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缺失，中国如何摆脱产业链低端定位

　　尹锋/文

　　我们正站在人类第三个里程碑式规则的谈判面前——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重新划分环境容量的规则。

　　气候变化是个环境问题，是个发展问题，最根本是个政治问题，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重新分配环境资源的过程。在全球低碳经济浪潮中，中国如何在能源需求持续扩大与减排压力不断增加下实现突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注册国，中国在碳减排交易市场上却没有定价权，似乎也面临着与鞋子、服装、钢铁等产业同样的命运，处于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碳排放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如果无法在碳交易市场掌握话语权，中国经济的命门将受制于人。

　　人类用第一个里程碑——《联合国宪章》划分了疆土，用第二个里程碑——《关贸总协定》划分了经济和资源价值。第一个里程碑的诞生走过了五千年的文明史，第二个里程碑的确立走过了200多年的发展时间。

　　如今，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从“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哥本哈根会议，人类正试图用十几年的时间确立第三个里程碑式的规则——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重新划分环境容量的规则。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我们错过了前两次里程碑式规则的制定，但有幸参与了第三个里程碑式规则的谈判。我们要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尽可能多地保护和争取我们的利益。

　　然而，气候变化是个环境问题，是个发展问题，最根本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发达国家主导的、重新分配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排压力最大的国家，在全球低碳经济浪潮中，如何在能源需求持续扩大与减排压力不断增加下实现突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注册国，中国在CERs(碳减排量核证，由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经过联合国核证颁发证书，可在公开的碳交易市场交易)交易市场，却没有定价权。中国在碳交易领域似乎也将面临着与鞋子、服装、钢铁等产业同样的命运，沦为全球碳交易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商，靠赚取生产加工费度日，交易环节产生的高额利润被西方买家获取。

　　碳排放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如果无法在碳交易市场掌握话语权，中国经济的命门将受制于人。但对于掌握碳交易市场话语权至关重要的资本、法律、规则、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建设，中国均尚处于萌芽期。

　　李俊峰认为，全球低碳经济浪潮是压力，也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一大商机，大突破口则在占地少、能量巨大的技术——太阳能与风能。

　　碳减排 未来全球第一大市场

　　12月7日，丹麦哥本哈根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在这里召开。

　　本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即将到期之际，确定全球第二承诺期(2012年—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安排。

　　与此同时，世界气象组织(WMO)的一份研究显示，本世纪头十年是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科学家发出的地球将面临气温上升威胁的警报愈加急促。

　　时间上溯到18世纪，已有科学家提出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温室效应，导致气候极端变化，不仅将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危害，甚至还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

　　由于战后各国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开始明显增加。1995年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率)上升到2009年的387ppm。与此同时，全球温度从1980年至2000年上升约0.5摄氏度，人类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开始上升到政治高度。在全人类的福祉面前，各国于1992年签署了《公约》。随后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及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确定：到2012年，发达国家要在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基础上承担各自不同的具体的减排指标。

　　2007年12月，巴厘岛会议召开，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规定各成员国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

　　直至此次的哥本哈根会议，各国制定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总体目标。但因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温室气体减排额度分配会对各国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围绕碳减排额度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易市场。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全球碳减排实行总量控制下的份额分配。由此，派生出三个碳减排合作机制—联合履行机制(JI)、CDM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S)。

　　JI是指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合作，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下称“ERU”)，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CDM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下称“CER”)，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议定书第三条下的承诺。

　　而适用于发达国家间的ETS机制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模式，即，环境管理者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向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发达国家分配“分配数量单位”(AAU= 1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在承诺期中某国家的排放量低于该分配数量，则剩余的AAU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有偿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反之，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超额的AAU，否则会被重罚。

　　在各国围绕碳排放额度激烈争吵时，各国金融家、投机商、贸易商和“低碳”经济下的各种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拥有者和生产者们则积极策划如何从未来的“气候经济”中分食更多的利益。

　　在低碳经济最高端的碳排放量交易市场，欧盟、美国等国家凭借在政治、金融、法律和信息化领域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局建立碳交易所，制定游戏规则。

　　欧盟由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基于此形成了欧洲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而美国由于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形成了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不过现在美国凭借在金融领域的强势，逐步向欧盟交易所进行资本渗透，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美国华尔街金融家们也在积极布局。

　　碳交易定价权 欧美之争

　　全球已经形成以碳交易为主的市场体系，掌握碳交易价格定价权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之一，在全球碳排放市场上却没有话语权。

　　围绕三大机制，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碳减排产业链：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资金，在当地申报建设CDM项目，然后将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进行核证，获颁CER核证。发达国家再将所获得的CERs核证拿到欧盟、美国的气候交易所内进行转让，由此形成CDM二级市场。

　　在中国企业为争夺CDM项目挤破脑袋的时候，欧盟和美国等国则着力在碳交易二级市场进行争夺，最主要的争夺是碳交易所的争夺。

　　在碳减排交易二级市场中，欧盟和美国是争夺最激烈的对手。欧盟内部形成了基于AAU的碳交易体系，美国则在本土组建了区域性的交易系统——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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