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上海不了情
“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尤其是上海的教育，态度认真方法又好。上课的时候，老师只能背对着我们弹琴，并把一个大的圆反光镜挂在钢琴的上面，通过反光镜看我们，然后说，刘明康不要讲话。”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白薄荷
对于四海为家的人来说，其实很难找到所谓故乡的概念。
刘明康的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安徽人。但他们很早就离开了那里，籍贯意义上的故乡似乎只是个遥远的影像。刘明康在上海出生，后随着父母搬迁到很多地方，四海为家的生活让他对故乡这个词变得有些陌生。但在他的心里，他的出身地上海还真的是个特别的地方。
“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尤其是上海的教育，态度认真方法又好。”他眯着眼睛陷入了回忆，“美术课老师除了讲透视光线等基本功外，还给我们专门安排了很多时间到外面写生画画，每次外出的时候都很高兴，大伙儿欢天喜地跑到外面，来往的行人、人力黄包车、工人师傅都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
“那时我喜欢会跑到横浜桥上，看到有人力运输车过来就帮忙推上去。我还把这样的场景画了出来，结果拿到满分，让当年那个小小的我觉得满足而自豪。”
刘明康到现在都记得老师是这么鼓励他的，“这是从生活上来的例子，在寒冷的冬天帮拉车的工人师傅上桥，不但注意到衣服和棉帽带子被风吹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且画的背景里还有很多卖小吃的店面，街边挂着的烧鹅店等这些细节让画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刘明康笑称，画里的那些小吃店都是因为当时馋得要死，老注意街边的糕点店烧鹅店的结果，但老师的肯定激发了他很强的学习积极性去观察生活。他说后来去别的地方读书才知道这段经历的可贵，因为那时其他地方上课的老师不太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没有互动和鼓励，简单地上完课就走了 。
小时候愉悦的学画经历，让刘明康很多年后还保持着作画的习惯，让他受益至今。我想倘若不是在上海接受那样的美术教育，恐怕很难有现在他对画画的这般热爱了。当然，也有他不喜欢的课程——音乐课。
“音乐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一定要用钢琴，因为钢琴音域最宽，音准也好。一上音乐课的时候同学们就把小钢琴抬过来，钢琴很高，老师在钢琴后弹琴，看不见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因此老师只能背对着我们弹琴，并把一个大的圆反光镜挂在钢琴的上面，通过反光镜看我们，然后说，刘明康不要讲话。
最痛苦的是上课的一开始老师就会发一张卷子，上面印了五线谱，要边听钢琴边把正确的乐谱写在上面。天哪，我现在才看到电视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歌手PK时才这么考试，那时我们才小学！”
当时的埋怨，现在刘明康想来确实感恩，“其实这就和吃橄榄一样，时间越长越有味道，严格敬业的教学态度让我从小就受到熏陶，所以现在做事才会很认真，这是非常好的文化精神给人的力量。”后来刘明康离开上海，走了很多地方，但他发现不管收费低的还是高的，不管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种严谨敬业的态度已很少看到。
回忆起故乡，我想刘明康大概永远也忘不了那时上海街边香气飘飘的烧鹅店，忘不了小小教室里弹钢琴的老师的背影，忘不了在寒冷冬天街市上写生画画的自己吧。
陈绍鹏：过年回家让人向往
“一年回去一次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想念家乡，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想念父母和家人，那种感情特别强烈，有时候想想甚至会流眼泪，眼眶止不住就湿润起来。”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者 波波夫
“今年特别想回家过一次年，回家就是最好的休息，整个人非常愉悦，精神得到很好的调剂。”
2014年春节，算上来回路上的时间，陈绍鹏在家一共呆了九天，这也是他近十年来在家呆得最久的一次。以前主管联想集团国际化业务时，陈绍鹏是出了名的出差狂人，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只能在春节里挤出时间回趟老家，住上一两天。2012年，出任佳沃集团总裁，陈绍鹏走上了“务农”之路，因循农业的“因时而动”，他也得以腾挪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一年回去一次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想念家乡，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想念父母和家人，那种感情特别强烈，有候想想甚至会流眼泪，眼眶止不住就湿润起来。”过了四十岁之后，陈绍鹏的乡愁愈发浓郁。“这几年，对家乡原来那种特别原始的那种山区生活，村落生活，越来越怀念、眷恋。”
陈绍鹏老家在甘肃景泰，黄河穿境而过，当大半个中国都在为雾霾所困扰着，景泰得益于工业化的姗姗来迟，依然保持了一片青山绿水。
六岁以前，陈绍鹏在景泰的深山长大，从那里到县城坐马车得整整一天。大山阳面的平台上坐落着高高低低的村落，周边就是梯田，对面的山里是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小时候，他经常去山里采野果，拔野葱野韭菜，“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些叫什么名字，非常好，还有一些马刺花，那些花都很香很甜，季节到了就边采边吃。”
六岁那年，陈绍鹏一家搬到了离县城十里地的灌溉区，但童年的快乐依然如旧。“小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景泰，地处大西北，冬天很箫瑟，什么绿色都没有，但是春夏秋都还是绿油油的，旁边都是田地等等，觉得特别快乐，整天有机会在田野里玩，放学了也早晚都在田野里玩。”
尽管陈绍鹏管理的佳沃集团旗下的蓝莓和猕猴桃产品，已经在市场占据了领先位置，“柳桃”几乎家喻户晓，但是他依然怀念故乡的味道：“景泰的土豆又大又沙，整块土豆直接蒸熟了，然后拿勺就蒯着吃，经典的夜宵就是烤土豆、蒸土豆、煮土豆。”对于故乡的美食，陈绍鹏几乎数不过来：炖的山蘑菇、腌制的野沙葱、还有远近闻名的景泰黄冠梨。
除了味觉的记忆，家乡让陈绍鹏最不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淳朴和自然的感情。最近十多年，家乡变化巨大，水泥路铺到了家家户户的大门口，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几乎了每家标配，过去吃又苦又涩的水窖水，如今都换成了自来水。但是西部农村浓郁的人情味一点也没有变。
陈绍鹏在大家族里有11个兄弟，7个姐妹，陈绍鹏排行老六，年三十，一大家子人都聚拢在一起，婆姨们围绕着灶台剁馅儿、揉面，汉子们则一旁打着下手，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从初一一直到初七，“这天在这家一整天吃喝玩，明天到那一家。”这时候，“过年就成了一件特别让人向往的事情。”但是，春节也只有短短的不到十天。如今，陈绍鹏的双亲均已年过八旬，他这两年回家的频率也从一年一次变成了一年三四次，一般都是周五晚上走，周一一早赶回北京，来去匆匆。
无忧无虑的童年，和睦的家庭氛围，也塑造了陈绍鹏天生的亲和力。被同行喻为“能把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的超级推销员，在联想集团时，陈绍鹏领导的部门曾经创下年增长超过400%的理想销售记录，如今佳沃猕猴桃、蓝莓也是供不应求。“出去拜访客户很少会吃闭门羹，一般都是比较容易得到信任。”陈绍鹏说，这可能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家族和家庭的氛围和当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景泰的乡土文化的影响。
王巍：还原历史才能有真正的乡愁
“我们这代人很阴暗，这个阴暗是因为社会给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冷漠、麻木，而且善于阶级斗争，深沉，不开朗，这些是我们的底色。”
文/新浪财经北京站记者 丁蕊
王巍出生成长在沈阳，他自称是个小户人家。他说大家对少年时代会有千千万万的印象，会有幸福、儿时的童真、马路上打牌推铁环。但对他而言，八九岁到十八九岁的“沈阳时光”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至今留给他最主流的回忆是一种恐惧感和社会的不安定。
于是，缘于回乡的感慨，王巍陆续在微博上发了些动荡十年的“身临其境”的见证。
饱览群书，属于文艺青年高阶的王巍聊及乡愁的时候偏偏不言山水，对他而言，乡愁在此时的心境下对应的就是少年时代的阴影。至今回忆起来，他会说，“我们这代人很阴暗，这个阴暗是因为社会给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冷漠、麻木，而且善于阶级斗争，深沉，不开朗，这些是我们的底色。”
在王巍的童年印象中，沈阳是混乱的秩序，布满路障的街道，整日的示威口号和枪响以及对于孩子而言更为恐怖的现场。
“你能不能把时代留给我们的底色进行改变，变的更加阳光，说实话，不造假，这需要一点点自己学习。”王巍如是反思。
王巍在诉说少年时代遭遇的“浩劫十年”时会说自己没有安全感，身处其中的同时代人从小就紧张，而这种心理暗示会伴随其一生以至于他自认为那代人的思维跟正常情况下都不同。当然这代人使命感会很强，愿意改造别人，愿意制造矛盾搞阶级斗争。
“这一代老人五十岁了，无论怎么样，即便是做企业，在管理公司时，内心充斥的也是制造矛盾的思想。因为从小学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在俞敏洪认为故乡已经散场、毛振华怀念故乡池塘以及冯仑通过老芳的段子来诉说乡愁变迁的时候，王巍说能不能记录一个真实的事件和场景才是乡愁产生的真正源头，否则现在的很多描述都是意想。
王巍有点愤青，他说文学上的乡愁和感性的乡愁都是虚假的，真正有价值的乡愁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我们这代人始终在一个不真实的环境下生存，不仅 仅是文革，包括二、三十年前很多影响我们这代人成长的重大社会环境都是虚伪的，现在回顾过去有怀念有讴歌有谩骂，但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他还题外话的继续“愤青”一把，继续怀起金融的旧，“金融在150年前还是大众的，货币都可以自己制造，钱多了，打成银佛，钱少了，把银佛化成银元”，到现在金融被垄断，变成了国家政策，变成了安定团结，金融调控手段，金融和老百姓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
毛振华：待我鬓染白霜，做乡绅可好？
“现在梦到的东西，还是小时候的家乡情怀。这些情怀到现在还伴随着我，从农村到武汉、再读书，再到国际上到处跑，经历了很多事，一直都丢不下。”
文/新浪财经北京站记者 丁蕊
毛振华在洞庭湖边的长山村长大，数不清的湖泊、河流，阻隔了乡村通往外界的道路。没上大学之前，他只去过两三次县城。从村里到县城，要经过四条河。那时候，没有公路，也没有公共汽车，完全靠两条腿儿和自行车。
这些年，毛振华回到村子，跟外界的世界相比，变化不大，“还是很落后”。当年，毛振华一点也没觉得村子的贫瘠、闭塞，相反，那是人生中的一段黄金时代。
毛振华在村里生活了15年，到了50岁，梦到的都是那个时候的事情。“现在梦到的东西，还是小时候的家乡情怀。这些情怀到现在还伴随着我，从农村到武汉、再读书，再到国际上到处跑，经历了很多事，一直都丢不下。”
你问毛振华的乡愁在哪儿？他踏一踏脚下。那是土地。回村的时候，毛振华每次都回去家里的田地看一看。那是他十多岁时，分田到户分到几亩地，现在当他带着孩子走过田埂，告诉孩子这是家里的地时，孩子只是“哦”了一声。没有同样生活背景的人，难以领会毛振华对土地的那份感情。有一次，毛振华说百年之后，还是想在村里落叶归根，妻子反问他，村子山高水远的，孩子们怕是难得回来看一次，想法太荒谬。
从乡村走出来的毛振华，1979年，15岁时就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系最小的学生；24岁时已成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28岁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并把中诚信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公司。传奇经历背后，毛振华家乡情结浓厚。有一次，毛振华去福建龙岩看土楼，他就感叹，那时候的人发达之后，不忘根在家乡，投入大笔钱财盖房修院。
2007年，毛振华三兄弟，向母校长山小学捐款300万元，用于改扩建校舍。毛振华的母亲彭慧芳在这个乡村小学教了一辈子的书。新校舍落成后，学校更名为惠芳小学，同时设立惠芳教育基金，每年出资20万元奖励、资助家乡吉首市有突出贡献的20名优秀教师和50名贫困学子。
毛振华同时还担任湖北楚商联合会秘书长，2013年楚商大会期间的签约投资总额达到6240亿元。2012年9月，他个人捐资5000万元人民币，在武汉大学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大楼，为武大120周年华诞送上一份大礼。任志强评说：“500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毛总一个农村孩子，15岁上武大，如今感恩之情难以言表。”
家乡也日益成为毛振兴二次创业之地。2011年8月，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数据中心正式落户光谷。毛振华说，在武汉设立数据中心，是在湖北的一个产业调整。在大数据时代，希望数据中心未来变成一个金融创新的部门。“未来会对这些后台数据进行二次开发，这些是未来二次创业的基础，我们很有可能把二次创业放在武汉了。”
刘晓光：乡愁还在家乡没了
“我想爹，我想娘，我想我的家乡，结果找不到我的家乡。”
文/新浪财经北京站记者 丁蕊
硬汉大叔面庞的刘晓光经常通过诗歌表达自己柔软的内心。
围绕着乡愁这个话题，在冰天雪地的亚布力论坛上，刘晓光翻出此前在回乡高速上掠影乡土时写的随想：“我想爹，我想娘，我想我的家乡，结果找不到我的家乡。”
刘晓光的老家在河北定州，在他看来，所谓乡愁，要先有“老家”的概念。因为有老家才有乡愁。但他说“我没有老家，因为家里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地主，老家的房子也分了，地也分了。”
去年他曾和家人一起回乡寻根，找了半天才找到，原来的地方都被建成了学校，村里大队搞了出租房。
对于刘晓光而言，乡愁就是老家村口的上马石，但故乡的愁很淡，更多的是十五六岁时长白山下的军装时代。
现在，刘晓光领导的北京首创集团是一家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公司，业务涉及房地产、金融、水务等六大领域，他旗下的企业在做城市的开发、房地产的开发，但在乡愁的语境下，他思考的是下一步城镇化的软系统和与传统文化的平衡。
回望“难忘日间禾苗香，最忆夜半月如霜”的乡土，当代人更多的是一种从故土走出来后对于家乡的“发展真空”。
从乡里出来、当过兵又生活在大城市、掌管大型国有资产、有着多重身份经历的刘晓光，现在思考的是“现代乡愁”：中国的乡村和未来的小城镇现在愁的是什么？所在地的人愁的是什么？从乡镇走出来的人们追求的又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软系统问题，也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否则，“农民上楼了，也没有文化的问题，也没有人性的概念，农民搬进城镇也很痛苦。”
刘晓光认为，农民的新村，都是新瓦新砖，可盖起来是无序零乱，政府没有帮助农民进行设计，何谈“最美小城镇”？21世纪的中国乡村应该美丽起来，市场配制还有很多点点线线，农村的建筑还需要政府的扶持、帮助。
“搞点农舍的设计方案竞赛，那能花几个小钱，设计费就是十几顿饭几条烟。”刘晓光觉得，中国乡土的传统文化要尽量保留，比如说村子里吃大锅饭，到了节日乡里共同庆祝摆个百桌宴，还比如说要有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和诚实的乡人品格。值得赞美的是广东农村的水面，“群群白鹅划水，叶叶打渔的小船，案那边是排排渔尾缕缕炊烟。现代化的高速路，高铁，核电，风电，和粤南古朴的乡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南广东一副优美的画卷。”
陈九霖：常深夜悄悄回到故乡
故乡的味道在变。但亲情依然。这些年，父亲就是那根把陈九霖和故乡宝龙村紧紧栓在一起的红线。无论是在北京初涉职场的日子，还是在新加坡中航油坡总裁任上，抑或樟宜监狱的铁窗岁月，父亲长久以来都是陈九霖的精神支柱之一。
文/新浪财经北京站记者 丁蕊
更多时候，陈九霖是在深夜悄悄回到家乡——湖北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
在那里，有80多岁的老父亲。陈九霖的父母曾跟着陈九霖在北京、新加坡先后住过十年，但老人家“离了老家总是不太习惯。”于是，前些年，陈九霖给父母亲在村里盖了一个两层楼房，垒起院墙，种养竹子，老人们告别城市生活，重新当起了“陶渊明”。
2005年，陈九霖母亲离开人世，此后，老父亲依然住在农村老家，不愿回到喧嚣的大城市。“家里的两张八仙桌，每天都有一帮父亲的老伙计在那里打牌或搓麻将。”
父亲曾是公社书记，有威望、人缘好，陈家天天人来客往，每天都有客人在家里吃饭，俨然成了宝龙村的乡村俱乐部。
陈九霖是宝龙村的一面旗帜。村里人教育小孩要有出息时，就常常拿陈九霖作例子。陈九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三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他村里没有第二个考上北京大学的，更没有人像陈九霖那样取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每次回家，“一路鞭炮，而且，市里、县里、镇上、村上都有人过来看望，乡亲们真的太热情了。”常常是人还没到，老宅的屋里屋外就聚满了人。同族的叔伯、儿时的玩伴，如今大都双鬓斑白。但嘘寒问暖之后，陈九霖头疼的事情就来了：张三让他帮儿子在县上谋个差事，李四想挖个大鱼塘要求帮忙找银行贷款，王五要求找市里领导说说情给提拔提拔……
古人说，近乡情更怯，对于离乡三十多年的陈九霖来说，人情更累。一年里，总有那么几次，陈九霖会趁着天黑开车回到家里，和父亲见上一面；或派个车把父亲接到县城的宾馆，陪住两、三个晚上。那也许是陈九霖不为人知的一面。
陈九霖自称打小就是个“aggressive”的人。这份“企图心”的火焰至今仍在燃烧。2009年从新加坡出狱回国之后，陈久霖改名陈九霖。家乡人也许并未注意到这个细节。而昔日的国企大佬，如今已然蜕变为民营企业家。在四元桥附近的一处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里，陈九霖面带微笑地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这几年所做的事情。
各种机缘巧合，陈九霖东山再起后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就选在了位于老家黄冈的湖北远东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远东)。2007年成立的湖北远东主营树脂、墨粉、硒鼓等打印耗材，2011年年初，陈九霖成为湖北远东的第一个战略投资人和投行顾问。
凭借陈九霖在资本市场的长袖善舞，当年8月，湖北远东便成功地登陆天津股权交易所，并于其后吸引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投资入股。两年间，湖北远东公司的净利润从300百万元增长到4100万元，猛增10多倍。陈九霖的约瑟投资公司还运作了好几家这样的企业。陈九霖还亲手并购了澳大利亚一家400多亿美元潜在价值的上市公司……
远东在变，故乡也在变。北京雾霾的时候，陈九霖会想起家乡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他更是追思与留恋家乡那个天更蓝、水更清的儿童时期。
小时候，因为父亲担任公社书记、母亲教书都无暇顾及家务，陈九霖上小学之前就被一直放在外祖父母家。外祖父母家在大别山区，树木葱郁，冬天里松树上结满了树糖。陈九霖常常跟着舅舅爬到树顶摘树糖，拿回家后放到大灶上用柴火熬煮，等锅里的糖汁一点点变凉变浓后，他就用手指猛抠一块，在嘴里能砸吧半天。
后来，农业学大寨，满山的树都被砍倒，改成了梯田，记忆里的故乡便一点一点地远去。他因此发表了数篇文章呼吁我国改善环境，并认为不合理的能源消耗结构是我国当下空气严重污染的根源。他甚至建议我国重视核能的发展。当然，陈九霖后来从浠水走到北京、新加坡，又从国外回到北京，离家去国前后三十多年了。
故乡的味道在变。但是，亲情依然。这些年，父亲就是那根把陈九霖和故乡宝龙村紧紧栓在一起的红线。无论是在北京初涉职场的日子，还是在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国航油公司总裁任上，抑或樟宜监狱的铁窗岁月，父亲长久以来都是陈九霖的精神支柱之一。
只要有时间陈九霖就会回到家乡和老父亲小酌几杯，平常则在电话中嘘寒问暖。我问陈九霖2014年的最大心愿是什么？陈九霖笑答，家人健康、事业顺遂。
俞敏洪：故乡散场
“到处都是古树，一望无际的竹林，远处小山茂林修竹，我们有时间就爬到山顶看长江，因为那个山离长江很近， 现在全没了。”
文/新浪财经北京站记者 丁蕊
苏南自古富庶地，也是中国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地区，但这里也最早品尝到无序工业化带来的苦果：村里的几条河沟，曾经是俞敏洪的天然泳池，但如今在工业化进程的改变下，这里的河水已经不再适宜游泳了。前些年，父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接到北京一起生活，除了每年回到老家父亲坟头前倒上一瓶酒外，俞敏洪已经很少再回家乡。
“回去养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那个环境已经不适合我回去养老了”。在位于中关村新东方办公楼顶层的一间狭小会议室里，俞敏洪回忆起了故乡。
千里之外的家乡，如会议室窗外一样，开始被一个叫做“城市”的怪物所吞噬，先是1980年代的小钢铁厂，让这个鱼米之乡踏上了城市化，接着河里的鱼儿不见了，河水时而发红时而发黑。后来，大树一棵棵被砍掉，村里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被白瓷砖、蓝玻璃的水泥楼房替代，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土地紧张，修了跟城里的一样的公墓，密密麻麻挤着一排排的墓碑。俞敏洪的父亲就葬在那里。
“跟城里的公墓一样。”俞敏洪比划了下，不过两三个平米。“就是一个小墓碑，再也不可能有古代的那种坟了，你有多少钱都不可能去修。你可以买特别大的墓，多少万块钱一平米，死着的人比活着的人还要贵。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屡见不鲜，但是有很多老板有钱他真的也会买很大的墓，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人生老病死就这么一回事儿，活着的时候对他好一点儿就行了。”
俞敏洪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他十四岁之前的乐土，“到处都是古树，一望无际的竹林，远处小山茂林修竹，我们有时间就爬到山顶看长江，因为那个山离长江很近，现在全没了，没事儿就到河里捕鱼捞虾。”另一个故乡，则是眼下这块迅速被工业化、城镇化所改变的土地。这里有着中国最常见的城乡结合部的模样，施工粗糙的楼房林立，水泥路纵横交错，最老的树不过十年光景。
两件事彻底把俞敏洪的故乡“改天换地”。一个是“四人帮”。“当时‘四人帮’要平整土地，俞敏洪家后面的一片一片桑树林就被砍掉了，河两边的大树就被砍掉了，为的是增加土地的数量，这样做的结果是生态环境遭到非常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土地没增加，现在很多地还荒着。
另一件事则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的大手。村里原先有座七八十米高的山岗，爬到顶上，可以眺望远处的长江，浩浩荡荡。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石头销路好，人们就近取材，于是曾经在村里存在了不知几千年几万年的山冈，从此彻底消失。
俞敏洪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小山岗，一个眺望长江的角度，而是物理上的故乡，已经彻底被近几十年轰隆而过的工业化、城市化所消灭。曾经的故乡，如今只剩下一些七零八落的小碎片。“京杭大运河也经过我们江阴的，那个河不会被填掉，不过，河水污染太厉害，里面漂的都是垃圾。在县城里还有一两条老街留在那儿，有时候去走，青石板的街道也会带来一些小时候的回忆，但是已经是相当相当少了，我们家乡我小时候在上面摔过跤的石条拱桥还在，那个桥很漂亮，就是南方那种特别漂亮的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