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均衡发展新攻略 支持企业投资地方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孙雷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13亿人中，有6亿生活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结果将会怎样？”8月23日，“动感韩国”中韩政策论坛上，韩国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委员长成炅隆对听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成炅隆并非在危言耸听，韩国正在直面这一空前严峻的挑战。首都圈汇聚了占总数50%以上的韩国人口，承受着房地产价格上升、环境污染、交通停滞等许多压力；而地方老百姓们则陆续离开故土，地方逐渐失去活力，恶性循环正在延续。

　　困境面前，韩国政府开始推进一系列第二阶段国家均衡发展政策，以此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区域投资以及地方经济的活跃发展。

　　据成炅隆透露，国内外企业若投资到首都圈以外的地方城市，可以享受大幅减免法人税、赋予城市开发权等优惠待遇，内含多种支援方案。

　　“汉江奇迹”下的“不均衡怪圈”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劳动要素投入、国家主导型成长战略，在超短时间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

　　1960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所得(GNI)仅有155美元，1980年这一数据增长到1599美元，2005年则达到16457美元。45年里，这一数字增长了100倍以上。

　　然而，这种成长战略也伴随着首都圈一极(首都圈为主)集中型的不均衡发展。“集中开发首都圈等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导致首都圈的过密和非首都圈的停滞。”韩国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政策研究室长金东柱坦率地说。

　　这一不均衡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人口日益集中在首都圈。韩国统计厅一份最新资料显示，首都圈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60年的20.8%上升为2006年的48.7%，而按照这一趋势，到2011年，韩国首都圈的人口数将达到并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与此同时，地方的人口则在不断削减。

　　成炅隆分析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原因是首都圈优良的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环境；同时，100%中央行政机关、85%的主要公共机关、91%的百强企业都集中在圈内。“首都圈发挥着从全国吸引人口的黑洞作用。”

　　而这，则带来了“高费用-低效率的国土结构”所导致的成长极限问题。

　　一方面，首都圈人口的增加，造成土地、住宅费用、租赁费用、工厂建设及运作费、生活费等生产要素费用剧增，各种交通、环境、健康费用上涨，从而会给新增投资和外国投资造成重大障碍，最终导致

　　另一方面，地方上相对有利的低费用条件得不到充分利用，从而发生“效率性损失”。

　　在成炅隆看来，这种怪圈的影响“不仅在于地区之间不均衡的深化及其国民整合的弱化，而且还威胁到国家的发展潜力，使大韩民国实现跨入发达国家之列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多核型、创造型的均衡发展战略

　　挑战面前，韩国政府希冀通过均衡发展政策，消除首都圈人口过密状况，促进地方的发展，从而增强整个国土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这点来看，均衡发展政策可以理解为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再次腾飞的战略。”成炅隆如是说。

　　作为韩国均衡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成炅隆的大思路是，通过地区的内生、内包的发展实现自立发展，最重要的是追求创新型发展战略，通过全国各地区有特色的发展和跨地区发展，扩充整个国土的增长动力、发展潜力，推进积极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

　　按照这一思路，韩国政府从2003年起出台了国家均衡发展政策，试图建立多核型、创造型的均衡发展。

　　2003年3月，韩国建立了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2004年4月，制定了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同时完成了均衡发展5年计划，并设立特别会计。这样，就从组织机构、制度和计划预算方面构建了推进的基础。

　　为了壮大地区内部的自发性发展力量，韩国政府努力培养地区内部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主管地区内部创新事业，实现人才、技术、产业相结合，集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力量积极扶植地区战略产业。

　　与此同时，为了建设仅次于首都圈的多数强有力的地区发展极，韩国政府将中央行政部署以及政府下属178个公共机关转移到地方城市，以此战略积极推进行政中心综合城市建设与创新城市建设进程。

　　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据金东柱介绍，韩国首都圈之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53%下降为2002年的51.3%，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恢复到了52.6%；地方上的出口比率也从2002年的60.9%上升到67.2%，而2000年，这一比率仅有55%。

　　第二阶段均衡发展新攻略

　　“韩国政府日前已经迈开了第二阶段国家均衡发展政策的步伐。”“动感韩国”中韩政策论坛上，成炅隆对外宣称。

　　韩国政府将以推进第二阶段国家均衡发展政策为契机，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区域投资以及地方经济的活跃发展。

　　这个政策的宗旨在于“创造利于企业发展、利于人民居住的好地方”，企业和人是政策的重点。

　　金东柱提到，关于第二阶段均衡发展政策构想是，企业部分：集中解决企业在地方投资时的三大主要障碍，即，税金、人力资源和土地取得问题，实施诸如减轻法人税、提供雇用补助金和优先支援外国劳务者、扩大租赁型产业园区的供给、赋予城市开发权、允许总额出自限制制度的例外适用，以及支援各个企业量身定做型的服务等政策；

　　在人的方面：扩大提供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如居住、教育、医疗和福利部门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地方转移企业全体员工田园住宅小区、提高外语教师的数量、扩大开放型自律学校、给予地方大学基金税制上的支援、建设地方国立大学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金东柱坦陈，韩国政府在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的时候，也在考虑财政上的分权问题，但现阶段，他们的思路则是把财政分权暂时放在后面，理由是没有财政的中央集权，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就难以实现。

　　而成炅隆则指出，韩国政府倾注心血推行的国家均衡发展政策将最终目标放在“加强全国所有地方的产业自力更生能力上，使所有地方都发展到能与世界交流和竞争的阶段”。

　　成炅隆提醒中国同行，韩国的做法或许会对中国有所启发，而中韩两国的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交流、合作，对两国未来的发展将“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