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曾经冷战的对手，如今同为欧洲局外人，仍然是国际舞台上老辣高明、分量足够的玩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英俄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却是可以相互妥协的对手。这种相互对话方式全面涵盖了安理会、八国集团、北约-俄罗斯和俄欧关系，几乎事关地球上2/3的外交大局

　　■  应辰(发自英国巴斯)

　　6月19日，正在墨西哥召开G20峰会的英国首相明确表示，英俄两国领导人已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共识，重新上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转变看法，希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并在接下来的国际合作中将焦点移向政权和平交接。

　　英俄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共识，是自5月英国外相黑格访问莫斯科以来英俄双方达成的默契。黑格在莫斯科的游说，让人想到此前英国积极在欧盟 、阿盟和非盟之间左右逢源，最终在各方间达成一致，成功孤立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英国当前采取的“影响力外交”更侧重在国际舞台上放眼非直接利益，主动出击，做国际争端斡旋的盟主，以此换取话语权牌。如今通过与俄罗斯直接接触，将安理会五常的分歧限定在如何实现叙利亚的新老交替，可以说这是一次漂亮的出手。

　　俄罗斯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底牌，一直以来俄罗斯对叙利亚问题态度看似强硬，实则精明，遣词造句非常谨慎，为180度大转弯留有余地。俄罗斯向西方发出的信号是，阿萨德下台可以谈，但是必须从赶下台到新政权交接，一切都必须掌握在俄罗斯所能把握的节奏之内。

　　两个“欧洲局外人”的搭接

　　英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曾经冷战的对手，如今同为欧洲局外人，仍然是国际舞台上老辣高明、分量足够的玩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英俄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却是可以相互妥协的对手。这种相互对话方式全面涵盖了安理会、八国集团、北约-俄罗斯和俄欧关系，几乎事关地球上2/3的外交大局。普京卷土重来后，为未来俄罗斯外交定下“拥抱欧洲”的主旋律，接下来两国的接触将更为频繁。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曾一度缺乏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实力。一个直接的反映便是当西方介入波黑危机和科索沃战争时，俄罗斯只能坐视巴尔干半岛这个传统势力范围成为西方的政治舞台。当时的俄罗斯与英国处于接触频繁期，普京担任总统后不久，旋即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热心姿态，尤其希望能通过布莱尔，借其同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亲密关系，来重建俄美与俄欧关系。不仅如此，普京团队内部甚至对布莱尔的“新工党”方针怀有浓厚兴趣，认为在社会福利领域，新工党领导下的英国可以是俄罗斯学习的榜样。

　　毫无疑问，在普京和布莱尔主导下的英俄关系初期，这样的“蜜月期”来得有点快甚至有些匆忙。英国希望能赶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前，踏入与普京对话的大门；而俄罗斯欲想重登大国舞台，希望英国起到桥梁作用。2000年3月，在俄大选前两周的关键时期，布莱尔甚至亲赴圣彼得堡，以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名义，会见了当时还是总理的普京，同时也是那次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由于其本质是普京发出邀请，布莱尔做“非正式访问”，这次会晤曾同时在两国引发争议，反对者认为二人都在急于利用个人私交来铺垫两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这也是布莱尔在卸任后难以平息的质疑声，因为在他这盘“私交换外交”的棋中，除了克林顿和普京等人，也有卡扎菲这样的人物。

　　很快，付出殷勤后的布莱尔收到了普京的还礼。普京在大选胜利之后，将英国选为第一个出访国家。而此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希望“尽早与俄新任总统互访”，克里姆林宫却选择了英国。当时一些俄罗斯评论家认为，此举欲替换此前叶利钦构想的围绕“莫斯科-柏林-巴黎”轴心的俄欧关系，实现“莫斯科-伦敦”东西并进的欧洲接触模式。也许这是为了回敬当时德国在车臣问题上的不友好态度，但讽刺的是，几年后英国的车臣立场同样让俄罗斯感到不快。

　　英俄之间逐渐开始冷淡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布莱尔想要再次复制此前在波黑和科索沃的成功，大显英国动员国际干预的实力。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则出于维护“民主进步不得来自外国干预”这一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出兵。普京始终坚信俄罗斯的国内事务，例如车臣、反腐败和杜马改革不得受到西方干预，因此美国开战，英国游说的干预模式必须阻止。2005年布莱尔缺席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在二战参与各国元首皆在场的情况下，唐宁街只派出了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出席；而2006年G8峰会期间，有英国记者打断普京，提到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普京当即拿英国上议院“金钱换爵位”的丑闻来回敬。干预和反干预，核心利益的冲突让两国关系逐渐走向冰点。事实上今天的叙利亚，英俄同样在扮演相似的角色。

　　政治对立，民间开花

　　然而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两国之间民间和商贸领域的热度却不减反增。英国在俄投资2005年将近达到85亿美元，占对外总投资额的16%；而俄罗斯在英投资更是达到了125亿美元，成为最大对英投资国之一。伦敦成为了俄罗斯商人的投资中心，今天在伦敦的西敏区以及肯辛顿、切尔西等地经常能听到俄语。英俄经贸往来中最著名的一宗事件，莫过于俄国富豪阿布拉莫维奇斥巨资买下英超劲旅切尔西队。尽管政治纷争不断，俄国人却把皮球踢到了英国人的足球场里，这是比新总统首访伦敦还要重要的变化。

　　之后有趣的现象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口角，也都是由于相互渗透而引起的摩擦。2006年俄罗斯禁止英国人威廉·布劳德(William Browder)入境，布劳德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组合投资基金公司赫米蒂奇(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的首席执行官。在对待俄罗斯政府的态度上，布劳德历来以首鼠两端著称，一方面在2005年达沃斯峰会上力助俄罗斯吸引外资以刺激增长，组织了一场媒体早餐会，凭个人影响力召集到一众颇具影响力的记者。但同时在俄罗斯公司体制改革、员工和股东权利问题上，不断为俄政府制造麻烦，成为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政府官方并没有给出驱逐布劳德的理由，即便在英国外相斯特劳(Jack Straw)的施压下，俄罗斯依然置之不理。

　　而与此同时，英国也拒绝了俄罗斯要求遣返16名罪犯的请求。在这16人中，包括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别列佐夫斯基、车臣武装特使扎卡耶夫以及若干名前尤科斯公司的高管，罪名涉及洗钱、叛国和发动恐怖袭击。英国的政治庇护制度，在为英国积聚外交影响力的同时，也被指责是为恐怖分子营造避难所。

　　这种政治对立、民间开花的局面一直维持至今。但今天的世界格局，开始让两国同时重新打量对方。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同时动摇了英国自“二战”以来精心维护的两根外交支柱——英美和英欧关系，英美特殊同盟和拥抱欧洲对英国来说都已不太现实，这也是英国在自问何处是避风港的问题之后，主打影响力外交的原因。“在风雨飘摇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影响力将是未来英国外交最重要的资源”，英国外交学会(Chatham House)如是解读。

　　不亲不疏的翻版G2

　　正如同他的国徽双头鹰那样，俄罗斯在望向亚洲还是拥抱西方之间摇摆不定。自近代以来，亲西方派和泛欧亚派的纷争从未消停。普京一方面无法忍受泛欧亚派的极端倾向，以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r Dugin)为代表的“新欧亚派”认为俄罗斯首先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视欧洲为绝对对手，“斯拉夫性”、东正教和专制的三位一体，决定了“俄罗斯必须是一个帝国”，“与泛大西洋体系为敌”。但另一方面，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在经济和政治空间上挤压俄罗斯，并且早在1994年，欧盟就明确指出在东扩进程中，除了波罗的海国家，排除一切前苏联加盟国入盟的可能。

　　然而，普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2002年，俄罗斯举行盛大庆典，庆祝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向欧洲响亮地表达了融入的决心，而历史上，彼得大帝从瑞典人手中夺取这片满目荒蛮的沼泽，目标就是建立一座新都城作为俄罗斯面向欧洲的“北方窗口”。而再后一些的1777年，讲德语、身为德国人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明确宣布，“我们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事业将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只是这个“欧洲国家”，要让西面的欧洲人知道，俄罗斯要为欧洲定下自己的节奏，一如其叙利亚政策。仅在对欧洲的理解上，英国人和俄国人难得的相似点，便是一样怀揣着“一个欧洲，一欧各表”的立场。首相卡梅伦在对待德国欲建立欧洲新财政体系的问题上表现得高度谨慎，简而言之，不支持、不反对，英国需要强大且共同合作的欧洲，但英国不会被布鲁塞尔接管。

　　英国与俄罗斯如今无论在欧债、叙利亚还是伊核问题上，灵活地采取多层面接触，而非单纯地合作和对话，两国间的经济渗透俨然可以被视为中美所谓“G2”的翻版，但双方的不同不言而喻。在不亲不疏间的达成共识，仿佛两个探戈舞者，也许世界上更需要这种陌生人，甚至意见相左者之间的合作和理解，而这需要老道的对话方式和些许主动出击的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