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参与此类国有文化单位的公司制改建;国务院出台的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也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文化领域重磅政策连连,能否“拯救”中国演出市场?
商报记者 刘星良/摄
2005年日本彩虹乐团上海演唱会最高票价是5000元人民币,而同样的一场演出在韩国的最高票价是750元人民币;2001年三大男高音北京演唱会最高票价是2000美元,在日本的最高票价是220美元。相对于较成熟的演
出市场,中国演出市场的票价可谓是“不靠谱”。
文化部副部长:看一场演出顶半年工资
以下可算是2004年中国演出市场“天价”票一览表:北京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高票价2万元,北京“希望的长城”世界巨星演唱会最高票价1万元,广州莎拉布莱曼演唱会最高票价6600元,长沙张学友《雪狼湖》最高票价3380元。
演出市场的高票价令很多人望而却步。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日前来到央视新闻频道《决策者说》栏目,就相关问题和主持人及观众进行交流。她表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可能我哪一场演出都不会选择,因为这个票价实在不是一个成熟市场的价格,最贵的可能是我半年的工资,最便宜的也是我难以承受的,不要说今天我买不起,将来我工资涨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难以接受的。”
一场演出赠票占四成购票者为赠票买单
这是2004年北京“十全十美”演唱会赠票情况:总票额4.9万张,有关部门拿走了1.1万张,“防涨票”(安保部门为了保证大型演唱会的安全,不允许卖掉所有的座位,可能有两个看台都不让卖票,以备发生紧急情况后疏散观众)就要6000多张,警卫1700张,工作票3000多张,其他赠票还有7000多张,这样算下来,赠票高达四成,卖的票也就占六成左右。这就意味着全部的票额要平摊在六成的票价上,购票者要为赠票者买单。
孟晓驷表示:“从总体上来讲,赠票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个是它导致票价虚高,影响演出市场良性价格的形成。第二,它不利于培养比较成熟的消费者群,有些赠票可能会流到倒票的黄牛手里,低价出售,会扰乱市场。”
“中国的赠票比例太高了,国外比较成熟的演出市场肯定也会有赠票,或者叫工作票,这很正常,但是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比如设想它不超过5%-10%。”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总经理张宇认为。“赠票比例过高损害了演出市场、演出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个市场都是建立在一个很广大的消费群体之上。当这个消费群体不存在的时候,不管我们在艺术生产方面下多大的功夫,最后还是票卖不出去。”
一般的消费者认为之所以把票价定得很高,是因为演出商是想获取高额利润。中国演出家协会秘书长朱克宁表示:“其实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真正的演出票房收入,不在于票价的高低,而在于出票率,票价定得越高,出票的可能性相对降低,也就是说演出回收票房的风险相应来说就会加大,所以一般的演出商并不愿意把票价定得很高。比如一场演出,300万元的成本,3万个座位,如果能卖3万张票,平均票价就定在100元;如果这个成本变成600万,那么平均票价必须得定到200元。”
公款追星“拉动”票价虚高
去年9月媒体纷纷报道四川万源公款追星的新闻。万源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元,但一场豪华晚会耗资近2000万元。政府还发红头文件向机关、学校、企业等摊派门票。被追的明星大都声名远播,再加上被用来走人情、作宣传的赠票,公款追星对“拉动”票价虚高真是“功不可没”。
下月开始实施的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将制止政府部门直接动用公款追星,但如果一个地区的领导用暗示的方式让下面的大企业给办演出呢?孟晓驷表示,企业迫于政府部门的压力,出款来捐赠营业性演出,这种情况是违反党纪和政纪的,这也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另外舆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
商报记者 赵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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