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中阳：国有资产流失纵横谈(一)

　　裴中阳

　　引子

　　半年前，知名学者郎咸平教授发动了声讨“国有资产流失”的系列攻势，矛头直指TCL、格林柯尔(行情 论坛)和海尔等巨型企业，杀手锏就是“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时过却未境迁，重提此事并非有关论战仍未尘埃落定，而是如果对相关问题不能正本清源，从基本理论概念和社会历史高度加以全面考量和彻底厘清，那么正反双方就仍停留在粗浅层面上，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得以进步，善良的人们就仍然被善良的欺骗误导着。

　　一、从社会剩余财富到国家的产生

　　显然，没有国家也就不存在国有资产，而国家也绝非“人之初”就存在的。那么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

　　洪荒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是纯自然环境，即衣食住行皆来自天赐，所谓“举起手来摘果子、捡起石头打野兔”，人类根本没有、也无法储备剩余财富。

　　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天然资源的减少，一定环境中的人口消耗与自然储备发生失衡，“不劳而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被迫逐步学会了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人工开发，这就出现了农牧渔业等第一产业。第一产业解了人们生存资源之困，并带来了剩余财富，并使之可以储存。同时，社会分工也随之产生。

　　有了剩余财富和社会分工，人们自然要互通有无，商品交易随之而来。且慢，剩余财富的出现难免招致贪婪和掠夺，盗贼滋生、土匪横行。

　　为了“攘外安内”，人们发明或接受了国家这一权力机器，而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财富支撑，捐税便纳入议事日程。显而易见，国家及相应捐税原是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比盗贼文明些的“坐地强盗”，捐税本质上是一种“保护费”，但它带来了国家占有或使用财富的机会。

　　当然，具有一定强势或喜欢穷兵黩武的国家也会掠夺别国的财富，这也会带来本国财富的增加。

　　图1 国家的产生过程图示

　　注意，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是“国家”(剩余)财富，而非“国有”(剩余)财富，因为财富本身是社会(捐献)的，只是被以国家(名义)占有支配和使用而已。因此，“国家剩余财富”本质上由国家集中保管或使用的“社会剩余财富”。反之，在没有社会剩余财富的时代，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

　　显而易见，国家剩余财富来源于下列等式：

　　对内捐税+对外掠夺—国家机器运转费用(财政支出) = 国家剩余财富

　　如果对内捐税与对外掠夺之和小于国家机器运转费用，就会出现财政赤字；反之，就会产生国家剩余财富。那么，国家财富出现剩余该如何处置呢？

　　从理论上讲，国家剩余财富只能有三种命运和安排：

　　第一，用之于民，为国民提供有效的警察、军队等治安服务，现代社会还要满足(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险等社会需求。

　　第二，被部分贪官污吏化公为私。这种监守自盗者可能将财富挥霍一空，也可能用于私人投资经营。前者是社会财富的净流失、净损失，而后者却有可能继续使社会财富增殖——虽然其所得是不道德的、非法的，但总比前者更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

　　第三，部分国有剩余财富被以国家的名义用于商业性投资运营。我国自汉武帝时代起，就实行盐铁官营、酒专卖，武器制造、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也大多由官府经营。国有资产就这样出现了。

　　二、国有资产的“原罪”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国家财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而出现剩余后，国有资产才有可能出现。但可能并不等于必然，剩余国家财富要成为营运性国有资产，还必须满足以下前提：

　　(一)社会剩余财富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寻求除直接改善国计民生之外的其他用途。

　　这一前提在古今中外均闻所未闻。

　　即使社会剩余财富在不断增加，但国民的公共需求也将同步增长甚至超前放大。因此，世界上最民富国强的美国，也是世界上国债规模最大的国家；最接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北欧，同样存在相对贫困或需要国家救济的社会阶层。另外，在越来越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全球，任何富裕国家都不能完全封闭起来自我享受，总要承担一些国际责任。

　　普遍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国家消亡的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国之不存，国有资产焉附？

　　(二)国民对国家机器监督失控、或同意国家挪用社会财富于投资经营。

　　实际上，即使前提(一)成立，国有资产要成为现实还必须满足前提(二)：社会剩余财富要转变为国有资产，要么是政府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授权许可(至于具体采取何种形式另当别论)，要么是政府在社会监督失控条件下的自行其是。

　　显然，后一种现象本身就是非法的，不管有关政府官员是否中饱私囊。换句话说，在未得到社会公众授权许可的前提下，将社会公共财富用于商业运营实际是一种集体贪污。

　　再进一步，如果奉献了几十年的退休老工人领不到基本的退休金(要求并不高)、下岗职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救济(并非象欧美人一样挑肥拣瘦)、边远山村的孩子上学还要靠国际罕见的“希望工程”资助(其间还有无数贪官围追堵截和贪污挪用)、8亿农民实际被国家财政完全排除在外(同时要为即将免除的农业税感激涕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公众有无可能同意将为数有限的公共财富(绝不是剩余财富)用于投资经营呢？

　　当然，强势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征求“愚民”意见自有它的现实合理性，而强奸民意也是同一回事。

　　应当承认，在发生战争等特殊状态下，从国家整体利益(实际是民族利益)出发，国家也可以搞一些军工企业。二战中，英国就征用了数百家民营军工厂；但战争结束后就将这些企业发还民间了，而且还要给予适当补偿。

　　(三)某些特殊领域不适合民营，只能由国家来经营。

　　人类的文明程度毕竟是与时俱进的，其中包括良民、也包括盗贼。

　　讲究领导艺术的、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政府，会孜孜不倦地劝导民众：民间资本无力介入的行业，如电力、航空和石化等规模经营领域，只能有国家来经营。

　　在买辆自行车都要用掉一年工资的20年前，上述道理绝对成立。但不论是刚刚轰然倒塌的德隆国际、还是依然健在的希望集团，还有没有他们家族企业无力投资的领域存在呢(航天事业暂时例外)？如果说唐氏四兄弟还是靠资本运营暴发，而刘氏四兄弟勤劳致富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时候，会有博士生导师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诲人不倦：某些自然垄断性行业需要国营，比如电信、煤气、自来水等，搞两个网络岂不是资源浪费、重复建设？

　　对此，我们只要回顾一下电信体制改革的情况就明白了：有了联通，移动通信的费用才大幅度下滑；有了网通、铁通等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电信(行情 论坛)的“霸王”条款才在社会舆论和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下逐步缩减。上述竞争虽然也是在国有企业之间展开的，但有无竞争却是天壤之别。

　　我们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什么行业只有“一家独霸”才最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才最大限度地利国利民？

　　(四)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高于民间资本，国家最会赚钱。

　　奇怪得很，持此论点的不仅有“土鳖”，也有“海龟”；不仅有观点，而且有实证。据说有研究结果证明，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的运营效率高于民营企业；而香港市民热捧“H股”，则是有目共睹。

　　在海外上市的大陆电信、石化和电力等行业垄断性国企股票，的确赢利能力不仅出众，而且是屡屡刷新纪录。但不要忘了，以上赢利能力是建立在对市场游戏规则的破坏、对民众经商纳税精神的摧残基础之上的；而且，这些垄断性国企的核心竞争力乏善可陈，在行业保护撤除后，对外来资本的冲击毫无招架之功。他们葬送的不仅是我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而且是将大好市场拱手相让。这才是最后的“盛宴狂欢”！

　　近年来，还有谁比中国的一汽、二汽和上汽等更乐不可支呢？但欧洲籍日产汽车CEO的批评真叫“煞风景”：中方对合资企业的贡献率为零！

　　换个角度，如果说“国企运营效率高于民企”现象成立，那就会出现以下逻辑悖论：

　　其一，如果国家最能赚钱，那它只能是赚老百姓的钱。国家为什么要赚老百姓的钱？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哪里？

　　垄断性国企提供、或强迫我们接受的垄断性价格，本质上就是国家政府对我们的“二次征税”！

　　其二，它使得捐税本身没有了意义。政府挪用国家财富(是否真正剩余还是个未知数)投资经营，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投资经商，势必发生与民争利现象，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还要纳税？

　　再者，既然国企效率高，就不如干脆消灭民营企业；如果消灭了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又要回到利润上缴时代，税收就没有了概念基础；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经济体中，由于不存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和交换，也就不存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前提——这就是中国封建、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源所在。

　　其三，国家不应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存在，国有资产本身不应该增殖保值，其赢利应该来之于民、用之于民，需要保值增殖的是社会财富。

　　总之，国有资产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非法的，是社会财富(并非剩余、而是有限甚至是稀缺财富)的流失，这就是国有资产的“原罪”；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在逻辑上不成立，至于通过举债(如发国债)方式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在理论上则更为荒谬。

　　自从国家产生后，国家(或以国王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就集中体现在对社会财富的征集与支配上。双方“博弈”关系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制度。

　　由于长期受到西班牙的奴役压迫，因而荷兰获得自由后，便始终注意限制国王的权利，不给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机会。同时制订相关法律，强调保护私有经济和商业自由，给予其各种特许权和免税优惠政策。

　　1531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交易所大厦在安特卫普正式开放，在这里交易的不是实物而是商品凭证。在欧洲到印度的航海贸易线打通之后，荷兰政府不是由国家直接专营、与民争利，而是把专营权授予东印度公司，并派兵提供军事保护。1605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董事会。

　　在素以中央集权闻名的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自17世纪中叶开始，法国进入了专制主义时代。“朕即国家”的含义就是：如果国家的钱太少，它就应该设法获取；国家机构的任务，就是为国王增加财富。当然，这种逻辑的后果就是社会动乱、农民暴动。

　　“重商主义”的出发点本是“为国(王)分忧”，但其指导思想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增加税赋而又不引起暴动，只能靠政府发展经济。因此，法国早在17世纪便开始取消道桥收费，建立大型手工工场，制定质量标准，鼓励生育，少进口、多出口。当然，这难免导致对内与民争利，对外频发贸易保护争端，甚至发生战争。

　　但穷奢极欲的国王总是入不敷出。1789年，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的路易十六召开已关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逼迫社会最低层的平民拿出钱来填平政府赤字。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了，路易国王走上了断头台。

　　(未完待续)

　　(作者为深圳市金海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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