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算起,日本经济从巅峰跌落,至今已经经历了两个“失去的10年”。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使出浑身解数,但最终只证明了一件事情:其努力最多能阻止其经济过快下滑,对于拉动经济复苏,基本上无能为力。
2004年,日本发布的《经济财政白皮书》宣称——日本经济终于从90年代泡沫破灭以来的长期停滞中复苏!在经济持续低迷10多年后,这是日本官方第一次做出如此乐观的表态。现在看,日本当时的乐观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预见性,在随后的几年里,果然实现了高于2%的复合增长率,和“失去的十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再次将日本经济拖入谷底,复苏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从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跌落后,日本经济苦苦挣扎10多年之久,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走出低迷的阴影,为何在本世纪初却突然迎来复苏的春天?原因主要是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出口迅速增长,拉动了经济恢复,而亚洲地区的出口,又尤以中国市场的需求为主。最近10年以来,中日间的贸易关系于是开始呈现戏剧性逆转,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02到2011年,日本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8%跃升至20%以上,对中国连续实现了10年的贸易顺差,顺差规模从50亿美元迅速扩大到550多亿美元。
一个国家应该如何摆脱经济低迷,日本可算是为全世界做出了最生动的示范。在过去20多年里,日本为了摆脱困境,几乎穷尽了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手段,很多近年来才为世人所熟知的办法,比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等,其实都是日本人的首创。如果说日本的种种努力毫无建树自然有失公允,正是得益于这些刺激手段,才使得日本始终维持了全球领先的经济地位,尽管经历了失去的20年,至今依然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是,日本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接近极限,如果没有外界提振,仅仅依靠政策刺激,未来面临的困境将比过去失去的20年更加糟糕,且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爆发点。
在过去20年里,日本政府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接替出口和消费这两大引擎,避免了日本经济的快速衰退。但从1992年开始,日本财政开始从盈余转入赤字,就此步入扩张的财政政策,日本的债务也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债务水平滚雪球般迅速扩大,截至2011年底,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30%,远远超过目前欧债危机中的几个高危国家——希腊的债务比重约为160%,意大利为120%,葡萄牙为108%。
按照常理,一个国家的负债水平如此之高,那么其借贷成本也就是国债收益率也必然水涨船高,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到投资者购买其国债,否则无法和国债风险相匹配。而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债成本提高,除了还债能力受到影响意外,继续发债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这就是欧债危机的恶性循环模式。
但日本并没有陷入欧债模式,虽然其负债水平远高于欧洲国家,但由于其国债收益率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发债成本很低,这使得它能够一直维持其财政扩张政策。这在表面上可以算是日本的幸运所在,但长期而言,又使得日本经济陷在财政刺激中难以自拔,因为即使发债成本再低,一个国家的债务负担终究会有一个极限,虽然没人能够准确判断这一极点在哪里,但以日本高达230%的水平来看,今后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都意味着距离悬崖更近一步。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无视其中的风险,最近几年也一直在试图改善财政困境。2007年,日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表示要通过削减支出和简化政府部门等举措,在2011年实现财政平衡。然而,2007年日本的债务比例大约是180%,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反而上升到了230%。平衡财政的方法无非是节支和增收两种,日本政府既然无法做到节支,那就只剩增收一条路,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增加税收的难度显然更大,在日本的税收体系中,唯一的突破口就在消费税,日本目前的消费税仅为5%,而发达国家的消费税普遍在10%以上。提高消费税,将是改善日本财政状况最有效的路径。
但在日本政坛,消费税一直被视为触碰不得的禁忌。1989年,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首次在日本开征消费税,当年便因为政治丑闻和消费税引发的民怨等问题下台;1997年,日本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也在次年被迫辞去首相职务。自此以后,日本政坛再无人碰触这一敏感话题,直到今年8月,野田佳彦成为第三位改革消费税的日本首相,当时,野田佳彦的支持率已经跌破20%,如果不打破现状,下台只是时间问题,而触碰别人不敢触碰的消费税禁区,或许还能博得一线生机。野田佳彦由此才不惜违背当初竞选时的承诺,甚至以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为代价,换取反对派对其消费税改革的支持。一个月后,野田佳彦又挑起钓鱼岛争端,这种思路其实和触碰消费税雷区一脉相承,只不过一个对外,一个对内。日本国内的最新民调显示,野田佳彦目前的支持率为28%,虽然仍然很低,但和两个月前相比已经反弹。
野田佳彦的消费税改革方案是,在2014年4月前从现行的5%税率上调至8%,然后在2015年10月前进一步上调至10%,从而将现有消费税提高一倍。根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办公室的估算,即使是消费税倍增后,也要到2020年才可能达到预算平衡。虽然消费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本的财政顽疾,但负面效应也会随之而来,消费税大幅提升后,日本民众的消费积极性势必会受到打击,对于本已消费不振的日本经济无异雪上加霜。
日本经济从“二战”结束10年后开始起飞,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30多年的高速增长,写下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但日本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今后的日本,将很难重返曾经的巅峰。长达20年的低迷说明,日本经济的问题并不只是资产泡沫问题,也不是短暂的经济周期造成,而是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已经不可避免大幅下降。所谓潜在增长率,也就是一个国家将各种资源充分利用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按照各种国际权威机构的测算,日本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仅为1%。如果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依靠政策的缝缝补补最终都无济于事,而日本人曾经被神化的学习创新能力,虽然在某些领域依然保持领先,但再也无法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高效转化为日本的生产力,因此也同样无力拯救日本经济。
于是,对于无力自救的日本经济而言,能够指望的只能是外部力量。但在选择“外援”的道路上,日本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局面:日本寄予厚望的国家,并无法如日本所愿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而真正能够拯救日本的国家,日本在内心上始终予以排斥。
对日本而言,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自然是拯救日本经济的最佳人选。但作为经济盟友,美国却从来就不是日本可信赖的伙伴,且不论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自身麻烦不断,从历史上看,日本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快速跌落,导火索之一正是由于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因为对日本等国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国强迫日元大幅升值,就此导演了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使得日本经济在20年里停滞不前。而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又将日本经济难得的复苏苗头再次扼杀。无论在任何时候,美国都无法成为日本经济的指望。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畅销书《日本第一》,对于日本经济模式大加赞赏,也由此引发了美国人乃至全球对于日本经济的膜拜。不过仅仅在此书出版10年后,日本经济就已经开始走下神坛,迎来失去的20年。但“日本第一”的骄傲始终还流淌在日本人的血液中,即使随着经济实力下滑,无法真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日本始终认为至少在亚洲应第一。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雁行模型,在这个模型的描述中,日本是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雁头,其他亚洲国家则在雁阵后跟随成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在亚洲第一的地位实际也已经消失,早在2010年,中国GDP就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对于中国经济的超越其实早有心理准备,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一直通过各种努力来稀释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比如以共同价值观为概念,打造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经济伙伴,进而将中国隔离开来。2004年日本大力在亚洲推行EPA(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当时日本众多高管就公开表示,“所谓EPA就是结交朋友”、“日本缔结EPA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扩大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但日本试图通过亚洲EPA确立领导地位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尤其和同期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相比更是相形见绌。2010年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东盟迅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次贷危机后,美国为了扩展自己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开始推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TPP),由于日本的EPA推进并不顺利,美国借助TPP重返亚洲经济事务,对于日本而言又是一次制衡中国亚洲影响力的机会,日本因此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事实上,日本加入TPP的代价远高于所能带来的收益,由于TPP是一个升级版的自贸区协定,对于任何行业都实行零关税,而日本对农业一直实行严格保护,仅农业一个行业,就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是中日经济的实力交错,使日本对自身的定位出现错乱。日本自然不愿意就此让出亚洲经济领头雁的地位,如果中日两国的经济以目前局势发展,日本认为它将就此成为中国经济的附庸,所以日本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努力来制约中国的影响力。但日本又深刻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中国,所以也在尝试和中国的合作升级,希望搭乘中国经济成长的顺风车。遗憾的是,日本经济总是被政治左右,这样的大背景,如果长期以来中日间政冷经热的局面,在日本右翼的挑拨下,从“钓鱼岛事件”转入政冷经冷,那么,日本经济有可能面临不只是又一个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学者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中就这样说道:现在还有人知道葡萄牙曾经是世界的海上霸主吗?听莫扎特的人们会了解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中心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即使有过短暂的辉煌,也会最终被迅速遗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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