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永远穿着灰斗篷，目的就是不能让人知道斗篷下藏的是手枪还是玫瑰

　　记者 宁南

　　掮客之王

　　像任何一位老派的华尔街大亨一样，微微驼背的史蒂夫·施瓦茨曼缓步走上演讲台，与热情洋溢介绍他的钱颖一擦身而过的瞬间，突然用那只经常与小布什搂肩搭背的肥厚大手，从后面轻轻勾了勾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兼耶鲁校友的手指。

　　新加冕的“华尔街之王”的这个举动，不经意间把自己与清华大学这所目前中国政界最强势“孵化器”的精英群体拉得格外亲昵。当他俏皮地向台下的MBA们开自己语言能力的玩笑，当他看到自己对壮阔雄伟的世界并购市场前景和黑石野心的布道让青年才俊们如痴如醉，显然很得意于自己又与中国的未来做了一笔“big deal”。

　　事实上，10月底他的中国行程中还有一件正在紧锣密鼓操作的生意——与中国蓝星集团公司联手27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农用化学品生产商Nufarm。今年8月黑石集团突然出手6亿美元收购蓝星20%的股份。如果联想到蓝星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品进出口商中化集团，以及中化集团背后的“婆婆”国资委，那么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帮助中化集团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版图扩张，同时准备首次全球私人股权公司与中国内地央企的联合大宗海外收购，实现国资委的“借船出海”。

　　“黑石在中国市场并非捷足先登，但对投资的理解和对中国机会的把握，凯雷、KKR、TPG或者龙星等PE难望其项背。”中国银行一位高级战略分析人士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对这个似乎横空出世的“资本掮客”流露出颇带醋味的敬意。

　　的确，仅仅半年时间不到，黑石就在中国完成了两项顶级交易：其一是今年5月中国政府购入黑石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其二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今夏向英国巴克莱集团投资135亿美元，黑石在此交易中充当了顾问角色。

　　这位曾在华尔街有过10年从业经验、并与黑石集团打过交道的中行“海归”，将黑石行动的剽悍，归因于施瓦茨曼对中国资本弱点的充分理解，和对“政商精英圈子”的无比信仰。他说：“当外汇储备以每天14.6亿美元的速度涌向外汇管理局时，急切地‘走出去’就成了中国资本难以遏制的冲动。至于‘圈子’，与同窗小布什结下的近40年友谊已经很清楚注解了施瓦茨曼的根基。”

　　“什么叫生意？生意就是金钱游戏: 什么叫大生意？大生意就是和大人物玩的金钱游戏。”他意犹未尽地告诉《商务周刊》，一辈子只爱“big deal”的施瓦茨曼，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政商圈子延伸到了大中华，“当凯雷苦苦等待商务部签发并购徐工的判决书时，施瓦茨曼能在短短20天内拿到还处于筹备中的中投公司30亿美元的投资大单，已经说明黑石在中国要做的就是大生意。”

　　但信息不对称之下，大生意很容易变成“单赢”。一位知情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在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入股黑石的过程中，作为施瓦茨曼的大中华圈代理人，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的跳水女皇伏明霞的丈夫，并没有向与之商谈的中投公司高层提示黑石上市面临的政策风险，特别是面对美国众议院的调查和审计，以及可能的税率调整。中投公司在其第一笔海外交易中已经账面损失了4亿美元。

　　令人失望的还包括，黑石集团刚刚上市，施瓦茨曼就食言自肥，与曾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合伙人彼得·彼得森卖掉了持有的相当部分股票，获得5亿多美元的收益。随着他们出售股票，黑石集团的股值下跌至25美元。

　　“中投公司为这笔在他们看来属于合法，实为黑石集团高层操控的交易买了单，现在浮亏达到22%。”他说，“现在圈子里的人都开玩笑说，香港人并不一定都有一颗‘中国心’。”

　　无独有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直声称“比黑石更好的私募股权基金难找”的一位中投公司高层，终于在9月份也承认，“黑石交易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

　　“牛头犬”与“大马哈鱼”

　　不管这笔交易合不合算，是黑石撬开了中国资本“水库”的闸门。而“水库”中自亚洲金融危机后10年繁育下来“膘肥马壮”的国有金融机构，开始频繁出席海外资本巨头们举办的金融并购盛宴。

　　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30日披露，中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在积极入股美国私人股本集团，并与凯雷、TPG和KKR等公司就入股事宜进行了初步谈判。此前，市值超过花旗的中国工商银行已达成协议，将以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20%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中信证券宣布入股陷入困境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英国巴克莱资本与国开行在大宗商品领域结盟，向中国企业提供能源、贱金属和排放领域的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机构进行海外组合投资，是因为它们需要获取更高回报，分散国内市场的风险，同时减轻巨额资本流入给金融系统造成的压力。”瑞银(UBS)首席亚洲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告诉《商务周刊》，中国国有银行并非真的是政府推向门外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推动力量还是来自企业自身”。

　　对渴求中国生意的全球投资银行而言，它们过去追逐的海外股市上市目标现在正在成为宝贵的并购客户。“交易中间商纷纷向中国公司大献殷勤，这并不奇怪。它们拥有大量现金，是市场中的有钱人。”JP摩根中国证券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兼董事长李晶认为，这是“‘郎有情、妹有意’的买卖”。

　　然而，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令人吃惊地缺乏全球经验。比如，社保基金与美国私人股权公司的谈判出乎一些市场观察人士的意料。银河证券高级分析师田书华向《商务周刊》表示：“在欧美次贷风暴下，没有预料到全国社保基金会进行规模巨大的低流动性投资。”

　　在他看来，大量的中国资本仍然属于“笨钱”，像洄游的大马哈鱼一样，只顾拼命往外挤。因此，对看中中国生意的资本掮客们而言，“中国大鱼”们的“走出去”战略，充满了商机。

　　或许正因如此，一贯以直言不讳著称的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近日宣称，自己“对高盛公司前CEO保尔森为何能变身为美国经济战略中的决策人物这一点丝毫不用奇怪”。原因很简单，在彼得拉斯的权力精英研究中，保尔森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华尔街有关，一直力促中国加快金融市场更大开放。无论是在他执掌高盛期间，还是在其作为美国经济政策主管的今天，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和扩张已经成为华盛顿经济政策和华尔街大亨们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

　　今年61岁的保尔森在伊利诺伊州巴灵顿一个农场长大。1 米 86 的他，24岁就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出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保尔森是一只牛头犬，很像年轻时的切尼。”保尔森的好友说起他的早期华盛顿岁月不无赞叹，“他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

　　1974年加入高盛，1999年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天才推销家保尔森的领导下，高盛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员工数目虽然仅及业界老大美林证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赢利从未跌出前三。此外，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第一的地位。在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公布的“华尔街权力排行榜”，保尔森高居榜首。

　　2006年，小布什总统为了延揽保尔森入阁，给予了保尔森比前两任财长斯诺及奥尼尔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权，实质权力和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平起平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位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的“中国通”。

　　让华盛顿和华尔街精英们着迷的是，面对中国，保尔森并非只是一位单纯的财政部长或高盛前掌门。他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2000年，他受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基的邀请，出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支持好朋友约翰·桑顿辞掉高盛首席运营官，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掌教鞭。从1990年代初起，保尔森每年数次往返中国，共计不下70次。

　　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2006年9月19日，履新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公开宣称，将把自己首次财长身份的中国之行第一站，安排到杭州拜访“老朋友”习近平。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人们不得不叹服，这是世界金融界最精明的天赋和眼光。

　　“发酵”的三部曲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现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目前，中国顶住了美国要求取消对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限制的压力。但考虑到欧美企业在中国数量的增多和作用的加强，在中国彻底取消这些限制并非很遥远。中国也取消了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私人企业的限制，使得外国资本进入到一些关键领域。今年头5个月，外国银行的收益增长了40亿美元。

　　中国政府还对企业以外国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形式进行海外扩张、并购和投资放开了绿灯，并开放合资证券市场，取消配额，同时允许股票价格和利率按照市场规律制定。与此同时，2006年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瑞士银行进入中国投资银行领域，并在200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迅猛增长中获益。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正在通过各种手段促进着中国市场的“发酵”，并按照“三步走”的进程扩大自己的中国影响力版图：

　　第一步，获得中国对金融集团购买股权的开放许可，为占领银行、投资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等次级部门开辟滩头阵地，同时伴随着美国私人投资资金获得投资的更大自由化;

　　第二步，把美国的金融巨头引入到中国巨大的内部存款渠道，让其投资于本地的制造业、商业、技术和金融部门，从而对中国各战略经济部门形成切实影响；

　　第三步，通过企业并购一旦获得了对中国经济施加金融压力的能力，就直接为更多的资本利益服务和施压……

　　“实际上，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索赔和起诉的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换取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筹码。”那位中行的“海归”人士毫不避嫌地用“阴谋论”的判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纵观美国的金融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正成为政客手中的谈判工具，以便让中国在开放金融和银行部门的谈判中向华盛顿和华尔街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