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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2月16日报道了一名重庆“棒棒”(挑夫)张庆刚一年详细的收支表。他当“棒棒”的收入6600元，家中卖粮、卖猪等加起来大约1200元，全年总收入7800元。他在重庆的吃住等计3630元，家中种地成本300元，需要交纳的费用约300元，两个孩子读书约2040元，其他支出600元。辛苦一年，全家只能有大约900元节余，但因为计算支出时并未穷尽，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大致收支两清。他说：“等娃娃读高中、大学时，就只能贷款了，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们多读书。”
对这些数据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孩子读书费用2040元，占家中全年总支出的63%。第二，如果剔除孩子读书费用，家中年收入1200元，年支出也是1200元，收支可以相抵，没有节余。
这个比较说明什么呢？其一，如果张庆刚不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的话，他可以不用外出打工挣钱，在老家可以生活得下去。其二，正因为孩子要读书，要受教育，那么一大笔钱从哪儿来？地里刨不出来，猪喂不出来，只能外出打工。张庆刚别无选择。
那么，张庆刚一年在重庆辛苦到头，可以挣得6600元，但他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与家人团聚的幸福，失去了父亲对孩子成长的“身教”，失去了作为一个壮年男人正常的生理需要。这三项都是构成生活幸福的基本要素。
全国有多少像张庆刚这样的人，在汗水的背后，是为了孩子能有一张安静的课桌？这是一个神圣的愿望，这个愿望关系着国家的前途，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分担着责任。
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读书”枷锁吧，实在不行，从小学阶段开始免费也行。
摘编自《检察日报》2月18日文/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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