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叱咤风云中关村
1984年,一批科技人员辞去公职,下海创立了四通公司,启动资金是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借的两万元钱。十多年后,四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它的董事长,也是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段永基也被人们称作中关村的领袖人物之一。很多人都说段永基有超常的智慧,但他却说其实人当中只有百分之五是天才,百分之五是白 痴,其余百分之九十的人智商都是差不多的,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百分之九十
中国民营企业有两种身份
段永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受的是比较封闭的传统教育,呼吸的是计划经济的空气,所以我们是办不成现代企业的。但是有一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人要改变靠谁呢?主要的是靠自己,你能不能自我突破。所以我老觉得咱们改革开放的这词顺序不对,应该提开放改革。因为有了开放之后才有横向比较,有横向比较之后才知自己之不足,才要改革。
杨澜:1984年你离开航空材料研究中心,当时你是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于是下海啦,到四通来。但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要放弃一个国家的铁饭碗,而且是研究单位的一个主任级的位置,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商海当中去,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
段永基:对。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四通虽然是中国非常典型的民营企业,没有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本进来。但四通的成立是有很强的政府背景的。当时贾春旺同志是海淀区的区委书记,在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取得很大成功之后,80年代初转入城市,就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这时候中关村就开始有公司诞生了。贾春旺同志此时就有一个构想,能不能创办没有政府和政府机构的投资、纯粹由知识分子扔掉铁饭碗、只端泥饭碗而组建的公司?所以四通在中关村的公司里边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只要进四通一定要辞去公职,没有后路,没有退路。
杨澜:所以就是说你看到这个2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你也会发现这样一条脉络:就是一方面它们脱离了或者是半脱离了原来的公有制的经济体系,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同时也因为相当长的时间中国有一种政治的形态、经济的形态存在,它们又愿意或者主动地要跟政府结成某种联盟或者一种特殊的关系来保障自己。不光是一个社会地位,也有个经济发展的机会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不是那么多见了。这个对民营企业家在WTO以后如何面对越来越缺少政府保护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段永基:中国民营企业分两种。一种是带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这种企业它天然地就和政府有联系。包括它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啊,坏处就是产权不明晰,有管制,这对成长为一个现代的企业还是很麻烦的。第二类就是纯民营的企业,像四通这样的,它的产权关系就是没有政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没有,或者像温州私营个体户这种民营企业,从产权关系上和四通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这种民营企业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闭关锁国50年造成的对现代企业、现代经济不了解。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四通最喜欢的环境就是半改革半开放的环境。
民营企业的陷阱
杨澜:一方面这个半改革半开放的环境使你能够比国有体制有更多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让你完全面对和国外的这种竞争。
段永基:跟你实话实说了,如果真正的全部开放之后,面对有丰富的商业经验,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有多年的技术积累,而且管理规范,运作也很纯熟的国外对手,民营企业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我在给民营企业的朋友们座谈时说,其实我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短缺的计划体制经济。
杨澜:处于一个讲究计划的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你只要能够灵活地做一点儿老百姓需要的东西,你就发财了。
段永基:对。所以我概括叫机会经营阶段。就是我们大家有种机制,只要我是民营的,只要我们冲破国家计划禁令的话,只要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去做什么,一定能赚钱。所以那个时候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成功不等于你个人的能力,不等于你企业的素质,更不等于你企业形成了某种核心竞争力,那是机会带来的。
杨澜:1995年时候是最风光的时候了。
段永基:对,但之后就不行了。我觉得民营企业它有几个陷阱。第一个就是产权陷阱。产权陷阱里头就是:你是家族式的还是公众化的?虽然家族式的和公众化的都可以,但是这里头一定会遇到优秀人才怎么在产权上有所安排的大问题。第二个陷阱是管理陷阱。就是这种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力的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的管理。第三个就是发展战略的陷阱。我们对市场的调查比较粗放,不够精确,也不够正确,不够精深,不够准确。就是深度,市场调查的深度和准确度都不行。你比如像四通来讲,现在人们老批评说四通没有拳头产品,打字机之后没搞过。其实搞过,也搞过不止一个,但是就是不成功。你比如说这个激光照排,1987年、1988年四通的4S在国内的销售远远超过方正。但是我们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商业模型设计水平不够。我说技术领先,市场潜力巨大,不等于你能成功。4S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赔了两个亿啊。所以我曾经说过企业家犯错误就是有钱的时候犯错误,没钱的时候一般不会犯错误。
杨澜:有钱就不知道该这么用。
段永基:所以说华人企业啊,企业家比企业有名。国外的跨国公司呢,企业比企业家有名。华人企业和企业家,他的财富和他的企业,他的财富在全球富豪里边的排名比例和他的企业在全球大企业中的比例不相称的,华人企业家都比较有钱。
杨澜:人有钱,但企业不一定做得很大。
段永基:对,企业不一定做得很大。我觉得华人企业包括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他们前期的发展是一种领袖中心型的发展模式。但是现在已加入WTO,要和国际竞争的话,一定要改造这个模式。改造成什么呢?制度中心型,由这个短缺的计划经济进入到一个小康的市场体制了。那么这个时候企业怎么做?
董事会要“四化”,但还不够
杨澜:那你觉得企业应该怎么做呢?
段永基:企业必须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机构。这公司治理机构,第一,产权要明晰,所有的人要到位。第二,董事会建设非常关键,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董事会。所以这个董事会一定要选择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来组成。现在我们不是,我们都是把它作为一种荣誉职务的安排。董事会我认为四化不够。
杨澜:四化不够?
段永基:我们中国企业的董事会,第一是公众化程度不够,很低,都是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控制,董事会全是大股东派来的人,这个是不行的。第二个呢,专业化水平很低,董事局是作决策的,在美国我请麦肯锡给我们研究过美国最优秀的7家公司,它里面请的董事都是在同等规模的企业里做过CEO的,就是他都是有决策经验的人,而且是在这个规模里做决策才能来能当你的董事。第三个呢就是国际化程度很低。特别是我们加入WTO后,你面对的是跨国公司,资金、人才、市场、产品、技术,你都要用国际视野来运作这个公司。我们企业只能在家门口做,不行的。
杨澜:最后一个呢?
段永基:第四是规范化。
历史的启发:不止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杨澜:你说你非常喜欢看历史的书和未来的书。从这两类书里你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段永基:就是对咱们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如何定位自己的价值,然后如何调整自己管理模式,特别是管理理论管理理念挺有帮助挺有启发的。看历史嘛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充实吧。比如说,我喜欢看《前出师表》啊,《后出师表》啊,《曾国藩》啊,它们都是传送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虽屡战屡败,但仍屡败屡战,所以成功的人士啊没有一帆风顺的。其实成功就是人家讲的成功将军万人骨啊。
杨澜: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段永基:其实在企业界,包括在学术界都是一样的。我想看这个书在这方面受到的教育就很多,要百折不挠。
户口在自己的口袋里放了八年
杨澜:你在大学毕业以后好像有八年的时间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
段永基:你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是觉得这样不太光彩,但我自己觉得做得还是对的。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直给工宣队所管制。尽管工宣队讲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的,但我们对他们评价非常不高。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辩论。毛主席讲工宣队在工作中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我就给工宣队讲:毛主席说你们得提高政治觉悟,你们政治上显然不太合格。后来工宣队为此很拼命地批斗我,批斗之余呢,就在毕业分配上对我采取不公正的做法。我是独生子,我的女朋友是独生女,但她的出身比我出身好,我当时属于可教育子女,她是工人子女。工宣队说,你放心吧,党考虑事情比你们自己考虑事情还要周到和全面。
杨澜:其实党就是他。
段永基:结果一公布方案,给我们俩一块儿都分到甘肃武都,当时分配去还有很多“大黑帮”子女,是属于政治极不可靠的人。待在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即使美帝国主义进来了,苏修进来了,这地方也不可能产生内应。我当时很生气,觉得工宣队欺骗我,我不能忍受。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就去吧。结果走到那个秦岭的顶上,下了火车之后呢,还要坐汽车才到分配地。正巧那几天遇上下雨,把路基给冲了。结果三天走不了。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店里。当时我是这群学生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没有经验,我对工宣队这种欺骗非常愤慨,所以就回来了。
杨澜:结果八年就等于没有户口是吧?
段永基:户口在自己口袋里,不在派出所。没有户口是小事,那时我也想得通。
杨澜:可是在那样一个时候,如果没有户口的话,你连粮票都没有。
段永基:对啦,最痛苦困难的是粮票问题。当时我父母在干校,我也不敢跟他们说。那时候我二十二、三岁吧,最能吃的时候。我特别想学校给我抓起来。
杨澜:这样吃饭就有人管了,对吧?
段永基:对啊,有饭吃。
杨澜:那你那时候靠谁呢?靠岳父母?
段永基:就是亲戚朋友吧。那时谁能给我20斤粮票那就觉得非常感谢了。我很感谢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和邻居,有善良之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尽管那个年代大家都很困难,光脚不怕穿鞋了。但后来他们都怕我了,一看见我就躲,为什么呢?我找他们的时候,一般都到吃饭的时候去找他们。
杨澜:好歹到食堂有个馒头是吧?
段永基:后来人事部的几个同志帮助我找了个临时工作,就在中学当那个代课老师。这样前前后后加起来八年。1984年5月1日,我在三机部带着我的这个研究室与四通合作,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非常穷,我们也心有不甘吧,所以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致富。
逼上梁山创办四通
杨澜:你那个时候是主动放弃退路,还是被逼无奈?
段永基:后来我之所以下决心来是被所里给逼了。逼上梁山,我来四通纯粹是逼上梁山。我带着所里的职工去搞创收,当时我们因为有提炼的技术特长,也有设备,所以我们研究室是全所奖金最高的,我就有点得意。我们说今年咱们挣点钱呢买台冰箱,明年挣点钱买……
杨澜:洗衣机。
段永基:不,电视机。后年再买洗衣机。后来所里批判我了,说是福利主义。说我们的有些干部搞福利主义。批判就批判吧,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所里开职工大会,每个研究室选职工代表。我们研究室有80多个人,只有3个人不同意选我。但所里说不行,说这个人政治不合格,搞福利主义,不能当职工的代表。我说我能当个研究室副主任,当时是副处级啦,这是三机部党委经过政治考核的。考核之后你们现在说我不合格了,你得给我说出个道理来。他们说,那不行。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所里面没办法待了,我就离开了。
杨澜:现在想起来还好当时待不下去。
段永基:对。那时我走了之后,所里边的知识分子都有句话,说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找四通。
杨澜:所以有人说,你主管这个中关村科技发展,也是一个归队的过程。
段永基:第一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我主动地选择它们,因为我这种身份,有一个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来主持一个国营高科技企业发展,这实际上等于他们在释放一种政策信号。那就是说中关村园区的建设一定是走一种非常市场化的道路。包括人才,也要市场化,资本要市场化,发展要走以适合高科技发展的那种民营机制为主。第二,我自己之所以能够接受,因为中国它不是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它也不是个完全的计划经济,它是在过渡,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呢,主要的资源,就是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各种资源,实际上还是在政府手里控制得比较多。那么中国人的心理呢,一般就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就不愿意协作。所以中关村企业长不大。虽然,我们的有些领导现在很自豪,我们说上个月九千家,这个月宣布说已经一万家啦。
杨澜:问一问规模就吓一跳。
段永基:但一万家不如人家一家。这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文化上的影响力,就是不讲究协作,不讲究产业分工。
中关村“村长”的预测
杨澜:人们称你为中关村的“村长”,能不能预测一下5年以后的中关村会是什么样子?
段永基:我这个村长是外号。我觉得中关村的目标就是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但是高科技园区成功不成功是有硬指标的。硬指标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第一,它这个地区能产生世界领先级的技术,一项两项都行。第二,它应该有世界领先级的企业。第三个,这个地区的某些企业的产品在全国和全球的高科技产品市场的占有率要达到一定的份额。所以5年我觉得短了一点。
杨澜:短了?
段永基:这三项指标,我觉得能在10年左右达到就相当了不起了。
杨澜:从1994年开始呢,好像就产生了一个泰山产业研究院,最开始不是叫这个名字,对吗?
段永基:对。
杨澜:叫什么?
段永基:泰山会。
杨澜:泰山会。这个名字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私人俱乐部啊。
段永基:在硅谷,新兴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非常多的,在总结硅谷成功经验的时候,他们其中很重要就是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企业各类人才的交流。在中国没有这种气氛,因为中国企业相互之间不合作。其实互相交流还是很好的。所以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定位就是俱乐部。
杨澜:俱乐部。
段永基:俱乐部性质。
杨澜:那7年以来,你觉得最大的一次有促进性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呢?
段永基:这不能说一个具体成果,但是有一个成果,就是说企业有很多难言之隐,很多苦衷,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杨澜:互相安慰。
段永基:安慰的成分少。互相出出主意的多。因为泰山会中的一些成员,他们承受力啊,创新精神啊,拼搏精神还是很强的。我自己有个总结,不一定对,这个做企业啊,特别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啊,他应该有三种气质。第一是诗人气质。
杨澜:诗人气质?
段永基:做企业首先要做诗,就是要有想像力。
杨澜:要有想象力。
段永基:你要在天上会画彩虹,这就是一种做诗吧,要有想象力吧,要有创新精神。第二要造势,我这种彩虹能不能实现,你还要把你这种彩虹变成现实的这种气势,你得给他说出来。
杨澜:调动各方面。
段永基: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我怎么调动,安排,怎么安排才可能。第三个你得扎扎实实做事。做诗,作势,做事,你都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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