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还不知道德隆系股票在2004年之后一反常态的下行，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其归去之意已经昭然若揭。德隆没有选择轰然倒下，而是选择了悄悄地离去，这既表现了德隆的高明，也表现了德隆的无奈。而在后面艰难推动这个进程的，则是一种巨大的意志——一种呼唤公平、透明的强烈愿望。在经过刻骨铭心的剧痛之后，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这种意愿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在这种举重若轻的娴熟技巧中，我们也看到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成熟及睿智。事实上，这种睿智和成熟一方面体现为旧式庄家的迅速凋零，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新生力量的培育和成长。在2004年之后，我们看到以基金为代表的新的机构投资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虽然这些机构投资者存在着新生力量必然具有的幼稚和缺失，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在信息披露上以及法规上所受到的制约，

已经与(以庄家为代表的)老一代机构投资者不能同日而语。看来，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深知，在一个典型的信心市场上，是不允许有机构投资者的空白的。显然，这正是维系市场新旧转换最急需的宝贵智慧。

如果我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德隆黯然隐去的姿态，实际上就是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明确信号，是一个旧时代渐行渐远的背影。于是，我们对明天的期待就有了乐观的理由。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由新的意志，新的规则主宰着的未来。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的金融风险一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持续积累。所幸的是，在90年代晚近，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对此已经表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种种迹象也都表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之后，正在金融改革上迅速地进入角色。从南方证券的行政接管到两大国有银行的再注资，再到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
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一开头的几件金融大事中，几乎桩桩都透着“金融改革”的气息。中国金融似乎正在全速进入又一个改革时代。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些看似突兀的改革实际上已经酝酿多时。这种酝酿不止是意味着金融风险本身的逐渐集聚和迫近，也同样意味着中国政治领袖们应对这种风险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作者：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