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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新华社《谁在为“大学高收费”推波助澜？》一文中说，按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计算，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而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也达不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要求。
大学的高收费，除了人所共知的中国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之外，国家财政的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国家不是没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3月10日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就实现初级的和基础性的社会公正而言，国家的财力条件已经具备，但我们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如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9%，但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如国家财政在一般政府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7%。
何以如此？这首先是个政治权利问题:人们对教育收费暴涨可谓民怨沸腾，但是，这种民怨并没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渠道转变为有效的对决策部门的压力，促使中国的教育投入达到法定的“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要求，更没有在现有制度安排之下，启动法律程序向教育行政官员问责。
从结果看，是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问题:公民为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甚至为教育腐败买单，也要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买单，这是对公民经济权利的不尊重，贫困家庭因高收费上不起大学，因此而阻断了一部分公民向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路径，这是对公民社会文化权利的侵害。 □燕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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