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和宋柯，兄弟消失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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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尹磊

　　来源：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

　　当虾米音乐传出要关闭的消息，挽歌就开始不绝于耳。

　　这是一场早有预兆的死亡。早在阿里星球倒下之时，虾米音乐就失去未来，传闻只是加速了它的死亡。

　　失意收场的音乐故事里，曾经有两位关键先生。他们当年为阿里星球和虾米音乐缔造了宏大蓝图，如今都在各自生活中闲庭信步，并默许了这场死亡。

　　阿里音乐的总设计师高晓松最近刚刚减掉了26斤肉，挽着13岁的女儿遨游饭局；而另一位领袖——宋柯，在去年出任LIVE NATION中国地区董事长之后，便从公开场合人间蒸发。

　　悬崖

　　高晓松在年轻时，就领教了死亡的深刻。

　　他录取清华时，得到犒赏，前往青岛旅行。途中偶遇算命先生，算了几卦，悉数全中，高晓松预感神算子显灵，一狠心问了个极其沉重的问题，“我啥时候死？”

　　老先生掐指一算——35岁，你必死。

　　随后十几年，高晓松惊魂不定。35岁生日前日，他孤身前往五台山，借佛渡劫，决定做个了断。

　　11月的五台山空空荡荡，正值封山，他遇到一个男孩，说能带他上山。高晓松感觉蹊跷，封山还有导游？但他不想浪费口舌，还是随男孩和司机上路寻佛了。

　　在佛像前一个人庄严地嘀咕了半天之后，高晓松决定听天由命，随即下山。司机还在路边撒尿，他先上车拧开暖气，结果一打火，停在斜坡的车子竟往前出溜了一步。他不知道手刹已经坏掉，一紧张，一下把挡给摘了，车子顺着斜坡直奔悬崖开去。

　　高晓松恍然大悟——死神来了。

　　千钧一发之际，后座一个身影跳到前面一踩油门，车子刹住，距离悬崖已经不到半米。高晓松转身一看，救他一命的就是那个导游男孩。高晓松傻了，感觉男孩是佛祖显灵，临走时，饱含深情地掏出3000块，让男孩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次日回京，高晓松心有余悸中醒来，打开手机，收到暴风雨般的祝福短信。35岁生日，他感到活着如此美妙，默默告诉自己：“从今以后，我啥都不怕！”

　　死里逃生之后，高晓松彻底解放了天性，此后他徜徉于文艺的海洋，写歌、拍电影。虽然还兼着麦田唱片的领导，但更多时候，如同闲云野鹤。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有宋柯。

　　宋柯从1996年就和高晓松创办了麦田，后来又一同加入恒大音乐，操持阿里音乐。他们就像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好莱坞的科恩兄弟，虽无血缘关系，但在事业上形影不离。

　　高晓松学识渊博、出身书香门第，有惊人的口才和浪漫的理想，但遗憾的是他写歌不会唱，创业不守业。所以有两个人出现在了他的身旁，一个是老狼，一个是宋柯。

　　如果说老狼是高晓松的“嘴”，那宋柯就是高晓松的“屁股”。

　　“他大手一挥，我就得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仔细把计划做了。”宋柯说高晓松是一个企划大师，讲话极富煽动力。

　　今年6月，高晓松直播翻车，公众形象陷入危机，随后一则“小餐馆因疫情难以经营，高晓松花万元吃顿饭以示支持”的消息，让舆情峰回路转。

　　高晓松负责开炮，宋柯负责执行。2015年的阿里星球发布会，是两人最后一次双打配合。二人与何炅别别扭扭地在台上跳完一支太空舞之后，开始轮番上台讲述阿里星球的雄谋大略。

　　当时在高晓松眼中，阿里星球格外崇高，它是一种商业的理想主义样本。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音乐生意——阿里星球把歌手、粉丝、唱片公司、演出单位一篮子承包，让他们在自己的平台上买卖、社交，在最底层给中国音乐“通电入网”，对当时版权战争的对手腾讯，简直是降维打击般的嘲笑。

　　高晓松讲到一半，把肯德基老总拉上台，强调企业与企业的强强联手。肯德基老总没和高晓松过过招、盘过道，没说两句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打广告，高晓松站在一旁，一手举话筒，一手叉腰，忍了一会，最后还是把他赶下了台。

　　等到宋柯上台，高晓松坐到了楚楚动人的林允儿身边。他一向自诩由姑娘引导价值观，此时却显得格外冷酷。他矜持地扭到另一边，手里夹着电子烟，递在嘴边，没有一点跟姑娘多搭话的意思。

　　那天的高晓松，沐浴在职业经理人的光辉中，心里只有事业。对脚下的“悬崖”，那时他毫无察觉。

　　投资大佬徐小平评价音乐赛道：“音乐是艺术，投资也是艺术，除了懂音乐、爱音乐的必要，创业团队中一定要有懂音乐的管理者。”而高晓松是中国民谣的旗手，宋柯是内地唱片业的顶尖操盘手。艺术和管理，俩人都占了，阿里音乐，似乎不成都难。

　　阿里音乐的酝酿，足足八个月，阿里星球也被寄予厚望——但半年之后，它就凉了。

　　宋柯委屈地说，“那时候我们的产品已经逐渐有商家和粉丝入驻，但平台觉得我们的速度太慢。”

　　没有人能和宋柯比耐心，从1996年和高晓松创立麦田音乐，他们被盗版和互联网恶心了十几年，但依然壮心不已。他持续地在业内抱怨内容版权赚不到钱，直到2015年加入阿里，才告别音乐产业上游饱受压迫的角色，转身成为版权采购方。

　　宋柯如释重负，但命运弄人，他十几年来对版权的呼吁竟突然奏效！2015年7月国家大力推动音乐版权法规——用人家的音乐，你怎么能不付钱？

　　坐在阿里的办公室里，宋柯忆苦，却无法思甜。腾讯音乐在版权大战中的速度让他大开眼界，这些外行做音乐怎么都这么着急？他感觉所有人都疯了。

　　高晓松很少来公司，何炅压根不来公司，宋柯孤独地守着他们的星球，没人再与他跳太空舞蹈。

　　边缘人

　　宋柯对互联网的自信，来的与高晓松死里逃生的时刻大抵相近。

　　2003年，中国移动找到宋柯，要买他的版权做mp3彩铃。当时还在华纳麦田的宋柯有些诧异，做这么多年音乐，从来都是别人不打招呼直接侵权，没听说过还有上门送钱的。激动的宋柯连忙找华纳领导汇报，华纳领导一听他说mp3，立马火气就上来了，mp3那一套我们不搞。

　　当时的国际唱片公司很抗拒数字音乐，一听到就容易联想起降质和盗版。

　　对唱片业那一亩三分地苦大仇深的宋柯，觉得这可能是潦倒的转折，他琢磨了很久，在华纳镀金结束，翅膀足够硬了。

　　在高晓松的牵线下，宋柯带着麦田音乐加入太合集团。太合麦田高调成立。

　　刚成立的公司，总共加起来只有6个人，但宋柯充满自信，他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人需要自己。当时的年轻人，生活枯燥乏味，只有彩铃能让中国青年拥有自己的Style。

　　当然，更大的诱惑是版权分成。

　　以往他们卖一份十块钱的正版卡带，只能分到八毛。盗版猖獗和畸形的销售分成，让宋柯多年来除了四处状告，别无他法。而中国移动的许诺是，自己只要15%，剩下的85%由SP（服务提供商）和麦田按五五或者四六分成。

　　简直是正义的回归。

　　宋柯带着兄弟孤注一掷地投入到彩铃业务中。而最辉煌的战绩，莫过于和刀郎的合作。

　　为了和刀郎合作，宋柯跟他喝了5天酒。第一天是刀郎到北京找宋柯，两人混了个脸熟。第二次是宋柯到新疆找刀郎，连续喝了四天。第四天，两人喝得面红耳赤，刀郎终于憋不住，豪迈问道：“大哥，你过来找我肯定是有事儿。”

　　宋柯一抹嘴边的陈酿：“我还真有一事。”

　　宋柯想签刀郎，但当时他已经有了经纪人和发行商，宋柯觉得这两个人给过刀郎很大帮助，不忍心横刀夺爱。“我不会抢他们俩的生意，唱片发行合约和演艺经纪约我不会抢。”宋柯喝得满脸通红，豪情万丈：“我跟你签另一个合同！”

　　“什么合同？”刀郎问。

　　宋柯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要签的这个合同叫什么名：“这样吧，就叫新技术版权合约！”

　　刀郎感觉宋柯酒品一般，喝多了胡说八道：“大哥你赶快拿走，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宋柯解释：“你注意，你一点都不了解它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它是什么。”

　　他越说越神秘：“但很有可能，它带来的是比你演出和卖唱片更高的收入。”

　　说完，两人又接着喝。坐着喝，倒着喝，宋柯暗下决心，这四天，不能白喝。临走时，他语重心长地留下一句话：“我能让你在新疆挣一套别墅！”

　　刀郎当机立断：“大哥，这个合约我给你！”

　　这个合约后来给刀郎带来了八位数的收入。在当时的彩铃排行榜上，TOP5里头，刀郎占了三席；TOP10里占到五席。那时候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在全国回荡了一年，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浑身发抖。

　　从1996年入行，宋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名利双收，一时间他成为了商界典范、音乐人的楷模。在权威风投机构评选的“2006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中，太合麦田名列第13；而在《商界中国商业评论》的“2005-2006年度最佳商业模式”评选中，它名列第14。

　　彩铃让太合麦田成为了一家时髦的公司。

　　他觉得当时太合麦田的数字音乐已经领衔全球。他的故事也打动了投资人，2005年，宋柯拿到软银赛富900万美元的投资；2008年，韩国SK电讯投来1000万美元。

　　那时候软银赛富的阎焱为人强势，投项目500万美元起步，项目方谈钱得先拿出时间表。但投资宋柯的时候，阎焱特别爽快。每次两人见面，阎焱都会苦口婆心地叮嘱：“我投这个项目就是投你啊。”宋柯每次听完，都感觉自己不仅是被资本选中，而是被历史选中。

　　“彩铃一响，黄金万两”，宋柯的战绩感染了同行。就在宋柯出走华纳第二年，华纳制作人卢中强也拿到IDG的投资，进入彩铃大战。他一天写八首彩铃，节奏越来越强，歌词越来越通俗。卢中强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捧红了一个歌手，他叫郭德纲，和他的相声一样，他的《刚刚好》圈粉无数。

　　而此时，高晓松第一次在KTV听到朋友唱《双截棍》，他被这首歌彻底震撼，虽然他的震撼延迟了好几年，但仍然无法阻挡他的激动和创作欲望，他决心也写一首天马行空的歌，与方文山分庭抗礼。

　　正当他为《杀了她喂猪》《彼得堡遗书》这两件趁手的作品壮志雄雄之际，宋柯打来急电，让他立即给李宇春的新歌填词。高晓松迅速投入创作情绪，从俄罗斯夜校民谣切换到都市暧昧小调。

　　宋柯签下了超女冠军李宇春，经过刀郎一役，李宇春是下一个百万美元宝贝。

　　一个大清早，高晓松和李宇春约在车里，他像一个小记者一样，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几个小问题。经过数轮QA，高晓松挥毫写下标题——《冬天快乐》。

　　靠这张王牌，宋柯牵头成立“数字音乐发行联盟”，搜狐、腾讯、百度、TOM、移动梦网等都被拉入联盟，作为太合麦田的卖场。每卖出一首歌，它们就能获得35%~45%的分成。李宇春的歌只要卖出几万首就能回本，而最后，它们卖出了几十万首。

高晓松O型血，和郭德纲一样是Givenchy的死忠，爱踩一双Rick Owens高帮鞋；宋柯AB型血，喜欢Fred Perry网球衫。

　　此时的宋柯，西装革履，皮鞋锃亮，胸口咧开两枚扣，一身的南洋豪门范儿。他参加企业家聚会，出席颁奖典礼，成为克里斯蒂娜演唱会座上宾，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并在周末回到北京约朋友打一场高尔夫球。

　　游离于大千世界的高晓松，也不甘寂寞。

　　仿佛受到宋柯的感召，他鬼使神差写了一篇博客，揭发韩寒在《三重门》一书中全文引用《青春无悔》的歌词，未经自己授权，应该把书全部下架。他本来只想让韩寒付一点赔偿，给江湖立一立规律，但当时的律师斗志昂扬，比自己还要激动，坚持要打一场大的，“咱们让他把书都下架！”高晓松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确实占理，有理走遍天下，高韩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高晓松始料未及，舆论竟一边倒地支持韩寒。一群人跑到高晓松的博客，说自己的文章引用了罗大佑的歌，还引用了许巍的歌，每个人都来找他自首。高晓松被推进了道德深沟，最后惨败收场。自此以后，高晓松发誓不再和人上网吵架。

　　宋柯的好日子也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彩铃赚来的真金白银越滚越多，由移动、SP、内容方三者构成的闭环，也发生了内部的倾轧。“诚实”成了一种稀缺的素质——彩铃下载量被瞒报；销售终端以各种名目被划分成多块，哪块收益会分给内容提供方，移动说了算。

　　“290亿的无线音乐收入，其中180亿被算作功能费，中国移动不承认这属于无线音乐收入。”宋柯的内容版权，最后又被挤回10%不到的空间。他对这个市场开始失望。

　　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宋柯的回答变得抽象。

　　记者问他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宋柯说要提供更多的音乐附加值，“就是你买了一块钱的东西，感觉像是买了一个五块钱的东西。”美国记者没听明白，他又补充说：“当年轻人想要去唱卡拉OK，我们可以提前通过伴奏和歌词让你学习这首歌。”老外听傻了。

　　彩铃业务占到了公司七成收入，宋柯被死死卡在其中，这个业务的下游抢着吃肉，他只能喝汤。这是宋柯第一次在互联网乘风破浪，只是短短几年之后，他就被彻底挤到边缘。他曾经幻想过互联网时代音乐行业的标准应该在中国产生，他后来承认，自己过于天真。

　　智能手机的时代来临，彩铃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2011年，不约而同地，宋柯和高晓松纷纷留下一句颇有分量的话，然后各自走向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向。

　　宋柯在太合麦田的最后一年，抛出一句“唱片已死”，然后跑到北京CBD卖起了烤鸭；高晓松的酒驾案开庭审理，在被告席上，他举起皱巴巴的纸条，上头赫然八个大字——酒令智昏，以我为戒。

　　宋柯去了朝阳区烤鸭店，高晓松去了东城区看守所。

　　乌托邦

　　宋柯从1996年和高晓松创立麦田音乐至今，每一次辗转都是高晓松牵线搭桥，唯独卖烤鸭，是自己头铁拿的主意。有记者跑到他的餐馆，问他为啥放弃了崇高理想。他指着鸭子说，“吃完烤鸭第一件事儿是，我应该付你钱，而且还现结；你做得好，人家还夸你。你看这是什么态度呀这是！”

　　版权买卖的失利，宋柯耿耿于怀。

　　宋柯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和本科一样，读环境工程，高晓松管这叫“固体废物”专业。留美期间，他读到一本《音乐商业》，书中描述了怎么把一首歌变成可以赚钱的版权产品，以及可能与版权发生任何关系的商业行为。宋柯如获至宝，将其视为“圣经”。

　　但这份虔诚和激情只维持了短暂的光阴。

　　当他拿到第一张信用卡，立刻跑到琴行去买设备，看店的小男孩问他玩什么类型的音乐，宋柯想了半天，冒出一句，摇滚。男孩问哪种摇滚，他又被问住，男孩心里大概有了数。他拿出各种类型的吉他，轮番给宋柯秀了一遍。宋柯目瞪口呆：“你是专业搞音乐的吧？”小男孩答：“我哪行啊。”

　　宋柯后来回忆，这孩子去给崔健伴奏都没问题。

　　当时在美国最感染他的是张朝阳，那时候他留着一头长发，理想是做一个摇滚乐队主唱，但后来不知为何放弃理想做起了互联网。看到琴行的小男孩，宋柯大彻大悟，他彻底打消了玩音乐的想法。他也没去做和环境工程有关的事，读了两年书之后就开始做销售，卖各种东西，包括珠宝首饰。

　　回国后，宋柯延续了自己的珠宝生意。当时的高晓松，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气的音乐人，《同桌的你》火遍全国。他当时想做专辑，但没有钱，就找宋柯投了点。

　　1996年五一假期，高晓松给宋柯打电话，“师哥，来亚运村上班吧，”

　　“上什么班？”

　　“咱们的公司啊，你给我投专辑，我帮你注册了一个公司，叫麦田音乐。”

　　在宋柯的朋友圈里，不管高晓松在不在场，每次吃饭，都会提到这个人。“他是我们的Shadow。”宋柯这样形容他：“晓松常会有一些令人发指的、怂人听闻的言论。但他是个热心肠。”

　　高晓松经常会完美地操办一件事情，等到步入正轨，然后消失于世界各地。他给麦田起的名字，源于对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热爱。朴树的名字，也是高晓松起的，他本来叫濮树，高晓松觉得难写，就改成了朴树，“俩字儿一写出来，都是木字旁，枝枝丫丫向上生长着，很好看，就像一片树林。”高晓松对自己的修改颇为满意。小柯的名字也是出自高晓松手笔，专辑临近下场，高晓松说柯肇雷这名字笔画太多，以后你就叫小柯，这样好记。

　　虽然高晓松没有公开说，但阿里星球的名字，和他的审美也脱不开关系。他早年去美国的时候，最喜欢上的网站就叫“孤独星球”，是一个旅游网站，这是他那时放眼世界的一扇窗。

　　麦田成立前后，高晓松每天拿着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别着一个BB机。只要电话一响，他就掏出这个“大板砖”，倍儿有面子。

　　电话终于浮夸地响了起来。高晓松接通电话，第一次听到朴树的声音，“我叫濮树，我想卖歌。”

　　高晓松把朴树约到了一个小树林细谈，“你既然想要卖歌，就先唱几首呗。”朴树连唱两首，高晓松大为动容，他问朴树，“你唱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卖歌啊？自己唱多好，你形象又那么好。”

　　朴树回答很直白：“我觉得你们音乐圈里的人都是白痴，我只想卖歌赚钱，赚了钱我自己做唱片，我不想跟音乐圈里的人打成一片。”

　　高晓松感觉朴树说话比自己还没谱，对他的兴趣变本加厉：“就算音乐圈里白痴多，但也还是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比如我。你的专辑就交给我来做吧。”

　　朴树成为了麦田音乐第一个签约歌手，随后麦田又签了叶蓓、尹吾。高晓松在《如丧》一书中这样形容麦田当时的光辉岁月：“在疯狂晕眩的世纪末安静地弹琴唱歌的麦田音乐，我们的，骄傲的，麦田音乐。”

　　他对当年麦田创立的回忆中，总是充满肉麻的诗意和疯狂的北京俚语。只有这段话，他多少有些克制。

　　在北京亚运村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高晓松和宋柯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浪漫主义创业激情中。当时公司电话费的90%都是大家的午夜爱情长途账单；在公司厨房开办小饭桌，和乐评人、发行商打成一片；每天收到全国寄来的上百封手写信件。

高晓松感性，宋柯沉稳，他们的朋友、同事、前同事，无人提及两人有任何细微的相似性。

　　在年轻时所有能记住的梦里，高晓松总握着一把假枪，碰到敌人就落荒而逃，但跑也跑不快，最后只能无数次地装死，然后悲伤醒来。

　　在第一本书《画在墙上的脸》中，高晓松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并不自信。

　　宋柯是他创业路上的那把“真枪”，无论走到哪，只要一提到宋柯，他就得把宋柯在清华的伟岸形象歌颂一番。而每次有记者采访宋柯，问他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风光，他就三番五次地解释，称高晓松的很多描述是戏剧化的，他说的一些场景确实存在，但剧情被夸大了。

　　“但晓松是我的贵人。”宋柯的音乐事业，完全是在高晓松的谋划中亦步亦趋。

　　当年做麦田音乐的时机，也许并不明智。

　　高晓松和宋柯在1996年成立麦田，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似乎并没有看明白，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参考意义。他们当时觉得，就算有盗版，只要制作、批发、零售体系的利益分配合理，麦田一样能赚钱。

　　这是两人在创业道路上，第一次对未来的盲目自信。

　　但从音乐水准上，麦田有能吹的资本。麦田独立运作四年，发行了高晓松的《青春无悔》、朴树的《我去2000年》，以及达达乐队和叶蓓的唱片，每一张都在水准之上。但盗版让很多努力变得白费。有三个月的时间，麦田发不出工资，好在宋柯打麻将技术精湛，在牌桌上把公司拉出了鬼门关。

　　两人完全是在用爱发电。

　　大家喝酒、吹牛、谈恋爱，情到浓时就用烟头烫自己胳膊。保守估计，宋柯的胳膊上有6个疤，高晓松耐燃性更高，有20个。宋柯说，年轻的时候她觉得这和纹身是一个意思，只不过纹身更好看而已。

　　在麦田难以为继的时候，高晓松又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宋柯牵线华纳唱片。

　　华纳中国副总的身份，让宋柯在内地音乐圈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了真正的音乐大佬。

　　宋柯愿意把商人、理性的标签搁在自己身上，和高晓松的骚柔和扭曲力场有意识地划清界限。但华纳的同事詹华，以及软银赛富的投资人羊东，提到宋柯，最后都会落到他的感性。

　　在和刀郎谈论那笔合作的时候，宋柯原本有机会拿到刀郎的所有合约，之所以只签了新技术版权合约，想法很简单，“当时突然想到自己的公司刚起步时，那时候我把朴树做红了，然后出现一个出价更高的人买走了朴树，那时我的心里是不舒服的。”

　　宋柯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2岁，先有四个女儿。老来得子，老父亲决心把宋柯揍成一个男人，当时他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没有“爱”这个词，只有爱党爱国家，没有爱父亲、爱儿子。成长环境让宋柯对情感的表达羞于开口。理性是一种不由分说的正确。

　　高晓松的成长环境则恰恰相反。在他的《矮大紧指北》中有这么一段故事：

　　少年时代的高晓松，心情愉快地走在冬季的大街上，忽然间“当”的一声，他眼前一片发黑，一摸脸，满手是血。他四处看了半天，结果发现是一个大白菜帮子砸到了自己的脑袋，冬储的大白菜冻得像块砖。

　　高晓松血流满面地冲到卫生所。护士心疼地在他的脑袋上竖着缠了一圈绷带，高晓松立即想起电影里败退的敌军才竖着绑绷带，革命英雄都是横着绑。于是他就要求护士横着再绑一圈，护士说：“横的地儿你也没受伤啊。”高晓松非常坚持：“我没受伤我也得这么绑。”

　　顶着两圈绷带，高晓松自个儿回了家。他母亲一看说：“你怎么回事？”高晓松说：“走到街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白菜帮子给开了瓢儿。”一家人什么都没说，也没找人理论，接着吃饭，没当回事。高晓松就是在这种宽松环境中长大。

　　他说，那次开瓢儿，让自己的脑子彻底开窍，从此学习总是第一。

　　工具人

　　那年冬天的白菜帮子，让高晓松后来的生活平步青云，但42岁时的酒后驾驶，又让他元气大伤。

　　入狱前，他刚刚拍完电影《大武生》，还和许家印大老板商议了一场音乐行业的强强联手。但2011年的夏天，他蜷缩在东城看守所的铺盖卷里，一想到电影、一想到音乐，就感到焦虑，如丧考妣。

　　但让高晓松感动的是，许家印并没有嫌弃自己，在狱中，他收到许老板的口信，“不离不弃，一切照旧。”

　　高晓松人在看守所，但心已属于许家印。

　　获释后，高晓松为表态度，决定把宋柯也拉入伙。这段时间，卖烤鸭的宋柯一直在研究餐饮圣经《海底捞，你学不会》。高晓松让他入伙恒大的时候，他怀念音乐，却又眷恋卖烤鸭，突然他又想起半年来一直想说的那句话，“音乐是一个伟大的行业！”

　　宋柯重回江湖。

　　恒大音乐的玩法，许家印给出了一个明确提议——1年要办50到100场演出。即便这个数字一开始让高晓松和宋柯觉得不可思议，但许家印很快用他操作恒大足球的逻辑说服了两人。

　　2010年，恒大投入足球，当时的中国足球陷入了假球丑闻，产业陷入低谷，许家印找准抄底时机，一举将恒大足球推向了顶峰，甚至一时间在整个亚洲所向披靡。而他们在音乐市场的打法，就是复制恒大足球。

　　音乐行业同样处在低迷的状态，恒大希望找到最专业的操盘手和最有市场的歌手，像足球联赛的频率一样，大量进行商演，门票和赞助将撑起这套商业模式。而高晓松和宋柯就是那个最专业的操盘手。

　　许家印左手恒大足球，右手恒大音乐。他往一边看的时候，是意大利名宿“银狐”里皮；他往另一边看的时候，希望那个人是中国音乐教父宋柯。

　　宋柯说过：“我最大的驱动力就是虚荣。”他被许家印一语击中，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为表忠心，宋、高纷纷入股恒大音乐，宋柯热情高涨，投在恒大音乐的钱，比烤鸭店还多；高晓松更是势在必得，骄傲地说：“我们希望能建立一家百年唱片公司”。

　　第一个计划，就是一口气举办60场演唱会。

　　2014年年初，宋柯带着郑钧和大张伟，跑到《天天向上》做宣传，像乔布斯当年发布iPhone一样，宋柯用改变世界的口气宣布：“用一张电影票的钱，看演出！”说完，台下掌声雷动。

　　高晓松打起广告也毫不逊色，他到深圳卫视和黄健翔搭档解说，节目组要求两人在台上要假装很激烈的样子，这样节目好看。高晓松十分配合，开始在节目中撒开了吹，最狠的一段，是他宣称要代表恒大音乐收购中国唱片和乐华娱乐。

　　高晓松的爆料，立刻引起业内哗然，大报小报纷纷猜测、深刻分析，最后记者跑去问宋柯，收购进展如何？宋柯一脸无奈，解释说，晓松只是去弘扬一下恒大品牌，但没想到他会这样弘扬。

　　两人卖力的宣传，似乎并没有奏效。

　　几个月之后，市场的乏力和盈利下滑开始显现。歌手号召力下降，除了赞助，再没有更大的消费力。而且，母公司地产公司给音乐产业带来的协同力量也并不多。2014年，他们的26场演出共为公司贡献了4491万元收入，这笔钱并没有覆盖成本，这一年恒大音乐节的毛利率，仅为-6.75%。

　　放言收购中国唱片和乐华娱乐后不久，高晓松、宋柯与恒大的合约到期，二人并没有续约。

　　高晓松口中的百年基业，只撑了不到三年，虎头蛇尾。

高晓松：所有人都老了，再没有人死于心碎。我数着日子和钱，等着永逝降临。

　　离开恒大的高晓松考虑是继续创业还是读博。但没过多久，他就拉着宋柯走进了马云的太极禅院。

　　阿里星球，便在这次商议中，开始了初步的酝酿。

　　在恒大音乐的成绩，让人很难满意，虽然宋柯说临走时已给许老板一切都料理周到，但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这是对日渐老迈的雄心一个交代。

　　关于这个夙愿，马云几乎能给他们提供一切。

　　2015年7月，高晓松出任阿里音乐董事长，宋柯出任CEO。痛定思痛的高晓松，在发言的戏剧化处理上变本加厉，又宣布了一个难以挽回的诺言，“这将是我俩音乐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

　　同年，国家推行了“剑网2015专项行动”，首次将音乐版权作为重点治理领域，在严令之下，各大网站及App纷纷下线未授权音乐作品。音乐市场版权“红线”被划定，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高晓松和宋柯身处旋涡中央，却气定神闲，他们此时做了一个攸关团队生死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几乎放弃了播放器版权的战争，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另一个新型造物上，那就是阿里星球。

　　阿里星球由收购的天天动听改版而成，将音乐制作、演出、场地租赁、购票、广告宣传整合在这一个平台上，希望以此打造“音乐界的淘宝”。高晓松说，版权大战是在一张大棋盘上下五子棋。简直糟蹋。

　　“那么大的棋盘，空余的地方没人落一个子，光挤在中间那一块血拼。棋盘的中腹部是‘音乐版权’，边角地是音乐产业的其他环节。”那时的高晓松，用一个文绉绉的比喻，彰显出了对格局的洞若观火。

　　他有更大的愿景，希望用阿里星球，让音乐行业彻底改变：“我们争取在三年内做成一家世界级的音乐机构”。当时，高晓松手里的资源太足了，他说什么都行。

　　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做出了疯狂的决定。但疯狂只持续了几个月。不满的声音开始出现，并甚嚣尘上。

　　2016年初，虾米音乐的创始人王皓主动调到了钉钉，随后多个VP陆续出走，原天天动听的整个市场团队集体辞职。员工正在用行动向高晓松和宋柯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阿里星球的运作也远不如预期。

　　平台最初设置了50个品类，预想每个品类有100个资源进驻。小半年过去后，每个品类只入驻了20个资源。另外，用户增长缓慢，原来天天动听的用户存量也在迅速流失。

　　阿里失去了耐心。2016年12月11日，打开阿里星球，用户看到的，是下载虾米音乐的弹窗。

　　不久，阿里音乐公布了“阿里星球将在近期停止音乐服务”的公告。

　　高晓松和宋柯的幻觉，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破灭。

　　这款仅存活9个月的产品，下线时，在App store的评分仅有二星。阿里星球一夜之间的衰落，虾米也受到了影响。整个团队的气势，达到了冰点。

　　据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在线音乐行业研究报告》，2016年，QQ音乐整个矩阵在音乐版权的覆盖率达到了90%，而阿里音乐只有20%。

　　2018年12月，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于纽交所上市。腾讯音乐鞭尸，阿里星球覆灭，版权失利，宋柯悄悄离去。

　　而高晓松则继续充当他的互联网“门客”，左右逢源，好像所有遗憾都能被远方的诗意消化。后来阿里投资网易云音乐，马云对音乐的布局有了新转移，虾米音乐受到被抛弃的揣测，命运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2020年年底，人们开始轻易地因一条传言，为虾米唱起了挽歌。老用户的青春被提早锁进了灵堂。

　　高晓松在20多年前就在标榜自己为“门客”，门客实现目标的路径，就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己工具化。

　　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是门客的常态，然而，高晓松却一直能腾挪于各色显赫之间，并达成归属。

　　或许，怪就怪高晓松的家训，把诗和远方根深蒂固地栽培进他的大脑，他老是望着远方，然后把每一种德才兼备尊称为大师，又把每一个大师物化为灯塔，这些灯塔永远在彼岸诱惑着他。

　　他还是更适合拿一把假枪，四处流亡，并寻找时机就地装死。

　　只是，可怜宋柯在音乐行业24年，从做唱片到演出，再到去阿里改变世界，数次辗转，却一直受制于角色的边缘化和策略的不合时宜。虽然他老说高晓松是自己的贵人，但后者，多多少少，也在向外复制自己，让宋柯也变成了一个用于侍奉的工具，而难以成为商业世界的传奇。

　　就像虾米的无路可选，在资本的杀伐下，文艺的宿命大抵如此，乌托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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