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润峰为何难以克隆李东生 性格决定长虹命运

　　进入2月份，市场不断传出四川长虹将被外资并购的消息，很多人把它理解为长虹要模仿当初TCL集团的做法———TCL通过引入了5大战略投资者，让这些外资企业收购TCL部分国有股来盘活其国有资产。这使得一年来沉寂已久的倪润峰再次被万众所瞩目———倪润峰会否成为第二个李东生，在其60岁生日之前成为下一个阳光致富的国企老总？然而归纳总结熟悉长虹和倪润峰的各方资深人士的看法，倪润峰不具备成为“李东生第二”的天时地利人和。

　　今年一开局，沉寂多年的沪市老龙头四川长虹在二级市场上十分看好，其股价也是一路攀升。至2月18日该股报收9.67元，创出一年半以来的新高。这种“常红”显然得归结于两个传言：一是四川长虹将有望成为国有股减持试点，具体方案是以长虹净资产六七折的价格向流通股转让；二是市场传闻长虹将被外资并购，主角是赫赫有名的香港新鸿基地产。

　　然而就在2月18日，缄默了很久的新鸿基地产新闻发言人对外界表示：“集团是否入股长虹目前仅在研究阶段，对于是否最终入股尚没有定论。”

　　外资并购传言至此宣告破灭，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表示，从近期的种种形势分析来看，传言中的长虹国有股减持在近期将难以实现。自然，长虹也就再次失去了通过国有股减持重组上市，创造像李东生、万明坚一样的国企富豪奇迹的机会。同是家电业的“领袖”，面对李东生，倪润峰会否再次发出“我们没有那样好的运气”的感慨？

　　事实上，人们的眼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李东生和倪润峰这两个同是来自国企家电旗舰的“领袖”，这两个个性迥异的“领袖”也以其不同的领导风格左右着各自的旗舰。但从TCL与长虹走过的轨迹来看，倪润峰似乎“没有那样好的运气”———成为国企富豪！

　　没赶上政策天时

　　首先，倪润峰没能赶上政策时机。一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告诉记者，李东生“暴富”的根源是TCL集团源于一次关键性的变革后的分配制度。

　　所谓“关键性变革”是1997年4月，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惠州市政府为李依市场定价提供了持股可能。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正是这份协议拉开了TCL的管理层持股(MBO)的序幕。

　　用5年时间，李东生交出了一张令各方满意的“成绩单”，从而也夯实了TCL管理层持股的基础。顺理成章的，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李东生拥有TCL集团的1.445亿股股份，以当日7.6元收盘价计算，身家一举超越11亿元。

　　很显然，李东生成为富豪的前提是，TCL的那场“关键性变革”得到了广东省政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长虹集团，结果却是头撞南墙。

　　据长虹内部员工透露，2002年，长虹与飞利浦曾有一个交叉持股份的合资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而“流产”。此前，倪润峰也尝试规划MBO，很快政府就给了倪奖金奖励，并召开了表彰大会。长虹的MBO不了了之。至今为止，这位在大西南运筹帷幄，使长虹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的倪润峰仅仅持有四川长虹股票7900股。

　　因此，2003年初倪润峰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一句饱含深意的话：“管理层持股长虹还谈不上，我们没有别人幸运”。长虹呼声甚高的MBO无疾而终。

　　但后来证监会和国资委搞国有股减持和流通试点，却再次给了长虹一个机会。据悉，有望成为试点的上市公司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应该是行业的龙头级企业，而且在沪深股市具有很强的影响；其二是该企业应该是属于竞争性行业。那么，作为股市的昔日龙头，长虹显然都能符合上述条件。

　　此外长虹还有一点不好明说的是———国有股减持的价格要足够高。长虹上市公司国有股约11.6亿股，每股净资产超过6元。如果按照转让价格必须在净资产之上的政策精神，国家从长虹重组中理论上可获得70亿元的净收入，长虹的国有股减持和流通的主调已经敲定。

　　而一些专家也认为，外资进入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的上市公司，不论是战略性参与，还是实际的产业参与，基本上都附带有MBO方案，否则很难得到企业管理层的认同。为何倪润峰不能借助这把“东风”成为国企富豪？

　　相关人士认为，这关键是长虹的收购价格太高以及牵涉面太广。所以长虹的国有股减持之路将非常漫长。

　　长虹内部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从目前长虹集团公司的国有股转让的情况来看，基本不会出现仅仅以净资产减持的形式。因为在最新公布的2002年度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报告中显示，长虹的品牌价值位居全国第三，已经高达266亿人民币。长虹包括商誉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总和已远超过该股的总市值。该人士坦言，“事实上，与四川国资部门洽谈长虹国有股减持事宜的企业，出价都远远高出长虹的净资产。”

　　此外，长虹经过多年在四川的发展，长虹集团与绵阳市、四川省的密切关系外人是很难以体味的。如果外资或民资进驻之后，国有控股的局面恐怕一时难以改变，资本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擦损。以长虹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家海外公司要想通过参与长虹国有股减持方式达到控股长虹的目的并非易事。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连郭炳湘、施振荣这样实力雄厚的港台富豪均否认入主长虹。

　　事实上，国资委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政府部门应对所有的外资或民营将做详尽的调查，然后才能做出审慎的决策。国有股减持不能着急，对长虹这样的优质国企，更应该从长计议，要争取成为一个样板。

　　多元化失误失地利

　　即使长虹迈过了非常漫长的国有股减持之路，倪润峰要成为“李东生第二”还得面对一道坎，TCL整体上市这个要素也是长虹没有能力复制的。

　　因为，TCL的主业内，通讯、彩电等几乎都在业内前三甲。总体实力的均衡，使分辖不同领域的子公司可以齐头并进资本市场。2003年，TCL继续保留着“国产手机亚军”的头衔，而其高端彩电如背投、等离子产品也正在蚕食着长虹、松下等中外一线品牌的市场份额。

　　反观长虹虽然是国内彩电业的龙头老大，但在其他涉足领域却难复彩电之勇。在业界，长虹的产业多元化并不理想。在长虹原有的8大产业中，除了核心业务彩电之外，至今没有一个产业能进入行业前3名，高技术含量的创新项目更是乏善可陈。

　　从目前长虹的利润版图上来看，长虹前几年斥巨资进入的电池和视听两大产业，至今没有形成产业规模，精显背投似乎还是唯一的亮点。因此长虹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完整和构建自身发展所必需的产业链条，同时还得独自承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全部风险。在长虹，有一些内部员工甚至以“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来形容长虹多元化发展的失败。这让长虹实现整体上市的机会不大。

　　此外由于长虹的生产基地在绵阳，其周围没有形成像TCL周围一样的电子产品的大类生产配套体系。交通闭塞和运输线路的延长，也使得长虹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运营成本。更致命的是长虹不能形成敏捷的市场反应机制，这些无形中都削弱了长虹的竞争能力，对于要继续做强做大的长虹来说，应是致命伤。

　　性格决定长虹命运

　　不过，在探讨为什么长虹的MBO最终无疾而终，除了缺乏绵阳市政府提供的机会之外，业内人士还指出了倪润峰不能成为李东生的另外一点就是，倪性格决定了长虹的命运。与47岁温和平淡的李东生截然相反，60岁的倪润峰在媒体眼中是一个喜欢冒险、独断、固执的“独行侠”。这恐怕也是为什么长虹呼声甚高的MBO缺乏人和的因素。

　　虽然倪润峰带领长虹17年来走得风风火火，使长虹成为民族品牌的一面旗帜。但在长虹公司内部，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倪润峰当家让人受不了”；另一句是：“长虹没有倪润峰不行”。长虹内部人士戏称其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做事励精图治、雷厉风行，但绝对不讨人喜欢。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称：“谁也不知在长虹的内刊中出现‘王凤朝英明伟大’的字眼，倪润峰会有如何反应，反之李东生面对‘万明坚英明伟大’的字眼表面能做到泰然处之。”

　　当年，由王凤朝、袁邦伟、赵勇组成的长虹铁三角，如今只剩下被倪润峰最为信任的王凤朝独自支撑。在长虹，39岁的王凤朝被看做是倪润峰策略最好的执行者和未来的接班人，而其在倪润峰的绝对话语权下，并没有太多抛头露面的机会。

　　业内人士评价，与凡事都亲历亲为和绝对强势的倪润峰相比，李东生在用人方面更像是能容人，善用人的刘备。李东生曾说：“选定一个项目和一个企业主管，就放手让他们去干。”

　　从杨伟强到IT风云人物吴士宏，再到今天李东生仍大力扶植的万明坚，李东生每次用人都着力在打造一个团队而非仅仅是某个人。毫无疑问，万明坚是TCL集团近年来迅速蹿红的一颗“明星”，一方面，其创造了全年82亿元的销售收入，12.7亿元的利润；但另一方面，万明坚张扬的性格也只有李东生这样宽容的领导才能成就他。

　　一位TCL集团内部人士认为，没有万明坚，TCL手机业务可能做不起来，但是万明坚到了别的地方恐怕也做不好手机业务。刚开始，TCL手机投入1000万美元，第一年就赔了200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李东生并没有让万明坚下台，而是容忍他继续探索，终于取得现在的成就。所以业内人士称，是万明坚成就了TCL移 动，李东生成就了万明坚。

　　倪润峰笑称自己想做的是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但诸葛亮一生小心谨慎，最后的结局仍然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熟悉倪润峰的资深人士一语道破“TCL集团整体上市可以让早已黯然离去的打工皇后吴士宏也成为百万富翁，长虹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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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普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高管身上，而把宇通集团、全兴集团、华强集团以及罗牛山农场等改制事件称之为“管理层收购(MBO)”时，来自于事件中的当事人总是会提醒媒体重视一个事实：职工全员持股(ESOP)。“在上海宇通的背后，事实上不仅仅是21名自然人，而是838名员工。”宇通集团董事长汤玉祥称。因此有媒体为宇通集团高管正名，“宇通案例实际上是ESOP，而非MBO.”

　　根据公开的信息分析，华强集团、全兴集团以及罗牛山农场，都与宇通集团一样，属于全员持股的改制模式。

　　“让员工参与改制有利于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尹中余称。在现有的案例中，改制企业因为采取了全员持股的模式，无一例外地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显然，如果没有郑州市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宇通集团“擦边球”式的改制方案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李大全，郑州市财政局副局长，支持宇通集团改制的郑州市政府官员之一。“现在看来，郑州对宇通集团的改制是正确的”他说。

　　正在实施改制计划的某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之所以鼓励员工参与国企改制，动机有三：其一，改制企业将因为体制的改变而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二，政府可从改制中套现，获得一笔资金支持其它产业或公共事业；其三，广大员工参与国企改制符合“人随资产走，资产随人走”的指导方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根据新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企职工本身就对本企业改制拥有发言权。《办法》规定，在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转让中，如果涉及职工的合法权益，应当听取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对职工安置等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