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案引爆中国股市堰塞湖(2)

　　学界官场游刃有余

　　当时王益的身份对北京大学的EMBA招生起了很大作用。开始时，他担任金融班的班主任，学生以企业家为主，而且是很多知名企业的，王石、李宁都是第一批学员，“很多学员，是冲着他证监会前副主席、国开行现副行长身份来的”。大家觉得，可以听到一些资本市场上公司运作的真实经验。

　　一位经济学家听过王益的公司治理课程，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也是相对真实的问题是，“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当成了一种猎取金钱的工具”。他觉得听王益的课程，获得的不是学理上的清晰化，而是听取了一些“野蛮的个案”，或者一些有争议的手段，“感觉台上讲课的不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而是一位混迹江湖的老大”。

　　王益对光华管理学院也确实贡献不少，很多项目他都拿到光华来做，这就意味着一笔笔的科研经费能够进光华。一位老师还记得，“他很注意平衡，比如将几个项目平均分配，让老师们之间不要产生矛盾”。

　　这种投桃报李的行为，在日常场景中也经常出现。王益每次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领导共同出现时，他总是介绍：“这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胡适。”混迹于学界和官场的王益显然将两方面的某些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为人处世颇有一套

　　王益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学校短暂担任助教后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在那里工作长达7年。王益身边的人介绍，他的不少人脉是那个时间段积累的，“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王益积累人脉的方式，据说很让对方舒服，并不突兀。一位曾和王益打过数次交道的人说:“他初次见面，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一定很好。”除了那么多光环之外，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大科技”曾经的总经理付文明就对王益有很好的印象，即使在王益被“双规”的今天，他仍然开口就说王益好话。“他做事态度认真，工作有激情。”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付文明被外界传说和王益关系很好，叫王益“大哥”，据说云大科技上市完全就是靠付文明与王益的交情，可是付文明自己完全否认。1998年，云南省按照部署，要完成一定公司的上市任务，“完全是指标化的，并非像现在公司上市那么困难”。所以，他在1998年和王益处于初次见面的状态，之后也没什么联系。

　　而1998年任职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正好来云南考察这一项目，大家都想他是云南人，又是肯定要上市的项目，应该很容易过关。可是付文明回忆，“他是个工作中很有激情的人，无论是他的手下，还是我们，要是汇报不清晰，都会被他驳回”。

　　可是和王益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却说，“他网罗了一大帮人在他周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组合，而是靠自己的一定的人格吸引力”。

　　王益擅长把自己周围的人组合在一起，例如在组织某企业上市的审查过程中，作为政策主管部门的证监会副主席的他有天然的优势地位，把券商、公司法人、政府官员全部组织起来，“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关系，之后才成为朋友”。 (王恺)

　　-王益其人

　　29岁踏上仕途平步青云

　　艰难选择：为官还是为商

　　1992年，王益和中国证券市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年轰动一时的深圳“8·10”集体舞弊事件，让中国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4天，两地股市大跌。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

　　1992年10月，被调至这个新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王益面临的选择，则是关于自身前途。

　　其实，这不是王益一个人的困惑。这一年，在政府中层或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

　　王益是“92派”成员之一，他经过接近一年时间权衡的结果，是选择下海。他在政府的资源帮助下迅速获得了“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的头衔。“1993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加入到了海南淘金的热潮中。”这名知情人说，“不幸的是，王益夫妻二人赶上了海南开发的末班车，1992年底，1993年初，他们杀到海南，不到一年时间，1994年海南的房地产热就基本见顶了。”连像万通母公司海南万通这样更早涉足地产开发的企业都身陷危机，更不用说王益这样的后来者了。

　　重回仕途：

　　编织更大“舞台”

　　生意上的失利让王益反思自己的选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生意场，办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两年多的从商经历让他疲惫不已。”国家开发银行一名接近王益的知情人说，“这让他下决心要重回仕途。”

　　1993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办公室设在证监会。自此，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等初步实现一体化，两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这次机构调整为王益重返证监会提供了机会。

　　“成了运动员的裁判，不能说他们一定都有问题，但这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监管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隐患。”一名业内人士说，“他们和身处监管部门的王益编织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内部斗争：“行政”战胜“市场”

　　王益到证监会的1995年，这个成立于资本市场蛮荒时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监管机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内部斗争。它的结果，是行政派战胜了市场派。

　　后者代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山人物之一、现为中国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对于监管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的察觉和警惕，是高西庆在1995年选择离开他一手参与创建的证监会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辞职。”高西庆说，“我在任时，有一次听人讲，我们部门的职员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车接走了。后来这个职员告诉我是因为顺路。我就此专门开会讲过一次，‘顺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给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觉’。

　　高西庆当时的职务是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学法律、在华尔街担任律师、1989年回国担任“联办”(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师的学者型官员。显然，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经验遇到了挑战。

　　蛮荒时代：

　　积累丰富人脉

　　但市场派的理论没有起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中唯一一个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政府积极筹建证券市场，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证券规则。行政和市场之争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争——行政发审权力向证监会集中，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地方长达数年的博弈到1997年画上了句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收，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王益成了最终实至名归的行政权力的收获者。高西庆离任后，他所负责的发行部，被刚刚就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显然是一位充满本土色彩的监管层官员。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这段时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这些资源，在麻烦不断的股市蛮荒时代，的确显得更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称。

　　(朱文轶 陈晓)