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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非常不景气的今天，诗人几乎被认为是集体“失语”，而根据诗人徐伟2000多行长诗改编的诗剧《口供》却引起了极大反响。新戏剧导演李六乙借助多媒体等现代舞台表现形式，使《口供》成为一场大众视觉盛宴，不仅获得艺术上的成就，也赢得了商业上的认可，或许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 吴小曼
观众身着涂满诗歌的衬衫入场，这是诗剧《口供》演出的特有形式。从北京9个剧场首演，《口供》就引起了诗界与戏剧界的关注。上周，在人艺小剧场进行第二轮演出，这种特有的入场方式，再次引起了外界的好奇。而一场由观众参与演出的戏剧，至此成为李六乙新戏剧革命的标志。
一场行为艺术秀
观众被要求在衬衫上写上自己的诗歌，有人好奇、有人不解，但有诗歌情结的观众还是写下了自己喜欢或创作的诗。身着诗歌入场，从开始就被置入到了戏剧中。看着过道中涂满诗的宣传画，与身上的诗歌对照，真以为自己就是诗人。
然后领取自己入座的椅子或者坐垫，从一开始，观众就参与到这种戏剧体验中。因为剧场没有座位，整个剧场就是舞台，被纱幕隔成了几个区域，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是坐，是躺，还是根据需要，随时调换位置。大家被这种“自由”诱惑着，尝试着放松，被一种彻底的兴奋占据着，因为还没有过如此新鲜的看戏方式，有些人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吗，我们可以随便变换座位。”
灯光一亮，纱幕拉开，中心剧场却是一个超大水床。人的生命自床上诞生，又从床上消亡，床成了大众生活的中心，也是每个人目光的中心。
观众开始骚动，大家都被床吸引了过去，戏剧的开场也就此完成，因为观众自动参与到了演出中，他们都在床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口供》讲的就是一个诗人的心理历程，他在一天24小时的心灵冲撞，而当晚的观众都是这种生活的参与者。于是，整个剧场就变成了一场行为艺术秀，演员表演的生活与观众的行为交织在一起，成为《口供》的目标。
观众也成为靶子
床上的生命蠕动开始转向床下，灯光也转向了观众，诗人的世俗生活被放大。他被物质生活扭曲着，身体和心灵都不堪重负。这是音乐与多媒体互动产生的效果，让这些痛苦的灵魂被无限放大到了幕布上，观众也迷迷糊糊被拉入到了这种梦幻的场景中。远处的锣鼓，悠远的钟声，与繁华世界的灯红酒绿，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而这些如口供一样模糊、混乱的台词开始像子弹一样向观众掷来，演员穿梭在观众中，他们的无奈正是观众的无奈。舞台也被无限延长，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
诗人书写文字的手开始抖动，到后来他根本无法平息内心的冲撞，与屏幕上扭动的人群形成一个对比。找不到释放的出口，而以前被认为严肃的东西在今天已变得可笑。如昆得拉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诗人无所适从，商业对人性的摧残，与对现实的种种拷问重叠在一起，最后让诗人拿起语言的武器，开始向观众扫射。
当前的、历史的、欧洲的、哲学的、后现代的，所有能想到的，都成了口供的内容，他们语义不清，但却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对现实的批判。
密集的文字对白，在有些人看来是语言的暴力行为，让观众费解，因为自始自终戏剧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只有一个个由语言和演员完成的意象，但却达到了触动心灵的效果，让大家在震撼的音乐中感受到灵魂的焦虑，和现实生活的挫败感。这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无奈。
用情绪完成高潮
演员随着语言的变化在变化着，场景也在随之变化，戏剧没有高潮，戏剧的高潮就在诗人的内心，而内心的反映都由情绪来完成，这正是实验诗剧的意图，不仅颠覆了传统戏剧的戏剧冲突，也颠覆了戏剧的结构。
编剧徐伟本人就是一个诗人，他把诗歌的叙事自由和空灵的人性关照都由这些浩瀚的文字来完成，导演李六乙本就是玩形式的高手，加之郭文景的音乐创新，共同完成了一场新戏剧革命。让演员参与到演出中，感受作者的情感变化，而戏剧表现的就是一个诗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
诗人作为80年代最活跃的艺术群体，到了90年代末，几乎完全从商业社会中“失语”，诗人也被当成一个边缘人群被谈论着，其实他们的困惑也是大众的困惑，所以能产生一种共鸣。
舞台上什么都有，洋酒、雪茄，这就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可当物质成为生活的主宰时，人的精神的迷失却成了不得不去正视的东西，戏剧把这种困惑展示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尽管有些沉重，但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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