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企图将中印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剥离

　　主持人王莹：发达国家还用了什么手腕对中国、印度施压？

　　王瑞彬：从会议上也可以看到，采取一些突然袭击的手段，希望使他们自己的一些不合理要求能够纳入到大会的轨道当中去。很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丹麦文本，实际上丹麦文本在会议之前，大约在10月底的时候已经泄露给新闻媒体了，我的理解这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试探性的动作，看看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反应，当然我们对此是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对这种行为也是表示强烈的反感。

　　而且在会议上，当丹麦文本遭到了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强烈反对的时候，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大概在昨天，新任的哥本哈根大会的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又再次把经过变形的丹麦文本拿到大会上，但是核心精神还是跟第一个丹麦文本的版本是一致的。

　　新丹麦文本没有通过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的特殊工作组的讨论，也没有把工作组讨论的文本结果、成果整合进去，就直接提交最高级别会议去讨论。当然他这种企图也是遭到了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强烈反对，应该最终不会成为现实的。

　　第三，发达国家在跟中国、印度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进行接触的时候，始终采取了一个策略，这是由来已久的一个策略，期望把中国、印度等这些发展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和其它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分离开来。

　　如果是把中印等国家作为一个单独群体对待，它就可以在气侯谈判当中为这些国家赋予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不相同的责任，实际上换句话讲就是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如果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势必要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责任。

　　主持人王莹：好像在开始搞分化了，有点各个击破的感觉。

　　王瑞彬：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在利益和诉求上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分歧，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而且我们知道在这次气候大会上谈判，实际上沿用了以往的谈判模式，77国集团加上中国的谈判模式，这么一个集团它代表的国家大概是有130多个发展中国家，130多个国家，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且各个国家所处的地区也不一样，当面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它们自己所具有的减缓和适应能力差异非常大，所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是非常正常的。

　　您刚才所谈到的分化，西方国家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简单讲一讲会上所提出要求的一些分歧，有些非洲国家还有一些海洋国家，比如太平洋的小岛国家，期望着大会能够将很危险的地球气温上升的幅度，因为以前发达国家所确定的是2摄氏度，把这个幅度下降，降到1.5摄氏度，也就是这个问题更为紧迫。

　　实际上在资金的需求上和使用上，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还有比方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集团中，也有一些产油国，如果说是未来的气候变化协定，他们大新未来的气候变化协定比较严苛，使得石油生产大大萎缩，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利益，这些产油国也希望未来的气候协定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恰恰是由于这些客观的差异存在，才给了这些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集团可以利用的机会。

　　主持人王莹：似乎在这里面是存在着一场较量，一个就是利益，一个就是长远的发展。

　　王瑞彬：对。

　　主持人王莹：我们也同时看到，中国也在积极努力，联合着巴西、南非、印度这几个国家在15号发表声明，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一方面他们在搞分化，另一方面我们正在积极团结，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王瑞彬：在会议召开之前，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如果是从2007年巴厘岛会议结束之后到了现在哥本哈根会议正在召开，两年时间来看，发达国家是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场所分化发展中国家。

　　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表达了不同的诉求和主张。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像一些主要的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像您刚才所谈到的金砖四国，紧急磋商，在会前协调了各自的立场，最终就原则性的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第一阶段所提出的中心草案，通过这个草案表达发展中国家的相同的或者相似的经济诉求，起到了使发展中国家形成统一战线的作用。

　　在团结发展中国家集团的过程当中，像这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强调了一点，就是求同存异，因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共同利益是最大的。这种共同利益一个是气候变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更为脆弱，也就是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应该来讲是首当其冲，这一点是一个共同利益。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近些年来经济成长比较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采取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尽己所能给予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这种富有诚意的意愿和行动应该是能够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当中赢得支持的。

　　主持人王莹：关键这是一个积极的作用。

　　王瑞彬：对。

　　达到45%碳减排目标中国GDP将损失5800亿

　　主持人王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像在这次峰会上中国所表现出的大国的风度、大国的关怀、大国的责任感，他也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高，能达到吗？这是国人的一份担心。

　　王瑞彬：在会议召开前，11月底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将碳排放的强度降低40%—45%。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切实措施，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方面所迈出的一大步。这个目标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对于中国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这个目标的力度应该是比较大的。

　　这个目标公布之后，在国际上也有对它批评的声音，这一点也是不能回避的。比如其中一个声音就讲，中国的这个目标定得太低，有些发达国家就讲中国的力度太低，如果仍然是采取这么低力度的行动，它就不会采取相应的气候减缓的行动。我们做一个测算，美国公布的目标是在2020年，也是以2005年作为基准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低17%。

　　主持人王莹：比我们低得多。

　　王瑞彬：是，但是不能这样算。这一点是这样讲，如果说这两个目标都能够到2020年如期实现，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然比美国少一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到人均排放量，仅仅是美国人均排放量的1/4，在这两个目标同样都最终实现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的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仍然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应该是采取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行动，这实际上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比较重的承诺。因为毕竟中国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知道能源行业，包括工业生产过程当中能源的使用率仍然是比较低，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改变。

　　同时我们国家还有几亿的贫困人口，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当务之急。我们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碳的排放量仍然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考虑到碳排放量仍然要增长，同时我们还要实施减排，给自己设立这么一个目标，对中国政府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主持人王莹：会对经济产生多大影响？

　　王瑞彬：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应该讲究经济和社会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率肯定会有一些受影响，但是这个目标如果实现，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有益的。

　　您刚才所讲到，对于它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测算，在方案公布之后，国内的一些机构、研究人员对我们所付出的成本做了一番估算，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机构也做了测算，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测算结果是人民大学研究小组的测算，根据它这个测算。

　　如果我们现在保持原有的节能减排的政策和措施不变，而且到2020年期间又没有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重大的技术性突破，保持现有条件不变，如果达到40%—45%的碳强度减排的目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经过测算的结果是到2020年，如果保持这些条件不变的话，所能够实现的碳强度的减排幅度仅仅是30%左右，实际上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

　　如果加大成本的投入，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个目标实现，他们也做了两个测算，如果是实现40%的碳强度的减排目标，对我们国家的GDP所造成的损失将是33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达到45%的碳强度的减排目标，这个损失将上升到5800多亿人民币。当然我们这里看到的只是一些数字，实际上我们知道为了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我们还会投入其它一些社会成本，比方说我们可能会付出就业率下降的成本，还有国民收入减少的成本。

　　主持人王莹：谢谢您的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网友的收看，再见！

　　王瑞彬：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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