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Eliot R. Cutler 美国不会在中国投资美债上做出更多让步承诺

　　特约记者 闫 蓓 北京报道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超主权储备货币”论。中国第一次大胆而直白的言论，立刻引发全球范围的热烈讨论。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回购美国债券，而将中国是否继续增持美债的讨论推向新一舆论高点。若美国回购美债，直接导致美元贬值，对中国持有美国资产保值岌岌可危，并将可能引致全球通胀。国内专家建言，快刀斩乱麻。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甚至另有专家提出迂回战略，即通过小规模出售美债，而获得与美国进一步谈判的筹码。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就保持对外强势的美国政府，会接受中国的改弦易辙么？华盛顿国会山里的掌权者，会如何解读中国的举动？本报专访了前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康艾黎(Eliot R. Cutler)。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事实上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中心，联邦政府部门在发布任何政策之前都必须经过代表总统的预算管理办公室批准。

　　1977 年至1980年，康艾黎担任卡特政府的预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成为白宫负责环保、自然资源和能源等领域政策和预算事务的主要官员，并担任了此前4届美国总统候选班底的高级官员，应对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被称为“能源沙皇”。去年3月，康艾黎以美国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的身份来到北京，掌管新成立的中国代表处。在政客的基础上，康艾黎开始了中美政府高层公共政策游说中“说客”生涯。

　　中国的目标和IMF的现实相差太远

　　《21世纪》：您觉得G20峰会的预期是什么？各国是否将就一项全球经济刺激计划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进而集合全球力量，宣布一些新的措施？

　　康艾黎：从目前形势看，重建国际金融体制会是漫漫长路。G20可能只是这个大谈判的开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理当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本次危机同样波及到了中国，因而中国的中心任务还是把自己的内部事情办好，进行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上周表示，中国除了要求增加对IMF带表决权的出资外，还愿意买入IMF债券，以扩大IMF资金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一次坦率地向全球提出改革意见，作为发达国家代表，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惊人之举？

　　康艾黎：这些都是中国在实践对IMF以及全球的承诺。以IMF现有的财力，还难以承担重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任。虽然IMF拥有的总份额超过3000亿美元，但与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及此次金融危机的范围相比，都显不足。

　　如果IMF希望获得更多中国资金支持，就应该对IMF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包括增加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在发展过程中，IMF内部成员国一直存在份额和决策权分配不对称的问题，长期以来限制了IMF作用的发挥，代表权的不对称也影响了IMF对成员国的监督的公平。

　　《21世纪》：在提出增加IMF话语权的同时，来自更多的声音在呼吁，要改变现有IMF体制以及全球货币体系。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表达了强烈的改革意见，这些意见的提出，会动摇IMF以及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么？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康艾黎：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其实并不是“新事物”，而当前的危机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权的组织来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但客观现实上很难出现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经济体。我倒觉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去影响美国或者制衡美国的权限，但并没有挑战这个体制本身。坦诚地讲，中国领导人在最近高调表现出了对现有格局的改革意见，这是身为大国承担全球责任的表现。但问题是，现实中的IMF和中国期望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内部经济和制度仍然是基础。因而，我更建议中国去发展“内功”。

　　《21世纪》：承上启下，您认为，中国此时应如何实施增加话语权的战略？

　　康艾黎：目前条件下，中国想改造IMF机构内部复杂的利益格局，争取到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同时确保权利与义务平衡和对IMF出资资金安全的原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必然包括大量艰苦的谈判，和同欧美大国间的利益博弈，相比驾驭IMF复杂的决策程序，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更有助于实现中国改造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

　　美国不会做出更多让步承诺

　　《21世纪》：近期美国政府回购美债，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的焦点认为“ 美国敞开口子印钞票，最终让全世界来埋单”，这同样引发了中国继续持有美债的担忧及全民讨论，更关键的是，有专家认为，既然美国政府打开了回购门，将一而再，再而三回购，由此导致全球面临通胀危险。您对美国政府继续回购美债可能性的预估是什么？

　　康艾黎：其实，我更欣赏美国前总统布什在救市上采取的果断措施，现在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是在原有框架下，继续实施这一方案，并无太多的创新内容，因而我们不必担心，政府可能进一步改变原有“救市”态度——既然美国出手救市，被救助的美国大型机构就不会有太大危险。

　　美国回购美债的行为，是为了注入市场的流动性。这一行为是负责任的，是有节制的。显然，这一刺激市场活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好像美国用这种方法启动经济引擎，引擎现在已经启动，因而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再采取类似的行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也不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

　　我明白目前中国主要担心美元贬值导致的资产缩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表现出对美元贬值的攻击态度。我一直相信，中国自开始制定外储中美元占绝对多数量的战略时，这些投资风险都已经充分考虑。从中美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两国任何一方都不会希望美元贬值，而造成资产缩水。

　　我建议，中美双方之间要展开更多投资与合作方面的沟通，现有的中美经济对话等活动还不足以让双方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更紧密合作，如果可行，应该多创造对话机会。

　　《21世纪》：这种判断的依据和经济回暖的标志是什么？

　　康艾黎：在美国，有上万家银行正在积极恢复传统银行职能。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到今年二季度或者稍后的时间段里，有半数以上的银行能够具备向政府归还政府注资的能力，就证明了美国政府基本上找到了通过剥离有毒资产，进行“去杠杆化”的“救市”良方。当然目前，很多人还误将花旗作为美国银行的代表，观测其盈利状况的改变而作出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我想声明的是，尽管花旗对外坚称非国有化，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花旗已经被国有化了，在政府主导下，花旗在按照政府的要求恢复银行职能，并且以花旗目前的情况来看，花旗几乎不可能再还清政府的所有注资。

　　《21世纪》：在国内外舆论夹击下，有些中国学家建议，既然当下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不如通过小规模出售美债，而获得与美国进一步谈判的筹码，在增值美债上，附加更有利于中国资产保值的权利。据您的了解，美国政府会在什么条件下接受类似条款？

　　康艾黎：我不反对，中国可以通过小幅抛售美债，来测试美国政府的态度。中国及其他国家透过讨论，也或许将能增加对美国的谈判筹码，迫使美国政府未来在各种议题上作更多让步。

　　但是在增加投资美债的话语权上，我并不认为美国会作出任何更多让步的承诺。放眼当下，除了美债以外，中国外储投资的目标太有限了，并且这种投资窘境在短期之内不会改观。现有条件下，中国依然要继续如之前的选择一样购买美债，很难找到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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