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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三)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10日 00:09 新浪财经
裴中阳

  四、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我们为什么要致富?

  贫穷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要亡国,亡国就要灭种——这是中国近代史血的教训。

  2004年“中秋节”前夕,世界上最“烧钱”的运动F1大奖赛的赛车,终于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滩上轰响。但就在不久前的不远处,江苏一位年仅6岁的小女孩自缢身亡(可能创了“世界记录”),因为她要上学读书的诉求,无数次被无力支付学费的父母所拒绝。

  她太不幸了,因为目前世界上义务教育仍然要收费的国家只有两三个!

  人们迷惘了,中国到底是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真正的贫穷国家?

  1885年的日本,正是三菱与竞争对手合并成立邮船公司,开始由“海上三菱”向“陆上三菱”进军之时。

  就在不久后的不远处,1889年,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的张之洞创办了的汉阳兵工厂,生产大名鼎鼎的“汉阳造”,被称为中国的“三菱”。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汉阳兵工厂就是今天的(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百年兵工,一直是国有企业的身份;二十载“军转民”,依托日本雅马哈技术,建设集团连续跻身全国最大工业企业500强。

  2003年,生产经营实现重大突破的建设集团,销售收入达到了28亿元,奋斗目标是产销摩托车100万辆——这就是中国的“三菱”!

  而在1989年,世界50家大银行中,三菱就占两席;世界100家大企业中,三菱也占有3家。

  这只是差距问题吗?让我们再看看期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1956年,是我们“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依靠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我国政府全面改造、实际是消灭了民族工商业资本。由于只有一个选择、一个交易对象,交易是否公平可想而知。当然,关键的不是价格问题。

  不久前的不远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国有(经营性)资产让利于民、转让给了民间资本,再“扶上马、送一程”。十年后,当东南亚经济开始起飞时,我们却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人们习惯于研究“文革”爆发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但归根到底,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建国后我们错误地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计划的前提“国有化”,国有化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剥夺私有财产现象愈演愈烈,以至于列宁在1921年不得不要求退回“资本主义”,推行“新经济政策”。但斯大林继任后,变本加厉地消灭“富农”、实现国有化,随后是付出600万条生命的“大饥荒”。当我们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工商业萧条、经济活力顿失,令人刻骨铭心的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历史是何其相似乃尔!这是国家机器掠夺民间财富的报应,这是国有资产侵吞民族资本的恶果,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畅行天下的悲歌。

  我们当然要看到,建国后我们利用强有利的资源动员机制,建立起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体制。实际上,以上巨额投资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极端残酷、世所罕见的工农业“剪刀差”(工人“老大哥”也做出了极大牺牲),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税赋贡献。

  应当承认,“156项重点工程”发挥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但它与今天的现实没有必然联系吗?——越是重点工程集中的行业,越是我们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比如汽车钢铁);越是重点工程集中的地区,越是经济没有活力、民生缺乏保障的地区。拿什么拯救你,东北重工业区!

  《红楼梦》中四大官僚家族的结局人所共知,“树倒猢狲散”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皇家权势构成了经济威胁。但人们没有注意到,同时代更加朝不保夕的是被压迫、剥削下的民间资本,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空间,只是为官僚资本做代工(OEM)而已!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民营资本得不到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保护,而且只要一旦发展壮大,“抄家”、“充公”的命运必然如影随形。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是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文化桎梏,是绵延不断的官府经济、国家资本对民营经济、私人资本的血腥压迫和掠夺。到了封建社会行将就墓的慈禧太后时代,竟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外向型经济新政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苏联“老大哥”,既不公平,也不负责任。

  我们为什么要“国退民进”?关键不在于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因为国有企业的生态环境就是经济主体单一、天然排斥竞争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强化其竞争力。更何况,用纳税人的钱与民争利根本就不合逻辑!

  我们之所以要“国退民进”,根本动因是要消除国有经营性资产的非法性,建立从后封建官府经济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转变社会财富增殖的运转机制,使国家机器回归本位——妥善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国民提供国防治安、义务教育(一定免费)和医疗保险(一定要全覆盖)服务,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

  五、朗教授错在何处?

  格林柯尔并购科龙电器有无“国有资产流失”?根本不可能!因为科龙本身就不是国有资产,是属于典型的镇办企业的集体资产。这是明显的概念错误(当然,并非对集体资产就可以放任自流)。

  顾雏军以小搏大、玩转资本是否非法?否!资本运作的本质特征就是利用资本杠杆撬动产业经营。

  俗话说:用一元钱做一元钱的事情是过日子,做两元钱的事情是投资实业,做三元钱的事情是搞商业流通,做五元钱的事情是资本运作,做十元钱的事情是搞银行金融,做一百元钱的事情则是炒期货

  如果是用两元钱办一元钱的事情呢?那就是国有企业!

  李东生TCL上市实现个人致富是否合法?且不提当年TCL经营层与惠州市政府签订的“资产经营、增量分成、股份折转”的合同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只要看到TCL在地方政府未追加一分钱投资的前提下,年经营额从三四亿元扩张到三四百亿元,如果这也要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岂不是越“流失”越民富国强?难道我们还要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与此同理,作为国内最有实力进军“世界500强”的海尔集团,如果也要被棒打“曲线MBO”,岂非这样的“产业报国”多多益善?要知道,海尔不是靠政策垄断、财政支持发展起来的,是真正依靠自身核心竞争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作为民族产业一面旗帜的海尔,即使不是十全十美、不能基业常青,其经验教训也将是我们在走向国际竞争中的宝贵财富。

  什么叫“资产流失”?不流动的资产是最大的流失,因为真正的价值是在市场交易、流动重组中实现的。因此,“资产流失”与“资产转让”一样本质上是中性词。如果有问题,也要看是否转让价格低于账面值;但要知道转让价格是自由协商的结果,账面值仅供参考。因此,“低价转让”本身并不等同于“有问题”,关键是转让程序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应当承认,暗箱操作、或在信息完全不对称前提下的国有资产转让,会催生出一批“暴发户”,他们实际也是社会财富的掠夺者(这是社会财富的流失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在此基础上的资本化进程,往往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暴富者”为富不仁、强权干政等现象。

  正如地球上不存在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也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一样,世界上既没有100%的国有化,也没有100%的私有化。美国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联邦政府直管的80多家国有企业,也贡献了GDP的1%;我们在最大公无私的“文革时代”,也没有完全取缔(农村)集市交易。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国家搞“国有化”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国家搞“私有化”也不乏失败的教训,且不管它们是否只是阶段性的、还是个案性的。

  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前,欧洲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私人银行和企业大批倒闭,国家政府不得不直接介入整顿重组,形成了强大的国有资产。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控股公司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

  “二战”后,戴高乐为了促进法国经济的现代化,维护其大国的独立地位,推行政府指导性计划和国有化运动,经济增长比20世纪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明显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

  但必须注意,法国的“国有化”有以下特点:其一,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绝对主导地位,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目前仅为18%;其二,国有企业多为国有控股公司、甚至公开上市,极少有100%的国企(如此折算下来,国有经济比重不会超过10%);其三,国企必须按市场化原则运作,得不到什么优惠或关照。

  以原埃尔夫.阿奎坦(Elf Aquitaine)股份公司为例,它曾是世界10大化学公司之一、法国第二大制药公司,拥有800多家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的跨国性生产经营。

  1992年9月,该公司注册股本金为23.29亿美元,其中50.79%由国家独资的埃拉普(ERAP)公司持有,是典型的国有控股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公司董事会由18名董事组成,其中1/3为职工代表,2/3为股东代表,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12名股东代表董事中,有9人为企业家即其他公司的董事长、名誉董事长或总经理,有2人为社会专家或学者,即外部(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大股东的埃拉普公司,只是由公司董事长作为代表参与董事会,并没有因身为最大股东而担任董事长。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政府可以任命2名委托代理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具体而言,就是要保证公司与国家签订的所有协议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在经营活动方面,政府除了给该公司规定8500万吨的国家总储油指标和3400万吨的国家安全储油指标外,只是从财政、预算方面干预企业,不与公司签订政策性合同。

  作为竞争型国有企业,它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其水平与私营企业不相上下;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工资不能由公司自行决定,而要由政府批准。

  1992年7月,该公司开始实施雇员利润分享计划,在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等12个国家的子公司中,有16857名雇员成为公司股东,持股人数达到集团雇员总数的35%。公司对雇员认购股票实施了优惠,已认购股票中有大约1/3的股票价格优惠10%。

  2000年,埃尔夫.阿奎坦股份公司与法国的Total Fina公司合并,统称Total Fina Elf公司。就这样,全球石化业内居第4位的公司诞生了,当年在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14位,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59亿美元,利润64亿美元。

  实际上,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社会资产和社会财富,这一指导思想上在整个欧洲都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我们再来看看东欧巨变中的私有化历程。

  捷克是实行“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均分给国民;匈牙利是“只卖不分”,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方式,竞价卖给外资企业;波兰则是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不过,他们都没有产生类似俄罗斯式的巨富和寡头。

  表面上看,俄罗斯的私有化应该归属于“证券私有化”,但实际是一场官商勾结、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骗局。

  首先是国有企业不合作。大部分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尤其是资产质地和效益不错的企业,拒绝向社会开放股份,使得股票兑换市场始终是有行无市。名义上可以换两辆小汽车的私有化证券,其实连一只汽车轮胎也换不到,最终有1/5的证券没有兑换便作废。

  其次是政府上下其手、出尔反尔。叶利钦为解决财政危机,以通货膨胀为由大幅提高原来核算企业的价值,打破了私有化证券票面价值的一致性,证券价值被严重注水,而能兑换的资产大幅度缩水,大量优质资产没有进入私有化程序,就被以抵押贷款和银行划拨的方式流入了有权有势的寡头手中。

  更重要的是,早在苏联时期的改革中,俄罗斯就放开了金融领域,出现了私人银行。而私营金融机构的第一笔资本,就是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得来的。成为寡头的俄罗斯富翁们,随即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效应,在私有化进程中把诸如石油、电力等能源企业尽括囊中。尤科斯的总裁就是通过自己的梅纳楼普银行,在拍卖会上以3.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公司78%的股权,两年后这部分股权市值已升至90亿美元;注意,该股权是公开拍卖得来的,但其基础是极不公平的。

  且慢,即使如此“原罪”深重的私有化典型案例,在1996-2001年间,尤科斯公司的税前利润上升了36倍,公司市场价值上升到114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一路高涨,2001年新增投资9.45亿美元。同样完成私有化的Sibneft(老板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买下英超切尔西队的阿布),税前利润也上升了10倍,2001年新增投资达6.19亿美元。而同一期间,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Gazprom天然气公司和UES电力公司,一直处于缓慢的利润退化阶段;而且,前者经理人的贪污腐化丑闻不断。

  我们是该重新审视前苏联的私有化运动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私有化进程是否过头、国有化比重是否过大;我们既反对国有资本的畅行无阻,也不提倡从(原始)私人资本主义起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老老实实补课,认清国家与国有资产是如何产生的?国有资产为什么天然非法?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本质所在,承认国有资产的“原罪”,最终使国家机器回归本位。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股份制的普及和成熟使得资本主义进入了有序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收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三位一体”的功能耦合,经济系统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洽系统,人类进入了社会资本主义时代。

  图2 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

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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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在1929年,美国社会的资本结构已高度社会化。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全美最大规模的铁路公司)、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全美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和美国制铁公司(全美最大的产业公司)等三家巨型企业为例,其最大股东的股票所有量,分别为各该公司全体股票的O.34%、0.7%及O.9%;即使综合前20位大股东的全部股份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只占全体的2.7%,美国电话电信公司占4.0%,美国制铁公司占5.1%;而这些大股东以外的股东,电话电信公司有50万位,铁路公司有19.61万位,制铁公司则有18.26万位。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资本社会化!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国企经营者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类是推动企业改制转型、带领员工共同致富,这是最成功的经营者。

  第二类是企业跨了、但个人富了,经营者在道德上、法律上是被惩罚的对象;但如果其私有企业发展壮大了,社会财富总量也是增殖了。

  第三类是企业不死不活不发展,这是最失败的经营者,因为社会财富未增加!

  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们要“反右”、更要注意“防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从古今中外来看,国有资产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有限)财富的流失,这才是“原罪”;没有一个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能够真正民富国强(反之同样成立),这就是“实证”。

  什么是我们的强国梦?

  是“世界500强”都到中国来投资?

  是既无品牌、又无核心竞争力的垄断性国企进入“世界500强”?

  否!以上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新形式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只能靠民营财团的健康成长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全球概莫能外!当经济生活对民营资本全面解禁的钟声响起之时,才真正是我们民族的福祉、历史的进步和强国的基石。

  谁会不情愿看到这一天早日来临呢?

  (作者为深圳市金海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全文完)

  此前文章:

  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一)

  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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