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把中国谍战文学推向世界 | 同读一本书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按照严肃批评家们的惯常看法，侦探小说（包括谍战类小说）属于那种不尴不尬的“亚文学”，假如有一条关于文学的物种“鄙视链”的话，这种类型小说比奇幻武侠小说的处境还糟糕一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风声》，作者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广受读者熟知的麦家。

凭借《风声》这本书，麦家不仅证明了优秀的谍战小说完全可以和严肃文学一较高下，还把当代中国谍战类型文学推向了世界。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文库”的当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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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和电影版《风声》相比，除了人名地名外，简直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故事中的“我”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因为汪伪政府发现情报泄密，所以在日军长官肥原的监控下，把所有经手情报的4个汪伪工作人员软禁在一个叫裘庄的地方，他们试图通过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和互相猜忌内斗，来找出代号为“老鬼”的地下工作者。

这种找出“泄密者”的剧情设置，有点像侦探小说中的“杀人游戏”桥段：在密闭的环境里，一定有一个“坏人”，大家互相“指认”，靠推理找出真凶。卧底的任务是试图混淆视听，隐藏自己的同时，将被截获的情报重新传递出去。而麦家最擅长的技巧，就是在封闭空间里点燃并引爆人性的诡谲与幽深。

以《风声》为代表的现代谍战小说，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首先就政治层面上，“敌”“我”关系的确认。毛主席的一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完全可以把其作为谍战类小说的座右铭。

敌我关系似乎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口号，但当这种政治哲学层面的议题，落到《风声》这篇小说中，所呈现的棱面很多，有中国共产党的卧底，有国民党军统的特务，有汪伪政权的高官，还有日本人。谁是共同的朋友？谁又是国家的敌人？小说中，被囚禁的四人相互撕咬，栽赃暗算，人人在找鬼，人人在搞鬼。这些就构成了种种情节冲突和陷阱谜题。

其次涉及到心理层面，谍报人员本身的心理身份。我们生活中常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切社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带有特定身份的表演行为。

因为间谍、卧底这种职业的特殊需要，他们切换心理身份的频率要比普通人快速得多。上一秒可能还是你好我好的和事佬，下一秒可能就是恨不能挫骨扬灰的仇敌。还是香港电影《无间道》主题曲唱得好：“一路上演出难得糊涂，一路上回顾难得麻木，在这条亲密无间的路，让我像你，你像我，怎么会孤独。”

假如仅仅到这里，这本小说仅仅算优秀（电影也只拍了前三分之一，而且进行了大幅的魔改），但妙就妙在这个故事被讲了三次，分别叫做“东风”“西风”“静风”。

作者先用一半的篇幅讲了一个故事，然后突然笔锋一转，由另外一个人告诉你，先前那个故事有问题，被篡改了。还没完，这个故事出现两个版本以后，故事中的“我”，从旁观者角度发现了更多的破绽。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东风是中国共产党说的一套，西风是国民党说的一套，而静风则是我静观其变，查漏补缺，翻老账，整理蛛丝马迹。但我整理出来了吗？好像没有，也不能有”。这才是麦家讲故事的“底牌”。

很多人会讲《风声》和芥川龙之介的《在竹林中》（后被黑泽明拍成《罗生门》）在叙事上有所雷同，虽然都是黑暗世界里人心的起落问题，但麦家的小说放大了推理小说中的智力因素，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尽可能运用逻辑思辨、理性推理，来逃脱自己被“指控”的危险。所以麦家的小说被经常当作“新智力小说”的代表。

没有看过原著的读者，假如带着电影的那点先入之见进入小说，似乎有点小看了麦家。电影更像是编剧为了更集中矛盾冲突，被改编成黑白阵营分明的版本。

在“历史”这个核心问题的处理上，编剧显然和麦家背道而驰。所谓“风声”，不仅仅是指小说中，用各种声音去捕捉，去组装对一个人的印象，去推断事件的变化，去确认谁是“卧底”，它更是麦家写作的一种态度：风是一种暧昧不清的自然现象，写作者要在“捕风捉影”中，去面对一个可能是残缺的历史。

虽然“死神小学生”柯南的名言是“真相只有一个”，每个读者也都有一份对故事有始有终的期待与执念，但麦家不愿顺从这种期待，或者说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停止了探索真相的行动。

麦家没有痴迷于常见侦探小说中设计的十万种死法，也并不是在炫耀自身智力上的优越。

《风声》传递的是一种历史现场的现实感，既有本格推理（以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为主，与注重写实的社会派流派相对）那种做局猜谜的智力游戏，也不乏对人情世相毫不隐讳的描绘。

《风声》虽写了一个密室逃生般的惊险游戏，但暗藏着人性的庄严拷问：当历史的“风声”四起时，我们被困于种种假象的密室，我们该如何逃生？我们又依靠什么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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