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出席并演讲。 沈建光表示，从美国1929年至今的GDP增长可以看出，本次疫情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非常大。但市场认为的“大萧条”，是有点言过其实的。 沈建光认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的经济衰退会否引发银行倒闭，坏账率上升。“至少从目前美国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他们不认为金融危机会发生。不会像08年雷曼倒闭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冻结”。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观察家认为美国的大银行有倒闭风险。当时包括花旗等所有美国银行都面临倒闭风险，所以这种冲击对金融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2008年、2009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是深度衰退，而这次美国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健康，居民的杠杆率比较低。这是美国的情况，最主要还是看疫情发展。从经济基本面看，这次金融市场情况来看要比08、09年确实是要健康，关键是疫情维持时间多长”，他说。 再看中国方面，沈建光表示，一季度我国服务业的表现比工业好，主要原因是金融行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小，网上贷款业务没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三重冲击。第一重冲击是疫情对生产的冲击，2月份基本上很多企业没有生产，3月份、4月份开始复工复产。复工复产后碰到第二重冲击，当时不能生产是供给端的冲击，现在面临着海外需求的冲击。第三重冲击与产业链转移相关，如果产业链转移，则会对中国的电子、机械等高附加值行业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要做好未雨绸缪，怎么样做到抵消供应链外流”，沈建光建议要更加开放，“把对外资的限制，包括对民营企业的限制，能考虑取消的都取消，现在欢迎他们过来而不是还有很多限制条件。我们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把中国经济变得更加有效率”。 在谈及“新基建”时，沈建光表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很多方面是领先的。“为什么第三产业恢复的这么快，这和金融密切相关。网上理财、网上购买保险，增速远远快于平时，在线下确实是受到很大影响，因为现在都不愿意面对面接触。所以网上的发展，今后可能是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沈建光认为，数字经济领域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只有把这块基础设施做好了，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如果产业链要去全球化的全球企业，会把中国认为是更好的、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数字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也更高”。[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出席并演讲。 祝宝良表示，全面分析一季度经济情况，可以发现五大特点。第一是新冠疫情确实对经济冲击非常大。第二是疫情既冲击了供给，也冲击了需求。第三是失业的影响。3月份就业水平比1月份下降6%。第四是对物价的影响。由于疫情对需求的冲击大于供给，使得物价水平不高，工业品价格还在下跌。第五是对收入的影响。企业的利润和财政收入在下降。“为什么居民收入相对来说是增长的，统计局的解释是中央转移支付还是不错的。另外没有工作，一季度还是给工资了”，他说。 “尽管3月份好转，经济可能出现一些小V型反弹了，但是供给、需求两端的冲击，对需求端的冲击大于供给端。还有就业是比较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回到农村去了”，祝宝良表示。 对此，他总结为四个问题。第一，如果世界经济不好，则对中国造成了两大影响，一个是出口影响、一个是进口的产业链中断问题。“中国未来要不要搞进口替代，这个问题怎么判断，也需要从长期来考虑”。 第二个问题，企业经营非常困难。疫情对生产端、供给端的冲击太大。 第三个问题，就业问题。如果第二波冲击到出口，相当一部分的餐饮、旅游、文化行业会传及工业企业和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产业链、技术水平比餐饮、文化、旅游这些产业链的程度，资本密集程度要高得多，这些产业如果一旦出现困难保不住，后面问题就更大了。 “保企业，特别是保出口企业，我认为现在应该摆上议程”，祝宝良表示。如果一季度主要想保中小企业的话，接下来是保工业企业、出口企业，配套的这些企业。 第三个问题，就业问题。目前，存量就业有2600万农民工没有回城，今年还有1300万的大学生、中专生要毕业，就业压力比较大。 第四个问题，财政金融风险问题。如果企业负债表恶化，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再恶化，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这三个问题叠加，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小银行出现大量的破产倒闭的问题。 祝宝良强调，“六保”非常重要。 他建议，第一，要保农村劳动力——2600多万农民工再加上1.2亿非农就业的人，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农村的贫困人口的增加问题，保障农村这部分人最基本生活水平，每个月每人需要500块的支出，用于吃饭、住房的钱，不到1.5亿人。“我主张每人发500块，渠道就是利用农村的扶贫，这是一块政策”。 此外，还要保城镇失业的人员还有相对应的企业。“这一块可以通过离退休机制，利用失业保险机制来做这块群体的保障。这两块加起来应该有5000亿的水平，这个事儿要快点做”。 第二，保企业，不要让企业的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可以很快恢复生产。祝宝良建议，可以采用注入资本金，同时减税降费政策继续落实，降低其生产成本。 “还有供应链不要断太多，国内能替代的企业给他们必要的帮助。另外扩大制造业投资，民间的制造业投资今年很难，要保必要的制造业基建投资维持经济运行”。 “今年财政政策一定要加大力度，我们的货币政策今年还是不错的，目前为止启动很快。财政政策应对困境这一段时间也做的很不错”，他说。 在提及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时，祝宝良强调，抗疫特别国债不能用在融资上，应该干三件事：一是设立纾困资金，给企业注入资本金；二是解决中小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注资中小银行让其有放款能力；三是想办法留一些钱注资IMF，通过IMF的渠道，帮助发展中国家。 在谈到扩大消费时，祝宝良表示，“我支持现在城市里发消费券，这块消费不是贫困人口的，是为了扩大消费支出的”。 “长期看就是改革开放，今年增长的目标我建议增长在3%，通过这个目标来稳定我们的经济”，他强调。[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当前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影响时，赵晋平表示，中国经济在承受着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萎缩的冲击，甚至可能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将对我国的出口、对国内的生产造成非常巨大的冲击。“我们绝不能认为冲击只是来自于需求方，供给方由于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可能超过以往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受到的冲击和影响”。 此外，赵晋平认为，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紧缩程度的影响，要远超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两三个月时间内还是半年时间以上，都会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涉外经济的影响超过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从全年来看，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双下降20%左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第三，赵晋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此前一些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是二者叠加的结果。“这为我们在谋划对策，特别是谋划疫情后的经济对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在谈及外贸企业时，赵晋平表示，他们正面临巨大困难，既有定单减少带来的损失，也有在国外停工停产加剧背景下的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不排除很多客户濒临破产甚至陷入停滞状态，那么企业会承受巨大损失。正常经营活动无法展开，货款回收十分困难，中国企业资金链中断的风险明显上升”。 如何应对疫情冲击呢？赵晋平认为，关键是两个字：扛和调。 他认为，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内需市场会为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提供许多重要机会。那些对国外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依赖程度比较大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也需要在进口替代方面加力，实现供应链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商品结构上，一般在危机状态下高端的消费品或者投资品的需求会明显减少，但中低端的必要的生活品、必要的消费品，特别疫情背景下，涉及到与人的健康、医疗器械、药品有关系的领域，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量存在，这是企业“扛”过去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调研表明，一旦疫情结束后，市场需求会出现报复性增长。“比如IMF预测2020年1.2%，但2021年它的预测是9.2%，这充分说明疫情之后报复性增长可能为扛过去的企业带来的新机会”。 赵晋平也强调，政府的在非常时期需要有特殊政策，特别是扶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方面，要帮助他们挺过这次危机。 第一，外贸方面，要把稳增长的预期目标转向稳份额，并且有所上升。“这足以证明我们困难形势下还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事实上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在全球的地位还是上升的，这是我们认识当前形势，特别是确定我们预期目标的一个重要思路”。 第二，政策的出发点和着力点要围绕着企业的“扛”和“调”去构筑。首先，政府应该努力实现保企业的政策目标，税费减免政策的实施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实施的时间应进一步加长，这有助于稳定企业，真正帮助企业能够扛过这次危机，并且有新的成长。“我认为，保企业是重中之重”。此外，他还提出保员工、保就业、保渠道、保订单以及保覆盖、保资金、保研发。[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中银国际研究董事长曹远征出席并演讲。 曹远征表示，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防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中国在武汉的经验是三个月，现在看全球疫情至少超过三个月以上。即使有拐点，拐点也不是往下，而是拐平”。 他认为，疫情程聚集性暴发态势。第一波发生在中国，第二波是欧美、第三波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这对经济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疫情扩展到亚非拉其他国家，对中国能源原材料供应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铁矿砂、有色金属，比如铜、铝这些占进口比例非常大，而这些资源供应受到影响，也会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挑战。因此冲击是继发性的，一波压一波的，我们可能疲于奔命”。 曹远征还认为，从全球情况来看，疫情很可能已经进入到自然免疫阶段。他以全球医疗资源的“千人床位数”作为参考依据，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究竟有多大。 据其介绍，据2018年数据，G20中，日本的千人床位数最高，为11张左右，其次是韩国和德国。中国在G20中排名第8位，平均为4.6张，意大利排第10位为3.4张，美国仅有2.9张，千人床位数最少的是印度，只有0.7张。 “当感染率超过千分之一，医疗资源就紧张，当感染率超过千分之二医疗资源就会崩溃然后出现死亡率飙升。美国现在的感染率达到2.3%，也就是说美国的医疗资源很快就会出现挤兑，这时候已经没办法防了，它自然就会到自然防疫模式，就是群体免疫了，医疗资源是减缓高峰，而不是说能防得住”，曹远征告诫称，很可能现在全球进入自然免疫状态。“换言之如果没有疫苗的出现，疫苗不能大规模的有效使用，疫情是扑不灭的”。 “现在看来，政策已经转向如何对付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伤害和疫情次生灾害，这是我们对疫情的评估”，他说。 在中国经济方面，曹远征强调，现在依然有潜力，最重要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发展空间，“理论上说，如果城市化率不超过75%以上，经济增长过程不能结束，中国还有20%的农民工，如果这20%的农民工真的进入城市，短期消费能力得到释放。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来扩大内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方向性的”。 关于要素市场改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形成内需扩大的体制机制，尤其是最终消费的体制机制，曹远征说，“文件中对户籍、土地、人才有很多的改革，会形成一个好的机制，特别是大湾区、京津冀，在中心城市能不能率先落实”。 在谈及中国经济面对的风险时，曹远征强调，供应链、产业链固然问题，但更应该有底线思维，在资源和粮食上做准备，尤其是粮食安全问题。“现在要不误农时，把该耕作的土地都耕作起来，增加国内的粮食安全”。 关于今年的经济增速，曹远征认为，“希望政府把目标稳定在3%左右”。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如果经济增长低于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就业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第二，即是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是逆周期调控的需要。第三，这是三大攻坚战的一项任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短期政策来说，应该是把GDP稳定在一定水平上，比如3%。那么这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扩大出口等等，用刺激性的政策稳定在一个水平上。中期来讲，尽快启动改革。以要素市场化为导向，尽快启动改革”，曹远征说。[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出席并演讲。 陈兴动坦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他认为，新冠肺炎越来越严重，打破了人们的预期。 “现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暴发了疫情，很可能第一波控制下去后，第二波、第三波（又起来），疫情的控制不取决于中国、不取决于发达国家，取决于最落后的国家，取决于医疗卫生条件最糟糕的国家”，陈兴动表示。 “有人认为可能不仅仅持续到2021年，可能最终导致自然免疫，无可奈何的走向那个方向，那问题就比较严重”。 谈及疫情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陈兴动表示，两个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者行为，也改变了政府的行为。在其看来，两者的合理可能削弱全球经济基本面和全球的经济合作，使得反全球化进一步加大，“这对经济打击相当大”。 陈兴动分析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2.5%，美国为-5.7%，欧洲为-8.3%，日本为-4.2%，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则为-2.2%。 具体到中国方面，他认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外需不足应受到关注。受疫情全球暴发的影响，各个国家都按下暂停键或停止经济活动，对外需冲击很大。“中国二季度、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将遇到很大压力”。 “中国相比较于其他国家，条件是比较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阻碍”，“国内的确需要有比较大的财政政策拉动，然后货币政策跟进”，陈兴动表示。去预计，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为2.5%，“通货膨胀肯定不是大问题，通货膨胀是从现在开始往下掉，从PPI角度会出现衰退”。[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在发言中指出，这次疫情冲击经济的几个特点： 1、这次经济大幅下滑，是由于一次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而非经济内部出了问题，如需求严重不足、杠杆率过高等。这是与以往金融或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 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长，生产能力受损有限，疫情过后可出现V型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或生产能力受损严重，反弹就不那么容易。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之外，尽可能减轻生产能力受损，保护生产力，是短期政策的重点。 2、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以往遇到经济下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花钱搞投资，特别是搞基建投资，这与当时的增长阶段和经济结构有关。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比重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居民消费比重为49.5%。这组数据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 3、第二波冲击大概率大于且长于第一波冲击。预计海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加大，将会成为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波冲击。有关研究推测，中国进出口全年将会出现15-20%的下滑，其中服务贸易降幅更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只要净出口不出现大的负增长，对国内增长影响有限。这在正常增长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出口短期内下滑幅度过大，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停工停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消费、投资和就业。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影响到0.2个百分点左右的GDP。近期有关信息显示，外贸企业订单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已经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出口从高点下降了30个百分点，带动GDP下降了7个百分点  。 第二波冲击何时缓解，直接取决于国际疫情走势，而国际疫情有三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一，美欧日等国一段时间后出现拐点，但在现有管控模式下，可能难以像中国一样短期内清零，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尾部；第二，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爆发期；第三，疫情是否会跨年度甚至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第二波冲击在时间上将会大大长于第一波冲击，带来的增长减值也大概率超过前者。 4、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了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 应对冲击的短期和中长期政策 1、增长目标可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 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并适应这一个现实，即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疫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需要支付一个“战疫折扣成本”，就是说，总是要拿出部分资源去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经济难以开足马力运转，实现潜在增长率。 对增长目标的评估也要相应调整。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就是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采取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这次疫情冲击也是全球性的。与以往相比，如果这种比值是稳定或上升的，表明中国经济表现是好的，反之则是差的。以差值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就是5.5%，是高于去年的。 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相对增长率是一种评估增长状况的方法，而不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增长目标指标。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模式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施增长目标。 关于今年的增长目标，建议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国家层面可以提出增长目标要求：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动摇，力争可实现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成果。但不提出量化增长指标。 省级政府可提出量化增长指标。好处是：从各自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调动各省的自主积极性；引入地方竞争。国家建立各省发展状况全面评估和激励机制，有关支持性政策与各省发展状况挂钩。 2、用对受困企业员工发放工资补贴或消费券的办法兼顾救助企业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到底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发放消费券，还可以讨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就发到居民账户上去了。我们的短板是低收入人群识别和补贴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数字技术发展到目前水平，搞这个“新基建”应该不难，当下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个补短板机会。短期内，可以利用已有的渠道信息，如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城市社保体系中的低收入人群、个税申报系统等。这种补贴至少要注意三点：确实补助到低收入人群；尽可能多地去消费；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适当大的量，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要给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救助企业的资源要均衡使用，子弹不能一次打完。第二波冲击刚刚开始，峰值和尾部在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部分，如果这部分企业倒下，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难以估量。要把救助资源的大头放在这个领域。 近期地方政府发消费券，主要是刺激当地消费，普遍或抽签式发放，并非直接针对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与救助初衷有一定距离。 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可与救助企业结合起来。对受困企业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员工，由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工资货币补贴或无过多限制的消费券，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这种办法能较好解决低收入人群识别问题，特别是救助城市无法纳入统计体系但很需要救助的农民工。这样就可以把稳企业、稳就业、扩消费、降成本几件事情结合起来，使政策更好地起作用。 3、投到哪里比投什么更重要。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以要素市场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目前讨论投什么的较多，其实不论消费、投资都有潜力，关键是投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机制去投。 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用一句时尚的话语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要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新的产业投资，这些不仅可以带动消费，也可带动大量投资。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期热炒“新基建”概念，从体量上说，基建投资的主体还是所谓的老基建。其实，不论老基建还是新基建，投对地方都是好基建。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回到现实，都市圈建设面临不少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发布后社会反应积极热烈，对解决都市圈建设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可以说恰逢其时，切中要害。这也再次说明，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建议以落实中央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包括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名誉会长高尚全出席并演讲。 与时俱进创新开会方式 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由线下改为线上视频召开。高尚全对此表示，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因疫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开会的方式也必须适时改革创新。 此前，全国两会宣布推迟召开。高尚全就此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扩大“人大”应变决策机制。第二，用5G网络技术改革传统的开会方式。第三，把节约下来的费用支持武汉抗疫。第四，提高信息的知名度。 信息资源是一种要素，应当自由流动才能促进社会的价值 高尚全表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资源应当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互联网时代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必须把信息要素作为其他资源一样，促进其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有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对信息要素的流动进行了限制，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建立合理集中、有序分散的决策机制 高尚全认为，本次疫情当中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有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决策，应当由人民群众自行决策，因此应建立合理集中、有序分散的决策机制。 “实际上，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他强调，要重视市场，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要在各个重要领域战胜各种挑战，就必须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能动性。 保障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进出口贸易大国，外贸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但本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的供给和需求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疫情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遭受到巨大负面冲击，居民消费大幅度下滑，并导致企业对上游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供给也受到了极大地冲击。 在高尚全看来，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等举措使劳动力短缺，各行各业的停滞和无法复工，导致各国的供应链中断，并且可能带来产业链中断，对我国乃至世界产业链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他称，美日政治家提出的“制造业回流”号召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不会的成功的。在中美贸易摩擦激烈的时候，美国特斯拉新能源电动汽车制造厂落户中国上海，这是美国“不是政治家要怎么样，政治家说不算，因为市场说了算”。[详情]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出席并演讲 彭森表示，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彭森表示，虽然，我国抗击疫情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任务很重，特别是国际上疫情的蔓延和发展，第二波、第三波的暴发可能引发的各种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形势非常严峻。 他强调，一方面需要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宏观政策如何调整，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如何用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来破解当前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