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

　　“新欧洲”正在酝酿未来五年的对华政策，中欧经济关系成为核心关切。

　　4月29日至5月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成员包括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以及贸易委员卡雷尔·德古特等五位欧盟委员会委员。这是去年11月欧盟行政机构大改革以来，“新欧洲政府”政要首次访华。

　　一位与中国合作密切的欧盟委员会官员28日对本报透露，巴罗佐此行将向中国传达两个信息：其一，欧盟希望中国继续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贡献；其二，欧盟致力于在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框架下，和中国协调双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欧盟此前发布的官方消息则称，中欧此次高层对华聚焦双边问题和一些重要的全球性挑战，诸如经济和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安全问题等。

　　自2006年发布指导性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以来，欧盟的中国政策一直依循此文件的设想发展。不过，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一份新的政策文件或正在准备中，有望于下半年出台。

　　访华诉求详解

　　此次访华前，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等高层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中欧经济平衡的关切。

　　今年3月，中国对外贸易6年来首次出现赤字，逆差额达72.4亿美元。中国对欧盟和美国贸易虽然维持了顺差，但额度都有缩减。但欧盟并不能确定，这种变化是中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暂时效应，还是因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上述欧盟委员会官员表示，出于经济再平衡的考虑，欧盟希望中国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并推进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提升国内消费能力。相反，美国念念不忘的汇率问题并不重要，该官员表示，“在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最主要因素”。就经济政策协调而言，该官员透露，欧盟希望在G20平台上，与中国一起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退出政策。

　　虽然欧盟对中国的期望很高，但是在回应中国的诉求上，欧盟很难做出积极姿态。

　　在中国关心的国际货币基金(IMF)份额改革上，欧盟内部分歧一时难以弥合。一方面，欧盟内部确实有以统一的欧盟取代各成员国领取目前份额的想法。法国前中央银行行长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就设想，欧盟未来在IMF中分欧元区和非欧元区，另有两个集体代表权。

　　但另一方面，欧盟现在还很难说服成员国让渡本自身权利。西班牙财政部长Elena Salgado曾对记者表示，IMF份额改革必须从被过分代表的国家，转向代表不足的国家，而非简单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她还举例称，西班牙就是一个代表不足的国家。

　　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也是欧盟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欧盟气候行动委员康妮·赫泽高将与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会面。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最迟于5月初出台伊朗核问题决议，中欧双方也将就各自立场展开沟通。

　　欧洲商界核心关切

　　欧洲商界紧密关注此次欧盟高层中国行。

　　欧洲影响力最大的商业组织之一，代表34个欧洲国家的2000万家企业的商业欧洲(Business Europe)每逢巴罗佐访华，都会致信传达欧洲商界的关切，敦促欧盟官员与中国进行沟通。此次也不例外。

　　商业欧洲国际关系部高级顾问Carsten Dannohl向本报透露了今年信中的三个关切——政府采购的本土创新政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知识产权。

　　2009年11月，中国科技部联合发改委、财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最终形成《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未来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政府采购政策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该产品目录基础上制定《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Carsten Dannohl称最初的政策基本上“将外国企业摒除在中国政府采购之外”。2010年4月10日，上述三部门推出了该政策的修改版本，他说“这个版本有一些改进，但欧洲商界仍然希望更开放和公平的竞争”。

　　中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商业欧洲的第二个关切。中国在2001年首次启动这一制度，并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中国财政部新近下发的《2010年政府采购工作要点》，又提出将在《政府采购法》规定范围内对信息安全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

　　Carsten Dannohl表示，欧洲商界反映该规定要求公司递交信息中涉及高度机密信息，其中安全产业和风能设备产业所受影响最甚。

　　知识产权是欧洲一贯关注的焦点。Carsten Dannohl说：“中国格外关心的欧盟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问题，也与知识产权保护息息相关”。

　　外交新起点

　　与此次中欧高层对话能取得多少实质成果相比，访华对未来欧盟中国政策走向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

　　欧盟去年11月批准了《里斯本条约》，致力于统一欧盟各国外交立场，统领欧盟外交事务的“外交署”即欧洲对外行动机构正在组建之中。今年年中英国大选结束后，欧盟三大成员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内政坛都将步入相对稳定状态。

　　“欧盟外交政策现在正处于谨慎的判断期。欧盟未来五年的领导班子和架构基本确定，欧盟外交政策，尤其是大国政策正在定型中。此次访华是‘新欧洲’政要的第一次，访华结果将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 Andrew Small对本报表示。

　　他进而表示，以往欧盟对华政策存在两个瓶颈，一是缺乏政策整合——外交、安全和贸易各自为政，一是成员国出于私利，相互竞争“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外交署的建立则有可能让欧盟一举突破这这两个瓶颈”。

　　在机构设置上，负责“外交署”的阿什顿既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同时也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这意味着她有权协调外交和贸易等其他事务的关系。

　　虽然各成员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的利益分歧短期难于弥合，但欧盟的重要成员国都希望统一对华政策。Andrew Small分析，“过去五年中，几大成员国制衡中国的能力正减弱。他们意识到，必须让欧盟发挥更有效作用”。

　　此外，在欧中、欧美、欧俄三大外交关系中，欧盟各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差别最小。德国和英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以及英国和法国对美国的看法，都存在不小的差异。

　　“我认为欧盟主要成员国愿意参与到欧盟对华政策的整合过程中来，愿意为此投资，愿意相信阿什顿。” Andrew Small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