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式风格--另类与常态的时空变迁

　　常永亮

　　郎旋风搅起的“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大讨论”转眼一周年了。一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那么多好象是特意为着印证郎咸平的远见而上演的经济事件无不令各界人士唏嘘而感叹。笔者对郎咸平教授的支持毫无保留，但笔者无意于考究他远见卓识的渊源，而是对展现在他身上的一种独特风格产生了兴趣，笔者喻之为“郎式风格”。解析这种风格，对我们国人应该 是有益的。

　　另类的“郎式风格”

　　在我准备写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陷入了一种彷徨：无可否认，不论“郎式研究方式”，“郎式逻辑”，还是“郎式思维”，“郎式语言方式”都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这个沉郁的社会以震撼。然而区区一个社会个体的身上，究竟哪一种特质能够承载一个社会深层改革沉重的话题？

　　郎咸平，这位不同凡俗的域外学者真真切切地给国人带来了另类的思维，另类的学术，另类的语言逻辑方式——整个的人都显得那么奇伟地另类。整个人的另类，就成就了一种风格——“郎式风格”！于是，我似乎发现了一个脉络：——一个社会整体的风格，一定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各种形态的全面展示。——以“郎式风格”反观大陆人的风格，探究一下，两种风格究竟谁为常态，谁更为另类？——如果我们发现了大陆人风格的另类，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高智商个体组成的社会高度扭曲，向世人展示着另类的风格呢？这恐怕是最为切实，最为贴近变革时代的话题了。

　　另类与常态的变迁

　　我们可以先把自己回归为一个常态的，生物的人，这会有利于我们理解何谓常态的社会，常态的人格。

　　和所有的动物一样，一个人饿了，意识里就有了饥饿的感觉，语言中就会有关于饥饿的表述，行为上就会有觅食的举动；而一个人情感冲动了，意识里就有了兴奋的反应，语言中就会有欢歌笑语，举止上就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类，这应该视为常态。

　　然而人是群居的动物。群居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常态。如果一个群居的群体，能够包容常态的个体，个体的常态就得以沿袭﹑传承下来，形成常态的风格。相反，群体不能包容常态的个体，个体的一切自然特征就要扭曲，表现为另类。即如一个叫喊饥饿的孩子，遭父亲一记耳光打得口鼻淌血，往后的饥饿意识就是包藏恐惧的，语言表述就会是迂回的，觅食的行动就会是乖张的——比如偷窃。这一连串的表征就表现为另类。

　　如果某个群体不能包容组织中的每一个常态的个体，则每一个个体的自然表征都会扭曲，都会表现为另类。然而每一个个体都是另类了，在这个群体中，另类的个体实际上就是常态个体了——另类转换为常态！这时，只有另一个群体中某一个常态的个体突兀地闯入这个群体，他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另类——常态转换为另类！

　　由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人类天然地分成为东西南北众多的群体——社会。每一个社会，其文化环境，经济结构等一切社会背景，对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会产生强制性的作用力。这些社会背景包容人的自然属性，这个社会中个体的人就表现为常态，社会背景排斥人的自然属性，个体的人就表现为另类。放眼世界这个大社会，包容人的自然属性的群体是做为人类主流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因而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体风格应该视为人类风格的常态。

　　这样我们就知道：另类还是常态的判断，需要一个参照系。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参照，符合人类原始的，生物的自然属性的个体风格，是人类常态的风格；以我们这个炎黄种族社会为参照，我们这里饿不能说饿，总体感觉不好的事物一定要说“总体是好的但难免有瑕疵”的千古传承就是个体风格的常态。参照系一旦选错，常态与另类就会大错位。就像郎咸平先生前半生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从来就是这样做学问，从来就是这样直斥舞弊。他可能一直是这样的风格，没有人赞他英雄，也没有人会把疑点质询作为诉讼的把柄，让他应付无聊的官司。因为他的风格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个参照系下是常态。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他来到了中国大陆，还是那样的学术风格，语言风格，他就成了令人艳羡的另类。

　　说到此，我们忽然明白：“郎式风格”其实不过是常态人，常态学者的风格。我们看他另类，是因为我们自己之于外部世界尚属于另类。我们在不断走向常态。但是在我们向常态迈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障碍，遇到了一幢旧式古老的建筑——我们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无法轻松地走向常态，于是我们十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只能向着外部世界常态的影像——“郎式风格”投去艳羡的目光。

　　社会改革的过程是另类转变为常态的过程

　　复杂的问题出现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社会中不管是支持郎咸平的百姓，还是视他的学说为洪水猛兽的利益学者，旧式官僚，都对他有另类的感觉。同时又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国人为之欢欣鼓舞，视其为正义的化身，救国救民的英雄。郎式风格，还没有给国人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却令国人有黑云将散，恶气尽吐的快感。对另类的嘲讽﹑蔑视本是人类的天性，而在郎咸平身上，这另类怎就变成了耀眼的灵光了呢？

　　笔者认为，这不但是读者﹑国人，更是国家管理者﹑决策层应该思考并很快得出答案的课题。

　　另类是不会为常态的群体认同的。国人之所以对另类的“郎式风格”有强烈的认同，说明国人的意识形态正在走向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反面，亦即演变为上层建筑不能包容的另类，这另类与“郎式风格”的另类正趋于重合。如果国人的另类意识形态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这其实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初衷，我们还能说它是另类吗？如果不能，我们社会古老的上层建筑是否就成为了另类呢？

　　我们可以把另类与常态做一个二级科目的划分： 新潮另类、旧朝另类；阳光常态、抑郁常态。

　　一个转型的社会，一切的抑郁常态都将成为旧朝另类，而清新的新潮另类，只要不是怪胎，都将成长为阳光常态。改革的过程，往往就是另类与常态互相转化的过程。无论改革的倡导者还是改革的参与者，时时关注于不同领域事物这种质的转化，适时调剂社会整体改革的配方，改革才不至于为旧朝另类所拖累。

　　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正确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三驾拖动社会前进的马车，曾经是我们国人从文盲到精英都能随口咏诵，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了。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我们重新再用这三驾马车来调度我们的社会改革，国人应该是驾轻就熟。

　　改革之初，社会改革的倡导者们面对纷繁交错的利害关系，提纲携领，找到了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次确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为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疏通道路。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经济基础当初几近崩溃的边缘，正是另类的上层建筑阻碍所至。从这一事实出发，按照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理应是最先变革我们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是首先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然而那是要有阵痛的，是休克疗法。我们是要避免休克才选择的渐进式疗法。因而渐进式疗法实施过程中不应该忘记我们理论的本来意义——落后的那驾马车是应该最先驱动的。实际上我们的政治家在变革之初毕其功于一役，甩掉了极左派的社会运行模式本身就是最先驱动了政治改革这驾马车。只是为了避免阵痛的原因，没有继续触动政治体制的框架。这给社会整体的渐进式改革留下了复杂的课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社会整体的渐进式改革一定是经济基础，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驾马车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三足随时都要“鼎力”的运筹过程，并且，渐进式改革躲避了阵痛，躲不开舒缓的长痛，这长痛是应该由社会各方共同承受的。而我们的渐进式改革恰恰在这里迈错了脚步。

　　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另类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无可否认，社会渐进式改革的倡导者在经济改革启动不久，即陷入了功利主义、阶层利益的泥潭。渐进式改革理论上的初衷是化解阵痛，避免社会动荡。而在实践上，经济改革先行一步，首先就为特权阶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来未富阶层可以容忍，如果随后启动的深层改革能令新的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护卫未富阶层随后跟进，则社会的整体改革就成功在望了。然而面对先富阶层在盛宴中的狂欢和弱势阶层逆来顺受的呻吟，渐进式改革的倡导者好像渐渐打消了改革的伤痛要社会各方共同承受的理念，转而对被转嫁了全部痛苦，全部成本的弱势阶层察言观色，测试其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他们认定：只要弱势阶层“承受能力”尚存，上层建筑变革这驾马车就不急于驱动。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深层改革的进程被无限期推迟了。社会在容忍着一部分人变本加厉地劫掠着另一部分人。先富阶层狂欢着，弱势阶层呻吟着。不论狂欢还是呻吟，都不是人类生存的常态。中国人的另类人格，就在这另类的社会状态中生发着，变异着……

　　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重建逾期了——逾期阻碍了新潮另类向阳光常态的正常转化！这座建筑的两座连体别墅——法制体系﹑行政体系应该重建了——重建的上层建筑将能够容纳“郎式风格”。那时的“郎式风格”将不再另类。那时的国人身上都具有了“郎式风格”的某些特质。那时新潮另类的国人和“郎式风格”都将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阳光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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