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3日《经济学人》封面

　　新进步主义

　　到19世纪末，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和大量新发明让世界经济变了样。不过“镀金时代”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不公平时代，美国强盗大亨和欧洲名门望族收获了巨额财富：“炫富”(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可追溯到1899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担心)催生了从西奥多-罗斯福打击垄断到劳合-乔治“人民预算”的一轮改革潮。各国政府促进市场竞争、引入累进税制并开始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新的“进步主义”时代希望在不降低企业活力的前提下让社会更公平。

　　现代政治有必要经历一场类似的变革——拿出缓和不平等的办法，同时又不损害经济增长。如何两全其美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中心，但多数辩论提高了问题的热度却没有提供解决的希望。因此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左派指责罗姆尼是强盗大亨，右派蔑称奥巴马为阶级斗士。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干脆向民众屈服：法国总统奥朗德提议对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75%的边际税率。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们宁可掩盖不平等的问题：如印度拒绝对腐败动手。

　　问题的核心在于观念的错误。右派仍然不相信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提高富人税率和进一步增加开支是左派的必然立场，但在经济萧条亟需吸讨好企业家、政府因承诺将来大量开支而负担过重时这一立场是不明智的，目前政府的巨大规模已远非罗斯福和乔治所能想象。

　　不平等是否真的需要解决？随着较穷国家迎头赶上，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这两股力量实际上已缩小了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但很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已扩大。自从1980年以来，全球2/3强的人口所在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通常达到惊人的程度。在美国，国民收入流向0.01%最富裕美国人(大约为1.6万个家庭)的比例从1980年的刚过1%升至如今的将近5%，其比例甚至超过“镀金时代”。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平等深化努力工作和冒险的动机；奖励那些推动经济进步的创新人才。自由贸易主义者总是认为，市场越是全球化，赢家的回报就越大。但正如我们本期“特别报道”文章所言，不平等目前已达到导致低效和有损经济增长的程度。

　　这在新兴国家中最为明显。在中国，信贷被输送到国有企业和有关系者之手；精英阶层也从一系列垄断部门中获益。在俄罗斯，寡头们的财富取得和企业精神甚少联系。印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发达国家的裙带关系隐藏得比较深。华尔街拥有相对于其规模大得多的财富，政府向这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的私下补贴是原因之一。从医生到律师业，众多高收入行业充满了不必要的限制性惯例。于是有了最不公平的转移支付——方向错误的福利开支。社会开支通常是雪中送炭者少而锦上添花者多。在美国，对1/5最富裕人群的住房补贴(通过抵押贷款利率优惠)是为最贫穷的1/5人群修建公共住宅的四倍。

　　即便不平等是由于精英政治产生也会损害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可导致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教育的不平等。与传统看法相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不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差距与25年前相比扩大30-40%。从某些标准衡量，美国阶层流动的困难甚至超过中国。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些人仍然怀疑不平等本身是一个问题。不过即便是这群人也对缓和不平等有兴趣，因为如果不平等现象继续扩大，变革的动能将集聚，可能导致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政治结果。共产主义可能已是昨日黄花，但还存在其它众多有害的思想。

　　因此有必要提出“真正进步主义”的议程。以下是我们的建议，借鉴了左右两派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从三个方面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观点。

　　促进竞争、针对性补助和税收改革

　　当务之急是像老罗斯福那样打击垄断和既得利益者，在中国是国企在美国是华尔街的大银行。新兴国家尤其需要加大政府合同的透明度，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全球首富斯利姆(Carlos Slim)赚的钱来自墨西哥电信行业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在墨西哥竞争压力不大、服务价格堪称天价的行业。发达国家也大有可为。欧盟经济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单一市场。学校改革和提供选择至关重要：没有哪个华尔街金融家对美国社会流动造成的损害会超过教师工会。废除扭曲机制，如欧洲有关国家的劳工法和中国的户口制度，也将带来大不相同的效果。

　　其次，政府有针对性地对穷人和年轻人开支。在新兴国家，太多资金投向无差别的燃料补贴和昂贵的养老金，前者大多补贴了富裕人群(如亚洲)，后者也是对比较富裕的人群有利(如拉丁美洲)。考虑到人口的老化，政府不能指望减少养老投入，但可以降低投入增速——比如更显著地延迟退休年龄，对福利提供进行家庭调查。部分补助可投向教育。第一个“进步主义”时代实行了中等教育由公共财政维持；这一次的“进步主义”应扩大到学前教育，加大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

　　最后是改革税收：不要惩罚富人，但征税效果和累进程度要提高。在较贫穷的国家，逃税相当普遍，重点应放在降低税率和加强征收方面。发达国家税款的增加主要应来自尤其有利于富裕人群的税收扣减(如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优惠)；缩小工资税和资本利得税差距；更依赖主要由富人缴纳的税如不动产税。

　　以上部分建议已得到不同的国家的赞同。拉丁美洲已投资学校教育，率先对极度贫穷者进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为全球仅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考虑削减燃料补贴。更为普遍的是，亚洲国家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决定避免西方国家的那种浪费。发达国家中北欧诸国是最具创新精神的。瑞典已全面改革外界公认的大福利国家，建立了普遍的学券制。英国也在改革学校教育和简化福利制度。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称他希望对接受医疗照顾福利者的家庭状况进行调查和减税，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如何操作。奥巴马则将自己包装为本杰明-迪斯累利的“同一民族的保守主义”(One Nation)。

　　这类角色转换是改革的体现，但政治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右派的直觉通常是要让政府变小而不是变好。而奉行平等主义的左翼遭受失败更具根本性。在整个西方世界，福利国家的资金正在枯竭，经济增长放慢和贫富差距扩大——然而左派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财富创造者征收更高的税。奥巴马、奥兰德等人要提出能同时保障公平和正义的方案，否则人人都将付出代价。(楚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