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形变幻的欧洲
被捆绑的巨人
美国情报局2008年发布了一份2025年世界评估报告。它预测欧洲“由于内部的口角和相互竞争的国家议事日程”，仍然是一个“被捆绑的巨人”。不管未来如何，这个比喻现在看来很恰当，而且在不平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中表现出来。通过公开贸易和管制政策，欧洲巨人在很多经济领域和美国平等交涉。但是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双方仍呈现出主从关系。
柏林墙倒塌20年后，欧洲人依然认为安全和国防是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美国主导的北约依旧是讨论安全和国防事务的关键论坛。实际上，欧盟致力发展的安全和国防政策主要着眼于欧洲之外的危机管理措施，以免挑战北约的中心地位。美国对欧洲安全和国防政策中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怀疑、支持最后失望的过程，但是它并没有参与欧盟的这个项目。
欧洲人仍然依据冷战思维行动，即作为对美国保护的回馈，他们须在外交事务上和美国休戚与共。一些欧洲人偶尔会直接反对美国，比如法国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做法，但是这种困扰与跨大西洋安全政策的争论紧密相关，它使欧洲陷入混乱。结果，欧洲人经常私下批评美国，并避免以欧盟身份来处理涉及阿富汗或导弹防卫等可能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紧张的大型战略问题。他们往往通过华盛顿和不同欧洲国家首都的双边渠道来商议决定，或者在美国指导的北约内部解决。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必定完全信服地扮演忠诚下属的角色。尽管他们说得很好听，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惹麻烦。通行的模式是美国寻求帮助而欧洲征求咨询。但是，欧洲不仅承认美国的领导权，还期盼着这一点(尽管他们对自己所得并不满意)。这种不对称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从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问欧洲时的宣言“美国不能独自面对这个世纪的挑战，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将不能面临这些挑战”中，就可以清楚地感知到。换言之，美国需要伙伴，欧洲需要它的美国伙伴。欧洲人自然担心这种权力的不对称反映了他们关系中双方重要性的不对等。
与此相反，欧洲巨人在管理或商业事务上并没有感到这种服从或焦虑。无论“其它地区的崛起”，美国和欧洲显然依旧是彼此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不仅仅是贸易；通过合作投资、生产、研究和开发，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相互依赖的地区。跨大西洋经济每年生产的销售额达3万7千5百亿美元(约2万5千9百亿欧元)，且直接雇佣了大西洋两岸多达1400万的员工。欧盟和美国还是彼此经济中对外直接投资部分的最重要来源：2007年欧洲公司占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1%，同时欧洲占了美国公司外资总额的62%。
与安全、国防关系不同，双方的经济关系是一种谁都不甘示弱的竞争关系。尽管关税战争现在日益稀少，在免关税障碍贸易上的争端却从未停止。特别是涉及到农产品时，还会受到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或注射激素的牛肉的不同看法的影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欧洲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竞争政策上没有丝毫犹豫，比如，对美国的巨头微软(微博)和英特尔(微博)课以数百万美元的罚款。事实上，在管制领域，布鲁塞尔制定的全球标准，美国(和其它非欧洲)公司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尽管存在争吵，经济关系的平等性使大西洋两岸均受益匪浅。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民用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尽管对空中客车和波音飞机的所谓非法补贴问题争论不休，一种高强度的竞争局面已经形成，这对飞机航线、旅行顾客以及大西洋两岸的经济都大有好处。工业作为一个整体也有好处：他们将世界准确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因为彼此都感到对方在自己脖子后面的呼吸。(与此相对照，在国防工业方面，美国的优势地位已经成为美国市场进军欧洲的限制，而且欧洲拒绝共享美国技术。)
这两个经济巨人依然有效地合作。在20世纪后半叶，他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世界银行和G7/G8使世界经济在它们之间运转。当然，这个旧秩序的基础现在日益被“其它地区的崛起”所侵蚀，G20和G2的出现就是最明显的征兆。现在的经济危机往往强调如果欧洲在经济政策和管制条例上不能达成一致，它的全球影响将会减弱。但是，随着欧洲中央银行作为联邦储备银行强大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姿态的出现，这种危机意识同时低估了欧元日益强大的影响。
欧洲的多重身份
为什么欧洲在外交和国防关系上如此顺从美国，而在经济关系上又如此敢作敢为？最明显的解释就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在经济领域，欧洲可以和美国匹敌(甚至在市场份额和GDP方面超过美国)，但在地缘战略方面，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欧洲不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半是意志。欧洲通过授予欧盟委员会在贸易和竞争政策方面(包括它的对外方面)的权威而决心成为一个全球的经济巨人。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通过高度变化的欧盟总统职位的轮流机制，欧盟成员国倾向于使它们的最高代表尽可能受到约束。欧洲成员国只是不希望作为欧盟展现在欧洲或是世界的其它国家面前，至少不愿总是如此，当然并不绝对。
换言之，欧洲人在美国面前拥有多重身份。首先，每个国家和美国有双边关系。其次，欧洲通过北约在国防和安全关系上同美国打交道。因为欧盟，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获得了第三种身份，本来它仅限于贸易和经济事务，现在又小心翼翼地扩展至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等更广泛的领域。如何给这种新身份定义并用术语表达并不容易。欧洲现在有些消化不良，在短短的5年里它的成员国数量增长了一倍，从15个上升至27个。重新确立制度安排的呼声已经旷日持久，使人精疲力竭甚至招来分离倾向。EU15原本对自己国际角色并无疑问，但是新近加入的12个成员国既没有海外事务的传统，也没有参与这些活动的特殊打算。
多年来欧盟成员国致力于协调它们的外交政策地位，比如，欧盟外交部长现在每月都会碰面。但这种协调仍基于主权成员国之间的自愿合作。没有国家已经屈服“布鲁塞尔”，也没有国家在里斯本协议之下。但是当欧洲人努力协调它们对外事务的政策时，它们发现试图协调它们对美国的政策是不合适的。欧盟的法籍轮值主席在2008年后半年提出，欧洲应向新任美国总统建议优先考虑讨论哪些事情，这是破天荒的，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华盛顿正处于新旧政府过渡期。
和普罗透斯打交道
欧盟新的外部身份的出现，既简化也复杂了跨大西洋关系。尽管里斯本协定着眼于提升欧盟对外政策和行动的一致性的新安排，也无法给亨利·基辛格在欧洲该叫谁的疑问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Barroso)是一个选择，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的新主席和新的欧洲外交部长将是(很可能彼此竞争)替代性选择。但就目前来看，很难说这三个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站在一个“为欧洲说话”的位置。因此美国国务卿可能会发现，自己依然更加频繁地和她在柏林、伦敦、巴黎，实际上还有其它欧洲各国首都的对手通话。
身形变幻的欧洲
欧洲其它国家越来越抵制在三个大国和美国之间处理跨大西洋关系的做法，尽管它们在伊朗等特殊问题上对此默不作声。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和欧盟跨大西洋事业的正式协定既琐碎又不能令人满意了。美国第一次正式承认欧盟潜在的国际角色是在1990年的《跨大西洋宣言》，它确立了欧盟－美国峰会制度，并使美国“在涉及政治和经济共同利益的重要事务上”通知并咨询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和它的成员国)。接着便是1995年所谓的《新跨大西洋议程》和它附带的《联合行动指南》，它要求双方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发展和民主方面共同协作。
近年来还有一些致力于加强欧洲和美国经济关系的创举。比如说，2007年成立的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它将欧盟工业部长官和美国国家经济理事会会长召集起来共同克服贸易和投资的管制障碍。多方仍认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打交道平台，特别是对无关税障碍贸易而言。同时还商议建立一个新的跨大西洋理事会来讨论能源安全问题。
尽管在官员们看来它们意义重大，但很难辨别这些创举对真实世界的影响。尽管双方的政府公报对它们作了预告，但它们连《纽约时报》的一句话都不如。
欧盟和美国正式对话的长期不充分在每年的欧盟-美国峰会上充分暴露出来。这些会议通常把美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相关内阁成员、拥有欧洲理事会轮流主席席位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外交和安全政策局的最高代表，相关的欧盟委员以及来自主席政府的同等官员，偶尔还有即将赴任的下一届政府成员等召集起来。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峰会不过是欧洲人热爱过程胜于实质性结果的典型表现，同时展示了一个欧洲人不顾效率让人人挤进这个房间的冲动。布什对他2001年在哥德堡第一次峰会的体验如此泄气，以至于他迅速把会议频率减为一年一次；政府信息公开表明：奥巴马2008年4月在布拉格峰会上遭遇了全部27个欧洲国家和政府首脑，这令他难以置信。
这种复杂而分化的关系使美国人觉得他们是在和普罗透斯(编者注：Proteus，希腊海神，最狡猾者)打交道。变形的欧洲人现在看起来是北约的盟友；作为欧盟，它有时表现为27个国家试图一起行动，有时又表现为一个欧盟试图代替27个国家行动；每个国家作为单独的国家，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关系和途径。无怪乎美国人既困惑又挫败。也难怪大西洋两岸的众多官员和评论家集中精力想设计更好的制度架构，以便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是治理表面问题而不是混乱的根源。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制度安排，而是它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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