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3)
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迹在1990年代的东欧转型没有重演？因为西德战后一片废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经济，这才是阿罗-德布日模型成立的前提。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
东欧转型的最初十年，匈牙利和波兰的GDP下降18%，俄国下降43%，乌克兰下降61%；通胀率，波兰高达400-580%，乌克兰达3400%，俄国4000%，高通胀持续时间分别为5-8年；货币贬值匈牙利和波兰贬值到4分之一，俄国卢布贬为5500分之一，乌克兰贬为76000分之一。东欧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有资产，瞬间转移到西方资本手中。
科尔奈为市场自由化辩护说，休克疗法至少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购买的时间浪费。这正是科尔奈“短缺经济”理论的浅薄之处。客观地说，科尔奈最初在1979年的论文，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约束”，还颇有真实感。须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是西方的封锁政策造成的，无法向西方国家那样可以用货币在全世界购买资源。部分物资短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实行固定价格，以保障人民的平等分配。如果采用浮动价格，例如中国困难时期部分商品允许高价，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多数人买不起，在表面上可以立即消除某些商品的“短缺”现象。问题是：高价商品不用排队，不等于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等于改善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转型过程和世界经济中，笔者观察到三种“消除短缺”的方法。
第一，是借债消费，以讨好民众。匈牙利、波兰转型前的政府不惜从西方大举借债用于消费，一度东欧的生活水平超过前苏联。叶利钦在转型过程中不惜瓦解苏联，为了甩掉东欧的经济负担。东欧借债结果和美国欧盟的债务危机类似，都是经济恶化，竞争力下降。匈牙利的外债从1973年的10亿美元猛增到1993年的150亿美元。匈牙利为了还债，不惜把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卖给西方跨国资本，埋下后来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病根。国内有人主张学西方，用拉动消费而非投资的方法刺激经济，历史上包括东欧和西方，都没有可持续的先例。
第二，是自由贸易，用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短缺的需求。按照西方的贸易理论，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和汇率浮动，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无需政府的产业政策。但历史事实是，东欧也好，七十年代后的美国也好，无论汇率如何变动，长期陷于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和财政收支的恶化。因为外贸均衡的理想情形，只对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贸易成立，对多国多种商品的交叉贸易并不成立。首先，生活必需品和关键零部件短期无法替代，贸易逆差下也得继续进口。其次，分工贸易有大量中端的零部件产品。货币贬值对终端产品的出口似乎有利，但对中端零部件的采购不利，所以货币大幅波动和贬值，很长时期内不但不会改善外贸平衡，反而可能加剧生产企业的经营恶化。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取得外贸盈余花了16年的时间，才在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笔者认为，由此可见不信西方教条的中国政府官员，比西方名校的经济学大家，更具国际竞争的直觉和常识。
波兰金融危机的表现强于匈牙利，因为波兰保留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波兰经济学家告诉我，历史上波兰多次被德国、俄国瓜分，所以对外资包括美国资本也不放心，担心短期利益的美国公司收购波兰的核心企业之后，转手就卖给宿敌德国或俄国。对波兰打击最大的就是贸易自由化，使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团结工会的诞生格但斯克船厂，原有工人2万，如今裁减到2千人，无法与韩国与中国的造船业竞争。
第三，是增加生产，提高短缺商品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解放后的一贯方针。转型之初，同样面临短缺的中国，一面有限制地开放贸易。进口的彩电冰箱等新型耐用消费品虽然吸引大众消费者，但是国内市场的价格很高。结果不仅长虹[微博]这样的军工企业转军用为民用，而且引发大量乡镇企业加入和国企外企的竞争，出现海尔、TCL[微博]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国内市场向海外大举进军。相比之下，技术和人才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东欧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转型期的反凯恩斯政策
如果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论只是肤浅的微观经济学，则他的“软约束”理论对危机应对的误导，在于火上加油的反凯恩斯政策。
笔者在2006年就指出，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宏观经济的经验是矛盾的。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低效亏损，全靠政府补贴维持，则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或通胀率必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高通[微博]胀在拉美最常见，高赤字在发达国家更流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才喜欢玩货币或债务的游戏。存在金融和破产法的国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软约束。科尔奈理想的“硬约束”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强，因为穷国难以借款和发债。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援救金融寡头和汽车寡头的软约束，超过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国企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是政府害怕国企破产会导致社会不稳，就只能鞭打快牛，抽肥补瘦。一旦中国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东欧一刀切的“硬约束”和西方补贴消费而非补贴创新的“软约束”，实践证明西方短视的“民主”政府都不如中国远见的“协商”政府高明。
要命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鉴定出来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给东欧执政者提供错误的政策指导。他们以为国企效率低的原因不是技术、人才、或营销，而是软约束的补贴。在国企面临进口商品难以抵御时，政府还给国企断粮，结果不但没有给国企改进生产率的机会，反而加速倒闭，使宏观形势恶化。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其次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给下岗工人提供转业的机会。而东欧的软约束用于企业破产后的失业救济，西方的软约束用于维护金融寡头的垄断地位，这自然无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改善。称赞东欧是“高人权增长”的经济学家，究竟了解多少东欧的现实？
西方主导的市场机制为何加剧东欧的社会动荡
读者一定疑惑，法制和福利都比美国完备的欧盟，为何不能带来共同富裕？因为东欧入盟有西欧制定的苛刻条件，但是西方资本进入东欧不受主权国家的节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增加地方的积极性。欧盟的整合是主权国家向欧盟让渡货币和财政的主权，才能和联邦制的美国竞争。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维护的是德法核心区，而非边缘区的利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的统筹协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运作机制。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是不对称的力量平衡的结果。经济上衰落的东欧国家低首申请入盟，哪有多少谈判资本。中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牛，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越来越强，才能不断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
柏林墙瓦解后，大举涌入东欧的西方资本，并不投资风险大的技术更新和周期长的基础建设，而是土地廉价的房地产，造成东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抬高物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东欧中青年在本国缺少就业和提薪的希望，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方打工。然而欧盟东扩加重西欧富国的财政负担，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增加，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德法等主要工业国家并不欢迎新移民。大批在英国打工的波兰人，只能找到类似修下水道那样脏臭低薪的工作，被英国人讥笑为“波兰管子工”。来自东欧的女大学生只能竞争服务业中非洲黑人的岗位，大批女大学生成为西欧妓女的主要来源。人口急剧老化的东欧和西欧，出现前所未有的西向大移民。乌克兰人填补波兰建筑业的劳力缺口，俄国人又去填补乌克兰的缺口。和埃及动乱的原因相似，东欧、西欧和中东的动乱，都源于失业年青人、尤其是失业大学生的不满和骚动。
东欧政党为何从西化转为自立？
从1950年代到2010年，匈牙利一直是西方爱护的“自由经济”的明星。1956年匈牙利爆发反对苏联的示威，引发苏军干预。1968年，匈牙利共产党的新领导卡达尔在东欧首先推行市场化改革。1990年匈牙利最早在东欧实行多党制选举。被科尔奈不指名批评，变色逆转的匈牙利现任总统，当年正是反共反苏起家的学生领袖，2001年还获得以保守闻名的美国企业协会颁发的“自由奖章”。不料匈牙利入盟后危机连连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