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立
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算了一个账，在重庆市务工的农民工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是8000元，而他们一年创造的价值大约是人均2.5万元。劳动者的收入仅为创造价值的三分之一，这当中的合理与不合理可以专门讨论，但这种分配比例对内需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一个月收入只有700元，他的消费购买能力有多大，居住在城市的人不一定完全能够想清楚。700元可不是零花钱，是农民一家人的希望所在，孩子上学、生病吃药等许多维持家庭的花销都依赖这笔钱。因此，农民工大都把自己的需求压到最低限度，这还不是说少吃一次麦当劳、肯德基———这是奢侈消费了，而是指自己的生理性消费得不到满足，也就是我们时常会看到和听到的状况，吃饭难见荤腥，一套廉价的衣服穿几年，几个月理一次发，等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处于萎缩状态。
其实不仅是重庆，在全国许多经济发达地区，浩浩荡荡的务工大军的工资水平都处于难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之下。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怪圈。如果农民工每人一年能买两件衬衣、两套衣服、每个月理一次发，能够时不时放心地进商场……可能内需状况就会大为改善。但前提是要提高他们的收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力再生产得到必要的补偿是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因为如果劳动者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延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就会被破坏，最后导致产品过剩积压的经济危机。简单地说，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应由劳动者消费掉的，但劳动者工资过低，这部分产品卖不出去，就会出现内需不足。
提高农民工收入不是同情不同情的问题，也不是慈善之举，而是把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中属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那部分分配给他们。否则,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出问题。
决不能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论来论证低工资的合理性。工资收入不单是一个实证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这种问题不仅要回答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要说应不应该。中国劳动力供给丰富是一个客观现实，但不能因此就对过低的工资收入熟视无睹，甚至有意纵容低工资收入水平，以便将其作为吸引资本的优势。撇开道义的因素不说，纵容低工资实际上是饮鸩止渴，使劳动力再生产处于萎缩状态的工资水平。长此以往，今后还会有足够数量的符合国民经济需要的劳动力吗?再者，稍有经济史知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血汗工资”既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频的主要原因。
内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决策层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践进程却并不乐观，最近看到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增幅回落，对内需萎缩更增加了一份担心。因此，要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再拖延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