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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览的6个主题单元：
超城市：在密度与扩张之间热带记忆和文化野史都市幸存者：独面喧嚣面对全球化：经济、移民和边界园林：人工自然幻想
珠江三角洲独特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已被艺术家们视作一个特殊的个案，并以各种相
关作品来诠释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处境
□ 本报记者 黄振伟
一架小型直升机从广东美术馆上空盘旋而过，不时低空飞行并“人工降雨”，为艺术家郑国谷的装置作品“山水是别样”的最后完成做“装饰”。
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开幕式现场，很多人都惊讶地看到，广东美术馆的墙边、房顶，被上百棵各式各样的松树“装饰一新”，成为三年展上引人注目的风景。
这一超乎寻常的“另类”景观，似乎预示了一直延续到明年1月15日的本届广州三年展，注定如一些业界人士所预计的那样，将成为“今年国内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之一”。
不可复制的“特殊案例”
艺术家郑国谷认为，他之所以要把松树“种”到美术馆房顶，是自己对“全球化”的一种忧虑和反思———在当今中国的城市景观中，为什么越来越缺少传统山水的样式？他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中国城市未来的思考。
三年前的“首届广州三年展”，以“重新解读———中国当代艺术十年”为主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实验艺术及其发展，进行了史学回顾和学术阐释，在国内外艺术界均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此次三年展在“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实验空间”的大主题之下，已不仅仅是一场当代艺术展，更是艺术家们对本土城市文化生态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次集体关注。
在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独特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已被艺术家们视作一个特殊的个案，并以各种相关作品来诠释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处境。
策展人侯瀚如表示：“珠三角地区现在基本上连成一片，变成一个既不像农村又不像城市的东西，有人把它叫”城市地区“或者”地区城市“，它里面包容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都市方式。”
在侯瀚如眼里，现在的珠三角地区已不仅仅是广东或者中国的珠三角，而是全球范围内都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珠三角。
针对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背景下无序膨胀的现实，此次三年展的策划小组与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家、作家、历史学家、音乐人及导演一起，以广东美术馆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三角洲实验室”，希望能以“珠三角”为研究对象，对当下的城市现实做出独特思考。
从2004年11月开始，围绕着与“别样”有关的话题，一场观点激烈的演讲、讨论和有关计划在三角洲实验室上演，这也构成了此次三年展的核心部分。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多名文化背景不同的艺术家，从各自角度用自己的艺术作品诠释了全球化对本土城市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大师。
库哈斯在广州生的“孩子”
城市的变迁是此次三年展的重点之一，众多世界知名建筑师的参与使得此次三年展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设计中央电视台新址的世界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虽然没能亲临三年展现场，但他设计的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新馆还是引起了争论。
库哈斯的设计，将美术馆与一座新建的19层居住建筑交织在一起，美术馆被分散到住宅楼的数个不同层面。
在广州美术馆时代分馆对面围墙上，开发这片社区的房地产商人把库哈斯的名字用作广告词：“库哈斯在广州生了一个孩子”。
早在1996年，库哈斯就曾带领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专门研究珠三角的城市化现象，并有著作出版。库哈斯认为：“中国的许多大都市正在集体大规模地建造这样一种类型：城市以一种单一类型即居住建筑向外围扩张，却很少配备基本设施，例如超级市场、便利店、饭店等等。这些单一的居住项目增加了城市的交通负担，促使交通干道持续拥塞，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普遍存在。”
库哈斯设计的美术馆正是对当下中国这种“病态”城市建设的一种“批判”，它超越了单纯的美术馆概念，整个建筑为公众提供了体验艺术作品各个制作阶段的可能，通过建筑形态促成了大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直接对话。
与库哈斯相比，中国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则对城市空间进行了更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此次他与美籍华人建筑师杜鹃等共同创作的《城市标尺》，试图用多种工具浓缩、提炼城市的视觉信息，从而对城市的建筑密度进行独特的干预。
“城”与“村”的现代化冲突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而这一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群落中显得尤为突出。此次三年展上，“城中村”现象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高度关注。
上原雄史是鹿特丹贝拉格学院研究当今中国城市都市化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小组由来自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学者组成。
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研究，研究题目是广州和深圳的“城中村”问题。研究项目分为两个部分：叙述部分是解释分析“城中村”现象，计划部分是通过解决“城中村”人口、建筑和场地问题来改变城中村的发展进程。
上原雄史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城中村”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城中村”的改造一直是艺术家孟岩、刘晓都、王辉组成的都市实践小组关注的课题。深圳市刚刚通过的城市发展规划，提出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所有“城中村”的改造，然而在如何改造以及相关理论、政策和方法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分歧。都市实践小组通过他们的作品提出了几个提案，显示了艺术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与“城中村”现象关联最密切的是民工问题。
周浩和吉江红的摄影作品《民工自拍像》形式独特，视觉冲击强烈。
摄影师把一台相机交给民工，只教民工如何简单使用相机，而不干涉他们拍摄什么，怎么拍摄。在一年的时间里，摄影师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的拍摄，民工也拍摄了近40个胶卷。摄影师周浩说：“我特别想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照片大大超乎我的想象。照片格外真实，没有艺术家们的那种造作。让我看到他们眼中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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