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教培行业不应该被团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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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维舟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
近日，“双减”政策发布，引起家长圈、教师圈、校外教培圈的广泛讨论。很多人说“双减”政策落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教育行业将回归本质，真的是这样吗？“乱象”需要整顿，但未来仍不可知。
在小区里遇到一位邻居，女儿和我家孩子一样小升初，难免谈起日前公布的“双减”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我开玩笑问：“你家里是孩子轻松了，还是家长轻松了？”
她叹了口气说：“孩子是轻松了，我们怎么会轻松？那是更烦人了啦！”因为他们夫妻俩都要上班，老人又都在外地，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忙，工作日白天又不放心就这么把孩子扔在家里，以往倒是可以丢给校外的托班，但现在教培行业刚被整顿，也没人敢接了。
当然，现在也有教育局设置的公益性“爱心暑托班”，在浦东这里已经实现了街镇全覆盖，然而预期只能服务小学生4500人次，这对全区20多万小学生来说仅是2%的比例，何况她家的孩子还不喜欢那个暑托班。
我问：“那你怎么办？”她一摊手：“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夫妻齐上阵，软硬兼施逼她去爱心暑托班了。就为了这，家里都鸡犬不宁好几天了。”
为什么送孩子去补习？
眼下教培行业的处境，有的人哀叹，有的人叫好，那大多出于经济或教育目的等宏大的视角，但这位邻居所言，则给出了一个微观的视角：对一位家长来说，校外补习既不见得多好，也不是什么万恶的存在，只不过是满足她能从市场上买到的一种服务，满足她和孩子的特定需求。有了它，不管怎样，自己可以多一个选择，仅此而已。
这和我之前在第一线所接触到的情形也大体吻合。在去年疫情之后，我曾一度有机会在昆山花桥、京郊北三县等地实地调研过一些教培机构，和老师、家长、学生面对面聊过，给我印象颇深的一点是：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补习的动机，都还谈不上是想让孩子“考上名校”，而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有一个家长很直率地对我说：“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教育资源和你们大城市没法比，但我们又不可能带着孩子挤进大上海，何况去了也买不起学区房，家里又没什么别的门路，怎么办呢？也只能把孩子送去上网课，好歹拉近一点距离，尽量让她和大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教育资源日渐向大城市集中的当下，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哪怕同样焦虑，但这些小地方的家长所焦虑的，和北京海淀“鸡娃”母亲所焦虑的，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他们对教培机构的看法也并不一样。他们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付出，但不仅自己往往不会教，本地也欠缺好的教育资源，此时，市场化的教培机构就成了应运而生的救命稻草。
绝大部分把孩子送来补习的家长，都看重“提分”，毕竟，如果不能提分，那为什么要花钱补习？但“提分”却远不仅仅只是多做题而已，因为教育其实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问题。我也是在经历了这样的深入对谈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孩子的成绩往往是其一系列问题的综合呈现，家庭内部的氛围、同学的评价，乃至对老师的偏好，都有可能引发孩子的情绪波动，最终反映在成绩上。
我在昆山花桥就遇到过一个初一的孩子，成绩平平，总也不见起色，还正值青春期，在学校也不服管教，家长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送来上补习班。起初他只是勉强看在妈妈的面子才来的，但来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喜欢了这里的气氛，还遇到了一位尊重他、愿意认真倾听他的英语老师。有一次小测验，他英语考了满分，老师公布成绩时，让全班为他鼓掌——虽然全班其实也就几个孩子，但这一经历却让他深受鼓舞，触发了他强烈的学习动力。因为很多孩子努力学习，其实并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成绩、考上好学校，而是为了获得周围人（尤其是家长、老师和同伴）的认可。
在京郊北三县，一个初二的女生在我们访谈时当场泪崩。她其实是一个敏感而聪明的孩子，但家里重男轻女，父母又忙于工作，这造成了她的低自尊心态，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抱多大期望。她之所以来上补习班，很大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寻求认同感，因为即便放学之后，她也不想回家，内心实际上是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这里的老师注意到了她平静之下的波动，打开了她的心结，才使她的成绩在半年内有了明显的提升。
也就是说，教培不仅是“培训”，有时也是“陪伴”，甚至这比“培训”更重要，因为在很多家庭里，连家长也无法做到陪伴孩子。
如果这要看老师的好坏，那么，教培机构还能通过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去年疫情期间，武汉封城长达数月，学校教育也停摆，网课效果很差，很多孩子成绩下滑，甚至因为长期在家，出现了不少心理问题。有个高二的孩子本已成绩不好，此时更是自暴自弃，家长都已束手无策，后来尝试了一下运用AI技术的教学，能够有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的特点，边玩边学。其结果，这个孩子的成绩提升非常显著，有了信心之后，又触发了良性循环，进一步学得更好了。
给家长和孩子多一个选择
当然，任何教培机构也都不是万能的，它也不可否认地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被一些人诟病的“贩卖焦虑”，以及资本运作之下，许多机构考虑的更多是赚钱KPI而非孩子的教育本身。正因此，在这次“双减”政策之后，很多人都在呼吁“回归教育的本质”。
我注意到，这种呼吁往往隐含了这样一层意味：“教育的本质”是公益性的，不应该和“钱”沾上关系，好像如果谁通过开班授课来赚钱，那就是不道德的。然而，这么想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道德洁癖，到头来可能反而让家长和孩子陷入了困境。
办教育不是慈善事业，也不能单靠国家投入，校外教培当初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实际上，任何商业都是在满足需求中才能得以发展的。
现实是：公立学校的老师这些年也很疲惫，难以在大班上对每个孩子进行个性化一对一的辅导，更无法满足家长们不断增长的旺盛需求，何况这些需求往往还超出了公立教育系统对老师们的考核要求，很难指望有人甘愿超标准自我奉献。实际上，在“双减”之后，公办教师的压力是大大增加了，因为这意味着原先被分担出去的一些工作量，现在他们又只能责无旁贷地承受起来。
在短期内，公立学校很难增加多少人手，因为编制不像市场化的机制那样富有弹性。在这次整顿后，1000万教培人的职业生涯遭遇寒冬，有些辅导老师甚至是全家唯一挣家用的，有人说他们失业后可以去考编，却没有想过现在编制有多内卷：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小学语文编制的应聘录用比例是200：1，工资每月到手三千多，现在还加上延时放学、补课费没有落实，又去不了辅导机构。
在禁止节假日校外补课之后，对很多家长来说也失去了一个选择。日前，宁波市教育局官网有人留言：“建议教育局立法禁止教师给自己子女补课，维持公平。”不论这是真呼吁还是反讽，确实都道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当人们发现自己无法获得某一机会时，那么绝对的公平就是最好谁也得不到。
然而，谁都清楚，这种“绝对的公平”且不说极难做到，在现实中也往往抹杀了人们的合理需求。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市场上，你至少是有选择的。在现在划片入学的严格政策下，孩子去读哪所学校、哪个班级，基本上都是定好的，当然你也很难对老师提什么要求特别照顾下自家孩子，更难以更换老师；但校外培训是你自己购买的一项服务，你可以选择去不去、去哪家、去了学什么，甚至因为一个班往往只有几个学生，也可以要求校长和老师特别有针对性地注意孩子哪些方面——如果效果没达到，那你也可以换一家，正因此，教培的老师会比公立学校的老师更有绩效的压力去提升教学效果，毕竟这也算是一种市场竞争。
“乱象”当然需要整顿，但“一刀切”的结果是正常的需求也“躺枪”了。如果说“回归教育本质”，那难道课外教育就不是“教育”了吗？它其实同样是人们需要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正常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最终会造成一些始料未及的扭曲现象。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一刀切”的时候“刀下留人”，至少给家长和孩子们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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