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招工难加上用工成本高企，以及东南亚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形成了东南亚偷渡客赴深打“黑工”的原始驱动力。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昨日向《第一财经日报》通报称，近年来，偷渡犯罪已成为深港边界的犯罪新动向。一些“蛇头”（组织偷渡的人）大量组织、运送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偷渡者到深圳非法打工，并形成利益链。

　　2010年以来，深圳市检察机关已对7名组织外籍人员偷渡入境非法打工的“蛇头”提起公诉，该7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通常指六个月以上），涉及偷渡者达数千人。

　　偷渡犯罪中，“蛇头”通常起主导作用。办案一线检察官表示，这类偷渡犯罪多由犯罪团伙组织实施，从招募人员、偷越国境、长途运输，到介绍务工、日常监管、工资结算等，均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呈现出“一条龙”流水线的作业模式。

　　从深圳办理的案件看，偷渡打工者来源地集中于越南、缅甸等国家，人数众多。以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部分为女性，均为初中以下学历，很多人是文盲，劳动技能水平较低，多被安置在诸如制鞋制袜、纸品加工、塑胶制造、电子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里，在一线低端岗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工资通常比同岗位的中国籍工人约少三分之一。

　　利益驱动是偷渡案件发生的现实基础。深圳市检察院检察官黄勇说，这些偷渡打工者在本国收入很低，深圳每月逾千元的收入，是其原有收入的几倍，足以诱使他们冒险。而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用较低的工资报酬，且不用缴纳“五险一金”，就能雇到“老实听话、干活卖力、从不抱怨加班加点”的工人，这对部分综合成本增加利润下降的企业颇具诱惑力。

　　黄勇说，偷渡犯罪扰乱了边境管理与安全，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继走私军火、毒品、色情行业、赌博之后的第五大国际性犯罪。在我国刑法体系中，专设了“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一节，规定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偷越国（边）境罪等罪名。2010年以来，深圳市检察机关已对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135名相关被告人提起公诉。

　　同时，偷渡犯罪容易随附滋生其他违法犯罪问题。黄勇表示，为隐瞒偷渡者身份，犯罪分子会伪造或购买伪造的户籍卡、身份证等公文证件；为逃避查缉，犯罪分子可能向边检、公安、劳动监察等部门的公职人员行贿；其获取的大量非法收益，可能涉及到洗钱等问题；偷渡者如果不服从管理或企图逃跑，有可能会诱发强迫劳动、非法拘禁、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部分偷渡者迟迟领不到工资，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给社会安全留下诸多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