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三)

裴中阳

　　四、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我们为什么要致富？

　　贫穷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要亡国，亡国就要灭种——这是中国近代史血的教训。

　　2004年“中秋节”前夕，世界上最“烧钱”的运动F1大奖赛的赛车，终于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滩上轰响。但就在不久前的不远处，江苏一位年仅6岁的小女孩自缢身亡(可能创了“世界记录”)，因为她要上学读书的诉求，无数次被无力支付学费的父母所拒绝。

　　她太不幸了，因为目前世界上义务教育仍然要收费的国家只有两三个！

　　人们迷惘了，中国到底是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真正的贫穷国家？

　　1885年的日本，正是三菱与竞争对手合并成立邮船公司，开始由“海上三菱”向“陆上三菱”进军之时。

　　就在不久后的不远处，1889年，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的张之洞创办了的汉阳兵工厂，生产大名鼎鼎的“汉阳造”，被称为中国的“三菱”。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汉阳兵工厂就是今天的(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百年兵工，一直是国有企业的身份；二十载“军转民”，依托日本雅马哈技术，建设集团连续跻身全国最大工业企业500强。

　　2003年，生产经营实现重大突破的建设集团，销售收入达到了28亿元，奋斗目标是产销摩托车100万辆——这就是中国的“三菱”！

　　而在1989年，世界50家大银行中，三菱就占两席；世界100家大企业中，三菱也占有3家。

　　这只是差距问题吗？让我们再看看期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1956年，是我们“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依靠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我国政府全面改造、实际是消灭了民族工商业资本。由于只有一个选择、一个交易对象，交易是否公平可想而知。当然，关键的不是价格问题。

　　不久前的不远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国有(经营性)资产让利于民、转让给了民间资本，再“扶上马、送一程”。十年后，当东南亚经济开始起飞时，我们却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人们习惯于研究“文革”爆发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但归根到底，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建国后我们错误地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计划的前提“国有化”，国有化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剥夺私有财产现象愈演愈烈，以至于列宁在1921年不得不要求退回“资本主义”，推行“新经济政策”。但斯大林继任后，变本加厉地消灭“富农”、实现国有化，随后是付出600万条生命的“大饥荒”。当我们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工商业萧条、经济活力顿失，令人刻骨铭心的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历史是何其相似乃尔！这是国家机器掠夺民间财富的报应，这是国有资产侵吞民族资本的恶果，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畅行天下的悲歌。

　　我们当然要看到，建国后我们利用强有利的资源动员机制，建立起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体制。实际上，以上巨额投资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极端残酷、世所罕见的工农业“剪刀差”(工人“老大哥”也做出了极大牺牲)，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税赋贡献。

　　应当承认，“156项重点工程”发挥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但它与今天的现实没有必然联系吗？——越是重点工程集中的行业，越是我们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比如汽车、钢铁)；越是重点工程集中的地区，越是经济没有活力、民生缺乏保障的地区。拿什么拯救你，东北重工业区！

　　《红楼梦》中四大官僚家族的结局人所共知，“树倒猢狲散”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皇家权势构成了经济威胁。但人们没有注意到，同时代更加朝不保夕的是被压迫、剥削下的民间资本，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空间，只是为官僚资本做代工(OEM)而已！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民营资本得不到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保护，而且只要一旦发展壮大，“抄家”、“充公”的命运必然如影随形。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是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文化桎梏，是绵延不断的官府经济、国家资本对民营经济、私人资本的血腥压迫和掠夺。到了封建社会行将就墓的慈禧太后时代，竟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外向型经济新政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苏联“老大哥”，既不公平，也不负责任。

　　我们为什么要“国退民进”？关键不在于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因为国有企业的生态环境就是经济主体单一、天然排斥竞争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强化其竞争力。更何况，用纳税人的钱与民争利根本就不合逻辑！

　　我们之所以要“国退民进”，根本动因是要消除国有经营性资产的非法性，建立从后封建官府经济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转变社会财富增殖的运转机制，使国家机器回归本位——妥善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国民提供国防治安、义务教育(一定免费)和医疗保险(一定要全覆盖)服务，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

　　五、朗教授错在何处？

　　格林柯尔并购科龙电器有无“国有资产流失”？根本不可能！因为科龙本身就不是国有资产，是属于典型的镇办企业的集体资产。这是明显的概念错误(当然，并非对集体资产就可以放任自流)。

　　顾雏军以小搏大、玩转资本是否非法？否！资本运作的本质特征就是利用资本杠杆撬动产业经营。

　　俗话说：用一元钱做一元钱的事情是过日子，做两元钱的事情是投资实业，做三元钱的事情是搞商业流通，做五元钱的事情是资本运作，做十元钱的事情是搞银行金融，做一百元钱的事情则是炒期货！

　　如果是用两元钱办一元钱的事情呢？那就是国有企业！

　　李东生借TCL上市实现个人致富是否合法？且不提当年TCL经营层与惠州市政府签订的“资产经营、增量分成、股份折转”的合同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只要看到TCL在地方政府未追加一分钱投资的前提下，年经营额从三四亿元扩张到三四百亿元，如果这也要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岂不是越“流失”越民富国强？难道我们还要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与此同理，作为国内最有实力进军“世界500强”的海尔集团，如果也要被棒打“曲线MBO”，岂非这样的“产业报国”多多益善？要知道，海尔不是靠政策垄断、财政支持发展起来的，是真正依靠自身核心竞争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作为民族产业一面旗帜的海尔，即使不是十全十美、不能基业常青，其经验教训也将是我们在走向国际竞争中的宝贵财富。

　　什么叫“资产流失”？不流动的资产是最大的流失，因为真正的价值是在市场交易、流动重组中实现的。因此，“资产流失”与“资产转让”一样本质上是中性词。如果有问题，也要看是否转让价格低于账面值；但要知道转让价格是自由协商的结果，账面值仅供参考。因此，“低价转让”本身并不等同于“有问题”，关键是转让程序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应当承认，暗箱操作、或在信息完全不对称前提下的国有资产转让，会催生出一批“暴发户”，他们实际也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这是社会财富的流失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在此基础上的资本化进程，往往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暴富者”为富不仁、强权干政等现象。

　　正如地球上不存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一样，世界上既没有100%的国有化，也没有100%的私有化。美国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联邦政府直管的80多家国有企业，也贡献了GDP的1%；我们在最大公无私的“文革时代”，也没有完全取缔(农村)集市交易。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国家搞“国有化”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国家搞“私有化”也不乏失败的教训，且不管它们是否只是阶段性的、还是个案性的。

　　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前，欧洲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私人银行和企业大批倒闭，国家政府不得不直接介入整顿重组，形成了强大的国有资产。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控股公司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

　　“二战”后，戴高乐为了促进法国经济的现代化，维护其大国的独立地位，推行政府指导性计划和国有化运动，经济增长比20世纪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明显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

　　但必须注意，法国的“国有化”有以下特点：其一，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绝对主导地位，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目前仅为18%；其二，国有企业多为国有控股公司、甚至公开上市，极少有100%的国企(如此折算下来，国有经济比重不会超过10%)；其三，国企必须按市场化原则运作，得不到什么优惠或关照。

　　以原埃尔夫.阿奎坦(Elf Aquitaine)股份公司为例，它曾是世界10大化学公司之一、法国第二大制药公司，拥有800多家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的跨国性生产经营。

　　1992年9月，该公司注册股本金为23.29亿美元，其中50.79%由国家独资的埃拉普(ERAP)公司持有，是典型的国有控股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公司董事会由18名董事组成，其中1/3为职工代表，2/3为股东代表，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12名股东代表董事中，有9人为企业家即其他公司的董事长、名誉董事长或总经理，有2人为社会专家或学者，即外部(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大股东的埃拉普公司，只是由公司董事长作为代表参与董事会，并没有因身为最大股东而担任董事长。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政府可以任命2名委托代理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具体而言，就是要保证公司与国家签订的所有协议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在经营活动方面，政府除了给该公司规定8500万吨的国家总储油指标和3400万吨的国家安全储油指标外，只是从财政、预算方面干预企业，不与公司签订政策性合同。

　　作为竞争型国有企业，它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其水平与私营企业不相上下；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工资不能由公司自行决定，而要由政府批准。

　　1992年7月，该公司开始实施雇员利润分享计划，在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等12个国家的子公司中，有16857名雇员成为公司股东，持股人数达到集团雇员总数的35%。公司对雇员认购股票实施了优惠，已认购股票中有大约1/3的股票价格优惠10%。

　　2000年，埃尔夫.阿奎坦股份公司与法国的Total Fina公司合并，统称Total Fina Elf公司。就这样，全球石化业内居第4位的公司诞生了，当年在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14位，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59亿美元，利润64亿美元。

　　实际上，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社会资产和社会财富，这一指导思想上在整个欧洲都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我们再来看看东欧巨变中的私有化历程。

　　捷克是实行“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均分给国民；匈牙利是“只卖不分”，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方式，竞价卖给外资企业；波兰则是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不过，他们都没有产生类似俄罗斯式的巨富和寡头。

　　表面上看，俄罗斯的私有化应该归属于“证券私有化”，但实际是一场官商勾结、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骗局。

　　首先是国有企业不合作。大部分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尤其是资产质地和效益不错的企业，拒绝向社会开放股份，使得股票兑换市场始终是有行无市。名义上可以换两辆小汽车的私有化证券，其实连一只汽车轮胎也换不到，最终有1／5的证券没有兑换便作废。

　　其次是政府上下其手、出尔反尔。叶利钦为解决财政危机，以通货膨胀为由大幅提高原来核算企业的价值，打破了私有化证券票面价值的一致性，证券价值被严重注水，而能兑换的资产大幅度缩水，大量优质资产没有进入私有化程序，就被以抵押贷款和银行划拨的方式流入了有权有势的寡头手中。

　　更重要的是，早在苏联时期的改革中，俄罗斯就放开了金融领域，出现了私人银行。而私营金融机构的第一笔资本，就是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得来的。成为寡头的俄罗斯富翁们，随即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效应，在私有化进程中把诸如石油、电力等能源企业尽括囊中。尤科斯的总裁就是通过自己的梅纳楼普银行，在拍卖会上以3.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公司78%的股权，两年后这部分股权市值已升至90亿美元；注意，该股权是公开拍卖得来的，但其基础是极不公平的。

　　且慢，即使如此“原罪”深重的私有化典型案例，在1996-2001年间，尤科斯公司的税前利润上升了36倍，公司市场价值上升到114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一路高涨，2001年新增投资9.45亿美元。同样完成私有化的Sibneft(老板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买下英超切尔西队的阿布)，税前利润也上升了10倍，2001年新增投资达6.19亿美元。而同一期间，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Gazprom天然气公司和UES电力公司，一直处于缓慢的利润退化阶段；而且，前者经理人的贪污腐化丑闻不断。

　　我们是该重新审视前苏联的私有化运动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私有化进程是否过头、国有化比重是否过大；我们既反对国有资本的畅行无阻，也不提倡从(原始)私人资本主义起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老老实实补课，认清国家与国有资产是如何产生的？国有资产为什么天然非法？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本质所在，承认国有资产的“原罪”，最终使国家机器回归本位。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股份制的普及和成熟使得资本主义进入了有序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收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三位一体”的功能耦合，经济系统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洽系统，人类进入了社会资本主义时代。

　　图2 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

　　远在1929年，美国社会的资本结构已高度社会化。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全美最大规模的铁路公司)、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全美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和美国制铁公司(全美最大的产业公司)等三家巨型企业为例，其最大股东的股票所有量，分别为各该公司全体股票的O.34%、0.7%及O.9%；即使综合前20位大股东的全部股份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只占全体的2.7%，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占4.0%，美国制铁公司占5.1%；而这些大股东以外的股东，电话电信公司有50万位，铁路公司有19.61万位，制铁公司则有18.26万位。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资本社会化！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国企经营者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类是推动企业改制转型、带领员工共同致富，这是最成功的经营者。

　　第二类是企业跨了、但个人富了，经营者在道德上、法律上是被惩罚的对象；但如果其私有企业发展壮大了，社会财富总量也是增殖了。

　　第三类是企业不死不活不发展，这是最失败的经营者，因为社会财富未增加！

　　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们要“反右”、更要注意“防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从古今中外来看，国有资产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有限)财富的流失，这才是“原罪”；没有一个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能够真正民富国强(反之同样成立)，这就是“实证”。

　　什么是我们的强国梦？

　　是“世界500强”都到中国来投资？

　　是既无品牌、又无核心竞争力的垄断性国企进入“世界500强”？

　　否！以上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新形式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只能靠民营财团的健康成长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全球概莫能外！当经济生活对民营资本全面解禁的钟声响起之时，才真正是我们民族的福祉、历史的进步和强国的基石。

　　谁会不情愿看到这一天早日来临呢？

　　(作者为深圳市金海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全文完)

　　此前文章：

　　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一)

　　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