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央行行长沪上论剑 周小川：不用担心中国对外支付能力

　　G20央行行长沪上论剑 周小川：不用担心中国对外支付能力

　　■本报记者 胡金华 上海报道

　　2月26日-27日，G20（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无疑给飘摇不定的全球经济注入期望。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从强健平衡可持续发展框架，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金融改革、国际税收等八大议题成为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讨论的话题。

　　“全球经济面临艰巨挑战，G20成员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必须留意潜在产出的放缓，必须深化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增长。G20成员国的改革进展落后于预期，必须促进贸易和投资。”在26日上午会议中，中国财长楼继伟对外表示。

　　25日在上海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样表示，经济存在下行风险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讨论各成员国如何加强团结以及政策的协调合作，从而让全球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并且平衡即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一表态已经为备受关注的会议定下基调。在经济学界人士看来，这也是一场被视为能否终结全球经济即将进入“零和博弈”的大考。

　　全球关注中国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在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成为焦点。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举足轻重，它每次出台的经济金融政策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中国也在进行艰难的经济结构改革，化解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企业杠杆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问题，这些要与国内外市场进行更坦诚和透明的沟通，以帮助投资者形成正确的预期和信心。”2月25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朱宁看来，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国际合作与协调非常重要，中国在过去几年通过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在全球金融秩序重塑过程中，主要矛盾在于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矛盾，以及成熟国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心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之间矛盾。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经济体量和增长速度的改变，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应当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与G20中的主要发达国家沟通，促使他们的相关决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利益和诉求。

　　朱光耀也在25日表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其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美联储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因此要加强政策协调，此次G20会议变得非常重要。他认为，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应发挥作用，从而能有更好的政策组合。与此同时，需要和市场有很好的沟通，让市场了解政策产生的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月日本央行出乎意料实行负利率，欧洲央行亦有可能于3月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英伦银行行长卡尼甚至发出警告，主要央行推低汇率只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问题，各国不应卷入货币战争。

　　“国家不能简单地利用货币贬值来将自身问题带到其他国家，这最终只会是零和游戏。自今年年初金融市场急剧恶化，令市场对中期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忧虑加剧。目前全球经济正受困于低增长、低通胀及低利率的环境中。”卡尼称。

　　当市场认为全球央行已没有货币政策弹药时，在26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给予了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目前，中国经常项目贸易顺差仍较高，通胀处于较低水平，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仍很强。中长期来看供求关系等规律性因素还是会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货币政策时，周小川如是表示。

　　周小川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反对利用竞争性货币贬值促进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庞大，去年货物贸易还有接近6000亿美元的顺差，中国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而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信贷合理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融总量适度增长。鉴于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形势的看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

　　在谈到全球货币政策背离时，他表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每个国家的经济不一样，于是采取不一样的政策。不过最近一二十年，各国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每个国家依旧是为自己的经济做货币政策，但也应该考虑外溢效应，大家至少应该互相通气。目前溢出效应都还在探讨之中，没有定论。

　　“中国外汇储备就像是水库，上游不断地有水流进来，下游不断有水流出。外汇储备不会永远上升，到了拐点之后就会下行。中国外储下降由多种因素导致；不用担心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对于过去一年以及今年1月份中国外汇储备的流失，周小川在会场上谈笑自若。

　　不仅中国的货币政策回旋余地大，财长政策也有不少可施展的空间。26日，中国财长楼继伟表示，中国还有财政空间，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特别关注改革顺序和配套政策。目前结构性改革见效最快的是行政审批简化和针对性的减税，特别是鼓励创新的减税，接下来要做的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加强市场监管，削减过分福利以及去产能等。

　　“新广场协议”是空想

　　就在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前夕，美林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迈克尔·哈内特发了一份声明，称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威胁，与1985年非常相似，因此需要各国政府达成一份类似“广场协议”的协议。此言论给这次会议投下了一颗巨石。

　　“中国主导G20会议时机很好。现在可以说中国有问题，世界就有问题；中国稳定，世界也许不能马上就稳定，但至少是给世界经济的稳定打了强心针。此次峰会比较重要的议题——汇率市场的走势，国际市场对新‘广场协议’有期待。”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钱军在2月26日接受采访时分析，当年的广场协议的重要性是通过各国之间汇率政策的协调，来避免贸易战和美国和全球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广场协议是G5的五个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

　　他表示，通过“广场协议”对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使美元在会后的两年内大幅度对日元和马克贬值，贬值幅度达到40%，以此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诚然，当时的协议是很成功的，但只是局限于几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现在的确有召开类似广场协议会议的需求，但是要达到之前的效果和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比那个时候更加复杂和多元化。”钱军说。

　　钱军同时指出，人民币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对一些主要的货币，尤其对美元有贬值。从2015年8月1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制定更市场化，这是符合人民币加入SDR的市场定价要求的，更市场化的定价就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波动加大，同时朝市场均衡的汇率水平移动。

　　“对于中国来说，第一要和其他国家分享汇率、资本市场、宏观经济的相关政策，阐释我们的目标和方法，以此让G20的官员们对中国有信心，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中国也要和国际市场沟通，让市场也有信心。”钱军向本报记者解释。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日等国的财长，都不认同迈克尔·哈内特的提法。

　　在2月24日，楼继伟曾回应，“广场协议”再度上演只是空想，让人民币贬值的提议也只不过是“媒体炒作”，人民币贬值不在议程上。此后日本官员也表态称，本次会议“不会出现灵丹妙药”；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则表示，在某些方面，当前实体经济的表现其实要好于市场预期，因此在危机不存在的情况下，不要指望上海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去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