济的断崖危机。 “1月份的贷款数据确实比较高，但央行一般不对1月份数据作过度的反应，主要是传统中国新年的因素。”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债务水平的确偏高，且还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但中国也有中国的特点，不会过分反应。 周小川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储蓄率偏高，在接近50%的储蓄率中，最主力的是居民储蓄。中国从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人均GDP低，人民底子薄，办企业要借钱，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当人民财富积累多了，债务率也会逐渐下降。”周小川表示，如果股本融资发育成熟，就会有很多资金变成企业股权，中国有强烈愿望更好地发展股本融资。 下调购房贷款首付比？ “个人消费贷款杠杆率并不太高” 近日，央行下调非限购城市首套房购房首付比例，同时再度下调二套房个贷首付比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在“加杠杆”。到底该如何平衡“去杠杆”和“加杠杆”呢？ “中国住房贷款仍有发展空间。”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尽管住房贷款近两年发展较快，但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还是偏低。对银行系统而言，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安全的产品。 不过，周小川指出，房地产市场有时冷、有时热，也需要有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进行逆周期调节，首付比就是一个工具。住房抵押贷款产生坏账的比例，仍明显小于其他领域，如企业的贷款和对开发商的贷款。 周小川强调，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将来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大一点的自主权，能决定对不同客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监管层则加强对金融机构整体的审慎性监管，“不会影响整体风险可控的程度。”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关键还要解决“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周小川还补充道，从总量上来看，“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并不太高。” 全球将进入货币大战？ “中国历来反对竞争性贬值” 降息、负利率、贬值……自去年开始，这些字眼便活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中，通过降息以使本币贬值，进而促进出口贸易的活跃，来挽救本国的经济状况，已成为很多国家孤注一掷的做法。竞争性贬值引发的全球货币大战一触即发，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恰逢其时，很自然地成为“躺枪”的对象。 “多个国家采用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中国历来的观点是，我们反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的这种方式。”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出口能力还是很强大的，去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6000亿美元。因此，中国不会用参与竞争性贬值，来增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在周小川看来，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比较好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变化， “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仍较高，从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贬值的基础。”周小川表示，从中长期来看，供求关系等规律性因素还会发挥主导作用。近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就较好地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供求变化，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周小川还表示，最近国际市场有些动荡，并不只限于外汇市场，其他金融市场也出现了剧烈波动。G20就是加强各国之间政策协调的一种机制，在G20的讨论中，包括加强政策协调、克服危机，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增长，这些都是G20协调共同行动的内容。 北京晨报上海专电 特派记者 姜樊 新华社供图 ■新闻链接 G20财长会议 G20是全球主要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年的G20财长会议上，央行将主要聚焦以下话题，推动G20加强政策协调：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构建更加平稳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继续努力推动全球金融部门的改革，并研究如何应对金融体系中出现的新风险和脆弱性；推动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通过绿色金融来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投资等。[详情]

　　G20央行行长沪上论剑 周小川：不用担心中国对外支付能力 ■本报记者 胡金华 上海报道 2月26日-27日，G20（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无疑给飘摇不定的全球经济注入期望。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从强健平衡可持续发展框架，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金融改革、国际税收等八大议题成为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讨论的话题。 “全球经济面临艰巨挑战，G20成员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必须留意潜在产出的放缓，必须深化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增长。G20成员国的改革进展落后于预期，必须促进贸易和投资。”在26日上午会议中，中国财长楼继伟对外表示。 25日在上海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样表示，经济存在下行风险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讨论各成员国如何加强团结以及政策的协调合作，从而让全球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并且平衡即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一表态已经为备受关注的会议定下基调。在经济学界人士看来，这也是一场被视为能否终结全球经济即将进入“零和博弈”的大考。 全球关注中国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在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成为焦点。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举足轻重，它每次出台的经济金融政策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中国也在进行艰难的经济结构改革，化解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企业杠杆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问题，这些要与国内外市场进行更坦诚和透明的沟通，以帮助投资者形成正确的预期和信心。”2月25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朱宁看来，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国际合作与协调非常重要，中国在过去几年通过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在全球金融秩序重塑过程中，主要矛盾在于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矛盾，以及成熟国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心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之间矛盾。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经济体量和增长速度的改变，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应当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与G20中的主要发达国家沟通，促使他们的相关决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利益和诉求。 朱光耀也在25日表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其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美联储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因此要加强政策协调，此次G20会议变得非常重要。他认为，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应发挥作用，从而能有更好的政策组合。与此同时，需要和市场有很好的沟通，让市场了解政策产生的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月日本央行出乎意料实行负利率，欧洲央行亦有可能于3月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英伦银行行长卡尼甚至发出警告，主要央行推低汇率只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问题，各国不应卷入货币战争。 “国家不能简单地利用货币贬值来将自身问题带到其他国家，这最终只会是零和游戏。自今年年初金融市场急剧恶化，令市场对中期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忧虑加剧。目前全球经济正受困于低增长、低通胀及低利率的环境中。”卡尼称。 当市场认为全球央行已没有货币政策弹药时，在26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给予了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目前，中国经常项目贸易顺差仍较高，通胀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仍很强。中长期来看供求关系等规律性因素还是会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货币政策时，周小川如是表示。 周小川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反对利用竞争性货币贬值促进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庞大，去年货物贸易还有接近6000亿美元的顺差，中国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而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信贷合理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融总量适度增长。鉴于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形势的看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在谈到全球货币政策背离时，他表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每个国家的经济不一样，于是采取不一样的政策。不过最近一二十年，各国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每个国家依旧是为自己的经济做货币政策，但也应该考虑外溢效应，大家至少应该互相通气。目前溢出效应都还在探讨之中，没有定论。 “中国外汇储备就像是水库，上游不断地有水流进来，下游不断有水流出。外汇储备不会永远上升，到了拐点之后就会下行。中国外储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不用担心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对于过去一年以及今年1月份中国外汇储备的流失，周小川在会场上谈笑自若。 不仅中国的货币政策回旋余地大，财长政策也有不少可施展的空间。26日，中国财长楼继伟表示，中国还有财政空间，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特别关注改革顺序和配套政策。目前结构性改革见效最快的是行政审批简化和针对性的减税，特别是鼓励创新的减税，接下来要做的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加强市场监管，削减过分福利以及去产能等。 “新广场协议”是空想 就在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前夕，美林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迈克尔·哈内特发了一份声明，称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威胁，与1985年非常相似，因此需要各国政府达成一份类似“广场协议”的协议。此言论给这次会议投下了一颗巨石。 “中国主导G20会议时机很好。现在可以说中国有问题，世界就有问题；中国稳定，世界也许不能马上就稳定，但至少是给世界经济的稳定打了强心针。此次峰会比较重要的议题——汇率市场的走势，国际市场对新‘广场协议’有期待。”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钱军在2月26日接受采访时分析，当年的广场协议的重要性是通过各国之间汇率政策的协调，来避免贸易战和美国和全球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广场协议是G5的五个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 他表示，通过“广场协议”对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使美元在会后的两年内大幅度对日元和马克贬值，贬值幅度达到40%，以此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诚然，当时的协议是很成功的，但只是局限于几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现在的确有召开类似广场协议会议的需求，但是要达到之前的效果和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比那个时候更加复杂和多元化。”钱军说。 钱军同时指出，人民币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对一些主要的货币，尤其对美元有贬值。从2015年8月1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制定更市场化，这是符合人民币加入SDR的市场定价要求的，更市场化的定价就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波动加大，同时朝市场均衡的汇率水平移动。 “对于中国来说，第一要和其他国家分享汇率、资本市场、宏观经济的相关政策，阐释我们的目标和方法，以此让G20的官员们对中国有信心，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中国也要和国际市场沟通，让市场也有信心。”钱军向本报记者解释。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日等国的财长，都不认同迈克尔·哈内特的提法。 在2月24日，楼继伟曾回应，“广场协议”再度上演只是空想，让人民币贬值的提议也只不过是“媒体炒作”，人民币贬值不在议程上。此后日本官员也表态称，本次会议“不会出现灵丹妙药”；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则表示，在某些方面，当前实体经济的表现其实要好于市场预期，因此在危机不存在的情况下，不要指望上海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去应对危机。[详情]

　　【上海G20会议】全球经济大管家们都说了啥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战争阴影显现之际，2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试图为应对这些挑战开出药方。以下是26日上午主要与会代表的重点言论：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 *中国货币政策仍有空间和工具；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政策。中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赤字增加。 *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中国仍有大量经常帐盈余，通胀率低。中国外储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不用担心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 *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庞大，去年货物贸易还有接近6000亿美元的顺差，中国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债务问题。债务比GDP目前比例偏高且继续增长，需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股本融资市场（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虽有强烈发展愿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 *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住房贷款应该有大力发展的阶段。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还是偏低的，有的国家占到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 *（各国实行）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在遏制危机，加快复苏上起到了作用。但越用越多之后，效果就会递减。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楼继伟 *必须去除过剩产能；有预算支持安置下岗员工。 *一边是人民群众有高质量、高品质产品的需求，一边是中国人“买断”了全世界，从LV包到尿布，这些产品不是中国不能生产，而是从质量，环境到专利的监管不完善，大家不能放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拉加德 *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低迷现象；呼吁全面及大胆的结构性改革。风险包括信贷周期、资本外流和大宗商品价格；虽然出现风险但我们仍预计会增长。 *IMF强烈建议中国把增长目标设在6%-6.5%的区间；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 卡尼 *要使货币宽松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生效，不能简单地将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货币贬值）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国家。对全世界而言，这种过度储蓄的出口以及疲软需求的转移是一个零和游戏。 *自今年年初以来，金融市场的风险情绪已经大幅恶化。全球经济可能被困在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环境之中。而低利率持续的时间拉长，造成稳定性风险。 法国财长萨潘（Michel Sapin） 萨潘 *中国针对人民币的决定恰如其分，法国希望成为欧洲促进人民币的中心。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巴黎俱乐部的正式成员。 *英国的最佳选择是留在欧盟，英国脱欧公投将引发全球不确定性。 *欧洲央行在实现通胀目标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欧盟通胀率过低，接近于零。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 朔伊布勒 *扩大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未来的危机；反对任何G20财政刺激方案。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达到了极限。通过债务资助的增长会导致经济僵化。 *低油价已经对需求产生了巨大刺激。有关财政刺激的讨论偏离了真正的优先任务。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 雅各布·卢 *G20会议的关键在于使用所有的政策手段； *各国需要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 *中国需要有明晰的沟通政策。 *美国反对以邻为壑的政策； *全球正经受着需求短缺的问题。 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布洛姆（Jeroen Dijsselbloem）： 迪塞布洛姆 *货币政策工具仍有可为； *英国留在欧盟很关键； *中国的改革须是循序渐进的，中国有合适的改革计划表； *汇率应反映出实体经济状况； 欧盟经济金融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 皮埃尔·莫斯科维奇 *G20将着力于强劲的增长推动力； *中国希望在增长路径问题上消除G20忧虑； *欧盟在英国退欧问题上没有备选计划； *欧盟希望英国继续作为一部分留在欧盟。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 乔治·奥斯本 *全球经济风险处在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 *现在考虑“脱欧”可能是最糟糕时间点。 日本财长麻生太郎： 麻生太郎 *G20必须就市场动荡的原因进行交流； *油价下跌对日本而言不是坏消息； *G20将确认希望避免货币贬值战。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黑田东彦 *G20将致力于避免竞争性汇率战； *日本央行政策不以汇率为目标； *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透明的、可以理解的。 澳大利亚财长莫理逊（Scott Morrison）： 莫理逊 *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经济存在“深度关联”（deep engagement）； *双边贸易关系正在“多元化”。 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IgnazioVisco）： 维斯科 *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仍存在沟通问题； *但确信中国政府“知道该如何处理”。[详情]

　　周小川行长会见美国财长雅各布·卢 2016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双方主要就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形势、G20框架下的政策协调，以及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完）[详情]

　　周小川行长会见美联储主席耶伦 2016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来访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双方主要就G20合作、中美两国经济金融形势、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情况，以及美联储加息前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完）[详情]

　　新华社上海2月26日电 题：中国经济“钱景”如何财政部长楼继伟和央行行长周小川给出答案 新华社记者李延霞、韩洁、姚玉洁 26日，Ｇ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上海拉开帷幕。作为Ｇ20中国年的第一场重量级财经高官会议，有关中国经济的话题备受关注。中国“钱袋子”主管——财政部长楼继伟和“金融掌门人”——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上针对舆论关切作出了回应。 推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还有空间 应对全球经济放缓，结构性改革无疑是Ｇ20各成员共同关注的话题。此次会议上，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备受关注，各国期待能从中分享更多“中国机遇”。 楼继伟说，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特别关注改革顺序和配套政策。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时，如果有空间，要先选择带有扩张性、见效快的措施，如简化行政审批、针对性减税、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 “中国目前推动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楼继伟说。 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状态 当前，日本、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都在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也在释放实行负利率的信号。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如何走备受外界关注。在2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央行首次明确，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对于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目前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周小川表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还是考虑中国宏观经济的情况，不会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者资本流动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不会通过竞争性贬值增强出口能力 自从去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结束了过去多年来的持续升值，走出了一波贬值行情。外界关于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议论较多，甚至有舆论诬指中国在打“货币战争”。 对此，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历来反对通过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总体来看中国的出口能力很强大，去年实现几千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我们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来增强出口能力。” 不必担心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 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几个月出现大幅度下滑，其中1月份单月降幅达约1000亿美元。这种势头是否会持续、中国如何应对资本外流 对此，周小川形象地比喻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不像石油的油田储备量是一个固定的数，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而外汇储备像水库里的流水，上游不断地有水进来，下游也不断地流出。“保持我们国家的对外支付能力目前没有值得担心的地方。国内经济健康发展，资本流动出现一时波动后就会逐渐回归理性。” “中国人买断全世界，不是产品不能国产，而是监管不完善” 中国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大看点是提升“中国制造”品质，让更多中国消费留在国内。楼继伟说，一边是中国老百姓对高质量、高品质产品有需求，但一边是中国游客“买断”了全世界，从ＬＶ包到尿不湿。“这些产品不是中国不能生产，而是监管体系不完善，大家对产品不放心。”楼继伟表示，“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加强从产品质量、环境到专利方面的监管和执法。” 去杠杆关键是降低企业负债率 “去杠杆”是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 周小川表示，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关键是要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针对有人质疑央行降低房贷首付比例是否是“加杠杆”，周小川表示，我国住房市场起步比较晚，住房贷款应该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住房需求也在提升。“目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相对偏低，坏账比例也明显小于其他领域，在银行看来，个人住房贷款是比较安全的产品。”[详情]

　　新华社上海2月26日电 题：针对中国经济这些焦点，G20财经权威怎么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6日在上海拉开帷幕，共同探讨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中国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发挥了全球经济“定盘星”的作用，与此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经济减速、货币贬值压力、债务较多等挑战。 那么，G20财长会上的各国财经权威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走势和难点不妨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焦点1：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衰退吗 去年中国6.9%的增速创25年来新低，中国引擎失去增长动力了吗 “6.9%的经济增速在全球依旧很高，中国仍是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来华出席会议的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尽管增速放缓，但中国正在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将激发新的增长动力。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上周经合组织发布预测，大幅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但维持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测不变。 “全球经济低迷形势下，每个经济体都面临挑战，短期增长放缓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为应对长期挑战做好准备。”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贡特拉姆·沃尔夫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中国正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新的潜在动能，重塑一个更安全、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中国经济。 焦点2：人民币汇率是否会“一贬再贬”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近5%。市场担忧，人民币会不会持续贬值 权威部门表示，目前看，人民币经常项目顺差仍较高，通胀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仍很强，从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一国汇率波动是政府针对一揽子货币和市场情况作出的应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央行决策越来越透明，跟外界沟通也越来越畅通。随着人民币加入SDR，我们也期待中国的汇改更加透明清晰。”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表示，在全球货币政策协调中，美元走势非常关键。美国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是当前所有矛盾的核心。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主要是由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和美元升值预期引起的，因此美国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预期引导的义务。 焦点3：如何应对去产能后的就业压力 加快推进去产能、加速“僵尸企业”退出，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壮士断腕难免带来阵痛。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中国财政有预算给予下岗工人足够的支持。”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G20财长会上表示。工信部副部长冯飞此前也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规模为两年1000亿元，用于解决职工安置问题。 与会人士认为，除了财政托底，此轮去产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并不大，中国高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有可能吸纳产能过剩行业下岗人员。 “供给侧改革是项综合工程，改革要讲顺序、讲配套，从而在短期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楼继伟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时，先选择扩张性、见效快的，包括减少行政性审批、针对性减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等。” “对于中国而言，更多城市逐步向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将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从而支持经济增长，并帮助实现更为均衡和公平的增长。”古里亚说。 焦点4：外储月降千亿元是否意味资本逃离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外汇储备继续下降995亿美元至3.2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从2014年6月约4万亿美元的峰值，中国外汇储备至今已大幅减少7620亿美元。尤其是过去3个月，外汇储备几乎以每月约1000亿美元的速度下降。这引发市场对资本“逃离”中国的担忧。 “外汇储备与油田、粮食储备不同，上游有水不断流进来，下游又有水流出去，资本的流动是很正常的，某些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过冲’，但不应把这种‘过冲’当成趋势，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水平，对保证国家对外支付能力没有太值得担心的地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发布会上开宗明义说。 “3.23万亿美元依然是很高的储备水平，现在担忧这个太早了。”古里亚说。 焦点5：中国会爆发“债务危机”吗 随着经济纵深发展，曾经“量入为出”的中国也步入高负债国家行列。政府、企业、居民部门整体债务规模与GDP之比已超过200%。目前，我国信贷增速继续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中国会爆发“债务危机”吗 周小川认为，中国债务水平确实比较高，需要引起警惕，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造成的问题，也要审慎分析中国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样的现象。中国的储蓄率接近50%，股本融资、股票市场发育不够成熟，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还是主要渠道，导致债务与GDP的比例偏高并继续增长。 “中国的确有较高的债务率，但中国有其独特的情况，中国目前有储备也有能力来应对挑战。”金墉说，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债务风险是可控的，而且中国政府负债率较低，中国仍有财政空间来应对挑战。 焦点6：如何看待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周小川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 焦点7：降低房贷首付是加杠杆吗 针对近期央行调低房贷首付比例，有记者提出这是否意味着对个人住房贷款加杠杆。对此，周小川表示，目前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相对偏低，很多国家这一比例达到40%-50%。所以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安全的产品。 “首套房首付比例从30%下调至目前的25%，这个审慎度空间还是够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坏账比例明显小于其他领域。”周小川表示，将来应该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较大的自主权来决定。不同客户首付比例怎么定，价格怎么定。（记者姚玉洁、韩洁、李延霞、有之炘）[详情]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加快向低碳、循环的绿色经济转型。 在2月26日上午的IIF（国际金融协会）G20会议的绿色金融小组讨论环节，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为何涉及绿色金融以及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 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努力 去年的巴黎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获得了全部196个与会国签署。伴随这一趋势，绿色金融正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金融新倡导、新理念，日益受到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各国政府的推崇。 此前，在瑞银2016年年会的“中国绿色金融”环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联席主任Simon Zadek曾向记者表示，绿色融资已经从一个较少投资人关注的话题，变成了一个更加系统性的、央行等金融机构都关注的话题。 对于中国为何会涉及绿色金融领域，马骏表示，显而易见地，中国过去数年来面临着日益严重地环境问题挑战，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据估计需要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年，这一融资需求使得政府开始思考绿色金融。 “若是全部由国家财政支持，仅够所需资金的15%，这意味着85%的资金要由私人机构提供。这就需要金融领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领域。加之中国的金融领域自身也有更加绿色的需求。”马骏表示。 另一项促使中国考虑绿色金融的动力是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需要经济升级，因此，需要更多科技技术。而在绿色领域的发展，可以不断激发新的技术诞生的潜力，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也可以帮助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马骏透露，过去数年，中国已经在绿色金融领域做出多项努力。 “中国已经推出了多项绿色信贷项目（green credit program）。此外，去年中国央行又推出了绿色债券。去年9月和12月央行还先后发布了针对绿色债券的指导方案。”马骏称，“仅上个月，中国就有两家银行申请发行了绿色债券，涉及金额达到100亿元人民币。而在两天前，又有一家银行提出了申请。” 马骏并且表示，此后中国还将拓展绿色金融至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各领域。 26日小组讨论的另一位嘉宾、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晓松从市场的角度分享了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的支持，他认为这两者相互需要。 “2006年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就涉及绿色金融。当前，经济和金融企业的持续发展都需要绿色金融。以不良资产经营处置的方法为主线，支持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他称，“对于需要淘汰落后的企业，我们通过并购重组、企业托管、企业整合等方式，引导其走上绿色企业发展通道。对一些优质企业，我们也利用绿色金融的融资杠杆，促进其向绿色企业发展。” 绿色金融是本次上海G20会议七大议题之一 事实上，绿色金融是本次上海G20会议2月27日七大议题之一。今年1月25日，中国刚接任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央行就与英格兰央行一起发起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并担任共同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承担秘书处工作。 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于1月25日至1月26日在北京举行，讨论了2016年工作目标及研究计划，并决定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识别绿色金融发展所面临主要障碍，并基于对各国经验和最佳实践的总结，分析并提出可提升金融体系动员私人部门绿色投资能力的可选措施，以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 正如马骏所介绍的，去年以来，中国在绿色金融体系和与之配套的绿色融资机制的建设方面动作频频。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十大目标，“绿色”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去年9月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更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研究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鼓励绿色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根据《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国的绿色债券包括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等而发行的六大类债券及其信贷衍生物。 2015年12月22日，央行又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券，供金融机构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支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项目。 截至目前，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债券均已获批。2月22日，青岛银行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产业项目贷款。 2月25日，马骏在上海出席“绿色金融体系：为可持续发展融资”论坛时也曾表示，未来中国将继续推动创新性金融机制，来支持绿色金融，完善绿色企业债市场，推动绿色金融证券化。未来在绿色金融股票指数、碳金融等方面还将加强。[详情]

　　世行行长金墉：G20若实现政策协调将令人意外 文 / MarcoHsu 今天，全球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了中国上海。在全球市场开年大幅动荡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背景下，投资者期盼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推出一些提振经济、抑制汇率波动的举措。不过多位关键人士相继“泼冷水”。 世行行长金墉称，G20若实现政策协调将令人意外，实现G20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是艰难任务。 一些金融机构警告称，一旦会议结果达不到预期，投资者可能就要小心了。[详情]

　　新浪财经讯 2月26日消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上海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开幕致辞，他表示，G20聚焦以下课题：1、关注并积极应对短期经济金融风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2、协同一致推进结构性改革；3、促进投资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4、积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落实推进国际税收进程。 开幕致辞详文如下 各位同事： 欢迎大家来上海出席2016年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自去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接任G20主席国以来，得到G20各方的有力支持。12月三亚财政和央行行长副手会通过了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各工作组工作有序推进。在此，请允许我作为会议主办方，对各位的支持与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G20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过去8年来，G20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经济重回复苏轨道。但复苏进程缓慢且不均衡，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仍然任重而道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结构性改革，扭转危机后潜在产出增速放缓的趋势，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2016年G20杭州峰会将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本次会议将从财金领域为G20杭州峰会做好准备，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反恐融资、绿色金融和气候资金等八大议题，聚焦以下问题： 一是关注并积极应对短期经济金融风险。G20各国将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出现的各种挑战与风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采取必要政策措施来保证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各国将根据本国经济情况，采取有利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切实落实G20增长战略，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二是协同一致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改变危机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产出水平下降趋势，G20国家一致认为，结构性改革是根本解决途径。我们将考虑制定G20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与一般原则，建立结构性改革量化评估框架，鼓励G20各国加快实施结构性改革，形成改革合力。 三是促进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进一步增加全球总需求，改善长期供给，我们将鼓励多边开发机构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引导和调动市场资源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探索多元、创新的基础设施融资工具并促进私营部门投资。 四是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赞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取得的进展，将继续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金融部门改革，落实并继续推进国际税收合作进程，推进绿色融资、气候资金和反恐融资合作。 中方愿与G20各方一起，携手同行，共同努力，推动G20财金渠道尽早锁定各项成果，为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基础，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积极贡献。[详情]

　　李克强向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发表视频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晚向在上海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视频讲话。 李克强表示，年内在杭州举办的G20领导人峰会将围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凝聚共识，推进合作，采取行动。G20成员一是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制定本国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促进自身增长，也要考虑外溢性影响，共同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二是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三是要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李克强指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特别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这其中包括数百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就业稳定，而且有所增加。这表明中国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李克强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将坚定信心，正视困难，综合施策，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广阔的优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壮大新的发展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 李克强重申，我们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李克强最后希望各方充分发挥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优势，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今年首次担任G20主席国，将于9月在杭州主办领导人峰会。此系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在华举办，来自G20成员国、嘉宾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约700名代表出席会议。[详情]

　　 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在上海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视频讲话。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李克强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视频讲话 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上的视频讲话 （2016年2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尊敬的各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中国首次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这也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一次在华举行。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依然乏力，全球贸易低位徘徊，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已，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社会更加期待G20发挥领导力，推动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动力。年内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将围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凝聚共识，推进合作，采取行动。相信财政金融渠道的系列会议能够为峰会的成功作出贡献。 ——我们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越是严峻复杂，就越是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G20成员国在制定本国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促进自身增长，也要考虑外溢性影响，加强相互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我们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证明，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冲破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也可能带来较多的负外部效应，着力点还是应该放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上。在这方面，各国的情况和做法有所不同，总的方向应该是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 ——我们要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希望G20成员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各国一道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这是在经济总量超过了10万亿美元的高基数上取得的，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特别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服务业所占份额超过50%，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这其中包括数百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就业稳定，而且有所增加。这表明中国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将坚定信心，正视困难。我们不忽视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会综合施策，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经济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广阔的优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壮大新的发展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 我们将坚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也将为中国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提供坚实的支撑。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人民刚刚欢度了新春佳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大家携手扎实推进财政金融合作各项议程，充分发挥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优势，为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不懈的努力。 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