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发挥“公器”效应

　　在治理腐败和商业贿赂过程中，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也发挥着重要影响。

　　IBM在韩国分公司的行贿事件最初就是由媒体披露的。2004年1月，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称：这家韩国分公司借助行贿从政府获得了5500万美元的合同，韩国检察机关已以行贿罪指控48名政府官员和韩国IBM高管人员。这则报道直接引起了韩国民众对这起商业贿赂案的密切关注，并督促政府早日惩治商业腐败。而风波过后，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是商业贿赂的源头，于是就在网上最大范围地公开了政府机关的各类信息，将政府采购转变为电子采购方式，接受民众的在线举报。

　　日本为公众的举报行为专门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保护法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者使用其他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违背规定，就将严肃处理。

　　在美国，从水门事件迄今，任何涉及商业贿赂的行为都会遭到媒体的报道和曝光。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农业部一名官员接受了某企业家为其女儿提供的几万美元“奖学金”，结果很快被媒体披露，随后不得不引咎辞职。

　　去年4月6日，网络设备制造商朗讯科技宣布解雇朗讯(中国)的董事长兼总裁戚道协和首席运营官等4名高官，其消息的发布者正是《华尔街日报》。而其后关于朗讯(中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这一过程中，媒体的跟进报道是公众了解和监督政府执法的重要途径。

　　跨国公司“偏爱”发展中国家

　　由于发达国家的反腐体制较为完备，为了规避风险，跨国公司经常选择在法制、舆论监督等不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商业行贿。当然，某些情况下也有历史原因。

　　上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表面上一些宗主国撤离了非洲大陆，但实际上，这些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却在当地变相发挥着“大使馆”的作用，并明目张胆地从事各类商业腐败行为。他们大肆贿赂当地的政府官员，争取有利于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石油开采合同，垄断石油价格。久而久之，这些跨国公司严重干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使腐败风气在当地甚嚣尘上。

　　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跨国公司也开始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埋单。

　　在肯尼亚，政府对查出的行贿公司处以罚款，同时着手彻底整顿最有腐败倾向的社会部门。政府官员被要求提交一份财产声明，这样就更容易追踪他们在政府之外的收益。目前，肯尼亚人正开始集体反抗行贿文化。受贿的官员甚至被强行押送到警察局惩治，他们认识到，要防止各种形式的商业腐败阻碍自己国家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母公司受到各种反海外腐败条例的约束，跨国公司近年来也不断清查自身海外分公司的运作情况。以“朗讯(中国)风波”为例，正是由于查出其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中国分公司的高层才被突然解雇。而促使朗讯由上而下调查的原因是，2003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朗讯在沙特阿拉伯的业务进行调查时发现，它曾以馈赠金钱、礼品以及免费乘坐飞机等措施拉拢一名沙特官员，使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