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指责拼多多时，我们在指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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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长庚

　　来源： 长庚（ID：changgengxiaobao）

　　壹

　　多年前，一位公关VP年底向BOSS汇报工作，PPT写了近百页，发言时详细给高管层介绍发了多少家媒体，写了多少篇报道。

　　可开场还没2分钟，BOSS就打断话题，来了一句触及灵魂的发问：你说发了这么多家媒体，可是除了这些PPT外，我怎么没在朋友圈看到这些报道？我们花的这些钱真有效果？

　　这位公关VP无言以对，不久后黯然离职。

　　长庚君有次和对方小聚，酒过三巡，对方讲了上面的故事。

　　然后说，市场部可以年底拿着广告投放效果和用户转化率来计算业绩，销售部可以直接拿销售数据算业绩，就算产品和研发部门，业绩都是可以量化的，唯独公关例外。

　　企业公关，说好听点是锦衣卫，说难听点就是东厂。

　　社交媒体上，自诩公关大V的作者们可以想当然写下：做公关不能长期加班，因为公关是一个重脑力劳动的部门，经常加班就会带着怨念工作，不愉快的心情绝对是会抑制思维，让你变蠢。这份工作，需要一个灵敏的、有活力的脑子。

　　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企业公关多数时候只是在传达BOSS的想法，作为一个花钱的部门，鲜有能否决BOSS决策的公关存在。

　　遇到危机公关时，通常已经不是仅靠公关部就能解决问题了，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公关部就能决定如何来应对危机。

　　一旦决策错误，BOSS是不能错的，那么错的就只有公关。

　　一个无法量化工作量又花钱的部门，只能以BOSS的满意度作为唯一KPI，多加班，通常是让BOSS满意的基本要素。

　　贰

　　2020年12月29日，花名“润肺”的拼多多员工凌晨一点半下班时，晕厥倒地，经过近6小时的抢救后去世，年仅22岁。在拼多多内部通讯软件knock上，“润肺”的签名是：肺宝为多多守边疆。

　　1月3日晚间，拼多多员工加班猝死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引爆。当天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账号上做了如下回复：

　　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该回复为拼多多带来了外界的大量批评声音。

　　1月4日，拼多多否认了该评论的真实性。随后，知乎表示做出上述回应的拼多多账号系知乎注册用户，其真实身份无误。拼多多再次回应称，该回应为外包公司的员工个人行为，对于该员工的言论拼多多对此坚决反对，并为账号管控不严道歉。

　　一天后，网络上再次兴起对拼多多公关骚操作的质疑。

　　有的文章直接DISS拼多多，比如《企业价值观有问题的拼多多，一定会出各种问题》、《请问拼多多的公关部，你们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嘛》，有的则打起同情牌，比如《为拼多多守边疆的女孩，凌晨倒在了-20℃的冬夜》。

　　就在网络上自媒体大V们或质疑拼多多公关与企业价值观，或同情逝去的拼多多员工并获得文章流量时，另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快手宣布从1月10日开始，启动大小周制度。所谓大小周，为一周工作六天，下周工作五天，依次循环，算正常出勤，不算加班。

　　另有公开信息则显示，2020年12月4日，国美电器福州分公司一名27岁员工在年终誓师动员大会期间猝死，家属表示：“他一人被安排两个岗位，早出晚归，特别是双11期间没有休息，他说很累。”

　　2020年12月9日，商汤科技一名47岁员工意外猝死在公司健身房外，该员工于今年2月18日加入商汤科技，担任业务系统开发经理，逝世时入职还不到1年。

　　没人讨论拼多多外包员工说的那句话是对是错：这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没有流量。

　　远不如DISS拼多多，或对逝者表示同情简单。

　　不是说不需要共情，在长庚君看来，写自媒体赚流量的时候，不随便给予同情，才是对一个人的尊重。

　　1月5日，新华视点写了一篇只有寥寥百字的评论，标题是：《畸形加班现象必须坚决遏制》。在我看来，这是最有温度的一篇评论。

　　叁

　　2018年，有乡村自媒体教父之称的李传帅在山东北部的一个小农村里，雇佣了一群农妇组成自媒体运营者。

　　她们通常这样来制造一篇爆款：刷最新的剧，撰写一些比较简单的娱乐内容，然后将文章放到一个李传帅自己研发的原创文章检测系统里，如果在系统里没发现内容重复，没有违反规定，那篇文章就可以进入自媒体账号后台，通过400块钱一年的网络通道，传送到更为广大的网络世界。

　　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积累的百年采编传统遭到颠覆，李传帅们向外界示范着：做新媒体不需非要科班出身，只要会简单的电脑操作，会组织和搬运文字，就可以驰骋天下了。

　　截至2020年6月，国内网民学历结构如下——小学及以下网民占比19.2%；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仅为18.8%。

　　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科技和通信领域如闪电般迅速的进步，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世界正在被抹平。

　　事实是，科技的进步极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在同一种渠道下获取信息的人们却开始面对文化割裂和愈发严重的二元对立。

　　远川研究所在《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中直接指出了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新技术“忽如一夜春风来”地铺平渠道，只是方便了互联网行业在下沉市场坐收流量红利，可它既没有修复“下沉人口”的文化缺失，更谈不上填补文化缺失背后日积月累的经济失衡。

　　文化割裂与二元对立带来的是，网络上一切都忽视事务的复杂性，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理解一件事情：房价太高是因为房地产商制造了巨大泡沫、机场咖啡太贵是因为咖啡店主贪婪、互联网巨头们加班太多自然也是因为企业主们没有道德。

　　如果将中国互联网公司加班文化盛行简单理解为企业主和资本的贪婪，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的一些信息：

　　今年4月，媒体披露亚马逊通过人工智能来追踪仓储物流系统里员工的工作效率，如果出现员工出现长时间上班没有进行工作的情况下，该人工智能会自动进行警告或者直接解雇。在过去1年中，仅一个地区的物流系统就有“数百名”员工被解雇。

　　200年前的亚当斯密就强调过事物的复杂性：例如贫困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也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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