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企业来讲，真正的难度不在于跨出去，而在于跨出去以后如何成功地运作，也就是并购后的整合。

　　因此，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北京财务咨询部主管合伙人徐敏认为，交易的完成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很漫长的开始。

　　“在整合方面，如果当初在交易计划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的话，一个很漫长的整合的困难就会开始。”徐敏说。

　　据统计，三分之二的中国公司进行收购时，在并购公司以后可能开始盈利。如果中国公司购买了外国公司比较少的股份，他们大约在一年之后开始盈利，但是如果购买了100%的股份，之后往往开始亏损。这就是在并购整合阶段发生了问题。

　　这其中很容易被低估的一点，就是文化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中国企业经常在并购外国公司的时候遇到文化方面的不同或者是障碍，这种不同不仅仅是涉及到人的理念，而且涉及到东西方公司本身运转方式的不同。

　　隆国强也表示，“并购成功以后，中国企业跨文化的整合能力相对薄弱”。

　　对中国公司来讲，整合过程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框架和流程。

　　一个很好的公司文化整合的例子就是联想和IBM的文化整合。由于双方认识到彼此的协作、互补可以比较好地实现公司的文化整合，因此建立了比较好的理解、沟通基础，而且这种良好的理解避免了相互的文化冲撞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现实的案例告诉我们，沟通在跨文化的商业交往，尤其是跨境并购中至关重要。这些要素不但对促成交易本身非常关键，而且即使交易成功，对整合阶段所有的过程非常重要。

　　威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鲁杰罗表示，在TCL的并购中首先就是低估了文化上的差异，并且对目标市场的政治因素估计不足，特别不知道如何跟工会打交道，这使他们并购后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看到这个并购本来可以有很好的理由和很好的协同管理，但并购后的管理整合没做好。”鲁杰罗说。

　　现在该不该出去抄底并购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鲁杰罗认为，人民币不断升值，在进行并购出价方面更有优势。同时外国股票市场现在在大幅下跌，跌的速度快于中国市场。即人民币买的东西比美元更多，以美元、欧元标价的资产价格变低了，这对中国是双重的优势。这对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从政策层面看，“东道国对投资的态度越来越友善，各国都在修改自己的外资投资法规。超过80%的修订都是对外来投资者更加友善，只有个别政策可能更加严格。各种各样的基于双边的投资保护、协议等等也在迅速增加，为资本输出国企业提供更加安全的投资环境”。隆国强说。

　　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有金融扶持、财政扶持政策，也有一些服务和促进的政策，另外还有风险政策。但是在每个政策体系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努力，为中国企业最后成功走出去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隆国强说。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小企业，中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隆国强介绍，现在中国政府建了一个平台叫境外经贸合作区，即组织国内的中小企业集群地走出去，中小企业可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这个合作区是由中国企业来建，由中国企业合作、开发、管理，有一个窗口和东道国政府打交道，这对很多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能够让它避免很多在法律方面，对本地市场对劳工情况不了解等等困惑。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张燕生说。

　　“虽然中国企业在物资和技术方面的基础已经到位，但现在走出去风险依然很大。”张燕生说，未来10年，会有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