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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经济多边体系的创始人在布雷顿森林抓住了建设更美好未来的机遇。今天,我们至少具有与其相同的雄心壮志
文 | 罗伯特·佐利克
罗伯特·佐利克 世界银行行长
2018年,人们将如何看待2008年?这取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
2008年是形势动荡的一年,而9月份是这一年中比较难熬的一个月。具体表现为金融、信贷和房产市场下滑,粮食和燃料价格持续走高,人们对全球经济忧心忡忡。
过去一年,尽管出现全球性动荡,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取得了强劲经济增长。实际上,发展中大国以替代增长引擎为动力实现了增长。2007年,其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创纪录的7.9%,而2008年仍有望达到较高的6.6%。
然而,增长成果并没有为所有人共享。不断飙升的粮食和燃料价格正将大多数弱势群体推向危机边缘。人们正在遭受影响,家家户户都在为今后的日子操心。
9月份的一系列事件可能会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临界点。出口和资本流量的下降将会引发投资的下滑。增长减速、不断恶化的融资环境以及银根紧缩将会导致商业瘫痪,也可能引发金融业突发事件。一些国家将出现下滑,进而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大多数贫困人口总是最为脆弱的。
尽管美国人都将目光放在华尔街(Wall Street)和主街(Main Street)的交割问题,但这一问题背后还有很多故事。全球要采取行动,加大危机应对力度。
全世界都在纷纷指责市场自由化,一些人在质问政府制度失效的原因,很多人将会对美国的失败之处和缺陷指手画脚,因为它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
我们不能逆全球化潮流,我们也不能让今天的危机伤及今后的机会。
我们在构建未来的同时,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为不断发展全球经济而改革多边体系和市场体系。
当今世界必须实现全球化,而且这种全球化有助于责任的普遍共担和机会的广泛共享。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们也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架构,但这一架构将很不稳固。
多边主义至多是解决各国之间问题的一种手段,但要解决问题尚需一个条件,那就是谈判各方愿意也有能力共同采取建设性行动。我自己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参与各项工作,努力使国际体系发挥作用。由于危机在不断发展,美国大选将在数周内举行,因此今天我想谈谈更宽泛的问题。
危机的根源
要了解当前危机的原因,我们至少要考虑过去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
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与市场反映了信心与通讯技术的巨大发展、资金和贸易流量及劳动力流动性的巨大变化、全世界互联性(距离消失)的进一步增强、众多新增竞争力量的崛起。
然而,即便是实行了多项变革,也没有反映最大的变化:过去二十五年中,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从10亿左右增加到40亿-50亿。全世界从事出口产品生产的劳动力增加了8亿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这些增长确实很惊人。
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全球劳动力的大幅增长以及相对较低的商品价格等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央银行的黄金时代。这些转变造成的价格降低效应使得各中央银行看起来像治国奇才——我们欣赏其魔力。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充足的流动性使得投资者追逐收益。投资者根据似乎永远上涨的财产价值放贷及调动资金,但并没有注意信贷风险、收益力以及现金流。此外,投资者以往也没有计划长期持有财产来等待收益。即便他们制定了计划,受同样高财产价格支撑的保险又保证了投资份额。
随着互联网泡沫以及日本长期房地产和银行业危机的爆发,流动性过剩效应波及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价格居高不下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1亿人口返贫。我们正面临第二轮通胀、国际收支危机以及预算紧缩等风险。
国际资本组合来源也一直在变化。商品繁荣、尤其是能源商品繁荣,带来了巨额收益,这些收益最终汇入了主权财富基金。受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一些发展中国家决定永不再冒这一伤痛风险,并对外汇实行有效管理,以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储备成为其他主权基金的种子资金。
劳动力数量、金融流动性、商品市场以及主权基金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更大的变革:新兴经济大国正在崛起。
新兴经济大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使得它们成为全球体系的相关利益方。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随着亚洲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这些储蓄者将成为发达国家公司实体的重要投资者,从而进一步强化全球联系。
新兴经济大国希望其呼声得到倾听,希望知道它们在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方面的作用。在展示其成功之后,这些经济大国怀疑更成熟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通过旧的贸易和金融规则或气候变化和环境方面的新规则遏制其发展。
接下来,发达国家利益相关方将从这些变化受益,也会受到这些变化的威胁。新兴经济体可以带来多极化增长,这有助于其复苏,也会带来新机遇,但同时它们也会成为恐怖谣言散布者的素材。
但是,如果我们缺乏面对国内经济隔绝挑战的愿景和勇气,并且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我们将不会取得这一成就。
最大的乌云:多边体系和市场体系
今年的一系列事件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多边体系和市场体系受乌云笼罩。
随着粮食价格飙升,农产品市场体系开始在政治压力下解体。约有40个国家对粮食出口颁布了禁令或采取了限制措施,其他一些国家则实行了价格管制,不执行合同,并停止贸易活动。随着全球农业体系搁浅,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漂入危险水域。
此外,今年“碳配额与碳贸易”气候变化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未能获得通过,这体现了多边体系和市场体系面临的下一个挑战。为了避免使企业遭受碳配额的影响,该法案对没有面临碳配额的出口商实行贸易保护。
尽管需求不断增加,但国际援助体系并未保持同步增长。捐赠机构固然可以带来创意、能源和资源,但它们也可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权,进而影响援助效果。2007年,发展中国家平均接待了260个捐赠机构代表团,其中越南接待了752个代表团。
私营金融市场与私营企业将继续成为全球增长与发展最强的推动力。但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在遭受巨大损失后表现出了很明显的缺失,美国金融体系尤为如此。
旨在应对这些情况的国际架构正摇摇欲坠。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也许是七国集团遭受的财富损失。该集团一度在协调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通过《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但长期以来,其经济峰会更加注重客套,而不是政策。我仍然希望,财长会议能在处理全球金融与经济问题方面发挥多边指导作用。但这一论坛远远跟不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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