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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农李年红流着眼泪，把一车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地撒进河中。洛阳晚报记者 武全旭/图
核心提示：不堪城管驱赶，含泪撒枣之举，一夜之间，使农民李年红成了“焦点人
物”，来自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传媒都在寻找他，然而他却刻意躲避，不想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在一些人的眼中“毕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调查中，记者发现李年红其实是位生活在都市边缘的进城农民，在撒枣事件的背后有着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李年红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撒枣事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辛酸，事件对他与他的家庭带来怎样的震动，他对城市的管理又有何建议？9月1日，李年红在岳父与妻弟的劝说下，同意与《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一位农民的家庭重负
两位瘫痪老人的药费，一儿一女的上学开支，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李洼村，一个破落的院子，没有大门，院内长满了野草，房门上都落着锁，家中无人。
村民说，这就是李年红的家。
李洼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与洛阳市交界处，隶属于登封市颍阳镇境内，再往西，不到2公里便是李年红岳父母家——洛阳辖区伊川县江左乡相寨村。
从地图上看，相寨村与李洼村紧紧相连，当地村民说，直线距离也就是0.5公里，即使走大路，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
李年红有兄弟4人，排行老二。初一未上完，就开始在外打工，一度下过煤窑当过挖煤工人，直至娶了妻子才另谋生计。
“自从俺大妮嫁给年红以后，他们全家几乎就一直住在这儿，把我这儿当成了他们的家！这孩子挺孝顺，不管是对他亲生父母，还是对我和老伴，都一样的好。”
9月1日，李年红的岳父董崇德介绍说，自李年红结婚以来，经济上就一直不是太宽绰，尤其是后来他的亲生母亲与岳母相继瘫痪以后，经济更加拮据。到现在，他的亲生母亲已瘫痪10年，岳母瘫痪8年，李年红是长女婿，对于岳母病情的药费自然拿的是“大头”，两个老人的药费再加上自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上学的开支，经济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来。眼看着种地收入不大，只好到外做个小生意。不幸的是，今年3月李年红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欠下了1.8万元的债务，兄弟几人每人平摊几千元的欠款。
撒枣事件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李年红从洛阳回到了其岳父家一趟，但并未谈及此事，直至后来当地政府的官员来家里了解此事，董崇德才知道“年红受了委屈”。“
一家四口的城市账本
月收入千元，开支水电费50元，房租210元，四口人生活费500元
几年前，李年红携妻带子来到洛阳，开始经营小生意。
“水电费每月50元，房租每个月210元，四口人生活费每个月500元！仅这些基本开支，算下来每个月都要700元。这还不包括给家里的药费。”李年红扳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给记者算。他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平均也就是1000元左右，整个家庭的压力都在他的肩膀头上担着。自己每天凌晨4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经济上的压力使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
董崇德说，老伴身体还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在家种点西瓜，每到西瓜成熟的时候，就让年红从家里拉瓜到洛阳城里卖，尽量减轻他的负担。有时候，也种点其他东西让他拿到城里去卖，以减轻年红的经济负担。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李年红备感到生活在城市里的压力。今年，16岁的女儿要学电脑，一下子就交了2100元的学费，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因为属于借读性质，学校让一次性交了三年的借读费1800元。
“我们几乎一个月也不吃一次肉，更不用说买衣服了，能省点就省点，尽量让孩子受点好教育。”李年红说，“城市管理越来越严，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难做。”
一次痛快的精神宣泄
枣完撒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头也没再回，自己拉着车就走了
备受着家庭与城市双重压力的煎熬，李年红的精神压力也达到了极限，8月24日的含泪撒枣事件成为李年红的爆发点。
“当我一步一步拉着整整一车枣走上洛阳市九都路涧河桥时，心情跌落到了极点。那一刻，酸甜苦辣咸，全都涌了上来。”李年红说，枣完撒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头也没再回，自己拉着车就走了。
“今天回来咋恁早？”
“倒了！”面对妻子的疑惑、不解与诧异的表情，李年红没好气地说。
“咋倒了？”
“总被人撵！”
……
“我觉得自己这是一种抗争精神！”谈及对撒枣事件的看法，他给自己的举动作了一个评价，“老婆也支持我，认为我的举动是一种壮举！”
李年红说，事件发生以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在寻找他，希望通过剖析这一个案事件，来关注进城农民医疗、就业、生活以及社会保障等。事实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农民工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付出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李年红说，现在看来他的目的在于呼吁城市管理者能够开放更多的市场，期望城市相关职能部门能给予同他一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这一类人、这一群人更多的空间。他也一直认为，如果自己在正常的状态下，也不会走到这样一个极端，现在觉得自己的举动值得。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希望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在一些人的眼中“毕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对于本报的采访，他不希望刊发，只是深入性地聊聊他的事件以及事件给他身后的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
（编辑：谭捷） 文章来源：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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