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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善良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紧邻而又遥远、清晰而又模糊、亲切而又生疏、重要而又轻微的国家
文/姜 波
我们先辈的足迹遍布日本。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两个大国像中国和日本这样，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紧密地“缠”在一起，既有传统友谊，也有民族大恨。
尽管日本也发现了一些古老的陶瓷器，但无论是青铜器或农业的出现，日本比起中国、欧洲和中东，都要晚上千年。在日本历史的绳文时期，出现了青铜器和石器并列的奇怪现象。日本历史不是一部循序渐进的发展史，而是在外来影响下呈跳跃状发展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已经是进入高度发达的封建时代时，日本还是上百个具有女权特征部落的酋长国。如果不是中国文化的传入，如果不是圣德太子派遣了大批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日本进入文明社会不知还要晚上多少年。
公元600年，日本就派使节出使中国的隋朝，成为“遣唐使”的先驱。从公元630年到894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节19批，实际到达13批，达600人之多。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法律制度、生产技术，对日本建立国家制度、发展农工生产、提高文化水平、传播佛教等，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且不说日本语言文字中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就是今天京都的二条城、奈良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东京的皇居等，无不刻留着中国文化的强烈烙印。
中国人民友好地接待了这些使节和留学生，他们有些人留在了中国，并做了大官。像阿部仲麻吕就当上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大诗人李白听到他回国途中遇难的误传后，悲痛万分地写下了《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可见其友情之深。
中国人还主动奔向日本，去传播先进的社会文化。出身于扬州的鉴真和尚，从公元743年起，应邀五次东渡均告失败；他不顾双目失明、体弱多病，在753年带着大量的舍利、佛像、经卷、药品等，在今日的鹿儿岛登陆成功，在奈良的东大寺设立戒坛，后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开祖。东渡十年后去世，他的遗体至今还安放在唐招提寺。
在此后的上千年中，中日两国友好相处。至于在幕府闭关锁国时期倭寇骚扰中国大陆沿海，只是友好大合唱中不和谐的、刺耳的插曲而已。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陷入了沉思。一个在世界上领先了上千年的天朝大国，竟败在了“没开化”的“蛮夷”手中！这是怎样的奇耻大辱！一些有眼光的中国人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走出国门，去欧美学习“坚船利炮”的制造技术，以给古老的黄色文明带来些流行的蔚蓝色。
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更使中国人空前震惊，不得不对这“蕞尔小国”、昔日的学生刮目相看。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从此，中国留学生不再远涉重洋去欧美，而是转向一衣带水的日本。他们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创办了各种留学生刊物，探索国强民富的道路，传播革命的真理。到抗日战争爆发停派留学生为止，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累计达到五万多人。他们书写着历史，他们留下了足迹，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丰碑。
在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叱咤风云的革命家的领导下，上万名留日学生成为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的中坚力量。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500多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留日学生；黄花岗起义72名烈士中，有8位是留日学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东京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30岁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预谋取缔中国革命留学生而蹈海就义；17岁到日本留学的邹容第二年写下了振聋发聩的《革命书》，20岁时惨死于狱中；写下“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的鉴湖女侠秋瑾，25岁到日本留学，回国从事革命斗争中，被反动派杀害。他们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而且除了周恩来、鲁迅、聂耳，像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不仅是辛亥革命的骨干、五四运动的主将，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20世纪前期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几乎都在日本留过学；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也几乎都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国际惯例，大使馆是外交领地。在日本东京都港区的六本木的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也是这样。不过，在东京，中国还有一块外交领地，这就是位与港区、涩谷区和大田区交界处的惠比寿的新华社东京分社。按说，新华社分社的地盘，即使再贵重也算不上外交领地，但是这块地却是有来由的。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了反共反华、敌视中国的反动立场，这一倒行逆施的做法，遭到了积极主张两国友好的进步人士和在野政治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同日本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片山哲、石桥湛山、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浅沼稻次郎、高崎达之助、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等老一辈日中友好的开拓者，大声疾呼，东奔西走，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右翼势力空前猖獗、“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中，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等进步人士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打下了一个有力的楔子。1964年，根据两年前的廖高(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的协议，中日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开始以民间的形式，互设贸易代表处和互派新闻记者。
中国方面的贸易代表处就设在惠比寿，首批中国的新闻记者也驻在这里。在田中角荣首先冒着生命危险访华、使两国邦交走向正常化的1972年以前的8年里，这里就发挥了相当于“大使馆”的作用，不过主要是民间来往，各界的友好人士纷纷前来作客。通过这代表处，人们进行经济贸易交流，办理去中国访问的有关事宜。那时，一衣带水的近邻却没有航线，从东京到北京，需要从香港甚至从莫斯科转机。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那时这里警备森严，就像现在的俄罗斯使馆一样，常年有警车停留守候。不过那些警察倒是比较友好、尽职尽责。代表处建立不久，国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极左思想统治一切，要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便下令驻东京的记者发回贫民窟的照片。这下可难住了，东京没有贫民窟呀，只好四处转悠，找了旧房子集中的地方拍了几张，算是“糊弄”了过去。国内又发来指示，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汇报说，我们处于反帝前线，每天都在同资产阶级斗争。国内又说，这还不够，要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下又难住了，怎么面对面？有人想了一个“绝招”——把门口的警察拉了进来，让他把帽子摘了，站在前面，七八个人用中文慷慨激昂地喊了个把小时，什么也听不懂的警察直发呆：这些中国人找我干什么呀？人家想走也不让走。闹剧一样的批判会结束，他们把警察请到另一个房间，大师傅早就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饱餐了一顿的警察到走时还纳闷，也不知这些中国新闻记者到底为什么请他吃饭。而他们则把这“赫赫战果”向国内汇报了，说如何如何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警察进行斗争，竟得到了国内的表扬。
尽管不是代表处了，这里在增进两国友谊和加强了解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新华社的地位和那段历史渊源，一些日本朋友还很看重新华社东京分社，一些重要人物不时造访，新华社东京分社也经常请一些朋友作客；再加上《人民日报》东京记者站就在这一条小马路对面，也成了警察重点保护对象。
没有事先宣传与广告，悄然而至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十分强烈的反响，不少人对“新移民”在日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甚至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其实这只是中国人在日本的一个侧面，一个并不大的侧面。
在日本的几十万华人中，虽然一部分人的经济条件仍然不好，但很多人已过着小康日子，并还有少部分人功成名就，进入主流社会了。他们同以横滨中华街为代表的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起家的老一辈华侨不同，他们是知识化的一代人。在东京，已经出现了几十个华人高科技企业；在东京的一些大公司、大银行中，都有高学历的中国人职员；在日本的大学中，中国人担任教授、副教授的已过百人，讲师有四五百人；他们收入不菲，多多少少地影响着日本的主流社会。
在东京都文京区，有一个叫小石川后乐园的公园，其名字的由来是取自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大的公园还真曲径通幽，有一棵松、蓬莱阁、通天桥、小庐山等，完全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开始我还纳闷：难道真有日本人把中国的公园搬到了东京？看了介绍说明才知道，这是明朝遗臣朱舜水老先生命名的。朱老先生是一代儒臣，崇祯皇帝曾八次授官，他宁死不从，最后跑到舟山群岛作隐士去了。清兵入关后，他一直协助郑成功从事抗清复明的斗争，随着清兵占领了全国的大部分地盘，他转移到日本，集聚力量以图复辟明朝。清政府巩固了统治，朱老先生眼看理想无望，就应德川幕府的邀请，在江户(今天的东京)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从他在日本22年始终穿着明朝的服装看，从这个公园里设有叔齐、伯夷的供像来看，他颇有些“不食周粟”的气节。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也为了保护历史，公园的一切都如初不变。
不知几百年后的所谓的“满洲国”政府出于什么动机，就在这反清复明的斗士的纪念地旁，买了一块地，专供留学生生活所用，名字叫善邻会馆。尽管是在日本留学，后来有的留学生却成了抗日英雄。据说，当时傀儡政府还挺拿架儿的，在国破民苦的情况下，官费留学生的待遇却是非常之好，每月的补贴比日本政府机关里科长的工资都高，东京的姑娘竟以嫁中国留学生为荣。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两国没有邦交关系，但这里同大阪的“光华寮”不同，被主张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步人士所“看守”，作为日中学院，传授中国文化。
随着两国邦交的完全正常化，在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两国达成协议，由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共同出资上百亿日元，把善邻会馆推倒重建，建成日中友好会馆。1985年新会馆正式落成，分后乐寮、日中学院和二期工程的后乐宾馆三个部分。日中学院是专门供日本青年学习中文的学校，一些成绩佼佼者会被选送到中国留学；后乐寮是专供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地方，大约有200个房间；后乐宾馆专门接待中国访日的客人，价格比普通的商业旅馆要便宜一些；另外，日中友好协会也在这里办公。这样，这日中友好会馆就成了东京、乃至全日本从事两国友好人士的一个“活动据点”了。
在这200多人的一个集体里，有来自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都立大学、筑波大学、立教大学、御茶水大学等学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和访问学者。在寮生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学习世纪初留学前辈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几个人出版的《中国留学生通讯》，这是新一代留学生中最早的自己的刊物。现在，在日本有若干种面向华人的中文报纸。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乐寮的名气越来越大，而留学生们却一批又一批地远走高飞了。其中大部分都回到了国内，也有些去了美国、欧洲和东南亚，有的到日本的企业里就职了；也有的回国几年后又去东京“二进宫”了。回国扎根的学子们，在各个岗位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东京大学的李建保，当选为1997年度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如东京大学的郭庆光，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如立教大学的陈伟荣，曾担任康佳集团的总经理。
前些年，一位在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访问日本，在松下公司的高科技馆里看了一部电影，其结尾的文字——“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使老先生困惑不解：“这是荒诞的艺术追求还是严肃的哲学思考？”这话可真让人啼笑皆非！他真是小看了日本人！
本来这三个问题就是文化人类学、甚至是哲学所要探索的基本问题，何以见得“荒诞”？而且这是日本在80年代拍摄的一部严肃的“寻根文学”的片子，是追寻日本人的起源的。影片认为，日本人最有可能来自于蒙古，也可能来自于新疆的阿勒泰，也可能来自于云南的傣族；他们把这几个地方至今保留的生活习性，与日本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情况相比较。影片最后的歌词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有一种凄婉伤感的情怀。
有人说，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是地理上的事实，而同文同种则不尽然。说同文，充其量是半同文；说同种，则更无定论了。
关于日本的起源，有的中国人半是幽默半是嘲讽地编了一个“段子”。说武大郎受西门庆的欺压，没有活路了，就带领潘金莲东渡去了日本。这个“国父”仍然卖烧饼，没有幌子怎么办？就把一个大烧饼扣在一块白布上挑了起来，就是后来的太阳旗；潘金莲就成了“国母”，所以日本人都是五短身材。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笑话。
关于徐福东渡的故事，则是严肃的传说，而且有史料可查。说是秦始皇为了“万寿无疆”，派徐福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无法交差的徐福为了活命，带领五百童男童女奔向东海的蓬莱仙境了，就是人们所说的日本，成为日本人的起源。在中国，专家门考证出江苏省确有一个徐福村；在日本，徐福登陆的纪念地就有好几个，让人难辨真伪。
不过日本的知识界并不同意说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他们也承认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是来自于东亚大陆，但决不是中国人，尽管到目前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心理优势使然，一种自我优越感使然。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近邻”。地理上很近，心灵上很远。尽管每次舆论调查，大部分日本国民都把中国列入印象好或友好的国家；尽管说起中国，很多日本人都有亲近感或同情心。
对大多数善良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紧邻而又遥远、清晰而又模糊、亲切而又生疏、重要而又轻微的国家。
他们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曾接受中国的巨大哺育，也知道日本在近代给中国“添了些麻烦”。仅此而已。
他们喜欢中国，因为中华料理好吃，中国的乌龙茶好喝；他们向往中国，因为中国一些地方的景色很美，中国的人们很热情。仅此而已。
他们有时也不喜欢中国，因为这么多的中国人涌到了日本，就像韩国人、伊朗人、巴西人涌来一样，打乱了他们单一民族的平静，尤其是一年中好几次整船整船地偷渡，他们感到恐慌；因为中国人经常提及那场他们加害的、却是他们失败了的战争，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仅此而已。
他们看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身边的庞然大物，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同中国关系如何，对日本影响极大；而且中国经常对世界目前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说“不”。仅此而已。
他们有时又看轻中国，因为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有美国做日本的坚定同盟，中国也奈何不了日本什么。仅此而已。
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都是东亚国家，生活习性很多地方相近，又使用差不多的汉字，历史上的交往又很深远。仅此而已。
他们有时又感到中国很生疏，因为大陆的国民性和岛国的国民性毕竟差距很大，中国对日本总有一种历史的优越感；中国毕竟是一个与日本生活水平相差很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政治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仅此而已。
他们从从19世纪末，对现代中国就有一种轻侮；同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敢怠慢，有一种心理上的敬畏。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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