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变数

　　从现在看来，奥巴马的“绿色行动”还处于构想阶段，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他在将来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推动这一构想的逐步实施，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民主化和权力分散化的社会里，在全球经济整体处于下滑态势的背景下，“绿色经济”要想取得非常圆满的效果恐怕还非易事。

　　第一，国际经济环境的约束。由于政府投资“绿色能源”开发的资金是有限的，而且政府投资的目的是吸引商业资本进入以产生“乘数效应”，但是，这种政策杠杆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商业环境的宽松和投资收益的明确。然而，在目前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所有商品的消费都在削减，能源价格也在下滑，这必然会大大阻碍新的能源替代品的发展。核能工厂、太阳能发电基地、风力发电基地、乙醇生产、电力或氢燃料动力汽车的研发以及支持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巨大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在短期内难以收到回报。研究表明，再生能源替代品只有在国际油价位于140美元/桶时才具有商业意义，油价位于70美元/桶时，其商业意义也随之降低，当油价降至70美元/桶以下时，它就不具备任何商业意义。现在，国际油价从147美元/桶的最高价已经跌破50美元/桶，除风险资本外，其他商业资本未来是否大举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回报的新能源产业还充满变数。

　　第二，美国经济自身的约束。对于奥巴马来说，任职期间最大的任务就是带领美国经济最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并实现经济风向标的好转，然而，“绿色行动”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却充满了悬念。首先，“绿色经济”具有“挤出效应”。在美国政府财力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资金投放到“绿色领域”，意味着其他经济部门的所需投资受到削减，从而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复苏。即便是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获得其希望的庞大投资资本，但美元贬值的代价是美国未来通胀风险的放大和金融霸主地位的渐失。而这显示是奥巴马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其次，“绿色经济”存在“对冲效应”。奥巴马的“绿色”政策集中体现在限制排放和实施补贴两大作用力上，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可以推动“绿色经济”的实现，但同时也必然给传统产业形成冲击。如补贴节能汽车的开发和给购买低排放量汽车的消费者减税等，这样的举动无疑将大大损害石油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意味着诸如埃克森美孚、康菲和雪佛龙等公司将失去2004年就业法案给予该行业的2%减税优惠，而且他们还必须更改库存会计原则，客观上也意味着石油公司将缴纳更多的税款。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使本已式微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三是“绿色经济”存在“时滞效应”。无论是开发和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还是大幅降低碳排放，事实上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之事，特别是在油价、天然气价格全面暴跌时，白宫新主人要想说服习惯了传统消费方式的美国民众用清洁能源取而代之更需时日。当然，包括奥巴马本人在内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有足够的耐性，但急需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却承受不了漫长的等待。

　　第三，“清洁能源”历史阴影的干扰。美国政府发展“清洁能源”的干预记录一直很不乐观。在卡特总统时代，合成燃料公司花费超过了30亿元却没有生产出任何有商业价值的煤炭液化燃料，同时酒精和其它非石油燃料也没有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产出还没有生产它们所需要的能源多。在克林顿时代，当时的民主党政府也非常关注温室气体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议题，但受财政预算不足和电力部门重组等因素的干扰最终也没有作为。需要特别指出地是，“清洁能源”投资经常受到财政鹰派的抵制。2004年，参议员马侃几乎是单手阻止了1000亿元的能源计划，他称对酒精和其它替代能源的数百亿元补贴几乎就是对特殊利益团体白花钱，一年之后，那一法案再度提出，但开支减少一半，多数资金至今还没有支付。无独有偶，2008年年初，一项类似的环保法案也被国会快速否决。同样，在美国财政如今日显羞涩的境况中，奥巴马试图向“绿色经济”大把撒钱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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