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智论坛: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钟正生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赤字率间接涉及到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 第一，关于引导预期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影响下，资本市场的预期并没有起来。比如，去年基建投资差不多超过14%的增速，而在投资资金来源中，非标融资差不多4.4万亿，就是各种各样影子银行的融资。今年年初我们做了测算，假设今年广义财政资金比去年略微增加，如果非标融资还有3万亿的话，今年全年的基建投资差不多是在8%。而今年以来，社会融资里面的信托委托贷款的压缩有目共睹，所以基建投资的萎缩也是触目惊心的，最近才有所恢复。展望明年，如果资管新规的基调不变，即整顿影子银行的基调不变，如果严控地方政府债务的基调不变，基建将维持甚至不到8%的增长。资金从哪儿来呢？只有一个逻辑是，堵偏门开正门！而开正门就势必影响赤字率。如果预算赤字率不突破，同时地方公共财政只能适度扩张，那么基建投资如何才能达到适度增长呢？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又究竟在哪？关于减税降费的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在获得感不强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并不买账。要做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可能背后还有很多大帐要算清楚，至少要给社会公众有大体的交代。 第二，赤字率的问题同时涉及到减税降费空间的问题。我们赤字率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忽略了欧洲关于赤字财政的问题曾经有过非常激烈的交锋。有一段时间，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个叫扩张性的财政紧缩的概念。所谓扩张性紧缩，指的是一个国家赤字率控制得越好，资本市场就会借给你更多的资金，国家就会得到平稳健康的发展。然而，实际结果是，欧洲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二次衰败。这个讨论国外酝酿了很长的时间，欧盟也对此进行了反思，包括在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上做了反思。但是，在国内关于赤字扩张的适宜程度的讨论中被忽略了，我们还是把3%的赤字率作为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禁忌，觉得大国就该有大国财政，而大国财政就应该有负责任的样子，但至于什么是负责任的样子，并未与时俱进地进行探讨。[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与稳增长稳预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研究员、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张斌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财政政策“开前门” 更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堵住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后门，限制了地方政府过度扩张和各种不规范的行为。这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一步。还应该看到，目前的财政预算中对于基建的资金支出安排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财政政策需要扩大赤字率，积极“开前门”。前门开的不够，要么是经济增长遭受不必要的严重损失，要么前功尽弃被迫重新走后门。 下面主要讨论三方面内容。第一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地方债务积累；第二是中国式经济刺激政策的利与弊；第三是债务率和赤字率的情景分析。 一、中国特色的刺激政策 中国的刺激政策虽然举世闻名，但是政府债务率和赤字率非常低。金融危机之后十年，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刺激政策，日本和美国的平均财政赤字率接近百分之七，印度超过百分之七，欧元区百分之三点多点，而中国赤字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五。其他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税收、增加支出）和债务率，加上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式刺激政策是中央政府出项目和小部分资金，然后地方政府找配套资金，加上宽松的货币和金融监管政策。地方政府以政府信用和土地为抵押，通过各种金融渠道获得配套资金，其中资金的主要投向是基础设施建设。简单地说，中国式刺激政策当中，虽然刺激规模很大，但是财政只拿很少的钱，而是凭借地方政府向金融机构借钱投资。 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投向是基建。如下图所示，地方政府承担了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占比高达91%，中央政府做承担的不到10%。 从资金来源看，预算内资金来源占比低，民间投资占比低。2017年基建投资共17.3万亿，其中财政预算内资金2.4万亿，仅占总资金来源的 14%，其他资金来源占86%；民间投资（范围较宽，包括私企和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势的企业）约占24%，其中私人控股企业约占15%-16%。  从具体分布来看，基建分为三大块：一是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过去增长很快，目前逐渐下降，2017年占17%；二是交通运输仓储类，2017年占35%；三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4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卫生、市容、绿化管理共占10%，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占 5%，水利管理占13%，公园和旅游景区占比较多为17%，其余为市政设施管理，占比为55%。基建投资过去十年结构变化的的基本特征是能产生现金流的水电燃气、交通运输类投资占比大幅下降，更难产生现金流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占比大幅上升。 二、中国式刺激政策的利与弊 如何看待这种中国式的经济刺激方式呢？这种刺激政策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美好生活的关键依托，有利于改善城市建设的短板和推进城市化；二是相比较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地方政府在基建投资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性，有助于克服建设项目安排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后面临日益凸显的供求错配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中国式刺激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对冲有效需求不足，是支撑全社会信用扩张的重要手段，是支撑名义GDP（利润、工资和税收）增速不过快下降的重要保障。 存在的弊端主要包括：第一，地方政府竞赛式的过度和盲目投资，尤其在人口流出和经济不景气地区的基建项目经济和社会回报都缺乏保障。对基建投资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当下觉得建设是超前的，但事后回头看还不够，而有的确实存在浪费。第二，举债成本高，债务容易快速积累。相较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成本太高，从我们的估算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积累了大量的债务，2017年高达40万亿，乐观的估算口径也达到30多万亿。第三，建设资金来自金融机构，导致金融风险快速积累，滋生了各种金融乱象和官员腐败的问题。 中国式刺激政策趋利避害，最根本的是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首先，对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缺少现金流支撑的公益或准公益项目和部分投资失败项目应该纳入政府债务，同时剥离能够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行的债务。其次，对于新增的债务，一方面严格执行23号文件，地方政府不能再违规举债，从而降低债务成本，同时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保障合理的公益和准公益类基建支出，保障地方政府在基建支出方面的合理自主性，从而保障城市化进程、合理的信用扩张和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信息优势和积极性。 这些举措会大幅提高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和赤字率，接下来对未来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做几个情景分析。 三、  债务率和赤字率的情景分析 在情景分析中有两个关键假定，一是并表，即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作区分，剥离能够按照市场化方式运行的资产和债务，将不能剥离的部分（公益/准公益项目，投资失败项目）纳入预算，在基建投资的三大分类中，30%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和70%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难以按照市场化方式融资，其余基建投资可以进行市场化“剥离”。二是严格执行23号文件，地方政府不能再违规举债。 第一种情景，剥离并表，赤字率维持在3%，未来十年债务率将稳定在65%左右。情景1不可能实现，因为预算内基建资金占目前基建投资资金来源14%（2.4万亿/17.3万亿，2017年），如果只依靠预算内资金进行基建投资，名义和真实GDP增速会有剧烈下滑。根据VAR模型初步估算，由于基建投资剧烈下滑，实际GDP增速将从2018年的6.2%下降到2027年的3.4%，名义GDP增速更是将从2018年的8.1%下降到2027年的4.6%，GDP平减指数从2018年的1.9%下降到2027年的1.2%。经济增速较情景1中的基准经济增速下降20-30%。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也将使得债务率呈现上升压力。 情景1分析结果 第二种情景：剥离并表，赤字率维持在3%，且考虑到基建剧烈下滑后的债务率和赤字率。赤字率仍维持低位，但是名义GDP剧烈下降，导致政府债务率上升。 情景2分析结果 第三种情景，根据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经验，城市化率70%以前基建投资在GDP中的占比不下降，保持基建增速与名义GDP增速持平。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由财政承担，债务率会从67%增长到112%左右，财政赤字率为9%左右。 情景3分析结果 这个赤字率看起来很惊人，其实过去我们也都经历过。根据相同口径的赤字率历史回溯（即把公益和准公益类投资纳入财政支出），金融危机的时赤字率也达到9%左右。从历史经验来看，赤字率变化对GDP通胀因子非常敏感，通胀因子高的时候不仅是分母名义GDP变大，分子财政收入也更快增长，赤字率大幅下降。 图 相同口径的赤字率历史回溯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利率差值比较低，意味着靠经济增长自身化解债务的能力比较低，但是他们依然使用比较高的赤字率；欧元区的赤字率相对较低，但是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现在赤字率更低，但未必不会产生问题。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仅凭赤字率和债务率不足以评价风险的，如果政府债务增加换来了其他部门的债务下降，增加了总产出水平，则财政可持续性有了更好的保障。 小结一下，财政政策需要“开前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很好的政策，23号文件关上了地方政府举债的后门，还需要放宽前门。否则基建投资将剧烈下降，城市化进程将停滞不前。 第二，增加赤字率和债务率，增加财政赤字显性化、透明化，不增加全社会的债务率，降低未来真实财政负担。 第三，进行基建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匹配投资机制改革，使得基建更好地服务公益和准公益的需要。 第四，避免赤字率与债务率上升引发过高风险的关键不仅在于控制债务率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债务所对应的投资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从过去各个地方投资情况分布来看，投资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或东部沿海区域往往更有效，债务本身也更有持续性。[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减税降费应全面进行 第一，减税降费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税收征管力度加大的背景。今年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基本面给大家的直觉不太一样，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以往的经验是，经济形势下行，税收收入下降。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税收征管的力度在加大，尤其是金税工程和营改增等税改革措施的实施，并且税务部门在纳税评估系统等方面技术上的进步也会产生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减税措施的效果现在还未显现，但是在未来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2016年5月1日施行的新增不动产进项税抵扣，在经济较为低迷时不动产投资较小，但这块对应的税额非常大，未来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部分减税措施的效果可能需要时间评价。 第二，应当全面减税降费。1．增值税。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西欧的增值税税率高于中国，但应考虑中国处在亚太地区，日本的消费税税率也只是在酝酿从8%提高到10%，即使到位，仍然低于中国，而且我们除了增值税还有消费税。目前，我国直接税的比重已经提升，从狭义来讲，直接税比重已经在40%左右，从广义来讲，直接税比重已经超过50%。我一直认为增值税税率应该继续下调，而且需加快速度。今年提出了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措施，但是未给出明确的目标，我认为比较可行的两档税率应该是10%左右和5%左右。 2．消费税。消费税存在税负转嫁的过程，消费税减税对企业和消费者具有很大的意义，可以盘活市场。 3．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应当关注税率调整。美国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税改前是15%—35%，税改后是21%。考虑到原先众多企业适用的是35%的税率。这些企业税率降幅很大，有14个百分点。我国这些年来企业所得税减税措施更多的是缩减税基，研发以及其他成本扣除很重要，下调税率也很重要。 5．个人所得税。征求意见稿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力度超过社会预期。我认为，还应该下调个税45%的最高边际税率，这有利于消费升级，最理想的情况下应该调到25%。如果不能到位，即使下调到35%对刺激消费也有一定的效果。 6．降费。在收费方面，一般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比较透明，但也有一些依托权力以价格形式存在的收费对企业影响较大。 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谈减税的时候如果出台了某个征税措施就可能抵消掉所有的减税效应。 第三，减税需要配套措施。我们可以出台一个减税降费总量计划，比如五年减税5万亿或者10万亿的计划，这样对社会的触动更大，在这样的目标下分步骤执行，减税效果更好。现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减税体现了与市场共渡难关的决心。减税需要勇气，也需要一定的配套措施，一方面可以上调财政赤字率，另一方面可以扩充新的财源。[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肖立晟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减税措施需增强针对性 今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其中2000多亿是增值税，2000多亿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3000多亿是降费，所以大约两成是流转税减税，两成是直接税减税，三成是降费，其余三成与出口退税、进口退税相关。但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大小企业普遍反映实质性减税的获得感不强。 我们分析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普惠式减税规模相对较小，在1.3万亿减税规模中，大约只占30%。第二，降低企业所得税会让企业获得感更强。国内许多商品需求弹性都很低，所以对企业来说增值税转嫁较快。很多企业反映增值税率下调3%，利润增长1.5%左右，而如果企业所得税下调3%，利润增长要高于3%，可能达到4%、5%甚至6%。第三，大规模减税政策落地时间比较靠后，效应还未及时释放，明年减税效果将更加明显。第四，减税的同时征管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企业对减税的感受。 对于下一步的减税降费，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进项税抵扣措施。因为对于部分企业，如研发投入比较高的企业，进项税的抵扣压力较大。第二，从激发企业活力的角度来看，可以根据企业性质有针对性的设计减税税种。增值税减税在宏观层面效果明显，但企业实际获得感与企业的商品价格属性相关，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获得感更深。第三，继续调节个人所得税，着重培育中产阶级群体，将有利于中长期消费升级。第四，目前减税政策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如果想在短期之内激发企业的活力，需要实施更丰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最后，对于中长期税收制度的选择，关键要看强调税收的何种功能。如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动力，间接流转税与企业紧密相关，更能激发地方政府活力；但是如果更强调发挥税收的转移支付功能和促进公平的属性，直接税是更好的方式。[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尚鸣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降费比减税更重要 从微观角度来看，税收已经逐步降低。十八大以来，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财政部预计今年减税降费将达1.3万亿元。从我们公司来看，在2015年之前，每年交的税比例较高，2015到2017年，税收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目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把减税降费作为稳增长稳预期的核心来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关键是减税降费如何实施。 对于企业税费过重的问题，有关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功夫着手解决。去年，娃哈哈集团向媒体提供了所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曾发生过的缴费项目共533项。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涉企收费进行了清理规范，取消、停征和减免一批涉企收费项目，加强和规范了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出台了治理各类“红顶中介”收费的具体措施。这些减免税费政策的出台，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小微企业摆脱当前的生存与发展困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减税政策多是长期性的，减费政策却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削减行政事业性收费比减税更为重要，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现在应该是下决心砍掉其“尾巴”，终结其作用的时候了。 第一，从企业的经营实际看，降费比减税更重要。 首先，中国的非税收入与国际相比较高，美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3%之间，2017年是2.1%，我国2017年非税收入28000多亿，占比是12.4%。 其次，税是透明的，但是费不透明。既有财政系统征收的，又有地方政府征收的，并且随意性较大。自行设立政府性基金项目，名目繁多的附加费，利用行政性事业单位、中介机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形式收费的，有些地方往往是部门缺钱用、发个文件就自行收费了。我们投资的一些项目公司，就遇到地方政府不按国家规定，随意征收较高资源使用费的问题，要求发电企业降低上网电价的问题。 三是费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影响更大。最近，新京报对一篇名为《公司收入200万，税后到手只有2.14万》的网上热文，采访多位专家求证，专家均认为文中涉及的税务虽有部分出入，但整体算法正确。减税降费确实给企业降低了经营成本负担，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付出最多的是人才成本、研发成本、生产能力升级成本、市场推广成本等，尤其是五险一金征收划归税务部门后，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和创业型企业，吸收众多高端人才，员工收入相对较高，公司过去可以按照最低社保缴费基数缴费，但是现在按照实际收入缴纳，费用负担增加很多。 总之，不管是调整税率还是税基，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要注重总体设计；而费是不透明的，所以在降费应多做文章。 第二，要关注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对预期的影响。当前预期不好，与税负过重和收费过多有关系，但是不是有直接关系，还应该定性定量分析。我认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预期、投资预期，特别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影响也很大。民营企业发展一直面临的政策“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现象，多年来都没有有效解决，与这几年民营企业面临的发展困难，遭遇的曲折产生共振，给一些怀疑甚至否定民营企业的奇葩言论找到了土壤，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对民营企业的信心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业务转型发展投资效益看不准，投资新业务信心不足；关键还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体制不够灵活，在粗放式经济发展阶段下形成的发展模式、思维模式还未完全转变等诸多问题。 第三，继续下大力气清理规范涉企收费。要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进行梳理，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归并减免政府性基金和合理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下决心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要建立《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形成目录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凡具备竞争条件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一律放开，不具备放开条件的均列入收费目录清单，严格监管。要坚决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取消、降低部分服务性收费和相关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依法查处各类涉企违法违规收费。严格落实中央和地方已印发的关于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的文件，检查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执行是否到位，重点查处电子政务平台、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等领域违规收费行为，着力消除利用行政影响力收费等问题。[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减税与预期 当前整个宏观经济已出现明显的下滑。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理解，我认为当前可能是存在偏差的，两边都有问题。不是说财政政策不积极，只是当前的问题要从基本面来判断两大政策。财政政策是很积极，我觉得积极过头了，在传统轨道上的积极，比如说地方大量隐性债务怎么来的？不仅仅中央积极地方更积极，导致整体看积极过头了，所以要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式，不能一味地让地方更积极。当前的困惑是怎么调整在传统轨道上运作的两大政策。 我认为靠传统理论支撑的政策思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凯恩斯理论支撑的政策思路就是需求管理，扩大社会总需求，以追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我们现在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实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在调整政策轨道。这说明，我们已在政策制定上与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脱钩，但是由于我们在理论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导致政策制定上的脱钩还在探索之中，想脱钩，有时候不由自主地又回去了，想不出什么新的办法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政策操作层面可能都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地适应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应当有新的政策，新的政策应当有新的理论支撑。因为理论创新没有跟上实践的步伐，导致现在没有这种理论支撑，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政策调整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 关于减税降费，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讲了，要实质性减税、实质性降费，这显然是有所指的。我对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减税降费初步地做了一个梳理。从减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减税。 一是扩内需的减税，二是降成本的减税，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这三种类型的减税也可以指三种效应，减税可能有扩内需的效应，可能有降成本的效应，可能有引导预期的效应，这三层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三种政策目标，一个是扩内需的政策目标，一个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引导预期的政策目标。所以三种类型、三种效应、三种政策目标，这里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政策目标来看，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减税的效应也相应地是不同的。所呈现出来的减税类型也是不一样的。过去主要是需求管理，选择的类型更多是扩内需的减税，之后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选择的减税类型是降成本的减税。当前，我认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预期不稳，大家没有信心，对前景很悲观，所以引导预期应当是首位的政策目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稳”，稳预期放在最后，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其他“五稳”都是以稳预期为前提的。现在恰恰是预期不稳导致了投资、消费以及进出口的下降。当然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影响，但是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都转化为预期的问题，所以当前的宏观政策目标应当是稳预期。 从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选择来看，我们经历了从扩内需时期，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时期，到现在的稳预期。不同类型的减税，其实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扩大内需的减税是总量政策，其目的是要增加企业或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就可以扩大投资或者消费，减税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操作的。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降成本就是重要的内容。以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操作方法就比扩内需的减税相对复杂一些，因为这个时候要对税制要素进行选择，否则降成本就没什么效果。其中税制要素包括税种、税基、税率等等。从广义来讲，好像税收都是企业的负担，比如说增值税。增值税是独立的，它在核算上和企业的成本利润核算是完全分开的，和企业财务会计的核算也是分开的。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按照现有的理论来看并不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现在企业在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大多并没有把增值税分开，合同里的成本和服务的销售价格中都包含了税。增值税每调整一次，都会涉及到企业销售合同的调整，增值税虽不直接构成企业的成本和负担，但是会对企业的成本、利润产生挤压效应。当供求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到底是由企业负担还是由消费者负担？按照现有的税收理论来说，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负担的，和企业没有关系，企业只是代交。然而这并不符合现实，我认为传统的税收转嫁理论比较落后，很难解释我们的现实。 降低增值税有利于降低挤压效应，能减轻企业的负担，尤其在当前产能产品过剩，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所得税的减税是盈亏平衡点附近的临界效应，并不对所有的企业有效。对严重亏损的企业没有作用，因为亏损企业不缴税；对于盈利水平很高的企业也没有什么作用，只对盈亏边缘的企业才会有作用。微利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减税也许就能活过来，生存而发展起来。 当前的形势我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扩内需和降成本的减税。现在应当转到引导预期的减税，然而引导预期的减税操作上更为复杂。因为跟预期有关的是预期利润，只有对预期利润产生影响才能真正的引导预期。减税基，更适用于以降成本、扩内需为目标的减税，但无法有效引导预期，而降税率则更容易引导预期。首先，减税基的政策文件更为复杂，难以让大多数人及时了解税收优惠政策，信息不对称导致一些企业没有享受到优惠；其次，减税基在征管过程中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主观判断，导致减税让很多人的获得感不强，从而无法有效引导预期；最后，减税基是有期限的，到期限后是否继续执行的主动权在于政府，而降税率属于税制要素的变化，经过法定程序后的确定性程度很高。 在减税政策的操作上必须紧紧围绕如何有效引导预期。我认为：第一，从税基式减税转为税率式减税，因为税率式减税透明度高，能够有效引导预期。此外，征管能力变强后可以为降税率提供空间，为税率式减税提供条件。营改增以后税收流失的空间被压缩了，税收征管能力增强。我们可以转向之前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模式。因为在征管能力提升的条件下，就算降低税率也会收到同样多的税，宽税基也同样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降税率的心理效应要更大，可以更好引导预期。现在的减税要从过去做“包子”的方式改成做“披萨”的方式，要摆在明面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引导预期。第二，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因为普惠式减税相比针对部分行业、企业更能有效引导预期。第三，从零碎的减税到一次性到位的减税，累计式的减税，付出的真金白银总量并不少，但获得感不强，预期引导效应弱。 所以当前条件下，我们对政策目标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引导预期时，不仅仅是对投资者，还包括消费者。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影响消费者心理，有一定的引导预期的作用。不过，从整体看，任一个政策的效应都是边际效应，减税的政策效应也是如此，必须通过财政、货币等各项政策协调，甚至政策与改革有机地结合，才能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应。[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旭红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减税降费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实 我想谈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近期我一直持续关注和调研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减税？在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一轮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时所关注的问题。根据10月份的数据显示，虽然我们税收下降了5.1，但是经济指标是向良好的态势发展的。其中更重要的一点是新兴经济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举个例子，消费增长9.2%，但是网上交易量的增长达到25.5%。高新技术企业，三个季度里，无论是在他的盈利能力、创新能力、成长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上都是一枝独秀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树立这样的信心，把减税推进下去，短期内我们不一定能够实现把所有企业的税都减了，但通过这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要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种高新企业引导。而且通过从全球的趋势可以看到，都是以减税作为主导。然而全球也面临共性的问题，就是减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尤其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我们未来要面临且需要突破的问题。 第二，具体减什么税？目前政策导向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全面减税，比如个税是做需求侧的减税为主，增值税减税，企业所得税减税，但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未来我们的主线还是应该聚焦在企业的减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要降成本聚焦的主要着力点是企业。企业最关键是两种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目前比较受争论的是到底应该减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我们可以首先减增值税，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几类企业，一是现在盈利的企业，直接税降低了以后，对他们的效应并没有那么明显。二是现在最需要扶持的企业，就是依然是在运营，但是没有盈利，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扶持这样的一群企业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了企业所得税，但是依然存在增值税。增值税的税负是不是企业承担呢？这也是有争论的，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增值税应该转嫁到最终消费者，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比如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的时候，一百万设备要承担16%的增值税，如果降到10%，购买成本从原来的116万变到110万。所有小规模纳税人进项进成本，不可以抵扣，那么企业层面的降增值税是会对利润产生影响。增值税会有一部分成本沉淀，其中有市场的因素、有企业的因素、有法律环境的因素等导致沉淀。假设我们的增值税到了非常理想的状态，到了完全能够转嫁到消费者，消费者全面降低增值税税负也是减税。 第三，为什么企业的减税获得感不强？我们近期梳理了减税政策，显示国家已经持续出台了多项减税降费政策，现在是政策的问题还是落实的问题？这点需要探讨。积极财政政策有重要的两只手，要么减税，要么发债。但是债与税之间很明显的区别是资金的注入更容易马上见到成效。然而税的作用机制是从政策到制度到税收管理，整个传导过程比较长。到税收管理环节时，征纳双方都要履行相应的责任。我们现阶段企业财务人员的状况是很多企业根本没有税务专门负责人员，部分企业的税务人员政策把握不准，很多政策落地时比较困难，所以政策主导上也在简化税制。此外，税收征管方面，今年税务总局派出36个督导组到全国各地，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减税政策落地，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用互联网+税收创新等手段来降低税收遵从成本，使减税能够简便易行。因此，虽然即使短期内没有马上获得减税红利，但并不代表我们需要质疑政策方向的初心。[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减税的落实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 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减增值税不减企业所得税？核心还是中国税制结构不平衡问题，以间接税为主。要提升直接税种的比重是很难有空间的，比如现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一是征管，二是财产性收入，这个跟收入分配有关系。一般国家财产性收入占居民个人收入至少20—25%，而中国现在很少，所以贡献直接税的可能就比较少。 第二，减税空间的问题。减税降费中，“费”主要是养老金、社保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变，这个体制运转下去，未富先老的社会成本会很高。到2020年，财政每年补贴给养老金得花1万亿左右，到2025年补贴预计达到4万亿，到2030年可能要补贴8万亿左右。核心是我们人口老龄化非常严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方法来前期过渡，我们可以在不变的基础上调降整体的费率，同时扩大国有股权补充养老金，后续延长退休年龄。我们算了一下，如果保证2035年大体平衡的话，男同志退休年龄可能要71岁，女同志可能要到61岁，事实上我们退休年龄要延迟很久。 实际上跟减税空间相关的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的支出是刚性的减不了，政府债务又增加。如果政府债务增加是有挤出效应的，假设我们的货币政策不配合。如果货币政策相应的配合实际挤出效应相对有限，但是长期来看政府债务率一定上升。问题是我们长期政府债务率到底是多少，我个人感觉，全球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较可靠的研究说政府债务率多少是顶，之前IMF有两篇文章说是90%，后来证明计算有问题。我个人相信政府只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明面化，落实到中央财政这块，对未来空间利息支付的压力就下来了。 最终核心是我们需要一系列改革去保证我们减税能够落实，但是如果我们引导市场预期过于期待减税降费，我觉得是进入了误区，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相应的配套改革起来。[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 经过一段观察，我发现虽然大家对减税降费的呼声很高，议论的氛围非常热烈。但是大家所讨论的减税降费不是一回事，都在自说自话。我认为首先应当勾勒出大家心中减税降费的蓝图，所以使用了“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这一标题。 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要对降税降费进行精准的分析，这一定是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因此，把减税降费从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必须要回答五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第二，给谁减税降费？第三，减降什么税费？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 这五个问题是大家讨论减税降费问题时绕不开的。 在过去，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因为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一套经过若干次实践检验的经验来支撑。传统意义上的减税降费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下实行的，彼时积极就等于扩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减税降费、扩大支出、增列赤字三个行动线索。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基于高速度增长阶段和需求管理政策而描绘的减税降费的路线图。 但是，现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考察减税降费的维度从单一变为双元。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这些战略决策。这三个方面的概念或者基本的理论判断都是对应以往的政策的，新发展理念是区别于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区别于需求管理政策，高质量发展是区别于高速度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平台上讨论减税降费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我们需要回答，进行减税降费的目标是扩需求还是降成本，还是两者都要实现。以扩需求为目标时，我们关注总量效应和需求侧，围绕可支配收入进行减税降费，可支配收入提高可以增加消费或投资，最终扩大社会总需求。这是一套大家很熟悉的思维逻辑。但是现在增加了一个降成本的目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时进行减税降费关注的是结构和供给侧，围绕产品价格进行减税降费。产品价格包括成本、税费、利润三个要素，我们寄希望于通过降低税费成本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最终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可以看出，两种目标下的减税降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回答目标是什么。 第二，给谁减税降费，有没有特定和重点的对象？以扩需求为目标的减税降费，瞄准于总量和需求侧，这时减税降费不用区分特定和重点对象，减税降费落实到个人或企业层面都可以，是总量性的减降。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时，瞄准于结构和供给侧，此时只能在企业层面减税降费，调整的是涉企的税费，这时候就必须锁定特定和重点对象，只能是结构性的减降。 第三，减降什么样的税费？以扩需求为目标时，目的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因此所减的主要是直接性的税费。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关注的是企业和涉企税费，并且此时锁定减的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费，只能以间接税费为主，在中国的现行税费制度下，也就是流转性税费。 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税费收入用来支撑政府财政支出，那么减税的同时是否要减少财政支出？根据平衡预算的乘数定律，假设减税100亿，如果同时减支100亿，社会总需求将减少100亿。因此，以扩需求为目的时，减税降费必须以增列赤字为支撑，否则减税降费无法达到效果。以降成本为目的时，则不能以增列赤字作为减税降费的支撑来源。同样假设减少100亿税费，但增加了100亿的赤字，从而增发了100亿国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资源配置格局没有发生变化，都要从民间获取100亿；第二，国债要支付利息，所以总成本有所增加。因此，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减税降费的支撑只能是节用裕民，削减支出。 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是通过制度变革还是政策调整？大家所习惯的是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即当总需求不足时，以政策性的安排来减税降费，当经济形势回转时，减税降费政策停止，回到原来的税费制度轨道上。例如前几年为了促进房地产销售，契税减半征收，为期两年。这种方式是临时性、季节性或者是权宜之计的减税。以扩需求目标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对冲性的、逆向调节、政策性安排的减税降费方式。然而，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只能通过税费制度改革实现减税降费。这两种方式不能混为一谈。 降成本是判断减税降费两个维度差别的标尺。在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的体系下，如果要实现实质性的减税降费，只能以降成本为目标进行减税降费。此时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当下和未来的成本会下降，能够着眼于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如果要的是形式上的减税降费，则可以回到以扩需求为目标，但此时源配置格局不变，并且未来成本会上升，不能真正彻底的让企业享受到降成本。因此，两个维度的差别很大，是否能够降成本是判断两个维度差别的标尺。 在进行两个维度的选择时，必须进行形式判断，即当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是否发生变化。首先，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其次，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宏观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使我们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作出调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着力办好自己的事，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在政策调整方面，以往总是强调在总体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形势虽然发生变化，但当前还是要对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性、稳定性保持一种清醒的预期。具体来讲，第一，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第二，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第三，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第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 最后，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对表，一定要在新时代话语体系下分析问题，即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上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讨论，不能不由自主地回到高速度增长、旧发展理念和需求管理的话语体系中思考。起码在今天，对减税降费的方式我们有两种选择，究竟选择哪一种，还是两者都要，两者都要情况下如何区分主辅，这是当前大家需要注意的。[详情]

　　2018年11月2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四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大力度减税降费与稳增长稳预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白彦锋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减税改革要多关注中低收入群体 第一，税收是感觉问题，是人的主观感觉问题。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减税可能和女同志减肥有点像，很多人事实上很瘦了，但是还是不遗余力的在减。税不招人喜欢，大家都喜欢减税。我们在税收上有这样一种倾向，一方面我们要更大规模实质性减税，另一方面总书记谈涉企行政事业要零收费，这样我们是不是更多依靠国有企业收入转移呢？这是我们的顾虑，我想应该把更大规模的实质性减税和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建设最优税制，打造最优税种，十六届三中全会讲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少优惠。同时可以大幅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45%的个人所得税能不能降下来，60%的土地增值税最高边际税率能不能降下来。此外，我们税种现在有18个，能不能下定决心压缩到十个左右。其中我们税收收入90%以上是由几个主体税种实现的，烟叶税、车辆购置税并入消费税，契税并入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并入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合并并入新的房地产税，这样就有可能降到10个左右。 第二，税收是政治问题。国际减税浪潮里面有真有假，美国21%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好像比中国低，然而这个21%是联邦企业所得税，美国还有州和地方的企业所得税，加总一起算，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实质是在30%左右，反而比中国高。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是个小税种，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5—10%，而我们则占到20%左右。 92年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20多年过去了，有人说我们现在到了垄断竞争的阶段，新时代我们发现收入差距在拉大，中低收入群体工资降低之后，为了维持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要增加劳动供给。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劳动供给。所以我们减税改革是要关注两大类：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减税。 第三，税收是公平问题。个人所得税今年改革之后，虽然免征额提高到五千块钱，但此外的六项附加专项扣除对于工资不到五千块钱的中低收入人群是没有意义的。过去财政部曾经公布一个数据，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两千多万，如果免征额提高到五千，纳税人的数量会进一步减少。那会不会像美国一样引入负所得税制度，中低收入群体不用交所得税，还给补贴，那是不是补贴就把1.5万亿个人所得税收入冲减掉了？此外，这次减税改革之后，小微企业减税了，大概一百万以下的营业额都叫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实际税率就10%，但是个体工商户最高边际税率在35%，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所以在减税过程中不同群体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不公平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优化营商环境。 税收只是企业在综合考量时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公平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感觉的问题，今天我们推行改革要更多的发出学术的声音、理性的声音，这样才能真正把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