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袁宏明/文
就像男人的第二次婚姻一样,期货人士对市场前景的预期高过了对过程的体味。从哈尔滨到深圳,尽管各地期货经纪公司生意依旧冷清,但不少公司已经贴出了“诚聘英才”的启事。采访期货业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你既可以时时触摸老总们抖擞的雄心,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深忧虑。
打造统一市场
5月8日,三家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微博]、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现了通信联网。
比较技术化的解释是,通信联网是在三家期货交易所之间通过卫星和DDN建立高速可靠的热备份通信连接,将三家期货交易所的前置网络连接在一起。实现通信联网后,会员通过远程交易系统连入三家期货交易所中的任何一家前置网络,就能够与其他两家期货交易所的前置连通,实现一条链路交易三家期货品种的目的。通过联网系统,投资者可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完成查询行情、委托交易及获取成交回报等业务。
证监会期货部杨光告诉本刊记者,三家交易所通信联网的构想,早在2000年8月份就萌发了,证监会领导责成期货部和信息中心负责办这件事。尽管实际在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证监会人士还是向记者强调,技术创新是市场的事情,最主要是看市场是否需要,证监会只是稍微协调推动一下。
在一些市场人士眼里,这一技术进步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易所通信联网本身,人们更看好其预示的统一市场的前景:三家交易所相互接通,血脉相连,国内期货市场开始从区域分割走向统一。如果市场按此思路顺水顺风发展下去,通信联网或许被解读为中国期货市场的一个里程碑。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臣毫不掩饰勃勃的雄心:“很快你将发现,‘大连’变成了一个标识,只是我们的注册地而已。”在朱的计划中,大连商品交易所将把触角伸向各大经济中心城市,在两、三年内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豆期货市场。
交易所向全国扩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交易所通信联网的更为切近的受益者,则是期货经纪公司。“我能节约一半的通讯费用”,上海中期期货经纪公司总裁李亚光告诉本刊记者。
这笔账很容易算,以前“上海中期”与大连、郑州两地交易所联系,都得通过长途电话,而且因为期货行情半点也耽误不得,长途电话一经打开,必须全天保持不断。现在,李亚光通过上海期交所的前置网络,就能与其他两家期货交易所的前置连通,“一对三”变成了“一对一”,不仅交易环节减少、效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长途电话都变成市话了。
毫无疑问,技术进步对期货市场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德国和瑞士交易所联合组建的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依靠技术进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交易量猛增,超过了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一跃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失去头把交椅的美国人正在厉兵秣马,加快技术进步。
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相比,中国期货市场的技术水平更低,在交易系统性能和网络覆盖面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距。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在技术创新方面,证监会领导向发达国家期货市场学习的思路明确,目前正在设想“网上委托”交易,在今后开发期货交易系统时将充分考虑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开放性。
联网后,三家交易所的硬件相互支撑,彼此监督,识别风险和控制风险能力得到强化。很简单的道理,三条腿的凳子比较容易立住,一个轮子则必须在后边推,要不马上就会倒下。市场人士认为,结果就是“1+1+1>3”。
原先三家交易所各有自己一套局域网,经纪公司与交易所之间一线相连,安全隐患很多,有时期货经纪公司的交易指令或资料莫名其妙地就丢了,也不知道丢在了哪个环节,往往是通信部门与交易所互相扯皮,最后经纪公司成为受害者。通信联网后,一家期货经纪公司登陆进上海期货交易所,只要登陆指令已经被上海期交所接受,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就由上海期交所负责了。
通信联网的前景非常诱人。李亚光认为,交易所通信联网为期货市场交易联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李的设想中,将来三家交易所的交易软件应该整合统一在一张大网上,期货经纪公司能够即时交易。
即时交易,必然要求期货交易所清算系统也要整合统一。目前,三家交易所各地为战的清算系统最后应该让位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清算担保公司。
如果这个也实现了,全国期货市场就真正整合成为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按地域划分的三块儿市场,期货交易品种也不再具备强烈的地域色彩,而变成了全国交易品种。唯此,中国期货市场才真正走向全国了,为进一步走向国际,中国加入WTO跟全世界的联网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当然,这些美妙设想都还只是远景,前边有漫长的路。
证监会走钢丝
“新一任证监会管理层的‘市场的事情让市场去解决’务实工作思路,将使期货市场复苏。”期货业协会会长田源这样评价。
谁都清楚,在目前期货业能不能实现复苏,监管者中国证监会的角色最为微妙和关键。
摆在证监会面前的问题并不轻松。翻来翻去,期货市场只有一张过硬的底牌,“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写入“十五”计划纲要;另一方面,旷日持久的清理整顿之后,期货市场不但交易量
严重萎缩,而且被社会严重误解,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期货行业是一个“妖魔化”的行业,是一个骗子成群的地方。
许多市场人士不敢回首,1992—1993年国内期货市场刚刚起步时,曾是最激动人心的市场。
现在,田源非常担心的是,如果全年的交易额跌到1万亿以下,这个市场就等于死了。
面对快要濒临崩溃的期货市场,证监会正在一种走钢丝般的精妙的平衡运动。一方面,要维护市场信心,不但口头上给市场人士打气,而且要拿出鼓励期货行业发展的实际措施。但另一方面,证监会也有很多顾虑,害怕把握不住政策,害怕市场再度“过热”,生出好多麻烦;许多政策难题也不好协调,比如好多交易品种是当年国务院下文停掉的,现在重新上这些品种,证监会很难做主。
观察人士猜测,交易所通信联网表明证监会着力推动市场技术进步,但还另有一层深义。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相比,中国期货市场不但技术落后众所周知,更紧要的落后则是交易制度不符合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证监会的思路是,着力推动技术进步,先使期货市场从“清理整顿”的阵痛中复苏。谁也不会反对科学技术,阻力几乎没有。但如果先进行制度创新,阻力就会大得多。
最大一个难题是对“清理整顿”的评价,这无疑是个雷区。
其次,《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属于清理整顿时期的产物。市场人士的评价是:以“不出事”为原则,限制性条款太多,扶植性条款太少。
第三,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决策的行政链条过长阻碍了期货市场更快发展和更大作为。比如一个期货交易品种,要经过国务院很多部委和相关省份过目,而且如果有一家投反对票,这一交易品种就不能推出了。
眼下,证监会正准备将现有期货品种系列多元化,来激活期货市场。中国证监会期货部的副主任康焕军说:“在期货市场推出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品种,将是未来几个月内我们的主要目标。”
消息人士透露,今年第三季度,上海期货交易所将推出大米期货,大连交易所推出玉米期货,郑州商品交易所则推出白糖和棉花期货。这些品种都是农产品,与政府高层“期货为农业发展服务”的思路密切吻合。郑州、上海期货交易所目前都成立了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主要粮食品种期货交易合约和市场规则。
粮食期货之外的品种,目前都没能排出上市时间表。中国证监会曾想获得审批期货品种的权限,但上报给国务院后,目前尚无定论。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吴何清女士告诉记者,原油、线材等品种正在研究之中,很可能在未来推出。吴领导着一个课题小组,负责研究可能推出的期货品种。
吴何清说:“对于推出股指期货来说,技术、交易设计以及监管等领域都已经万事俱备。”
但何时推出仍然是未知数。田源说,股指期货推出,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股票指数作为基准,这一指数应该包含上海股票交易所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的指数。在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推出这样一个指数,将能够通过帮助投资者分散投资组合,从而规避可能的金融风险。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近期称,几个月内将在市场上推出这样一个指数。但是时间表仍然缺位。分析人士认为,证监会顾虑很多,“害怕政策把握不住”,这些事都需要专家论证调研。
看来,心急的市场人士仍需耐心等待。
振兴悬念
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期货行业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一切要素,政策吹暖风,证监会领导开明务实,市场人士也有大干一场的热情。
但是,拥有这些条件还远远不够。
“市场的事情让市场去解决”,近段时间,证监会官员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证监会有意识后撤,希望把期货业协会推上前台。据说,4月29日召开的三家交易所通信联网新闻发布会,本来邀请了证监会副秘书长汪建熙。但汪觉得,这是市场的事,自己作为官员出面不太好,于是力邀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出席。
但毕竟,从2000年12月成立到现在,期货业协会还未满周岁,能否管得住交易所和经纪公司?期货市场的“三级管理模式”是否存在漏洞?或许目前只是问题尚未暴露而已?
在期货市场发达的美国,NFA(美国全国期货协会)具有很高权威,在市场监管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参看附文一)。但是,自创办以来,中国期货市场一直实行“二级监管模式”——证监会、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监管主体。现在,尽管期货业协会已经成立,“三级监管模式”初步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但是,这一框架的稳定性值得怀疑。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期货交易所也是期货业协会成员,接受协会管理。交易所会不会财大气粗,像美国对待安理会那样蛮横无礼?据悉,期货业协会的成立经费,就是向三家交易所借来的,协会反过来会不会受制于交易所?如果期货业协会缺乏权威性,对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而这种谴责通常都孱弱无力。
目前,中国证监会对期货业协会的特别授权有两条:会员管理、培训、证书发放等;当取消某个会员的资格后,证监会配套吊销其许可证。
显然,这两条远远不够,证监会应该给予期货业协会更多授权。李亚光担忧,如果没有权威,协会不但管不住交易所,甚至也管不住经纪公司。
在李看来,期货业协会的基本角色是民间自律组织,同时也要有一定政府色彩(美国期货业协会NFA也有一定政府色彩)。协会应该走一条中间路线,如果特政府化,就变成了“二政府”;如果特别民间化,就没有权威性。
创新!创新!
一位期货业人士戏称,市场有点像小说《北京法轮寺》中的小人物贾贵,“跪的时间长,已经有点站不起来了”。
使人印象鲜明的是,今天的期货业依然百废待兴。终点又回到起点,一切都是新的,谋篇布局都要重新考虑一遍。被清理整顿了七、八之年,连一些业内人士都在怀疑:期货市场是不是一个“妖魔化”的市场?
尽管政府已宣布清理整顿已经基本结束,市场进入了规范发展时期。但许多市场人士仍未转过弯来。表现之一,市场参与者就很少;表现之二,真正想把市场搞起来的人士做事也显得缩手缩脚。
如何使期货业尽快振兴,完成“十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市场人士开出的药方是:创新,再创新!
观念创新应该先行一步,这是重新启动市场的关键。李亚光指出,首先就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期货?李认为,如果守着“期货是未来商品论”,市场最终会走进死胡同。李亚光曾当过大学教师,喜欢引经据典。在他看来,期货市场交易的是抽象掉感性材料的同质的风险。正因为基础市场有风险,才需要设立一个期货市场,把风险拿在这个市场里交换,交换结果是使现货市场里零星分散的风险在期货市场里集中释放,达到了避险目的。
按这种观点考虑,并非做铜现货生意的人才会遇到铜风险,只有做大豆现货的人才会有大豆风险,而是所有人都有风险。大家都有风险交换的要求,就都可以参与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狭义上是个小行业,广义上则是一个大行业。
观念创新包括许多内容,比如“套期保值”,国内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讲,套期保值就是数量相同、时间相同,方向相反。李亚光认为,这是最传统的“套期保值”,国际期货市场上的现代意义的“套期保值”与此已经大相径庭。如果墨守传统的“套期保值”观念,就把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企业排斥到期货市场外边了。
第二,制度创新也迫在眉睫。目前,国内期货法规,是以《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的一套法规制度。这一套法规制度在1998年时基本成型,带着严重的“清理整顿”烙印,许多规定与“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大局相偏离,应当修改。
第三,是技术创新。国际期货市场的技术创新,集中体现为知识经济在期货市场上的运用,在国外,新技术革命给期货市场交易带来的革命被称为“第三次技术浪潮”。
市场人士指出,在国内期货市场,交易所通信联网只是第一步,交易联网是第二步,按照国际经验,第三步则是构建在互联网上的无中介的交易所,实现网上交易。
观察人士认为,目前的挑战不是要不要创新,而是以一个多快的速度创新。李亚光告诉记者:在信息经济条件下,迟到可能意味着永远的缺席。
“如果耗费太长时间,我们和世界水平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李不无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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