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型科技企业，缺乏信任、声誉与可靠性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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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劳斯·施瓦布
来源/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
有一种观点很乐观，并且成为主流，那就是：科技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降低了产品的价格；过去的重工业会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但科技企业不会，而且科技企业的员工薪酬很高，还能享受最好的津贴。然而有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大型科技公司同样需要调整方向。
作为第四代旧金山人，Salesforce创始人、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从小就接触科技行业，他深信这一行业本身正在出现问题，需要表现得更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
科技行业出现问题了吗？
无论是对于早期的企业还是对于早期的湾区企业家，核心价值观都至关重要。对于这些企业，信任、声誉、可靠性从来不是营销的噱头，而是企业运营的核心要素。贝尼奥夫认为，如今的大型科技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这种核心价值观。
新一代科技企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所遵循的信条是“快速前进、打破常规”以及“请求宽恕而非许可”。在这个新的商业世界中，一切都变得可塑、可变、可再造，传统的价值观似乎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贝尼奥夫成长于旧金山，起步于科技行业。这位企业领袖认识到，企业缺乏核心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因为价值观是其他一切行为的根源。不过，与贝尼奥夫持相同观点的革新者和投资者寥寥无几。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他们正带来全新的产业，正在打破传统的企业惯例，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高度的评价。这些让他们有信心对企业责任、企业管理以及建立信任等概念做出重新解读。
贝尼奥夫还认识到，硅谷存在竞争问题。互联网刚兴起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企业家都有机会创办企业，竞争客户资源，抢占市场份额。但近年来，市场已经逐步集中到少数大型科技企业的手中。由于机会缺失，新企业的数量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不少初创企业更是无力应对，索性寄希望于被某家主导性企业收购。这种情况不仅抑制了竞争，还扼杀了创新，同时形成了一种单一文化，不利于新颖、多样化观点的形成。然而，在大型科技企业看来，成为行业寡头甚至垄断企业不仅不存在问题，反而还是企业奋斗的目标。
最后，在贝尼奥夫看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是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尽管他拥有数十亿的财富，但也无法置身事外。一方面，贝尼奥夫与其他的企业创始人、企业投资者及企业员工都发展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一些不太富裕的旧金山市民的发展机会和收入被严重剥夺，以至他们真的开始“向谷歌巴士扔石头”（谷歌巴士是一项私营交通服务，技术工人乘坐谷歌巴士在旧金山的住所与谷歌办公园区之间通勤）。而且，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情况会更加糟糕。
但一些人对这一问题直接视而不见。旧金山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所面临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正在失控。即便如此，大多数企业家并未认识到自己可以或应当为解决该问题出一份力。截至2019年，旧金山已经有超过8000名无家可归者，比两年前增长了17%。这一现实与该市在2004年立下的10年内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伟大目标相去甚远。
然而，当旧金山的科技界被呼吁出资解决问题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多年来，包括硅谷企业在内的许多大型科技企业纳税极少，要么是因为企业的扩张道路导致它们转盈为亏，要么是因为企业实施了全球税收优化计划。考虑到这一事实，旧金山的科技企业逃避责任的做法尤其令人大跌眼镜。
利润、增长与信誉
贝尼奥夫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他认识到，科技行业无法在短期内重新获得人们的信赖，但眼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塑造良好的信誉。
他倡导自己的企业从事那些他认为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业，即使这些事业未必有利于巩固他在业内的地位。贝尼奥夫认为，这么做有助于让人们相信，他所在企业的领导层并不是只关注利润和增长，而是会考虑更广泛的影响。新技术已经带来新的压力与风险，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道德问题。他还提醒同行，企业致力于获取大众信任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意味着短期的利润会降低。“可信赖应当是企业的最高价值观，”他在达沃斯年会上说，“否则就会有坏事发生。”
2016年，贝尼奥夫进一步发起倡议。他开始呼吁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以及其他监管者考虑拆分大型科技企业。他认为，有的大型科技企业只顾遏制竞争、捆绑用户，并不能带来创新。“我们已经发现，有些企业收购其他企业是为了创建可能的专属数据流，从而打造竞争壁垒，”他说，“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对此置之不理，其他政府就会采取行动。”他在2019年利用达沃斯这个平台呼吁加强监管。“如果CEO们不愿履行责任，”他说，“那么我认为除了政府介入别无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尼奥夫直言不讳的立场确实激励了其他人采取类似的措施。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的领导者，比如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开始呼吁对他们难以独自决策的科技领域进行监管。
归根结底，要成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关键在于行动，而不是言语。
对于贝尼奥夫而言，这意味着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首先，贝尼奥夫意识到包括Salesforce在内的许多硅谷企业在多样性方面存在问题，于是他聘请了一家外部咨询公司，来审查企业的薪酬状况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结果显示，Salesforce在薪酬上存在性别差距，这促使该企业管理层对工作相当但薪酬更低的员工的合同进行了调整。其次，当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摆在贝尼奥夫的眼前时，他决定发声支持对包括Salesforce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征税，从而资助该市采取结构性措施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如何衡量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业绩？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企业应当开阔视野，而不是只关注损益表。对于那些愿意选择这条路径的企业，它们所关注的方面与贝尼奥夫已经确定的方面十分相似：
（1）接受公平的竞争环境。
（2）努力改善工作环境和员工福祉。
（3）支持企业所在的社区。
（4）注重保护环境及企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5）支付企业应缴的税款。
这些都是在2020年《达沃斯宣言》中被明确规定的行动，它符合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中所规定的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行动的一般概念。如果每一家企业都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并解决根本问题，那么股东资本主义的许多过度行为将被自动根除。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变革要完全依赖执行领导层的善意？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管理往往要依靠数字，这种利益相关者责任也必须能够加以衡量。2020年底，由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伊尼汉领导的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这些指标用数字来衡量企业在完成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目标方面的进展，从而促使企业不只是为了利润而进行优化。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具体如下：
（1）治理原则支柱，包括的指标和披露内容涵盖公司既定目标，董事会构成，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反腐败措施，违反道德及法律行为的报告机制，以及影响业务开展的风险与机遇。
（2）环境支柱，包括有关气候变化的指标，如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还涉及企业活动的土地利用和生态敏感性、缺水地区的水资源利用和消耗。
（3）员工支柱，包括的指标涵盖多样性和包容性，薪酬平等，工资水平，童工、强制劳动、健康与安全事故风险，以及企业所提供的培训。
（4）繁荣支柱，包括的指标涵盖员工流动性和雇用人数，企业所做的经济贡献，金融投资和研发费用，以及企业支付的总税收。
通过在报告中披露这些指标，管理者和董事会能够明白需要在何处调整策略，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客户、供应商、投资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能够判断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的业绩。这些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切实可行，有望到2022年实现普及应用，这是因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样一来，在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从理念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应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成为一个重要步骤。
这并不代表企业将会被束缚住手脚，也不代表企业只要采用ESG衡量体系就能畅通无阻。许多企业已经明了成为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对于自身的意义，但有些企业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企业，应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指标能够起到帮助作用。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是空前的，因为投资者正逐渐对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企业失去耐心。
以贝莱德公司创始人兼CEO拉里·芬克为例。贝莱德公司是一家管理着超过6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全球许多大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几年前，芬克和他的一些投资经理开始对那些只关注短期经济利润，而不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目标的企业敲响警钟。芬克在2018年写给他所投资企业的CEO的年度公开信中传达了这一要点。
在接受访谈时，芬克仍继续坚守自己的ESG承诺。他表示，重要的不应当是短期利润，而应当是企业的长期生命力。有了这样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能创造更大的利润，”芬克说，“如果一家企业能与所在社会保持更加良好的关系，社会也愿意与这家企业有更多的来往。”即使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模式也是更适宜的，芬克说，因为“只关注股东资本主义的企业走得还不够快”。它们没有看到会对自己产生长远影响的宏观趋势，例如新一代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社会偏好和关切所在。它们盲目追逐利润和增长，却不知道利润和增长背后的驱动力量。这或许终将成为导致这些企业衰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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