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票贩子之群体调查:相互之间屡发争斗(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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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6日 07:12 京华时报 | |||||||||
![]() 1月12日,《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执行者——北京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张西等三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票贩子群体作了进一步的剖析,并讲述他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的票贩子的故事。 同一天,本报记者赶赴北京站,目击票贩子与旅客之间的交易。
“鱼皮子”:为争利益扎死同行 “鱼皮子”,35岁,最早在南站倒票,后来转到西站。2005年,又转到北京站,仍以倒票为主。 同是票贩子的“驴打滚”平时在北京站倒票,晚上在广场坑害旅客,什么都干。后来,两人因利益之争而发生矛盾,“鱼皮子”从停车场追到红绿灯栏杆处,将“驴打滚”扎了四刀,致后者死亡。随后,“鱼皮子”逃隐。 张西说,诸如此类的争斗,在票贩子之间经常发生。他们所了解的,还有票贩子“黑土豆”的弟弟在江擦胡同扎死同伙“臭虫”、西站“麻杆儿”家族和“锅底儿”家族群殴、“麻杆儿”家族和“小细腰”家族群殴的事情等。 女票贩子:以怀孕“保护”自己 张西说,他们接触的一个女票贩子,总是处在怀孕期,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两三个月后又打掉孩子,自己在家休养几天就又出来干,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孕过几次。 还有的女票贩子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女票贩们的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张西曾亲眼见过一个小男孩,母亲被警察抓了以后,父亲把他送到派出所,他对警察是又踢又闹,还威胁说,警察不放了他的妈妈,他就吃住在派出所了。 “念珠”:女儿生日收到礼金8万 “念珠”,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北京站,曾以在铁路上偷窃为生,后“转行”倒票,曾经“风光一时”,成为票贩子团伙“西北帮”的“老大”。 张西第一次见到“念珠”时,他手上戴着一串念珠。“念珠”说,那是一名和尚跟他买票时,他不忍心要高价,和尚送了他一串念珠,说他“有善心”。 “念珠”最风光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他是票贩子团伙“老大”,那时每天只需躺在家里数钱。 “念珠”曾经给女儿举办7岁的生日宴会,在一家豪华饭店里订了包间,很多票贩子都慕名前去送礼,那阵势就像火车票贩子们的一次大聚会。最后,光是礼金“念珠”就收到8万余元,还有些“同行”送戒指、项链。 赚了钱后,“念珠”染上了毒瘾。后来被抓去坐牢,到2004年被放出来时,票贩子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火车站也“变了天地”。他决定重操旧业,从一个小票贩子做起。 张西说:“票贩子们通常没有长远的打算,有的人想干几年,赚了钱就改行,毕竟倒票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有的人除了倒票不会干别的。” 张西说,有一些收入丰厚的票贩子,大多在城里买了一套甚至多套楼房,让家人或亲戚居住,而自己为了倒票方便,仍然在车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赚只购维持生计的人,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是郊区的平房里,房租每月100-300元。 “二人转”:吸毒致穷后倒票 “二人转”,40多岁,她经常蹲在北京站前的邮局旁抽烟等待“客户”。 “这女人说话很大声,一见我就以姐妹相称。”调查者之一张西说,她遇见“二人转”时是在去年五一前。听说她来买去往青岛的火车票,“二人转”立即站了起来。谈好价钱后,等人送票过来时,“二人转”怕张西等急了,赶紧说:“我给你唱二人转吧。”说着就唱了起来,还说:“咱这叫服务意识。” 不一会儿,一辆轿车开过来,车里的人给“二人转”送来一叠火车票。“二人转”对张西说,开车那人原来也是北京站的票贩子,后来赚了钱,开了个饭店。她还说,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也赚过100多万元,后来都用来吸毒了。张西说,“二人转”的事情很多票贩子都知道。 “二人转”告诉张西,她第一个丈夫被判刑后,她到北京开始倒票。嫁给第二个丈夫后,生了个儿子,后来,因为她吸毒,丈夫跟她离了婚。再后来,嫁给第三个丈夫,生了个女儿后,丈夫却跟别的女人跑了。“二人转”跟张西炫耀说,她的儿子长得很帅,也在北京站倒票。 此后,张西还跟“二人转”有过多次接触,发现她整天在火车站“飘”,生活极不稳定。 “小欧巴”:票贩子中的私生子 调查中,张西遇到最小的一名票贩子只有14岁,他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北京站倒票,他出生在北京站。而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个绰号叫“小欧巴”的,今年已经20多岁,他自己也说不清父母是谁,是个私生子,以倒票为生,开一辆时尚的大摩托。 因为有钱,据说“小欧巴”还找了个女大学生当媳妇。暑运期间,警察又被“小欧巴”骗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欧巴”抓了起来,要拘留其15天,他苦苦哀求警察,说媳妇怀孕8个月,家里没人照顾。警察信以为真,把他放了。后来证实,“小欧巴”说的是假话,但已找不到他。 记者目击 票贩子在退票口现场交易 1月12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站前,观察票贩子们的“工作”。 当天中午,记者刚从北京站地铁口出来,立即有几名男子围了上来,喊着:“火车票要不要?” 记者假称到哈尔滨,跟其中一名票贩子谈价钱。他说,到哈尔滨的卧铺要加价200元。记者问,能不能少一点?对方很肯定地说,不能少。 记者说:“我先到售票厅看看再说吧!”这名票贩子说:“你到里面肯定买不着票,等你要了回来再找我。”记者问及他的联系方式,这名票贩子断然拒绝了,他很警惕地说:“我哪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稍后,他又对记者说:“你就到这儿(地铁口)来,准能找着我。” 记者在售票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如这名票贩子所说,已经难以买到次日去往哈尔滨的卧铺票了。 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站退票口。此时,退票的旅客在退票口排成了两条长队,在队伍的两边总有一些不带行李的人不停地走动着,盯着每一位旅客手里的火车票,并不时上前与旅客谈价钱,谈妥后立即掏钱买下,再就地转手卖掉。 在这些人中,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手里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火车票,在退票口来回转悠着。 一名旅客过来,看完“拐杖老人”手中的票后,双方开始谈价钱。随后,男旅客从钱包里掏出了钱。两人为几块钱零钱是否给争了起来,最后,购票的男旅客把钱补齐后,拿着票离开了。 卖掉两张票后,“拐杖老人”转身离开。记者试图跟随“拐杖老人”,看看他的取票地点究竟在哪里。但他显然非常警惕,突然快步走了起来,在人群中左转右转之后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拐杖老人”再次出现在退票口。与刚才一样,他手里仍然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票,票面朝着旁边不断穿行的旅客。 半小时后,“拐杖老人”的这两张火车票又出手了。 票贩子的“工作”方式 历时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逐渐掌握票贩子的“工作”方式,他们将票贩子的不同类型以及在票贩子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行话”归纳如下: 倒票类型 兼职型:淡季时倒演唱会票、电影票、球赛门票等,旺季回到车站倒火车票。 专职型:除了倒火车票,别的不干,也干不了。 单干型:自己买票,自己倒票。挣不了大钱,但有机会就向旅客疯狂要高价。 团伙型:几个人结伙一块干,有拿票的,有侃客的,有出票的,有收钱的,有望风的。 固定关系型:这部分人利用已有的拿票“人脉”,给需求量大的旅行社和公司跑票。比如一个公司有300人出行,每张加收30元,就能净赚9000元。 家族型:以家族为单位,亲戚聚在一起倒票,时间在3年以上,以倒票为主要谋生手段,从中获利的数额远远高于从事其他服务业或商业的收入。 单位型:在一些招待所门前公然挂着“代订火车票”,每张加价30元等。 售票点型:有些非法的售票点出售火车票时加价20至100元不等。这种售票点,找一个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个门脸立个牌子几个人就可以干了,一个登记的,雇俩跑票的,就开张了。 倒票“行话” 老炮:泛指在火车站倒票10年以上的老票贩子。 拿票:旅客拿不到的票,他能拿到。越是紧俏线路,越能拿票。比如一张沈阳北,原价246元,拿票的人对扒皮的说,350元可以归票。扒皮的就知道加价的底线是104元。他们扒皮时,就会喊400元,扒皮的挣多出来的50元差价。 扒皮: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跟旅客砍的价钱要比票贩子出的高,高出的部分是他挣的,一般价格在10至200元不等。 叫票:叫票者手里没票,在广场上叫喊出售火车票。有三种可能:有可能自己的票藏在某处;有可能藏在同伙手里;也有可能根本没有,先找到客,根据客人需要,再找“拿票”去要。 侃客: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归票,侃客的人多半会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扎蛤蟆:自己没票,告诉旅客说,自己能买着票,别人买不到。拿着旅客的钱为其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 低接平出: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旅客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跑票:未经铁路系统允许私自开设的野点的务工人员。他们是专门为打电话订票的旅客或公司送票、时常穿梭在火车站—黑订票点—旅客之间的人。他们的工资是计票工资,一张票挣5-10元,老板挣10元左右。 骗票:有两种情况:买一张短途票,2元钱到丰台,夹在时刻表里,在候车室找各种机会跟有票的旅客闲聊,套老乡或同一趟车为由,拿时刻表给旅客查到站,在查的过程中,迅速将车票调换,找借口离开,到退票口退票;也有的是收取旅客或别的票贩子的钱,称自己能拿到票,结果拿到钱后没人影了。 吃夜活:夜里10点以后,利用半夜到达车,中转旅客买票,坑害旅客。 打早:指那些凌晨四五点到火车站,什么都干,比如扎蛤蟆、扛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