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程林

　　2月23日，杭州房地产市场突然站上了风口浪尖。存量房已达11万套之际，杭州楼盘接连大幅度降价，天鸿·香榭里打出直降6000元/平米的口号。

　　然而有业主就在降价当天以19300元/平米买下了该楼盘房子，数小时内损失了50万元。在天鸿·香榭里门口业主维权现场，一边是买房队伍，一边是退房队伍，沙盘被砸，一片混乱。

　　另一隅，在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和安联大厦，华润信托的产品投资人打出横幅在楼下抗议；在上海，数十名中诚信托的产品投资者冒雨再次聚集在上海工行私人银行部，追讨未付利息款；在山西太原，吉林信托的产品投资者来到建设银行山西分行抗议维权。

　　我国信托业与房地产有着惊人的相似：规模膨胀快、过去持续盈利、投资者广泛，面临着市场前所未有的质疑；而一旦发生利益纠纷，两者都极易酿成群体事件。

　　过去10年间，我国信托业快速发展，去年底资产总规模已达10.91万亿元，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其中核心便是信托投资者问题。

　　我国信托产品发行是按私募的方式运作的，本质应是产品的私人配售，而私募隐含的是买者自负、风险自担，使风险无法大规模扩散。信托产品主要针对的是相对富裕的投资者或机构。这其中的假设基础应该是，富人有更多的投资经验、更好的风险鉴别能力和更多的财务资产，因此风险承受能力更强。

　　但冰冷的现实是，即使到今天，我国信托业客户的风险自担意识并不存在。即使信托合同都有风险确认条款，有的合同要求客户手写风险承诺，一旦风险爆发本息无法偿还，信托客户依然会不依不饶地索求赔偿。

　　在华润信托的案例中，陷入纠纷的并不是融资类项目，而是收益波动的次级固定收益投资项目。按照常理来说，只有融资类项目才涉及兑付问题，股权、债权的投资随市场波动亏损应属正常。但是，投资者对此并不认同；在中诚信托案例中，几乎所有的投资者此前都已签署了委托转让书，并依此获得了本金，从法律意义上已无权再要求其他偿付。但在投资者看来，委托转让书是一个“霸王条款”，继续维权。

　　存在问题的仅仅是投资者吗？记者并不认同。我们不难看到，在理财市场火热发展的同时，机构对产品风险的披露远远不足。

　　举例来说，我国法规上是严格限制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之上的保底条款的，但理财产品里，约定收益率、预期收益率等说法层出不穷，普通投资者如何分辨其中区别？过去一个月收益率10%或过去一年收益率100%？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并不能预测未来，宣传过去收益率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诱导。

　　固定收益，代表的只是债券产品，因为收益率曲线的变化，或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同样有可能带来亏损。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能理解吗？如果连固定收益产品会亏损都无法理解，推出高风险的次级固定收益产品，是否超出了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

　　而一些通道项目更是两头在外，项目由银行或其他机构发起，由银行或第三方理财销售。受利益驱使，销售方夸大收益且弱化风险陈述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一旦出事，最后依然要追溯到信托公司。

　　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之外，我们无法忽略的起码还包括中国的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

　　根据高盛的分析，2013年信托对净新增信贷增长的贡献达2万亿元，占2013年社会融资总量超过1/10。由于信托的表外属性，商业银行倾向于将一些无法信贷的项目通过信托公司运作。而信托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频繁与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合作，政府融资平台则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开发等。截至去年6月底，政信合作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

　　地方政府的介入，使得中国信托行业利益更复杂和多元。道理很简单，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特殊信用结构，任何一地的信托计划一旦发生兑付失败，影响的并不是单一的公司，而是投资者和债权人对该省财政的信心；一旦违约，将加大该省所有企业的筹资成本。这个成本，是任何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而债务危机一旦扩散，不但对信贷和投资依赖性强的周期性行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后续的蔓延更难以想象。

　　正是在特有的历史环境和诸多利益纠葛下，形成了中国信托业特有的硬兑付环境，以及相关投资者一系列问题。

　　过去10年间，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令行业迅速做大，而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