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世领发自北京

　　近期一直为媒体和证券业界关注的“股市第一案”又有新进展。受理此案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关方面透露，此案下周二正式开庭审理，将连审3天(即6月11日—13日)。

　　90座位虚席以待

　　据该院研究室的鲍雷介绍,接管此案的刑二庭设有90个座位,估计有10多个是为被告方有关人员预留的，另外70多个留给记者们。由于此案广受关注，将通知到全国的100多家媒体。记者同时从公诉方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了解到，由于从正式起诉到开庭审理也就是10多天的时间，承办人压力相当大，特别累，这么大的案子，如此紧张的工作，并不常见，很具挑战性。

　　吕梁实验做市商？

　　记者还从各个方面了解到了此案的另外一些隐情。日前，记者问及当年曾亲自采访过吕梁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对吕梁的印象和有关中科创的事情时，胡说，吕梁当初主动找到《财经》，要站出来说话，脱去K先生的外衣，主要是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不站出来讲话可能再也没有主动讲话的机会了，也就是有可能被指控拘捕。记者出身的吕梁非常清楚媒体的力量。胡认为他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自认为经过自己的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就可以万无一失。他没有想到，他设计的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资金链会那样让视他为“救市主”的朱焕良给掐断了。他把自己看作中国股市的做市商了。

　　那么，吕梁真的在进行做市商的中国实验吗？东北证券投行部(北京)总经理孙晔伟认为，西方做市商制度主要是为了通过大资金或机构投资者的介入，活跃市场，他是券商和投资者之间的合约协议行为，是法律和市场允许和接受的行为。但中国并没有引入这一制度。吕梁的做法完全是庄家行为，从报道出来的事实来看，当初就是为了恶意操纵，从中牟取暴利。尽管做庄在中国并不稀奇，但规模和金额如此巨大，实属罕见。

　　深究“耗子”产生原委

　　孙晔伟同时表达了和湘财证券北京管理总部总经理方培池类似的观点，故意操纵股价这类事情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的。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监管者和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是博弈双方，是“猫跟耗子”之间的关系。中科创只是被抓住的“耗子”。但出了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单纯地指责“耗子”，必须得寻找“耗子”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个是中国对市场要素的限定还不是很明确，对投资者来说，他们永远都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要千方百计钻法律和市场的空子。另一个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渠道不顺畅，投资产品品种过于单一且稀少，资金入市比较难。说到底，这牵涉到中国的监管体系和法律环境等体制和制度环境的问题。

　　有“红筹股之父”之称的所罗门美邦亚洲区主席梁伯韬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现在监管部门将此事移交给司法机关来处理，证券市场不轨行为从行政手段的处罚方式转到采用法制手段的惩戒方式，这是个大进步，对中国未来市场更加规范化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金融报》(2002年06月06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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