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5)
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最大差异，就在分与合的历史趋势。中国有两千年统一的历史，因为统一的力量才能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长城的建筑史，对国家认同的意义，大于单纯的军事防御。黄河长江的水灾和旱灾，也只有中央集权的效能政府，才能应对。欧洲从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到欧盟，统一的向心力老是敌不过分裂的离心力。市场和民主的机制，分权易、整合难。因为主权国家的形成，都是战争的结果。欧洲商业帝国的霸权，从希腊、罗马，到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欧洲历史上的频繁战争，大国兴衰取决于贸易通道的变更，而非地理位置的优势。西方的拼音文字，又加剧了民族文化的冲突，不如中国汉字对不同方言的凝聚力。
匈牙利的文字独特一支，16世纪就设立大学，科技教育水平享誉东欧。美国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氢弹之父泰勒都是匈牙利科学家。为什么匈牙利转型后的经济表现远不如波兰、韩国和中国呢？科尔奈开口闭口声称自己是匈牙利人，却不敢点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匈牙利几度是东欧历史最悠久和最先进的国家。历史上，在对抗蒙古和土耳其入侵的多次战争中锻炼出强悍的民族性。公元十世纪建立的匈牙利王国的势力一度达到今天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九世纪建立的奥匈帝国一度是中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一次大战失败后，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失去70%的领土，60%的人口，也失去海军，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大约30%的匈牙利人留在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南斯拉夫等国成为少数民族，许多人受到歧视性待遇。多民族融合的奥匈帝国被“分而治之”的民族国家取代后，匈牙利王国的原料产地、制造业、和市场被切割，成为西欧的依赖经济。加入欧盟后由于不利的地缘政治，匈牙利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这使匈牙利民众怀旧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增，成为首先挑战欧盟集权政策的国家。
一战后以英国财政部官员身份出席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尖锐批评英法强加给德国的严苛条约，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从而制造下一次战争。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政治，导致英法政治家为了短期的选票，不惜牺牲欧洲的长远利益，导致大萧条和德意法西斯上台。希特勒发动二战的号召就是要改变凡尔赛和约留下的不平等格局，才得以获得德国失业民众的支持。
匈牙利的问题与此类似，只是匈牙利的实力比德国小得多，不得不隐忍至今。1920年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签署的特里亚农条约，在中欧种下的民族矛盾持续发酵。和凯恩斯相比，请读者自己判断，谁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明智的政治家？
俄国的北约幻想和地缘政治
笔者认为，科尔奈指责俄国在乌克兰违背国际法，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从而威胁了西方的民主世界，这更是颠倒是非。
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从东欧撤出苏军，以为可以换来西方的对等诚意。不料苏联瓦解后，北约不但不解散，而且东扩到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1990年退出苏联，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之后，兴冲冲地到西方申请俄国加入北约，不料遭到拒绝。叶利钦不懂历史上严苛的地缘政治，假如超级大国俄国也加入北约，西方中等强国如何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叶利钦面对大幅下滑的经济和民意，在下台前痛定思痛，才一手扶植有民族意识的普京上台，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转而来反对北约的东扩。
乌克兰：废核骗局和分裂代价
乌克兰寻找国家定位的历史更是曲折认识。九世纪建立的公国基辅罗斯，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祖先，语言文化和俄罗斯相近。乌克兰的大草原无险可守，其地理位置先后成为蒙古、立陶宛、波兰、俄国和德国争霸的战场。
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的人口、核武器、军火工业的实力可以和法国相当，又是农业大国，所差的只有民用工业。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远超过波兰。如果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很快会成为中欧的强国。如果领导人明智，可以左右逢源，成为俄国和欧盟争相讨好的对象，不难从俄国得到能源的价格优惠，也不难和欧盟谈判对等的贸易条件。可惜历史上出过许多军人、艺术家、科学家的乌克兰领导人，没有一点国际政治的本领，连温州农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常识都没有。当时西方急于解除乌克兰仅次于俄国的庞大核武装，许诺给乌克兰巨额援助。等到天真的乌克兰领导人自愿把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移交俄国，西方国家干脆赖掉许诺的援助，乌克兰从此失去国际谈判的筹码。乌克兰失去购买配套零部件的财力，大批农业机械陷于瘫痪，昔日粮仓变为大面积抛荒。苏联仓促瓦解使货币体系混乱，和俄国专业分工休戚相关的东部重工业也陷于瘫痪。原来乌克兰的经济优于俄罗斯和波兰，休克疗法使乌克兰成为东欧经济下降最严重的国家。
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民族矛盾并不显著，经济大跌，东西对抗，加剧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矛盾。西乌克兰有大批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东乌克兰有大批俄裔的居民。东部的重工业区必须和俄国整合才有出路，西部的农业区则期待西欧的投资和市场，北约欧盟东扩和颜色革命加剧了乌克兰的分裂和内战。
科尔奈拿乌克兰动乱说事，单方面指责俄国，还把中国扯在一起，失去经济学家起码的客观性。连德国政治家也公开承认，首先改变边界现状的是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俄国反而力图维护南斯拉夫的原有国界。
讽刺的是，当年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匈牙利中右政府，再次上台后作了U型逆转，用加强和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应对经济下降和欧盟压力。恰恰是西方大国的自私短视，迫使匈牙利重新向东方寻找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新轴心国结盟的恐惧和神话
平心而论，科尔奈对于中俄联手的恐惧来自他的西方靠山。我去年秋在美国参加过一次欧债危机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从南欧在危机中被德国与北欧边缘化的辩论开始，以惊呼美欧将被中国边缘化的危机感告终。与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把技术和产业转移到中国，如今大局已难以逆转。美国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联盟，目标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国，因为西方的实力已经无法遏制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挑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科尔奈这位匈牙利的转型经济学家，居然来教训美国还在犹豫不决的政治家。科尔奈发明的新轴心国的国际战略，比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返亚洲还要宏大。科尔奈不提让西欧提心吊胆、美国进退两难的恐怖主义和中东动乱，也开不出欧盟如何对俄国的强硬处方。他在德国、英国开始竞相拉拢中国的时候，高调声称最危险的专制威胁，是来自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和越南，不经意间打乱美国制造中越纠纷的棋局。俄国本来和日本一样，在国家定位上究竟西向还是东向左右为难。科尔奈把粉红和深红国家绑在一起打，迫使俄国和中亚国家向中国靠拢，岂不是美国的最大噩梦？本来美国政治学权威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文明面临的威胁界定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盟，设想东正教文化的俄国和天主教的拉美，会加入西方的基督教统一战线。科尔奈把俄国和中亚都推向中国的怀抱，能对抗泛红威胁的绿色力量在哪儿呢？科尔奈的经济学本领只会移动预算约束直线，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不如投行的分析师，如何能学凯恩斯的国际政治眼光？
说实话，我很希望看看，美国如何试验科尔奈的遏制新政。美国遏制政策的高峰是朝鲜战争，结果打出一个工业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苏联撤走科技专家，逼中国自己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美国不许以色列卖雷达预警飞机，加速中国研制出自己的军工武器。中国支持越南打抗美战争，结果恢复了中国的联合国[微博]的地位和美中建交。美国危机前后打货币战争，打出金砖发展银行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纠纷，不但推动中国加速海军建设，打造渝新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发展中俄欧的新汉莎同盟，而且会加大西北的开发力度，再造中国的江河流域。文化战和网络战方兴未决。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后，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已经大大褪色。多元文化超越西方中心论，在东西方都已成为新的学术潮流。剩下的牌，还有核战争和生物战争，没多少牌美国能稳操胜券？说实在的，二战之后，西欧已经没有热战的勇气了。北约也好，日美日奥同盟也好，靠的都是美国大兵。一旦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美国国会的军事拨款更是每况愈下。遏制政策的经济基础何在？这是科尔奈不敢展开的议题。
其实，西方风险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开放交往的过程中给中国精英洗脑，培育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上台自废武功，等待中国的叶利钦把中国拆分，方能根除中国威胁西方的可能。如果现在就实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岂不断绝自由派或亲美派在中国执政的可能？自强以后的中国，将来不管是坚持共产主义的旗号，还是打出新儒家的旗号，都是比普京还要难缠的对手。
科尔奈的两次转型的教训
科尔奈名噪一时，自然不是可以轻敌的学者。中国目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辩论，正处于胶着状态。因为拉美、东欧已经吃到的依赖经济的苦头，让中国政府避免了；而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弊病，还缺乏切身的经历。有科尔奈上课，其效果远超国内大学的政治课。读者们别可错过这学习的机会。
科尔奈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年转型为自由主义，晚年变为提倡遏制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揭示出转型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等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在经济作用的最小化。市场经济面临的不稳定性、失业压力、贫富分化、国际环境的冲击等等，都有可能表现在市场化程度、私有化走向和政府作用的强度上发生调整和逆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开放竞争，谁胜谁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能否整合？目前还没有定论。
第二，福利补贴和政治稳定之间没有简单联系。前苏联对东欧能源和消费的巨额补贴，并没有赢得东欧民众的感恩。同样，冷战时期的马歇尔援助也无法确保西欧日本对美国的忠诚。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高福利都是难以持续的。一旦国际竞争力下降，过高的福利制度就成为改革调整的巨大障碍。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
第三，全球化使国家的作用增强而非减弱，因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网络效应，加大了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差距。开放竞争的结果有两种：拉美和东欧的依赖型开放很难抵御国际资本的短期自利行为，中国和东亚的自主型开放才有可能走出依赖经济的陷阱。没有自主能力的高收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也没有自主能力和稳定前景。
第四，市场化和民主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发展经济如果只靠市场机制，否认政府干预和社会制约，必然只有少数人获利，最终引起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金融寡头也好，跨国公司也好，黑金势力也好，最终都要寻求外来强权的支持。当代鼓吹自由化的势力，最后的靠山都在寻求美国霸权的支撑，不惜牺牲本国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政治、金融和文化霸权，在二十一世纪还能持续多久？美国人民被科尔奈一类的智囊忽悠，还有多少空间？
科尔奈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两次转型，带来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教训。中国人如何辨明自己未来的道路，请读者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