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之后，中国改革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一大批知识分子以及在传统序列中身份更高的人开始进入和创办民企，民企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壮大，在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也日益增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民企与政府权力的接触也开始变得非常频密，中国民企的“民间本色”逐渐消退。民企的这种蜕变，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加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空白越来越少，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要素资源的竞争（说“争夺”可能更为合适）。这种格局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快速成长的民企将必然带有浓重的“权贵特色”，原因无他，要想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就必然要与政府权力结盟。从某种意义上讲，要素资源的竞争与其说是一场创造财富的游戏，倒不如说是一场财富分配的游戏。社会监督的缺失和要素资源的高度垄断，使这场游戏的财富再分配色彩在中国变得尤其鲜明。这是一场快速致富的比赛，没有什么比这种比赛更容易成批量地制造富豪了。只要“操作”得法，你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坐拥亿万身家。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中，这场游戏的真相其实与掠夺无异。从本质上讲，中国改革是一个政府不断从手中释出资源的过程，存在大量与政府进行“交易”的机会，而这些“交易”正是许多民企可以大展身手、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最佳契机。留心一下我们的“富豪榜”，人们很容易发现，绝大部分富豪都诞生在地产、金融这些要素领域以及与政府权力十分接近的公共事业及基础建设（实际上是财政资金）领域。这一点，绝非偶然。从任何意义上讲，要素领域都是一个经济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要素领域展开的争夺，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最后的质变阶段。对于任何一家有雄心的民营企业来说，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位值得尊敬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网上与我争辩说：在任何制度条件下，私有企业的效率都是最优的。但我所担心的是，在一个允许掠夺的制度条件下，私有企业掠夺的效率也可能是最高的。在这种制度环境中，民企强大的自我激励就很可能变成藐视市场伦理的原始冲动，并导演出另外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当然，作为个体的民企并不能左右它所生存的制度环境。但在中国，民企本身无疑已经成为这种制度的一部分。与国企相比，民企缺乏与政府权力接触的体制内通道，这种匮乏状态使民企有更加强大的动力与政府权力结成共同体。

当然，政治权力与民企的结盟动力并不仅仅来自民企一方。这种结盟也相当符合转型期政治官员们的需要。将权力转化成财富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核心逻辑。在这种逻辑的强制下，民企就被政治权力主动赋予了一些其他的功能。伴随着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当一部分官员眼中，民企业已成为他们将权力化作私有财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担负了许多企业之外的功能（比如就业和政治控制）一样，转型期的部分民企实际上也承载了转移社会财富的功能，鉴于中国改革正在逼近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关键阶段，部分民企的这种功能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我们以为，中国部分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现罪”，它正在参与一场极不公平的分赃活动。在这样一种“视界”中，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企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仅仅为了利润而设立的单纯的企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个从事超经济分配的组织。从逻辑上判断，这种组织更倾向于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拥有这种权力，掠夺财富显然要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从这一点出发，许多民企对市场伦理的蔑视，实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作者：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