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非常不景气的今天,诗人几乎被认为是集体“失语”,而根据诗人徐伟2000多行长诗改编的诗剧《口供》却引起了极大反响。新戏剧导演李六乙借助多媒体等现代舞台表现形式,使《口供》成为一场大众视觉盛宴,不仅获得艺术上的成就,也赢得了商业上的认可,或许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 吴小曼
观众身着涂满诗歌的衬衫入场,这是诗剧《口供》演出的特有形式。从北京9个剧场首演,《口供》就引起了诗界与戏剧界的关注。上周,在人艺小剧场进行第二轮演出,这种特有的入场方式,再次引起了外界的好奇。而一场由观众参与演出的戏剧,至此成为李六乙新戏剧革命的标志。
一场行为艺术秀
观众被要求在衬衫上写上自己的诗歌,有人好奇、有人不解,但有诗歌情结的观众还是写下了自己喜欢或创作的诗。身着诗歌入场,从开始就被置入到了戏剧中。看着过道中涂满诗的宣传画,与身上的诗歌对照,真以为自己就是诗人。
然后领取自己入座的椅子或者坐垫,从一开始,观众就参与到这种戏剧体验中。因为剧场没有座位,整个剧场就是舞台,被纱幕隔成了几个区域,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是坐,是躺,还是根据需要,随时调换位置。大家被这种“自由”诱惑着,尝试着放松,被一种彻底的兴奋占据着,因为还没有过如此新鲜的看戏方式,有些人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吗,我们可以随便变换座位。”
灯光一亮,纱幕拉开,中心剧场却是一个超大水床。人的生命自床上诞生,又从床上消亡,床成了大众生活的中心,也是每个人目光的中心。
观众开始骚动,大家都被床吸引了过去,戏剧的开场也就此完成,因为观众自动参与到了演出中,他们都在床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口供》讲的就是一个诗人的心理历程,他在一天24小时的心灵冲撞,而当晚的观众都是这种生活的参与者。于是,整个剧场就变成了一场行为艺术秀,演员表演的生活与观众的行为交织在一起,成为《口供》的目标。
观众也成为靶子
床上的生命蠕动开始转向床下,灯光也转向了观众,诗人的世俗生活被放大。他被物质生活扭曲着,身体和心灵都不堪重负。这是音乐与多媒体互动产生的效果,让这些痛苦的灵魂被无限放大到了幕布上,观众也迷迷糊糊被拉入到了这种梦幻的场景中。远处的锣鼓,悠远的钟声,与繁华世界的灯红酒绿,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而这些如口供一样模糊、混乱的台词开始像子弹一样向观众掷来,演员穿梭在观众中,他们的无奈正是观众的无奈。舞台也被无限延长,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
诗人书写文字的手开始抖动,到后来他根本无法平息内心的冲撞,与屏幕上扭动的人群形成一个对比。找不到释放的出口,而以前被认为严肃的东西在今天已变得可笑。如昆得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诗人无所适从,商业对人性的摧残,与对现实的种种拷问重叠在一起,最后让诗人拿起语言的武器,开始向观众扫射。
当前的、历史的、欧洲的、哲学的、后现代的,所有能想到的,都成了口供的内容,他们语义不清,但却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对现实的批判。
密集的文字对白,在有些人看来是语言的暴力行为,让观众费解,因为自始自终戏剧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只有一个个由语言和演员完成的意象,但却达到了触动心灵的效果,让大家在震撼的音乐中感受到灵魂的焦虑,和现实生活的挫败感。这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无奈。
用情绪完成高潮
演员随着语言的变化在变化着,场景也在随之变化,戏剧没有高潮,戏剧的高潮就在诗人的内心,而内心的反映都由情绪来完成,这正是实验诗剧的意图,不仅颠覆了传统戏剧的戏剧冲突,也颠覆了戏剧的结构。
编剧徐伟本人就是一个诗人,他把诗歌的叙事自由和空灵的人性关照都由这些浩瀚的文字来完成,导演李六乙本就是玩形式的高手,加之郭文景的音乐创新,共同完成了一场新戏剧革命。让演员参与到演出中,感受作者的情感变化,而戏剧表现的就是一个诗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
诗人作为80年代最活跃的艺术群体,到了90年代末,几乎完全从商业社会中“失语”,诗人也被当成一个边缘人群被谈论着,其实他们的困惑也是大众的困惑,所以能产生一种共鸣。
舞台上什么都有,洋酒、雪茄,这就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可当物质成为生活的主宰时,人的精神的迷失却成了不得不去正视的东西,戏剧把这种困惑展示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尽管有些沉重,但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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